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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简陋的“住房”已经在白宫外面矗立了30多年，现在它本身也成了一个“纪念碑”，是美国坚持最久的政治请愿的象征。而这位老太太—康塞普西翁·皮克切特（Concepcion Picciotto），很多人叫她“康妮”—则是陪伴它最久的坚守者。
她仍然在那里，她在等待。
八月的骄阳下，暑热难耐，一位戴着假发的老太太正在跟三位西装革履的男士大谈战争。“这非常重要。”她说，“我们必须阻止伊朗。”
她突然转身，慢吞吞走回她的住处：一把老旧的遮阳伞，搭着白色塑料布，用长尾夹夹着。两侧分别摆着一块巨大的宣传板，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标语，大意分别是：“禁止所有核武器，否则末日将至。”“靠炸弹活着，必将死于炸弹。”
这简陋的“住房”已经在白宫外面矗立了30多年，现在它本身也成了一个“纪念碑”，是美国坚持最久的政治请愿的象征。而这位老太太—康塞普西翁·皮克切特（Concepcion Picciotto），很多人叫她“康妮”—则是陪伴它最久的坚守者。
康妮今年77岁了，个头矮小，不到一米五，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皮肤晒成褐色，嘴唇线条鲜明，说话或微笑时露出稀疏的牙齿。当年她第一次加入抗议时，里根刚刚宣誓就任总统。此后总统们来了又去，换了很多位—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而康妮一直守在白宫门外。伊朗门事件、莱温斯基丑闻，还有其他风波，她都一一见证。海湾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她在这里，飞机撞向五角大楼时，她在这里，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打响时，她还在这里。
导游把她当成景点，引游客来参观；教育界把她当成教材，向孩子解释什么叫社会行动主义。她曾经出现在摩尔2004年拍摄的争议影片《华氏911》中，出现在诸多报章上，出现在纪录片《宾夕法尼亚大道神人录》中。2012年大选最后几个月，她曾希望奥巴马成为第一位会见她、了解她故事的总统。
这时，一位黑发青年在帐篷前驻足，举起数码相机对准标语牌。康妮探身跟他打招呼，她允许别人拍照，但有条件—要听她说话。
她盯着白宫，然后重复常说的那句话：“我必须待在这儿。这是我的人生。”
“既然都追求和平和正义，我们应该成为队友。”
美国文化敬重热情，欣赏虔诚。但是，行动主义者和狂热分子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当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他（她）的行动时，会敬而远之。但是，真正的行动主义不正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偏执，甚至是极端吗？一个人可以既是圣人又是疯子吗？康妮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或者她两者都不是？
康妮对和平的渴望源于一个心愿：保护世界所有孩子。而这个心愿又源于另外一场努力：保护一个孩子。她的目标很清晰，但她为何会有这样的目标，却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1981年6月3日，示威者威廉·托马斯在白宫大门外扎营，举着手写的标语牌“追求—智慧和诚实”。康妮加入他的示威。之前，她在纽约工作，是某大使馆秘书，业余时间在当地一个家庭做保姆。此次来到华盛顿，是为了家庭危机向政府求助。
托马斯自称是一位哲学家、流浪者，高中退学，曾到海外朝圣，“漂”到华盛顿之前曾在纽约和新泽西打过零工。
“我看得出，他对自己在做的事情很真诚。”康妮说。
