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生于南京，现居香港，作家、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朱雀》《北鸢》，小说集《七声》《戏年》《谜鸦》《浣熊》，文化随笔《绘色》等。近日出版新作小说《瓦猫》。
　　数年前，葛亮读曹雪芹的《废艺斋集稿》，其中一章是《南鹞北鸢考工志》，记载了风筝的扎、糊、绘、放“四艺”。这一章序言的末尾，曹雪芹写道：“以集前人之成。实欲举一反三，而启后学之思……汇集成篇，以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有以自养之道也。”读到此，葛亮很是感慨，“教的是制风筝之法，目的却是对弱者的给养。对残疾者，曹氏并未直接接济，而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他们‘自养’之道，寓艺于义。这既是入世之书，也是济世之书”。
　　由此，风筝便在葛亮心中扎了根。2016年，他的长篇小说《北鸢》出版，鸢即风筝，贯穿整个故事，也引出了一位扎风筝的匠人——龙师傅。为写小说，他走访了一些风筝手艺人，包括著名的曹氏风筝传人，“了解了这门手艺的细节，行业内的更迭。同时，也对匠人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匠人们对信义、对信仰的敬畏等”，葛亮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匠人内在的精神品格打动了葛亮，也牵引着他走近这群人。于是，他为自己定下一个“匠人系列”的写作主题，开始寻访各地工匠，古籍修复师、理发师、木雕师、陶艺师、云锦大师等，花费4年时间，最终完成《书匠》、《飞发》和《瓦猫》3个故事，收录在小说《瓦猫》中，于近日出版。
　　“这是一本有关手艺人的书，然而又不全是。他们的尊严、执着与信仰，如棱镜，折射这世上大多数的我们。他们是这时代的理想主义者，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葛亮说。

良工，故物

　　《瓦猫》的开篇故事《书匠》，缘起于葛亮祖父的遗作《据几曾看》。
　　祖父葛康俞教授，为中国近代著名艺术史家，生于1911年，早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与李可染、艾青等同窗。上世纪40年代，避难于四川江津，在一所中学里任美术教员。平日里，他常念及之前与家人、朋友在案几上欣赏书画的乐趣，于是便开始搜寻记忆，回顾昔日所见书画名迹，或辨析源流，或阐发画理，并用小楷记录下来，成稿9万多字，取名《据几曾看》。启功、宗白华都曾读过，并为之题写书跋。这手稿一直在家族内部流转，到葛亮手里时，“竹纸发了霉，书稿也受了潮气，还好外面有一层油纸，又用木夹板包着。只是部分书页粘连在一起”。
　　为修复手稿，葛亮请来古籍修复师，做了一番“会诊”，将之恢复如初。“整个过程，对我有一种强烈的撞击感。原来一本书的修复是那么繁杂的一项工程，需要20多道工序：溜口、闷水、倒页、钉纸捻、齐栏、修剪……”
　　在小说《书匠》中，他写了两个古籍修复师的故事：一个是简，曾在香港开书店，后到英国，习得西方古籍修复之术;一个是老董，年轻时在北京肄雅堂当过学徒，继承中国古籍修复的技艺，历经“文革”后流落街头，摆摊修鞋。“两人学养、传承不同，但殊途同归，都讲究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这是修书行内传下来的一个老规矩，意思是说如果没有手艺修复如初，不如不修。
　　“我们讲匠，即百工，技艺是他们的为匠之本。”葛亮说。比如老董，修《八闽通志》，纸页都粘连在一起，硬成“板砖”，他放在蒸锅里蒸，结果大功告成。还有一次，修复一本清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旧书皮用的是清宫内府蓝绢，烧毁了一多半，绢好找，难在调不出蓝绢的“蓝”。老董坚持“修旧如旧”，依照古法，做各种试验，最终染出蓝绢，成了修书界的英雄。

