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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9年以来，政府对农村性别文化的型塑，先后经历了“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和“吸纳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两个时期。当前，随着农村女性主体意识提高和国家发展战略人本转向，政府型塑农村性别文化目标和国家战略发展目标间，一种“相容而独立”的关系模式已经开始形成。正是这种新模式，使得政府对农村平等性别文化的型塑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
关键词：性别文化；农村；型塑；政府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24-03
文化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选择，先进性别文化能够促进人的发展，反之，落后性别文化对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一种桎梏。当前农村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制约着农村妇女的解放与发展，也在很多方面对男性形成了束缚与羁绊，并严重阻滞着和谐农村的建设进程。作为国家对整个社会进行干预与改造一个组成部分，政府是型塑性别文化的重要力量，其型塑目标的定位也往往与国家特定时期的整体发展战略关系密切。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构成了特定时期政府型塑性别文化的宏观背景，它无论是对性别文化型塑目标的定位，还是对这种目标的实现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对不同时期政府型塑农村性别文化目标和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做一纵向梳理，并从二者关系模式的视角论述当前政府型塑农村平等性别文化的可行性。
一、农村性别文化型塑目标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着如何取得政权合法性，如何恢复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和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起社会主义大厦的难题。资源的匮乏、劳动力的短缺，使得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作用和贡献再一次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强调。1955年，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 “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2] 为彻底解放妇女生产力，国家秉承共产党一贯倡导的男女平等思想，运用意识形态、政治动员、行政干预等手段做出了一系列努力。1950年的《婚姻法》改变了妇女在传统家庭中的无权地位，把她们从男性的“附属品”转变成在家庭中拥有独立地位的个人，并得以走出家庭进入社会顺利参加劳动生产。《土地法》与《劳动保护条例》使农村妇女不仅与男子一样以个体身份获得土地分配权，也在劳动上实现了与男子的同工同酬，由社会财富的消费者变成创造者。《选举法》与《宪法》都明确规定农村妇女享有同男性同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通过鼓励参与政治生活，使之具有与男性同等的人格尊严。另外，国家还通过舆论环境的型塑，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动员，把“劳动光荣”、“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做得到”等构建为主流话语，为妇女解放、不平等性别文化的变革创造有利的话语空间。
在政府的倡导与鼓励下，妇女大规模地参加农田劳动。1950年时，在新解放区只占妇女劳动力的20%—40%；而到1957年，农村适龄妇女中则有70%参加进来。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思潮下，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托儿所、洗衣店等的相继出现，解决了农村妇女参加农田劳动的后顾之忧。1958—1959年，参加农田劳动的妇女达到了90%，年平均劳动日约250个，相当于男劳动力的3/4，而且在男劳动力被抽去大炼钢铁与兴修水利时，妇女不仅挑起了农业生产的大梁，且一部分如驾驶员、饲养员、保管员等非农岗位也由妇女充任，形成了农村妇女的第一次全面参与。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农村妇女的这种社会参与并非完全是我们想象中的令她们欢呼雀跃的所谓“解放”。农村妇女经济地位的获得与提高虽然改变了传统的两性分工，使她们成为独立的劳动者，并具有独立的人格地位，但当时以体力与畜力为主的劳作方式决定了她们在经济活动中只能充当男劳动力的助手与配角，其劳动参与具有低层次（非技术性）与不完全参与（阶段性或季节性），且容易在条件发生变化时出现回潮或“逆转”。在公共食堂解体后，农村妇女既要承担传统的家务劳动，又要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生活负担格外沉重。在参加田间劳动时，农村妇女不仅没有得到“四期”保护，还以男性为标尺，挑战身体与心理承受的极限，虽出现了很多令人敬仰的“铁姑娘”，但她们的身心却受到了极大创伤。
上述表明，这一时期，在型塑农村性别文化、促动农村妇女参与农田劳动上，政府的出发点不是“型塑农村性别文化、参加劳动能为农村妇女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型塑农村性别文化、鼓励农村妇女参加劳动能带来什么好处”。政府的价值取向并非使农村妇女通过参加劳动获得自身的解放与发展，更多的是通过她们的劳动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政府在妇女解放的过程中亦没能把男女平等原则贯彻到底，没能触动男女不平等的男权制根基，反而通过以家庭为单位而进行的各种土地改革运动、经济策划及经济利益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以男性为主的父权文化及与其相应的两性关系，农村妇女在两性中的弱势地位亦没能得到改善。阮新邦通过对农村妇女的研究发现，“新中国建国初期，那些解放妇女的法律大多从经济角度考虑，并非真正着眼于女性自身的权益，因而在不同的时段，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国家立法和对女性角色的宣传都是以繁荣国家经济为大前提的”[3]。简言之，政府对农村性别文化的型塑目标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农村妇女的经济参与完全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农村妇女的人力资源在此过程中被工具化了。