于是她在他身边坐下。几小时后他们便因非法在拉法耶特广场扎营被捕。获释之后，托马斯告诉她：“既然都追求和平和正义，我们应该成为队友。”两人一拍即合。
康妮曾经读过有关核武器的资料，看到广岛和长崎核爆之后的照片，深感惊骇。她把托马斯的信条转化为自己的版本：支持和平，反对核扩散，反对政府欺诈。他们决定将生命奉献给这一事业，也就是说，在象征着自由世界最大权力的建筑对面坚持静坐，向路人宣传，发放册子，展示标语。无论是日夜寒暑，大雨倾盆还是狂风横扫，他们都一直坚持。他们只有一把脆弱的遮阳伞可供容身，公园里不允许用真正的帐篷扎营。
他们踩在被动请愿与主动示威的微妙界限上，处于过渡期。此前很久，1960年代，出现动员了整整一代人的游行和静坐，此后很久，全球又出现了“占领”运动，引来一些针对其组织性和正当性的批评。
康妮和托马斯认为，通过标语和宣传，他们哪怕仅仅改变一小部分人的思想，就已足够。坚持本身就是有力的声明，一个永恒的象征，表明世界需要改变。这场抗议将无休无止，因为对世界和平的追求无穷无尽。与那些更具体的诉求—反对堕胎，支持同性婚姻—不同，世界和平太宽泛了，无法用某个立法来衡量其进展。对和平的追求既关系到人类的决心，也关系到政府的行动。
多年以来，康妮和托马斯多数时候住在街上，靠人们捐赠的钱款、衣服和食物生活。他们偷偷住在公园里，康妮记得附近有一家Hardee’s快餐厅，有一个甜甜圈店，员工会把卖剩的食物送给他们，洗澡则是在朋友家里。
“我们不是在生活—我们是生存。”康妮说。
如果你不坚持，一切就不会发生
1984年，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一名行政助理埃伦·本杰明在调研无家可归人员问题时发现了他们。“三周不到，我就辞去了工作，加入了他们的抗议。再过三周，我和他结婚了。”她说。她变成了埃伦·托马斯。当时，埃伦过着舒适的中产生活，有一套漂亮的公寓，一份体面的工作。
对于这场如旋风般突然而至的浪漫爱情，康妮感到沮丧。
她至今认为，埃伦加入抗议，只是为了利用托马斯。“她很贪婪。”提起埃伦，她一字一句地说。尽管矛盾日增，托马斯仍和这两位全身心支持他的女性每天一起在公园示威。埃伦说，几乎每一天，康妮都会告诉别人，埃伦是个撒谎精，一个操纵狂，一个间谍。她把个人的愤怒与世界和平掺杂在一起，宣传的信息相当矛盾。
“那是一场古怪的婚姻，因为康妮总是插手其中，恨我入骨。”埃伦说。“但我们仍维持了25年，我是一个耐心的人，我接受现状。”
时光流逝。三人一直坚持着，尽管他们不时要面对警方，面对敌意的游客，曾经被逮捕，上法庭，进监狱。托马斯和埃伦曾因违反国家公园管理规定被判入狱90天，他们服刑时，康妮独自把请愿进行下去。各种事件如浪潮一般来了又去：中东战争，非洲大屠杀，以色列冲突。三人支持所有和平请愿，同时专注于他们的反核行动。托马斯和埃伦将他们的行动取名为“一号运动”，目标相当远大：实现全球裁军。 1993年，该行动取得了最大成功。他们发起一次请愿，呼吁裁军，得到区议员响应，通过了一项提案。该区国会议员埃莉诺·霍尔摩斯·诺顿特别关注此事。诺顿与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反对核扩散的草案，“以法律术语阐述，更加贴近现实。”诺顿说。这份草案几经修改，先后10次在国会讨论。“他们希望让公众了解核扩散问题及其潜在的可怕后果。”诺顿说，“然后他们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地点来做这件事。他们很聪明……”
诺顿说，要想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价值，有必要先了解美国行动主义的历史。“美国的抗议者都知道什么是渐变，如果你不坚持，一切就不会发生。”他说。“也许你无法让运动继续进行下去，但是你可以让一个论题始终被提起。”
埃伦和康妮都说，他们的请愿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每年成千上万人经过白宫，很多人会停下来赞扬他们。“人们总是对我说：‘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康妮说。“我告诉他们：‘但一切要从你开始。你可以决定事情走向。’如果人们能更关注此事，我就不需要待在那里了。”