　　为写《书匠》，葛亮走访了不少古籍修复师，发现他们大都“闭门造车”，“终日坐对古书，极少与外界打交道”。而《飞发》里的理发师，则完全不同，理发师每日和人打交道，和时代、潮流密切相连。
　　写《飞发》那段时间，葛亮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四处寻觅传统理发店。无论上海派还是香港风，小店铺或是大公司，一旦遇到心仪的理发师，他就走进店里，坐下来剪头发，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故事。最终，他写下一场海派理发店与香港“飞发”（粤语意为“理发”）店之间的江湖争夺战，跌宕起伏，令人唏嘘。
　　至于《瓦猫》的故事，葛亮则将目光延展至西南边地。瓦猫，本是云南的一种建筑文化，陶艺制作，过去作为“镇宅神兽”被放置于瓦房之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龙泉古镇曾聚集了一批制作瓦猫的陶艺匠人。葛亮到那里走访，发现当地已变成一个开发区，瓦猫匠人也四散各地。“但意外的是，西南联大多位著名学者，如闻一多、梁思成夫妇的故居，包括近代重要的科研院如史語所、中国营造学社等，都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被留存下来。”
　　写作时，他便将《瓦猫》的故事背景放置在民国，讲述西南联大学生宁怀远和瓦猫匠人后人荣瑞红的爱情故事，中间穿插闻一多、梁思成等人在此地的生活经历。“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匠人，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人文理想，有职业上的持守和信仰，这种信仰将两者连接起来。而这种连接也将匠人精神升华了，成为我们人文传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葛亮说。

规矩、传承与自洽

　　葛亮一直想写有关匠人的小说，对他们的手艺、故事充满好奇。关于手艺，他的最初印象来自外公家里的茶叶盒。外公以前经商，遇到一个南洋商人，对方赠他一只锡制茶叶盒，盒身上雕刻游龙戏凤，龙须跃然，凤尾亦摇曳如生。只是时间久了，颜色变得暗沉。 　　“我记事时还在用，春天搁进去明前的龙井茶，到中秋泡出来，还是一杯新绿。”葛亮回忆说。后来，茶叶盒不知去向，外公每每喝茶，會叹息说“时下所谓真空包装，其实是将茶‘养死了’”。他当时年少，不懂器物的技艺，但从外公口中，也算知晓手工之意义。这次为写“匠人系列”，他走访10多种匠人，对“匠”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让他感触颇深的是走访云锦大师。目前，在丝制工艺品当中，只有云锦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机织造。第一次看到3米的大花楼织机，葛亮很震惊。他记得，当时一位云锦师傅讲了一个故事：1956年，定陵出土了一件万历皇帝的龙袍。该龙袍制作工艺精湛，但出土后即碳化，成了一触即碎的濒危文物。文物修复专家用了近3年的时间复制，在最后关头遇到了棘手的问题——龙袍的染色。“龙袍的色泽大有讲究，随昼夜更替而变化。日光充足时，它呈现带有红光的黄色;在夜晚微弱烛火下，则发出辉光熠熠的赤色。”后来，文物修复专家找印染专家请教，其中一个印染师傅在古书《唐六典》中发现一句话：“自隋文帝制柘黄袍以听朝，至今遂以为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专家们找到柘木原料，将其加工，对龙袍复制品进行染色，最终成功。