二、农村性别文化型塑目标吸纳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家整体战略目标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市场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改变着社会的生产经营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利益关系与价值观念，也给农村妇女、两性关系带来了深刻影响。农村妇女从“国家人”、“公社社员”变为“社会人”，失去了国家和集体保护的同时，也获得了与男子一样作为独立的个体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格与机会，农村妇女就业呈现出多样性，但因市场规则的性别中立与女性发展的先天不足，更多的妇女滞留在农村与农业中。与此对应的是，非农转移的流动人口中女性比例远远低于男性，为此有研究者提出了“第二蓄水池”的概念，即如果把农村劳动力看做整个社会工业劳动大军的蓄水池的话，那么农村妇女便是这个蓄水池的蓄水池。如果肯定外出与非农转移能够获得更多发展资源与机会，那么则可以认为在新的资源分配上，农村女性再一次处在了不利的地位。虽然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作用的空间有所缩小，但对此还是给予了一些帮助和保护，如政府为拓宽农村女性的就业渠道、增加她们的就业机会所提供的各种技能培训或中介服务，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技能培训与中介服务几乎全是家政服务、服务员、保姆之类的与女性传统家庭角色有关的工作，它们虽为农村女性的有酬就业提供了更多機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女性的现实需求，但绝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培训与服务仅仅考虑到农村妇女的实用性需求，而无益于她们战略性需求的满足，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从正规劳动力市场中被剥离出来而集中到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市场发育过程中男女劳动力新的分层，性别隔离在不知不觉中被强化了。 另外，在经济赶超战略指导下，各级政府均将自己所辖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视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直接面向广大农村的基层政府也不例外。基层政府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有着相对独立的组织目标与行为模式，并且在政策执行上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一种选择性政策执行的逻辑已经在基层政府中逐渐形成。所谓选择性政策执行，指的是基层政府在国家政策的执行上具有相当程度的权衡与选择性，它是一种以政府为本位而不是以社会和公共利益为圭臬的政策执行模式[4]。如林德布罗姆所言，“一个人在选择了价值的同时，也就在政策方案之间进行了选择。”[5]基层政府在实际运作中，基于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性别平等的价值排序而进行的选择性政策执行行为，对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程度与对性别文化型塑的效果有着重要影响。譬如，在促進妇女进村委问题上，虽然为保护农村妇女当选为村委会成员而实行的倾斜政策有利于促进妇女对村治的参与，且基层政府也并非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但在“政治稳定，经济先行”的价值理念指导下，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协调各种利益群体，以维护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发展优先观念指导下，基层政府会“暂时搁置或忽视一些价值层面的考虑，性别公正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往往被简化为经济参与或干脆被经济发展所遮蔽，性别公正的政策被当作经济政策的附属条款”[6]。很多政府部门以及领导人对于彰显性别平等的农村妇女民主参与不是没有认识，但在经济效益取向的政绩要求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把招商引资等经济绩效明显的项目放在优先顺序。同时，农村妇女因其弱势地位，很少会因利益受损而威胁到农村政治稳定的维权与反抗，这就更使得其权益保护和落实等问题，在基于结果的计算中被政府或相关部门放置在非重点关注的位置上。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政府型塑农村性别文化、提升农村妇女地位的目标是被吸纳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之中的。“求富”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也被国家视为是包括男女两性在内整个社会的共同追求，“女人”并未从“人”中独立出来，性别文化改革有意或无意地被忽略和搁置了，对于性别不平等现象，国家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态度，并未对此作出太多的关注和努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一直处于性别差异缩小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靠国家强制力量推进的，在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上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性别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中，妇女状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标志是重又出现了性别分化的趋势，性别差异扩大。其表现是女性从社会角色向家庭角色的转移。角色移位的结果是，男性的社会角色在强化，女性的家庭角色在强化。”[7]
