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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在君王奖掖、时人爱好的文学氛围下，表面上文学似乎获得了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实则文学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受到了淡化乃至斯伤。本文旨在探讨杜甫如何藉由“诗学论争”的喧哗，破解“无声无臭”的窘境，进而引领唐代诗风。其一，恻隐之美与狂筒斐然——初唐官修史书所确立的诗文典范；其二，典范移转与诗学论争——从四杰到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三，戏题剧论与大雅之作——杜甫的后继者与韩、白分流；其四，诗坛、诗选的杜诗定位与诗史的提出。本文由此厘清杜甫在唐代诗学论争中的评价与定位，及其对唐诗创作发展的意义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