　　“我们常常以为传统的东西、传统工艺是可以被取代的，其实不然。”葛亮说，各个工种由新变旧的过程，不是简单的优胜劣汰，而是一种推陈出新，不断地融通、交替和连接。
　　在推陈出新的过程中，匠人们还要遵循行业内承传至今的规矩，“实则戴着脚镣跳舞”。葛亮曾去澳门走访一位佛像木雕的曾木匠，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木雕—神像雕刻”的传承人。“聊天时，他特别强调有关佛像与工艺品的区别，同样一块木头，工艺品可顺应木头的品种、材质及制作的季节，信马由缰出奇制胜;但佛像的制作，则要依据规制，在原材料基础的使用上极尽绸缪。”葛亮说。当时，曾木匠举了一个例子，庙宇中，善男信女，举目膜拜，之所以四方八面看菩萨低眉，皆觉得神容慈悲，佛头俯仰的角度至关重要，关乎一系列的技术参数。
　　葛亮走访匠人，最初是为了搜集他们的故事，但日子久了，他渐渐生出一些心得与愧意。“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传统技艺正在走向式微或消失，对匠人们难免生出同情之意，觉得应该唱挽歌。但其实他们比我们想象得都要过得欣然。”
　　在《书匠》里，简除了一位专业弟子，还收了一些“非专业弟子”。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的是兴趣使然，有的为打发时间，有的则是寻求心灵安慰。“老的，做下去，并不以传承为唯一任务，大约更看重心灵的自洽;年轻的，将手艺本身视作生活，这生活是丰盈的，多与理想有关，关乎选择与未来。”葛亮说。

将心比心，人之常情

　　从2007年至今，葛亮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教授现当代文学史、文学与电影等课程。疫情期间，他都是隔着屏幕给学生上课，“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交互，开始觉得挺魔幻的，但现在已经很习惯了”。之前，闲余时间，他喜欢在香港游走，走街串巷，或者到岛上去，如今很少出门。平日里，除了备课、上课，就是看电影和写作。
　　写作之于葛亮，是一种沉淀之道。年少时，受父亲影响，他读古典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东京梦华录》等，还有比较冷门的《耳新》《何典》等笔记体小说。父亲通晓俄语，也给他推荐俄罗斯文学作品。“后来才知，这些早期的阅读，让我建立起最初有关文学审美的意识，叙事的技巧以及语言运用方面俗与雅的观念。”葛亮说。这种影响，之后也延续到他自己的写作上。

　　葛亮的写作始于香港。2000年，他到香港大学读硕士，研究现当代文学，第二年，他开始写作。写的第一篇小说叫《无岸之河》，讲述一个年轻大学教授的浮生六记，发表在《收获》上。他还喜欢泡图书馆，“那里有很多影碟，看电影成了写作和作论文间的句读”。他一边看电影，一边为报纸写影评。
　　读大学时，葛亮的研究方向是城市文化，他的写作也多以城市为背景。在《朱雀》里，他写南京城及生活在那里的几代人的沧海桑田、风云变迁;在《北鸢》里，他虚构了一座北方城市襄城，透过外祖父的人生故事讲家族史;到了《瓦猫》，故事的发生地又变成南京、香港和龙泉。“城市，总是个悲喜剧交相辉映的地方。”他写城市，终归是在写人，写芸芸众生。
　　葛亮很喜欢沈从文的《长河》，那是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与《边城》一样，这部小说写的也是湘西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面对未知的‘新生活’和外来势力的侵蚀，那里的人们依然保留着至善至美的朴素人性。”葛亮说，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常与变”的辩证与博弈。
　　最近，葛亮正在写一部新长篇，将“常与变”植根于岭南。他以饮食为切入点和脉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经济起飞，一时间新的旧的、南的北的、本土的外来的，百川汇海，一边角力，一边碰撞，一边融合，饮食也被裹挟其中，成了透视时代的一枚小切片。葛亮写一对制点心的师徒的故事，小说已完成其中一个篇章《燕食记》，发表在《收获》上。
　　写作20年，葛亮一直相信“好的文学形式可以渗入到大众生活的肌理”。他将自己的创作体会总结为八个字：将心比心，人之常情。他专注于民间，专注于历史或现实中被忽略的小人物、小细节，让时代风雨渗入人间草木，“也许我们太过注重纵横捭阖、挥斥方遒的人物，他们代表时代在过渡节点的因素，但真正推动历史前行的，还是广袤的芸芸众生”。
　　葛亮
　　1978年生于南京，现居香港，作家、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哲学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朱雀》《北鸢》，小说集《七声》《戏年》《谜鸦》《浣熊》，文化随笔《绘色》等。近日出版新作小说《瓦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