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苏省暨南京市以地方规格悼念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亡灵整整20年后，2014年12月13日，中国迎来了首个“悼以国之名义”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第21次是国家公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当时，我们没有想到，公祭活动最终能够升格为国家公祭，并且以国家立法的方式规定下来，成为共和国每年一度的固定仪式。”
　　这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少先队员代表为国家公祭鼎揭幕并发表重要讲话。
　　短短3天时间，在百度词条上键入“国家公祭”，结果显示有1362张图片，相关视频难以计数。
　　这是首个国家公祭日，在中国网的全程文字实录里，习近平短短两千多字的讲话中，“和平”这个字眼出现23次。然而，更多媒体将解读重点放在了设立国家公祭日的意义上。
　　“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公祭日？这其中，既有对历史记忆的传承、判断，也有基于现实的考量。不忘記历史苦难，不是要培养仇恨，而是要培养出大国公民应有的历史价值观，和与国际社会相处的尊严方式，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来捍卫民族尊严并凝聚圆梦动力。”中国教育新闻网上刊发的《国家公祭日：纪念中凝聚圆梦力量》一文在按语中这样写道。
　　新华社14日的电文中，将中国邻国的专家和爱好和平的人士对于中国设立国家公祭日的看法做了梳理。其中提到泰国《亚洲日报》副社长钱丰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在世的会越来越少，国家公祭日会代替亲历者继续向下一代讲述历史，让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不忘记历史的惨痛教训，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这不仅是每个中国人应该铭记于心的，也是亚洲人民乃至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应该认识到的问题。”
　　环球网以《设“公祭日”的五大现实意义》为题较为全面地阐释了国家公祭日的意义。
　　腾讯网上《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必要性与价值》被广泛传播，作者为江苏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徐立刚。他针对外界舆论认为“设立国家公祭日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回击，是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有力回击”这样的言论做了分析，他认为，这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确切，也不全面。他的文章从四个方面对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必要性与价值进行阐述，“悼念死难者，铭记历史”被他称为国家公祭的核心所在，也是他所认为的具有统领意义的要件。“国家公祭之所以是国际惯例，主要原因也在于悼念死难者、铭记历史这两点，这具有普世价值，顺应人类普世伦理要求。”
　　正如习近平在讲话中所说：“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
　　知名时事评论员杜平与徐立刚的看法似乎不谋而合。他同样对“国家公祭日是为了服务政治、服务外交？”这样的舆论进行背书，“平心而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但高调纪念并非只为眼前政治服务”。在杜平看来，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与日本关系好坏我们都要去纪念，要让历史真相掌握在自己手里。
　　2014年2月，国家公祭日刚刚确立下来时，《中国青年报》刊发了《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多重意义》的文章。文中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堪比世界各地设立的二战纪念日和公祭日，包括联合国2005年确定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日，德国的大屠杀受害者纪念日，俄罗斯的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美国的珍珠港事件纪念日等，这些纪念日的最大价值就是让侵害者和受害者及其后人不忘历史，敬畏生命，珍视和平。”
　　《光明日报》一篇题为《让中国记忆走向世界记忆》的文章更是对此观点进行了高度升华：“纪念活动不仅应该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更应该上升到国际层面，在国际上设立纪念日。国家公祭日，决不是单纯为了纪念和宣传，更不是为了累计仇恨，而是要在扼腕思考惨痛历史的同时，警醒人民莫忘历史，凝聚起国家、民族的信念和力量。”
　　2015年是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70周年。
　　自1998年开始，日本在纪念日以前发函邀请各持核子弹的大国出席仪式。美国过去一向不给予回应，但在2010年第一次派高管到日本参礼。白宫发布消息时表示，“之所以派遣罗斯大使出席，是为了哀悼在二战时丧生的人们。”
　　杜平认为，日美关系并没有因为日本纪念原子弹事件而受到影响。
　　“为铭记这惨痛历史而举行国家公祭，这有恒久的价值，不以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已被更替、今后国际关系冷暖而改变。”徐立刚在文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