新的“占领者”到来
1999年，托马斯的母亲去世。一开始他想把母亲留下的9万美元遗产捐出去，甚至想过把这钱烧掉，作为反对物质主义的声明。但是埃伦劝他用这笔钱买了一栋破房子。他们总算有了一个像样的家。他们称之为“和平之家”。
“和平之家”成了漂荡不定的行动主义者的庇护所。一些人会住上几天，一些人则住上几周，甚至几个月，靠着为数不多的捐赠生活。托马斯、埃伦和康妮则是常住居民，但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些人，帮着打理“和平之家”，轮番在白宫门前“值班”。
2009年1月，托马斯在“和平之家”聊天时，突然捂住胸口，摔倒在地。61岁的托马斯长期抽烟喝酒，患有糖尿病和充血性心力衰竭，医生没有救活他。康妮做了标语，怀念逝去的战友，在他去世第二天便回到了请愿地点。
四年之后的今天，康妮在白宫门前请愿的必要性似乎已不复存在。2011年末，“占领运动”数十名抗议者来到“和平之家”，轮流到白宫门前值守，让康妮休息。当时谁也不清楚这样的安排能够持续多久。身为“和平之家”屋主的埃伦说她没有能力支付相关花费，她乐意让社会活动人士住在那里，但他们也没钱支付相关花费。如果这样下去，她有意让“和平之家”住户—包括康妮—尽快搬离。
康妮说，威廉·托马斯出于非营利目的建立了“和平之家”，并坚持说，作为对托马斯的纪念，“和平之家”应维持现状。“这栋房子不能卖出，”她说。“托马斯的血流在这里。”她坚持说“占领者”应该留下。
当时候到来，康妮无法继续“白宫抗议”，那些年轻的行动主义者能否成为她的继承者？能否将她的传奇接着书写下去？“希望如此。”她说。
2012年11月一个寒冷的下午，“和平之家”住客迈克尔来到白宫门前，与康妮换班。在她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迈克尔对在周围逡巡的记者发表了程式化评论。
“她是一位英雄。”他一边说，一边坚定地点着头。然后重复了一句：“英雄。”
“英雄”是康妮经常听到的评价，有时来自路人，有时来自同伴。但不太清楚的是，康妮的支持者是否赞成其行为的象征意味。他们拿什么来衡量英雄品质呢？影响？决心？对于感兴趣的路人，康妮往往只是略作交谈，告诉他们要行动，要关注，要负起匹夫之责。
康妮对新闻的追踪有限，会在网上浏览半岛电视新闻网和少数政治博客，但她的愤怒主要针对那些侵害无辜生命的人，尤其是儿童。当她读到一些故事（最近关于加沙和叙利亚的比较多）。“看到人们呼喊正义，我感到伤痛。”她说，“我想帮助他们，但我本人也是一个受害者。”
她慢吞吞地回家。出租车呼啸着冲过街角，骑行者掠过身边。她一瘸一拐地走着，矮小的身体蜷缩在蓝色外套下。尽管如此，她的身上却时时显出一股挑衅劲儿。她走在人行道和斑马线边线之外，直穿拉法耶特广场草地和繁忙的十字路口，不理会别人的眼神，等着红灯转绿。
她用了大约25分钟回到住所。地方很简朴，有个长条形厨房，地上摆着充气床垫，桌上是报纸和手提电脑，一台收音机整天小声播着新闻，还有一只黄色的斑纹猫，名叫鲍比。床边的置物架上摆着一些照片，有鲍比，有一位穿着制服的西班牙人，那是康妮的舅舅，表明她背后曾有一个大家庭，对此她不愿多谈。此外，还有托马斯骑着自行车在请愿地点附近拍下的照片。在托马斯旁边，是一个女婴的照片，她脸颊鼓鼓的，长着浓黑的头发，脸蛋甜甜的，抱着一只泰迪熊。
我只想要回我的女儿
1981年那个夏日，康妮第一次在托马斯身边坐下时，心里想的不是核弹。她来华盛顿，不是为了全球裁军。她只是想要回女儿。
孩子名叫奥尔加，现在已经成年，但康妮只有这张照片。
1960年，康妮从西班牙来到美国，在朋友婚礼上遇到一名黑发意大利人。两人于1969年10月29日结婚。他们想要孩子。“我非常喜欢孩子，但我们没法生育。”她说。