三、农村性别文化型塑目标相容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
伴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我国执政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要实现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无疑，这其中的“人民”是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即是说，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保障她们的各种权益，促进她们与男性和谐相处、和谐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
就农村妇女自身而言，经过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性解放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女性意识、主体意识觉醒，尤其是市场经济催生的个体意识的增强，她们对自身所处的弱势地位与遭遇的性别歧视有了更多的认识，逐步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与男性一样的人，还是与男性不一样的女人。因此，她们不仅要求改变性别不平等现状，实现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与权力，而且还追求作为一个区别于男性的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到“女性私人生活”场景，“女性的”和“个性的”标签不由分说地被贴在了“现代化”的大车上，甩也甩不掉……[8]
而针对改革中出现的妇女问题，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妇女自发组织自觉行动，自助自救，各种民间的妇女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也有效地缓解了妇女在改革中面临的具体困难。一方面是各级妇联组织及时调整自身角色，由原来的强调“动员妇女参与社会”转身为“呼吁社会关注妇女”，明确了“为妇女做事”的基本立场，开始为解决妇女问题寻找办法，而非仅仅是向妇女传达党和政府的指示。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妇女发展的关注与投入，既督促我国政府践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履行在《消岐公约》、《行动纲领》等中规定的责任，又通过“请出去”与项目资助的形式帮助中国妇女的发展。“请出去”指资助妇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项目资助”指的是通过资金援助，扶助贫困地区的地方妇女NGO组织发展，这些都加强了中国妇女与世界各国妇女间的交流，加快了中国妇女与国际社会的接轨。
当前，在国家整个发展战略中，“全面和科学发展”开始取代单纯的“GDP崇拜”，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成为整体战略发展目标。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农村妇女发展和性别文化的重塑，即相容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是整个社会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开始获得了自己独立的而非工具性的价值。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与农村性别文化型塑目标的这种相容性，将为政府通过采取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政策进行农村性别文化的变革提供可能与机遇。
关键词：性别文化；农村；型塑；政府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24-03
文化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与行为选择，先进性别文化能够促进人的发展，反之，落后性别文化对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一种桎梏。当前农村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制约着农村妇女的解放与发展，也在很多方面对男性形成了束缚与羁绊，并严重阻滞着和谐农村的建设进程。作为国家对整个社会进行干预与改造一个组成部分，政府是型塑性别文化的重要力量，其型塑目标的定位也往往与国家特定时期的整体发展战略关系密切。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构成了特定时期政府型塑性别文化的宏观背景，它无论是对性别文化型塑目标的定位，还是对这种目标的实现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对不同时期政府型塑农村性别文化目标和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做一纵向梳理，并从二者关系模式的视角论述当前政府型塑农村平等性别文化的可行性。
一、农村性别文化型塑目标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着如何取得政权合法性，如何恢复生产、发展国民经济和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起社会主义大厦的难题。资源的匮乏、劳动力的短缺，使得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作用和贡献再一次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强调。1955年，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 “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2] 为彻底解放妇女生产力，国家秉承共产党一贯倡导的男女平等思想，运用意识形态、政治动员、行政干预等手段做出了一系列努力。1950年的《婚姻法》改变了妇女在传统家庭中的无权地位，把她们从男性的“附属品”转变成在家庭中拥有独立地位的个人，并得以走出家庭进入社会顺利参加劳动生产。《土地法》与《劳动保护条例》使农村妇女不仅与男子一样以个体身份获得土地分配权，也在劳动上实现了与男子的同工同酬，由社会财富的消费者变成创造者。《选举法》与《宪法》都明确规定农村妇女享有同男性同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通过鼓励参与政治生活，使之具有与男性同等的人格尊严。另外，国家还通过舆论环境的型塑，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动员，把“劳动光荣”、“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做得到”等构建为主流话语，为妇女解放、不平等性别文化的变革创造有利的话语空间。
