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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继贤：孤女重获新生
这天是1998年3月8日妇女节，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华姨给我送来了三四十封信，都是些来信来稿。我沏了一杯茶，翻阅着一个个信封，想选一些女作者写来的稿先看，突然发现一封从东莞寮步镇金锋毛织厂寄来的信，上面写着“求助”两个字，我便立刻打开来看。
原来那是一篇叫《孤儿泪》的稿件，说的是广西容县六王镇一位叫邓灿霞的姑娘的悲惨故事：1986年9月12日，母亲不幸去世，1987年12月17日，父亲又不幸因车祸丧生，她和两个年幼的弟弟从此成了孤儿。现在靠她打工每月几百元的工资维持三个人的生活感到杯水车薪，弟弟读书的学费更是无法解决。
多么可怜的三个待援的孤儿呵！为了节省开支，她把每一分钱都用到了最需要的地方。她节衣缩食，省下吃早餐的钱，但因上班时要来回跑动，加上常常加班加点，又饿又累，吃不饱，没营养，经常头晕眼花，四肢无力。因为钱不多，连最爱看的《江门文艺》也舍不得掏几块钱买来看，只好等买了《江门文艺》的工友看完了，才向她们借来阅读。
5月25日，暴雨初晴，我到广州新华印刷厂三校完七月的《江门文艺》并签印后，便坐长途车去东莞寮步看望她。到了寮步镇已是下午6时多，我到金锋毛织厂时她正好下班。
通过门卫帮助，我找到了她。这个十七八岁的女孩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面黄肌瘦，憔悴无神，疲惫不堪，郁郁寡欢。没有一点少女如花，肌肤白嫩红润，活泼开朗的影子。我请她到附近大排档吃饭，她怯怯地跟我进去，显得很不习惯，局促不安。一边吃饭，她一边向我诉说家里两个弟弟的情况和打工的辛酸，说到痛处，忍不住流下泪来。她很感激我远道而来，像亲人一样关爱她，她把隐私也对我说了。她说，门卫一直在追求她，他有老婆孩子，但感情不和，另租了住处，常邀她去聊天，许诺和他老婆离婚后和她结婚，寄钱给她弟弟读书云云。
我劝她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一个有孩子的男人忍心抛弃妻儿另寻新欢，肯定不是好人。她说他整天纠缠她，只有离开他才能摆脱。我问她想不想到广州工作，她说想，我便答应给她留意一下。
经我修改后署名孤女的《孤儿泪》在《江门文艺》1998年8月发表了。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读者写信、打电话到编辑部，鼓励孤女要坚强地生活下去，还有不少人寄钱来资助她弟弟上学。湖南衡阳的李美英寄了100元，在信中说：“孤女在失去双亲后，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坚毅顽强的精神让我感动。希望善良的、有爱心的朋友都来帮助孤女三姐弟走出困境吧！”顺德勒流镇的梁雁来信说：“孤女，你历尽了生命的沧桑和暴风雨的洗礼后仍能昂起头，不屈不挠地生活。你是个好姐姐，甘愿为弟弟无私奉献一切，你值得我们同龄人学习。我想，广大读者一定会为你可贵的精神所感动！关心你、支持你，你不再是‘孤女’，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中山市古镇的冯志斌来信说：“孤女是幸运的，能得到编辑的关心。对我们漂泊在外的异乡人，《江门文艺》全体编辑人员却能如此真诚地、慈母般地关怀与帮助了不少读者、作者，这不正是《江门文艺》能拥有如此众多读者的缘由吗？”像这样的一封封来信实在多得数不清。
邓灿霞一下子收到了几千元读者的捐款，解决了弟弟学费的燃眉之急。
1999年春节，我有一个亲戚想找个可靠的保姆陪伴老人，征得邓灿霞的同意，她便辞工来到了广州。我每次到广州签印后都去看望她。由于她悉心照顾老人，手脚勤快，任劳任怨，深得主人喜爱，把她当作亲人一样。她陪伴老人五六年，直到老人去世。接着她又服侍老人生病的儿媳，直到病人康复。2005年，我便介绍她到广州作家张雄辉家里当保姆，由于她工作得好，主人有空就辅导她写作，还教会她用电脑打字、上网。每逢休息，她便去看望我年迈的母亲，因此她跟我在广州的家人都很熟。