1973年，两人去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生刚2个小时的奥尔加被一位接生员带到康妮和丈夫面前。从这一刻起，康妮的生活开始与阴谋论会合。她认为这种收养是非法的，丈夫和他们的收养律师都心知肚明。她相信丈夫还跟一位年长女人有染，而那女人阴谋破坏他们的婚姻。她坚信丈夫开始对她下毒，每天早上她醒来时，都觉得自己非常虚弱，像是生病了。
她说，丈夫和律师迫使她和奥尔加分开，并想把她送到医院。“他说我有精神病。”1973年末，康妮被强制送到考尼岛医院，后来又被送到长岛的皮尔格内姆心理治疗中心。在纽约某修道院一位修女的帮助下，她最终获得自由，然后跑到了西班牙。
康妮说她害怕回到美国，但又很想把女儿要回来。1979年，她决定去华盛顿寻求政府帮助。第一次坐到托马斯身边那天，她感到害怕、沮丧。她觉得自己除了跟托马斯共同战斗，别无选择。“既然我没法帮助我的孩子，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帮助世界上其他孩子，”她说。“我要让他们远离伤害。” 尽管看似具有无穷无尽的坚守精神，康妮说她早已放弃与女儿重聚的希望。一开始，奥尔加还是小女孩时，康妮就没再试图与她联系。她担心，如果奥尔加知道了其中的阴谋，也会成为受迫害目标。但是，托马斯的朋友埃伦和亚西·吉尔哈特另有说法。亚西说，他曾经两次开车载康妮和托马斯去北部寻找奥尔加，第一次去纽约，第二次去新泽西。埃伦也记得这事，托马斯回来时跟她讲过。
康妮不愿直接回答她与奥尔加联系的问题。她摇着头，说：“还好。”沉默一会儿，她说：“我不敢靠近那所房子。”
多年之后，当奥尔加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住在新泽西时，亚西又开车带托马斯和康妮去了奥尔加家。这一次，康妮带了一箱东西，希望奥尔加保存。亚西和埃伦不清楚箱子里所有物品，但知道有一个奥尔加婴儿时期戴过的手镯。
亚西说，康妮敲了门，一位男士过来开门，亚西相信他是奥尔加的丈夫。“看样子他并不想接受那个箱子，”亚西说。“托马斯和我从车里出来，然后他就收下了箱子。”
这么多年来，康妮从没收到奥尔加的信息。后者通过丈夫表示，自己不愿对此事发表评论。
康妮坐在公寓那张小圆桌旁。这是寒冷的1月，她倾身靠近加热器，把它拉得离脚近点。她只是摇着头。有几分钟，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就是收音机的嗡嗡声。
“让人伤心，这一切。”康妮突然大声说，眼睛湿润。她可能是在说奥尔加，可能是在说自己，可能在说她永远没有成为母亲这件事。
白色帐篷和白宫，一条大街把两个世界分开
2012年大选结束了，奥巴马成功连任，白宫外面开始小兴土木，筹备就职典礼。这意味着康妮要从平常抗议的地方搬离，换到公园中心安德鲁·杰克逊雕像旁边。对这一套她早就习已为常。“四年一次。”她说。每隔四年，她心中就会升起希望，希望总统能够跟她对话。“我们待在那儿并不是为了这个，”她说。“但是我们想也许他们会来，或者派一个人，从街对面走过来。”
就职典礼工程终于完工，请愿又回到原处，公园边上。
早春的一天，一队童子军聚集在拉法耶特广场。他们的带队者指着康妮的请愿点，讲述了它的简短历史。抗议者有权待在这里，他说，哪怕有人反对他们的观点，哪怕他们的存在破坏了环境的优雅和堂皇。他希望孩子们理解康妮的意义—但是到了集体合影时，他们很有策略地排好队，只让最喜欢的地标进入画面。康妮和她的标语牌被一堵棕色制服人墙挡在后面。
这是康妮请愿的第32年第10个月。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已经开始差不多三个月。白色帐篷和白宫，一条大街把两个世界分开。
对于白宫的风景，康妮已了然于心，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熟悉。她知道游客最爱在铁门边哪个地方站着拍照，熟悉那完美草地的坡度，看惯了北门廊那庄严的柱子。
当然，你也可以从街的那一边观赏风景—透过一些房间的一些窗户，那些铺着旧木地板的房间，挂着金色窗帘的窗户，盛大典礼在那里举行，庄严声明在那里发布。在那些房间里，忙碌的总统似乎很难有一个时候停下来，透过装着防弹玻璃的窗格向外看一看。
