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郝劲松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10：00，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
　　审判长看他一眼，说“现在你先听从法庭的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
　　书记员立刻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入门，在被告席上落座。
　　原被告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包括一个国家部委，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是一场关于五角钱的官司，他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五角钱不合理，所以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两年多时间，他打了7 场这样的官司—— 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
　　列车员都笑了，“火车上自古没有发票”。他于是起诉铁道部，国家税务总局……一次一次。
　　“在强大的力量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数这么小，很多人觉得失去它并不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的温水煮青蛙的结果，大家会觉得农民的土地被侵占了与我何干？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会落在你的身上。”
　　“但是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帕克斯是美国一个黑人女裁缝，1955 年12 月1 日，在蒙哥马利市，42 岁的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按照当时的惯例，美国南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占满，有白人男子要求坐在黑人部分最前排的她让座，遭到了拒绝。当司机要求乃至以叫警察恐吓黑人让座时，坐在前排的其他三个黑人站了起来，惟独帕克斯倔强地牢坐不起。
　　如果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她厌烦了她和其他美国黑人每天在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她成了上世纪50 年代美国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黑人，然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381 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组织者是当时仍名不见经传的牧师马丁·路德·金，这个名字后来被冠以反种族隔离斗士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荣誉。这场运动的结果，是1956 年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事实上，她并没有组织或领导50 年前那场民权运动，她只是在适当的时刻表现了一个平凡人的勇气，而正是这种勇气迫使整个国家重新审视并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
　　五十年后，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我问郝劲松。
　　“公民。”
　　“公民和普通人的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这样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他打赢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仇怨。
　　但他说起他乘车时，乘务长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你现在要还是吃完再说？”
　　呵呵。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了自己的权利所作的斗争。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只是一张纸。”他说。
　　我停顿了一下，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34 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任依然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