在政府的倡导与鼓励下，妇女大规模地参加农田劳动。1950年时，在新解放区只占妇女劳动力的20%—40%；而到1957年，农村适龄妇女中则有70%参加进来。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思潮下，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公共食堂、托儿所、洗衣店等的相继出现，解决了农村妇女参加农田劳动的后顾之忧。1958—1959年，参加农田劳动的妇女达到了90%，年平均劳动日约250个，相当于男劳动力的3/4，而且在男劳动力被抽去大炼钢铁与兴修水利时，妇女不仅挑起了农业生产的大梁，且一部分如驾驶员、饲养员、保管员等非农岗位也由妇女充任，形成了农村妇女的第一次全面参与。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农村妇女的这种社会参与并非完全是我们想象中的令她们欢呼雀跃的所谓“解放”。农村妇女经济地位的获得与提高虽然改变了传统的两性分工，使她们成为独立的劳动者，并具有独立的人格地位，但当时以体力与畜力为主的劳作方式决定了她们在经济活动中只能充当男劳动力的助手与配角，其劳动参与具有低层次（非技术性）与不完全参与（阶段性或季节性），且容易在条件发生变化时出现回潮或“逆转”。在公共食堂解体后，农村妇女既要承担传统的家务劳动，又要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生活负担格外沉重。在参加田间劳动时，农村妇女不仅没有得到“四期”保护，还以男性为标尺，挑战身体与心理承受的极限，虽出现了很多令人敬仰的“铁姑娘”，但她们的身心却受到了极大创伤。
上述表明，这一时期，在型塑农村性别文化、促动农村妇女参与农田劳动上，政府的出发点不是“型塑农村性别文化、参加劳动能为农村妇女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型塑农村性别文化、鼓励农村妇女参加劳动能带来什么好处”。政府的价值取向并非使农村妇女通过参加劳动获得自身的解放与发展，更多的是通过她们的劳动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政府在妇女解放的过程中亦没能把男女平等原则贯彻到底，没能触动男女不平等的男权制根基，反而通过以家庭为单位而进行的各种土地改革运动、经济策划及经济利益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以男性为主的父权文化及与其相应的两性关系，农村妇女在两性中的弱势地位亦没能得到改善。阮新邦通过对农村妇女的研究发现，“新中国建国初期，那些解放妇女的法律大多从经济角度考虑，并非真正着眼于女性自身的权益，因而在不同的时段，由于经济上的需要，国家立法和对女性角色的宣传都是以繁荣国家经济为大前提的”[3]。简言之，政府对农村性别文化的型塑目标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农村妇女的经济参与完全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农村妇女的人力资源在此过程中被工具化了。
二、农村性别文化型塑目标吸纳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家整体战略目标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市场作为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方式，改变着社会的生产经营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的利益关系与价值观念，也给农村妇女、两性关系带来了深刻影响。农村妇女从“国家人”、“公社社员”变为“社会人”，失去了国家和集体保护的同时，也获得了与男子一样作为独立的个体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格与机会，农村妇女就业呈现出多样性，但因市场规则的性别中立与女性发展的先天不足，更多的妇女滞留在农村与农业中。与此对应的是，非农转移的流动人口中女性比例远远低于男性，为此有研究者提出了“第二蓄水池”的概念，即如果把农村劳动力看做整个社会工业劳动大军的蓄水池的话，那么农村妇女便是这个蓄水池的蓄水池。如果肯定外出与非农转移能够获得更多发展资源与机会，那么则可以认为在新的资源分配上，农村女性再一次处在了不利的地位。虽然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作用的空间有所缩小，但对此还是给予了一些帮助和保护，如政府为拓宽农村女性的就业渠道、增加她们的就业机会所提供的各种技能培训或中介服务，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技能培训与中介服务几乎全是家政服务、服务员、保姆之类的与女性传统家庭角色有关的工作，它们虽为农村女性的有酬就业提供了更多機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女性的现实需求，但绝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培训与服务仅仅考虑到农村妇女的实用性需求，而无益于她们战略性需求的满足，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从正规劳动力市场中被剥离出来而集中到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市场发育过程中男女劳动力新的分层，性别隔离在不知不觉中被强化了。 另外，在经济赶超战略指导下，各级政府均将自己所辖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视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直接面向广大农村的基层政府也不例外。基层政府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有着相对独立的组织目标与行为模式，并且在政策执行上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一种选择性政策执行的逻辑已经在基层政府中逐渐形成。所谓选择性政策执行，指的是基层政府在国家政策的执行上具有相当程度的权衡与选择性，它是一种以政府为本位而不是以社会和公共利益为圭臬的政策执行模式[4]。如林德布罗姆所言，“一个人在选择了价值的同时，也就在政策方案之间进行了选择。”[5]基层政府在实际运作中，基于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性别平等的价值排序而进行的选择性政策执行行为，对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程度与对性别文化型塑的效果有着重要影响。