但是，想像一下，假如他真的看了一眼。远处有金顶教堂，有杰克逊雕像，有匆匆忙忙上班的人潮。而在近处，他会看到种满了郁金香的花圃，手持相机蜿蜒不绝的游客。而在这一切的前面，是一个由高高的木制标语牌拱卫着的临时帐篷。他可能会注意到它旁边站着一位矮小的、躬着身的老年妇女，虽然太远看不清脸，但立刻就能辨认出来—不是因为知道她是谁，而是因为她做的事。
她仍然在那里，她在等待。
她仍然在那里，她在等待。
八月的骄阳下，暑热难耐，一位戴着假发的老太太正在跟三位西装革履的男士大谈战争。“这非常重要。”她说，“我们必须阻止伊朗。”
她突然转身，慢吞吞走回她的住处：一把老旧的遮阳伞，搭着白色塑料布，用长尾夹夹着。两侧分别摆着一块巨大的宣传板，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标语，大意分别是：“禁止所有核武器，否则末日将至。”“靠炸弹活着，必将死于炸弹。”
这简陋的“住房”已经在白宫外面矗立了30多年，现在它本身也成了一个“纪念碑”，是美国坚持最久的政治请愿的象征。而这位老太太—康塞普西翁·皮克切特（Concepcion Picciotto），很多人叫她“康妮”—则是陪伴它最久的坚守者。
康妮今年77岁了，个头矮小，不到一米五，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脸，皮肤晒成褐色，嘴唇线条鲜明，说话或微笑时露出稀疏的牙齿。当年她第一次加入抗议时，里根刚刚宣誓就任总统。此后总统们来了又去，换了很多位—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而康妮一直守在白宫门外。伊朗门事件、莱温斯基丑闻，还有其他风波，她都一一见证。海湾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她在这里，飞机撞向五角大楼时，她在这里，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打响时，她还在这里。
导游把她当成景点，引游客来参观；教育界把她当成教材，向孩子解释什么叫社会行动主义。她曾经出现在摩尔2004年拍摄的争议影片《华氏911》中，出现在诸多报章上，出现在纪录片《宾夕法尼亚大道神人录》中。2012年大选最后几个月，她曾希望奥巴马成为第一位会见她、了解她故事的总统。
这时，一位黑发青年在帐篷前驻足，举起数码相机对准标语牌。康妮探身跟他打招呼，她允许别人拍照，但有条件—要听她说话。
她盯着白宫，然后重复常说的那句话：“我必须待在这儿。这是我的人生。”
“既然都追求和平和正义，我们应该成为队友。”
美国文化敬重热情，欣赏虔诚。但是，行动主义者和狂热分子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当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他（她）的行动时，会敬而远之。但是，真正的行动主义不正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偏执，甚至是极端吗？一个人可以既是圣人又是疯子吗？康妮是不是这样一个人？或者她两者都不是？
康妮对和平的渴望源于一个心愿：保护世界所有孩子。而这个心愿又源于另外一场努力：保护一个孩子。她的目标很清晰，但她为何会有这样的目标，却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1981年6月3日，示威者威廉·托马斯在白宫大门外扎营，举着手写的标语牌“追求—智慧和诚实”。康妮加入他的示威。之前，她在纽约工作，是某大使馆秘书，业余时间在当地一个家庭做保姆。此次来到华盛顿，是为了家庭危机向政府求助。
托马斯自称是一位哲学家、流浪者，高中退学，曾到海外朝圣，“漂”到华盛顿之前曾在纽约和新泽西打过零工。
“我看得出，他对自己在做的事情很真诚。”康妮说。
于是她在他身边坐下。几小时后他们便因非法在拉法耶特广场扎营被捕。获释之后，托马斯告诉她：“既然都追求和平和正义，我们应该成为队友。”两人一拍即合。