2008年，经人介绍，她与一个老乡结了婚。2009年夏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现在，她的两个弟弟已长大成人，大弟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工作，小弟在广州打工，三姐弟已走出困境。她说如果我这篇短文能发表，就代她向关心过她三姐弟的打工朋友致谢。去年12月，邓灿霞携爱女来广东看望我两老和我的家人，看望在广州打过工的主人。她欣喜地说，她现在再不是孤女了，有那么多的人关心她、帮助她，未来的日子会更美好。
王丰雨：心灵的圣地
身后尘土飞扬，我没有回头去望母亲越来越远的身影，我怕她的眼泪把我挽留。那是1997年的秋天，我一个人南下广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市龙岗区坑梓镇的一个玩具厂做装配工。每天繁重的加班，枯燥的生活，一度使我陷入了迷惑，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像一只苍蝇爬在玻璃上，前途一片光明，却找不到方向！
记得那是10月份的一天，我在坑梓的广场上闲逛，在一卖书的地摊上随手翻阅一本《江门文艺》，她的内容浅显易懂，非常贴近我的打工生活，一见如故，从此，《江门文艺》成了我打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相伴的日子里，从《江门文艺》中看到幸江曼，就是雪月老师怎样从工厂到编辑部工作；狂子，就是熊正红老师怎样通过自考自学成材；鄢文江老师由于成绩突出从企业内刊调到《江门文艺》编辑部工作。他们都是楷模，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指引我打工的方向，催我奋进。
看得多了，也尝试去抒写打工生活的喜乐。2003年我的一篇《汽笛在深夜鸣响》在《人世间》栏目刊发，在公司引起强烈反响，被公司领导破格提拔到写字楼做统筹工作。2004年5月1日我被邀请参加《江门文艺》的读者联谊会，在向往已久的江门，游玩东湖公园，真实感受侨乡的地域文化。
一直以来《江门文艺》是我心灵的圣地，精神的乐园。有了她，我就能远离孤独和寂寞；有了她，我就能收获纯净和崇高。我把每一天当作人生进取的风帆，催动我生命之舟奋然前进。
梁秀开：唯一的倾诉对象
第一次与《江门文艺》相识，是1996年。那年我在亲情与爱情之间，选择了爱情，背叛了亲情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在举目无亲的城市倍感凄清。唯一与我作伴的只有她。她教会我在这无助的婚姻与生活中，如何珍惜如今拥有的一切。我曾经痛过、爱过、悔过、恨过，为自己当初的选择后悔，曾再度想过离开，像当初抛弃我的父母一样抛弃他们父子，去选择自己认为幸福的生活。最终我还是放弃了那个想法，这一切都是看到《江》刊上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让人心酸。我已经错过了一次，不可以再错第二次。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没妈的孩子。
1998年，我看到张晓晾的一篇作品，让我流泪。当年我与他们父子两地分离，在第二年我还是选择了同他们重逢。但老天爷还是同我开了个玩笑，在2007年那孩子离我们而去。在这打击下，我曾经想过堕落，是她又一次把我拉回来。虽然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但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像，唯有将所有的心事记于日记本上，有时也通过电话向老师们说说自己的心声。
是她让我爱上了文学，在空闲的时候我也曾记下人生的点点滴滴，只是水平有限，没有向她投过稿。
如今我与她相识了十五年，十五年来我一直都在看她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这几年不是每期都看，但都感觉到她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了。可以说我这十几年的悲喜跟她是离不开的，如果没她陪伴，或者我的人生又会是另一个起点，或者会是喜，又或者会更悲。