譬如，在促進妇女进村委问题上，虽然为保护农村妇女当选为村委会成员而实行的倾斜政策有利于促进妇女对村治的参与，且基层政府也并非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但在“政治稳定，经济先行”的价值理念指导下，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首要考虑的是如何协调各种利益群体，以维护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发展优先观念指导下，基层政府会“暂时搁置或忽视一些价值层面的考虑，性别公正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往往被简化为经济参与或干脆被经济发展所遮蔽，性别公正的政策被当作经济政策的附属条款”[6]。很多政府部门以及领导人对于彰显性别平等的农村妇女民主参与不是没有认识，但在经济效益取向的政绩要求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把招商引资等经济绩效明显的项目放在优先顺序。同时，农村妇女因其弱势地位，很少会因利益受损而威胁到农村政治稳定的维权与反抗，这就更使得其权益保护和落实等问题，在基于结果的计算中被政府或相关部门放置在非重点关注的位置上。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政府型塑农村性别文化、提升农村妇女地位的目标是被吸纳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之中的。“求富”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也被国家视为是包括男女两性在内整个社会的共同追求，“女人”并未从“人”中独立出来，性别文化改革有意或无意地被忽略和搁置了，对于性别不平等现象，国家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消极的态度，并未对此作出太多的关注和努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一直处于性别差异缩小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主要是靠国家强制力量推进的，在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上最大限度地消除了性别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中，妇女状况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标志是重又出现了性别分化的趋势，性别差异扩大。其表现是女性从社会角色向家庭角色的转移。角色移位的结果是，男性的社会角色在强化，女性的家庭角色在强化。”[7]
三、农村性别文化型塑目标相容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
伴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我国执政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要实现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无疑，这其中的“人民”是包括农村妇女在内的，即是说，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保障她们的各种权益，促进她们与男性和谐相处、和谐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
就农村妇女自身而言，经过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性解放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女性意识、主体意识觉醒，尤其是市场经济催生的个体意识的增强，她们对自身所处的弱势地位与遭遇的性别歧视有了更多的认识，逐步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与男性一样的人，还是与男性不一样的女人。因此，她们不仅要求改变性别不平等现状，实现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与权力，而且还追求作为一个区别于男性的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到“女性私人生活”场景，“女性的”和“个性的”标签不由分说地被贴在了“现代化”的大车上，甩也甩不掉……[8]
而针对改革中出现的妇女问题，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妇女自发组织自觉行动，自助自救，各种民间的妇女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也有效地缓解了妇女在改革中面临的具体困难。一方面是各级妇联组织及时调整自身角色，由原来的强调“动员妇女参与社会”转身为“呼吁社会关注妇女”，明确了“为妇女做事”的基本立场，开始为解决妇女问题寻找办法，而非仅仅是向妇女传达党和政府的指示。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妇女发展的关注与投入，既督促我国政府践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履行在《消岐公约》、《行动纲领》等中规定的责任，又通过“请出去”与项目资助的形式帮助中国妇女的发展。“请出去”指资助妇女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项目资助”指的是通过资金援助，扶助贫困地区的地方妇女NGO组织发展，这些都加强了中国妇女与世界各国妇女间的交流，加快了中国妇女与国际社会的接轨。
当前，在国家整个发展战略中，“全面和科学发展”开始取代单纯的“GDP崇拜”，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成为整体战略发展目标。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农村妇女发展和性别文化的重塑，即相容于国家战略发展目标，是整个社会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开始获得了自己独立的而非工具性的价值。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与农村性别文化型塑目标的这种相容性，将为政府通过采取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政策进行农村性别文化的变革提供可能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