康妮曾经读过有关核武器的资料，看到广岛和长崎核爆之后的照片，深感惊骇。她把托马斯的信条转化为自己的版本：支持和平，反对核扩散，反对政府欺诈。他们决定将生命奉献给这一事业，也就是说，在象征着自由世界最大权力的建筑对面坚持静坐，向路人宣传，发放册子，展示标语。无论是日夜寒暑，大雨倾盆还是狂风横扫，他们都一直坚持。他们只有一把脆弱的遮阳伞可供容身，公园里不允许用真正的帐篷扎营。
他们踩在被动请愿与主动示威的微妙界限上，处于过渡期。此前很久，1960年代，出现动员了整整一代人的游行和静坐，此后很久，全球又出现了“占领”运动，引来一些针对其组织性和正当性的批评。
康妮和托马斯认为，通过标语和宣传，他们哪怕仅仅改变一小部分人的思想，就已足够。坚持本身就是有力的声明，一个永恒的象征，表明世界需要改变。这场抗议将无休无止，因为对世界和平的追求无穷无尽。与那些更具体的诉求—反对堕胎，支持同性婚姻—不同，世界和平太宽泛了，无法用某个立法来衡量其进展。对和平的追求既关系到人类的决心，也关系到政府的行动。
多年以来，康妮和托马斯多数时候住在街上，靠人们捐赠的钱款、衣服和食物生活。他们偷偷住在公园里，康妮记得附近有一家Hardee’s快餐厅，有一个甜甜圈店，员工会把卖剩的食物送给他们，洗澡则是在朋友家里。
“我们不是在生活—我们是生存。”康妮说。
如果你不坚持，一切就不会发生
1984年，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一名行政助理埃伦·本杰明在调研无家可归人员问题时发现了他们。“三周不到，我就辞去了工作，加入了他们的抗议。再过三周，我和他结婚了。”她说。她变成了埃伦·托马斯。当时，埃伦过着舒适的中产生活，有一套漂亮的公寓，一份体面的工作。
对于这场如旋风般突然而至的浪漫爱情，康妮感到沮丧。
她至今认为，埃伦加入抗议，只是为了利用托马斯。“她很贪婪。”提起埃伦，她一字一句地说。尽管矛盾日增，托马斯仍和这两位全身心支持他的女性每天一起在公园示威。埃伦说，几乎每一天，康妮都会告诉别人，埃伦是个撒谎精，一个操纵狂，一个间谍。她把个人的愤怒与世界和平掺杂在一起，宣传的信息相当矛盾。
“那是一场古怪的婚姻，因为康妮总是插手其中，恨我入骨。”埃伦说。“但我们仍维持了25年，我是一个耐心的人，我接受现状。”
时光流逝。三人一直坚持着，尽管他们不时要面对警方，面对敌意的游客，曾经被逮捕，上法庭，进监狱。托马斯和埃伦曾因违反国家公园管理规定被判入狱90天，他们服刑时，康妮独自把请愿进行下去。各种事件如浪潮一般来了又去：中东战争，非洲大屠杀，以色列冲突。三人支持所有和平请愿，同时专注于他们的反核行动。托马斯和埃伦将他们的行动取名为“一号运动”，目标相当远大：实现全球裁军。 1993年，该行动取得了最大成功。他们发起一次请愿，呼吁裁军，得到区议员响应，通过了一项提案。该区国会议员埃莉诺·霍尔摩斯·诺顿特别关注此事。诺顿与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反对核扩散的草案，“以法律术语阐述，更加贴近现实。”诺顿说。这份草案几经修改，先后10次在国会讨论。“他们希望让公众了解核扩散问题及其潜在的可怕后果。”诺顿说，“然后他们选择了一个最好的地点来做这件事。他们很聪明……”
诺顿说，要想理解他们所作所为的价值，有必要先了解美国行动主义的历史。“美国的抗议者都知道什么是渐变，如果你不坚持，一切就不会发生。”他说。“也许你无法让运动继续进行下去，但是你可以让一个论题始终被提起。”
埃伦和康妮都说，他们的请愿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每年成千上万人经过白宫，很多人会停下来赞扬他们。“人们总是对我说：‘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康妮说。“我告诉他们：‘但一切要从你开始。你可以决定事情走向。’如果人们能更关注此事，我就不需要待在那里了。”
新的“占领者”到来
1999年，托马斯的母亲去世。一开始他想把母亲留下的9万美元遗产捐出去，甚至想过把这钱烧掉，作为反对物质主义的声明。但是埃伦劝他用这笔钱买了一栋破房子。他们总算有了一个像样的家。他们称之为“和平之家”。