这天是1998年3月8日妇女节，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华姨给我送来了三四十封信，都是些来信来稿。我沏了一杯茶，翻阅着一个个信封，想选一些女作者写来的稿先看，突然发现一封从东莞寮步镇金锋毛织厂寄来的信，上面写着“求助”两个字，我便立刻打开来看。
原来那是一篇叫《孤儿泪》的稿件，说的是广西容县六王镇一位叫邓灿霞的姑娘的悲惨故事：1986年9月12日，母亲不幸去世，1987年12月17日，父亲又不幸因车祸丧生，她和两个年幼的弟弟从此成了孤儿。现在靠她打工每月几百元的工资维持三个人的生活感到杯水车薪，弟弟读书的学费更是无法解决。
多么可怜的三个待援的孤儿呵！为了节省开支，她把每一分钱都用到了最需要的地方。她节衣缩食，省下吃早餐的钱，但因上班时要来回跑动，加上常常加班加点，又饿又累，吃不饱，没营养，经常头晕眼花，四肢无力。因为钱不多，连最爱看的《江门文艺》也舍不得掏几块钱买来看，只好等买了《江门文艺》的工友看完了，才向她们借来阅读。
5月25日，暴雨初晴，我到广州新华印刷厂三校完七月的《江门文艺》并签印后，便坐长途车去东莞寮步看望她。到了寮步镇已是下午6时多，我到金锋毛织厂时她正好下班。
通过门卫帮助，我找到了她。这个十七八岁的女孩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面黄肌瘦，憔悴无神，疲惫不堪，郁郁寡欢。没有一点少女如花，肌肤白嫩红润，活泼开朗的影子。我请她到附近大排档吃饭，她怯怯地跟我进去，显得很不习惯，局促不安。一边吃饭，她一边向我诉说家里两个弟弟的情况和打工的辛酸，说到痛处，忍不住流下泪来。她很感激我远道而来，像亲人一样关爱她，她把隐私也对我说了。她说，门卫一直在追求她，他有老婆孩子，但感情不和，另租了住处，常邀她去聊天，许诺和他老婆离婚后和她结婚，寄钱给她弟弟读书云云。
我劝她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一个有孩子的男人忍心抛弃妻儿另寻新欢，肯定不是好人。她说他整天纠缠她，只有离开他才能摆脱。我问她想不想到广州工作，她说想，我便答应给她留意一下。
经我修改后署名孤女的《孤儿泪》在《江门文艺》1998年8月发表了。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读者写信、打电话到编辑部，鼓励孤女要坚强地生活下去，还有不少人寄钱来资助她弟弟上学。湖南衡阳的李美英寄了100元，在信中说：“孤女在失去双亲后，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坚毅顽强的精神让我感动。希望善良的、有爱心的朋友都来帮助孤女三姐弟走出困境吧！”顺德勒流镇的梁雁来信说：“孤女，你历尽了生命的沧桑和暴风雨的洗礼后仍能昂起头，不屈不挠地生活。你是个好姐姐，甘愿为弟弟无私奉献一切，你值得我们同龄人学习。我想，广大读者一定会为你可贵的精神所感动！关心你、支持你，你不再是‘孤女’，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中山市古镇的冯志斌来信说：“孤女是幸运的，能得到编辑的关心。对我们漂泊在外的异乡人，《江门文艺》全体编辑人员却能如此真诚地、慈母般地关怀与帮助了不少读者、作者，这不正是《江门文艺》能拥有如此众多读者的缘由吗？”像这样的一封封来信实在多得数不清。
邓灿霞一下子收到了几千元读者的捐款，解决了弟弟学费的燃眉之急。
1999年春节，我有一个亲戚想找个可靠的保姆陪伴老人，征得邓灿霞的同意，她便辞工来到了广州。我每次到广州签印后都去看望她。由于她悉心照顾老人，手脚勤快，任劳任怨，深得主人喜爱，把她当作亲人一样。她陪伴老人五六年，直到老人去世。接着她又服侍老人生病的儿媳，直到病人康复。2005年，我便介绍她到广州作家张雄辉家里当保姆，由于她工作得好，主人有空就辅导她写作，还教会她用电脑打字、上网。每逢休息，她便去看望我年迈的母亲，因此她跟我在广州的家人都很熟。