“和平之家”成了漂荡不定的行动主义者的庇护所。一些人会住上几天，一些人则住上几周，甚至几个月，靠着为数不多的捐赠生活。托马斯、埃伦和康妮则是常住居民，但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一些人，帮着打理“和平之家”，轮番在白宫门前“值班”。
2009年1月，托马斯在“和平之家”聊天时，突然捂住胸口，摔倒在地。61岁的托马斯长期抽烟喝酒，患有糖尿病和充血性心力衰竭，医生没有救活他。康妮做了标语，怀念逝去的战友，在他去世第二天便回到了请愿地点。
四年之后的今天，康妮在白宫门前请愿的必要性似乎已不复存在。2011年末，“占领运动”数十名抗议者来到“和平之家”，轮流到白宫门前值守，让康妮休息。当时谁也不清楚这样的安排能够持续多久。身为“和平之家”屋主的埃伦说她没有能力支付相关花费，她乐意让社会活动人士住在那里，但他们也没钱支付相关花费。如果这样下去，她有意让“和平之家”住户—包括康妮—尽快搬离。
康妮说，威廉·托马斯出于非营利目的建立了“和平之家”，并坚持说，作为对托马斯的纪念，“和平之家”应维持现状。“这栋房子不能卖出，”她说。“托马斯的血流在这里。”她坚持说“占领者”应该留下。
当时候到来，康妮无法继续“白宫抗议”，那些年轻的行动主义者能否成为她的继承者？能否将她的传奇接着书写下去？“希望如此。”她说。
2012年11月一个寒冷的下午，“和平之家”住客迈克尔来到白宫门前，与康妮换班。在她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迈克尔对在周围逡巡的记者发表了程式化评论。
“她是一位英雄。”他一边说，一边坚定地点着头。然后重复了一句：“英雄。”
“英雄”是康妮经常听到的评价，有时来自路人，有时来自同伴。但不太清楚的是，康妮的支持者是否赞成其行为的象征意味。他们拿什么来衡量英雄品质呢？影响？决心？对于感兴趣的路人，康妮往往只是略作交谈，告诉他们要行动，要关注，要负起匹夫之责。
康妮对新闻的追踪有限，会在网上浏览半岛电视新闻网和少数政治博客，但她的愤怒主要针对那些侵害无辜生命的人，尤其是儿童。当她读到一些故事（最近关于加沙和叙利亚的比较多）。“看到人们呼喊正义，我感到伤痛。”她说，“我想帮助他们，但我本人也是一个受害者。”
她慢吞吞地回家。出租车呼啸着冲过街角，骑行者掠过身边。她一瘸一拐地走着，矮小的身体蜷缩在蓝色外套下。尽管如此，她的身上却时时显出一股挑衅劲儿。她走在人行道和斑马线边线之外，直穿拉法耶特广场草地和繁忙的十字路口，不理会别人的眼神，等着红灯转绿。
她用了大约25分钟回到住所。地方很简朴，有个长条形厨房，地上摆着充气床垫，桌上是报纸和手提电脑，一台收音机整天小声播着新闻，还有一只黄色的斑纹猫，名叫鲍比。床边的置物架上摆着一些照片，有鲍比，有一位穿着制服的西班牙人，那是康妮的舅舅，表明她背后曾有一个大家庭，对此她不愿多谈。此外，还有托马斯骑着自行车在请愿地点附近拍下的照片。在托马斯旁边，是一个女婴的照片，她脸颊鼓鼓的，长着浓黑的头发，脸蛋甜甜的，抱着一只泰迪熊。
我只想要回我的女儿
1981年那个夏日，康妮第一次在托马斯身边坐下时，心里想的不是核弹。她来华盛顿，不是为了全球裁军。她只是想要回女儿。
孩子名叫奥尔加，现在已经成年，但康妮只有这张照片。
1960年，康妮从西班牙来到美国，在朋友婚礼上遇到一名黑发意大利人。两人于1969年10月29日结婚。他们想要孩子。“我非常喜欢孩子，但我们没法生育。”她说。
1973年，两人去了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生刚2个小时的奥尔加被一位接生员带到康妮和丈夫面前。从这一刻起，康妮的生活开始与阴谋论会合。她认为这种收养是非法的，丈夫和他们的收养律师都心知肚明。她相信丈夫还跟一位年长女人有染，而那女人阴谋破坏他们的婚姻。她坚信丈夫开始对她下毒，每天早上她醒来时，都觉得自己非常虚弱，像是生病了。
她说，丈夫和律师迫使她和奥尔加分开，并想把她送到医院。“他说我有精神病。”1973年末，康妮被强制送到考尼岛医院，后来又被送到长岛的皮尔格内姆心理治疗中心。在纽约某修道院一位修女的帮助下，她最终获得自由，然后跑到了西班牙。
康妮说她害怕回到美国，但又很想把女儿要回来。1979年，她决定去华盛顿寻求政府帮助。第一次坐到托马斯身边那天，她感到害怕、沮丧。她觉得自己除了跟托马斯共同战斗，别无选择。“既然我没法帮助我的孩子，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帮助世界上其他孩子，”她说。“我要让他们远离伤害。” 尽管看似具有无穷无尽的坚守精神，康妮说她早已放弃与女儿重聚的希望。一开始，奥尔加还是小女孩时，康妮就没再试图与她联系。她担心，如果奥尔加知道了其中的阴谋，也会成为受迫害目标。但是，托马斯的朋友埃伦和亚西·吉尔哈特另有说法。亚西说，他曾经两次开车载康妮和托马斯去北部寻找奥尔加，第一次去纽约，第二次去新泽西。埃伦也记得这事，托马斯回来时跟她讲过。
康妮不愿直接回答她与奥尔加联系的问题。她摇着头，说：“还好。”沉默一会儿，她说：“我不敢靠近那所房子。”
多年之后，当奥尔加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住在新泽西时，亚西又开车带托马斯和康妮去了奥尔加家。这一次，康妮带了一箱东西，希望奥尔加保存。亚西和埃伦不清楚箱子里所有物品，但知道有一个奥尔加婴儿时期戴过的手镯。
亚西说，康妮敲了门，一位男士过来开门，亚西相信他是奥尔加的丈夫。“看样子他并不想接受那个箱子，”亚西说。“托马斯和我从车里出来，然后他就收下了箱子。”
这么多年来，康妮从没收到奥尔加的信息。后者通过丈夫表示，自己不愿对此事发表评论。
康妮坐在公寓那张小圆桌旁。这是寒冷的1月，她倾身靠近加热器，把它拉得离脚近点。她只是摇着头。有几分钟，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就是收音机的嗡嗡声。
“让人伤心，这一切。”康妮突然大声说，眼睛湿润。她可能是在说奥尔加，可能是在说自己，可能在说她永远没有成为母亲这件事。
白色帐篷和白宫，一条大街把两个世界分开
2012年大选结束了，奥巴马成功连任，白宫外面开始小兴土木，筹备就职典礼。这意味着康妮要从平常抗议的地方搬离，换到公园中心安德鲁·杰克逊雕像旁边。对这一套她早就习已为常。“四年一次。”她说。每隔四年，她心中就会升起希望，希望总统能够跟她对话。“我们待在那儿并不是为了这个，”她说。“但是我们想也许他们会来，或者派一个人，从街对面走过来。”
就职典礼工程终于完工，请愿又回到原处，公园边上。
早春的一天，一队童子军聚集在拉法耶特广场。他们的带队者指着康妮的请愿点，讲述了它的简短历史。抗议者有权待在这里，他说，哪怕有人反对他们的观点，哪怕他们的存在破坏了环境的优雅和堂皇。他希望孩子们理解康妮的意义—但是到了集体合影时，他们很有策略地排好队，只让最喜欢的地标进入画面。康妮和她的标语牌被一堵棕色制服人墙挡在后面。
这是康妮请愿的第32年第10个月。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已经开始差不多三个月。白色帐篷和白宫，一条大街把两个世界分开。
对于白宫的风景，康妮已了然于心，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熟悉。她知道游客最爱在铁门边哪个地方站着拍照，熟悉那完美草地的坡度，看惯了北门廊那庄严的柱子。
当然，你也可以从街的那一边观赏风景—透过一些房间的一些窗户，那些铺着旧木地板的房间，挂着金色窗帘的窗户，盛大典礼在那里举行，庄严声明在那里发布。在那些房间里，忙碌的总统似乎很难有一个时候停下来，透过装着防弹玻璃的窗格向外看一看。
但是，想像一下，假如他真的看了一眼。远处有金顶教堂，有杰克逊雕像，有匆匆忙忙上班的人潮。而在近处，他会看到种满了郁金香的花圃，手持相机蜿蜒不绝的游客。而在这一切的前面，是一个由高高的木制标语牌拱卫着的临时帐篷。他可能会注意到它旁边站着一位矮小的、躬着身的老年妇女，虽然太远看不清脸，但立刻就能辨认出来—不是因为知道她是谁，而是因为她做的事。
她仍然在那里，她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