2008年，经人介绍，她与一个老乡结了婚。2009年夏天，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现在，她的两个弟弟已长大成人，大弟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工作，小弟在广州打工，三姐弟已走出困境。她说如果我这篇短文能发表，就代她向关心过她三姐弟的打工朋友致谢。去年12月，邓灿霞携爱女来广东看望我两老和我的家人，看望在广州打过工的主人。她欣喜地说，她现在再不是孤女了，有那么多的人关心她、帮助她，未来的日子会更美好。
王丰雨：心灵的圣地
身后尘土飞扬，我没有回头去望母亲越来越远的身影，我怕她的眼泪把我挽留。那是1997年的秋天，我一个人南下广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市龙岗区坑梓镇的一个玩具厂做装配工。每天繁重的加班，枯燥的生活，一度使我陷入了迷惑，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像一只苍蝇爬在玻璃上，前途一片光明，却找不到方向！
记得那是10月份的一天，我在坑梓的广场上闲逛，在一卖书的地摊上随手翻阅一本《江门文艺》，她的内容浅显易懂，非常贴近我的打工生活，一见如故，从此，《江门文艺》成了我打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相伴的日子里，从《江门文艺》中看到幸江曼，就是雪月老师怎样从工厂到编辑部工作；狂子，就是熊正红老师怎样通过自考自学成材；鄢文江老师由于成绩突出从企业内刊调到《江门文艺》编辑部工作。他们都是楷模，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指引我打工的方向，催我奋进。
看得多了，也尝试去抒写打工生活的喜乐。2003年我的一篇《汽笛在深夜鸣响》在《人世间》栏目刊发，在公司引起强烈反响，被公司领导破格提拔到写字楼做统筹工作。2004年5月1日我被邀请参加《江门文艺》的读者联谊会，在向往已久的江门，游玩东湖公园，真实感受侨乡的地域文化。
一直以来《江门文艺》是我心灵的圣地，精神的乐园。有了她，我就能远离孤独和寂寞；有了她，我就能收获纯净和崇高。我把每一天当作人生进取的风帆，催动我生命之舟奋然前进。
梁秀开：唯一的倾诉对象
第一次与《江门文艺》相识，是1996年。那年我在亲情与爱情之间，选择了爱情，背叛了亲情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在举目无亲的城市倍感凄清。唯一与我作伴的只有她。她教会我在这无助的婚姻与生活中，如何珍惜如今拥有的一切。我曾经痛过、爱过、悔过、恨过，为自己当初的选择后悔，曾再度想过离开，像当初抛弃我的父母一样抛弃他们父子，去选择自己认为幸福的生活。最终我还是放弃了那个想法，这一切都是看到《江》刊上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让人心酸。我已经错过了一次，不可以再错第二次。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没妈的孩子。
1998年，我看到张晓晾的一篇作品，让我流泪。当年我与他们父子两地分离，在第二年我还是选择了同他们重逢。但老天爷还是同我开了个玩笑，在2007年那孩子离我们而去。在这打击下，我曾经想过堕落，是她又一次把我拉回来。虽然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但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像，唯有将所有的心事记于日记本上，有时也通过电话向老师们说说自己的心声。
是她让我爱上了文学，在空闲的时候我也曾记下人生的点点滴滴，只是水平有限，没有向她投过稿。
如今我与她相识了十五年，十五年来我一直都在看她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这几年不是每期都看，但都感觉到她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了。可以说我这十几年的悲喜跟她是离不开的，如果没她陪伴，或者我的人生又会是另一个起点，或者会是喜，又或者会更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