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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未拿到教育部批文之时，便大张旗鼓地招生，南科大用“出格”表达了矢志改革的态度。在高教领域，南科大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关于一个高校成与败的争议，而是关乎中国大学现在与未来的思考，一场高教改革速度和力度的追问。
2010年年底，有一件事在中国高教界引起轰动：已获教育部发文批准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在苦等3年仍未获得招生权后，决定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一时间，这座本该超然于喧闹都市之外的学校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南科大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它无意中成为了中国高教改革的风向标，它的困境是中国高校困境的缩影——“南科大迈出的一小步，将是我国高教改革的一大步”。
2011年“两会”，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很自然地成为了媒体追逐的焦点，南科大也在高教界代表委员中引发了热议，甚至是争议。支持者为它的勇气及产生的重大意义叫好，而观望者和质疑声也同样不少……
现行规定成“致命伤”
南科大为什么要“出格”？
在它的勇气背后有着一份清晰的任务书：“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在筹建之初，深圳市委市政府便为南科大确定了明确的目标，兑现的时间是15年。
在这份任务书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但按照现行的规章制度，要想创办一所新的高校，只能先办大专或学院，若干年后办得好者，评审合格，再升成大学。然后再一个个地申请硕士、博士点，几十年后才可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
面对这样的规定，作为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全国政协委员、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显得很无奈，“中国高校走的是渐进式发展的路。从大专或者本科院校到大学，再到申请硕士、博士点，每一个申请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要剥一层皮。这样的话，学校不可能一步到位建成研究型大学。”而这个是朱清时当初没有意识到的。“深圳市偏偏要让我们走这个路，这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啊，这就是南科大遇到很多障碍的重要原因。”朱清时坦言，过去一年，如履薄冰，南科大在艰难中行进，一路走来磕磕绊绊。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南科大的“出格”行为，很多代表委员表示理解。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是南科大坚定的支持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表示，如此漫长的等待过程，对南科大而言简直是一种煎熬。“如果按照教育部现有的规定来办的话，可以想象，那需要多长时间啊，更何况南科大给自己定的标准很高，就是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什么概念呢？就是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培养博士、硕士。”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教授朱永新也认为，按照现行规定，南科大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没有20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朱清时当然等不起。所以，他必须‘出格’。”
如此看来，现行规定成了南科大改革的“致命伤”。
然而，对于南科大这样的举措，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并不乐观。他表示，南科大的美好愿景更多的是通过媒体传达出来的。“深谙中国大学管理之道的高校管理者及教授们其实并不看好，他们明白，光靠这样不行的。大学任何的改革，没有办法突破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
那么，代表委员又是如何看待这些规章制度的呢？
“这些法制化了的规章制度的原意是由教育部代表国家来保障、控制全国学位的质量，但同时也使大学失去了办学自主权。”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0年的朱清时有着切身体会，“这些规章制度的弊端，是剥夺了大学‘招生’和‘授学位’的核心自主权，导致我国大学缺乏内在的发展活力，造成高校‘千校一面’的畸形状况。”
顾也力也有同感，“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办学自主权。”他说，南科大对教育改革带来的巨大影响正在于此，“南科大不仅仅是一个招生模式的改革，而是解决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
为了实现南科大的目标和定位，也为了回归大学应有的办学自主权，南科大把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作为教改先行先试的内容。“这是我国高教改革的必由之路。” 朱清时坚定地说。
除了研究型大学的理想，在深圳的目标里还有另一个关键点，就是南科大“要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后者与南科大一河之隔，仅用了20年时间便跃升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也因此成了南科大创建的模板。
作为南科大聘请的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了港科大对南科大最重要的两点启发：第一，从学校筹办时起就要有高立足点，不能再重复一种本地已有的大学模式。“港科大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就是把西方特别是北美的研究型大学的传统带入香港,对产业升级、发展和人才发展都尽可能有推动作用。这点对南科大完全适用。”第二，既然有了前瞻的出发点和设想，就一定要有“两个足够”。“一要有足够的资源，二要有足够合理和优秀的体制来保证这一设想可以一步一步落实。这两点对南科大也完全适用。”丁学良说，办好大学的关键，资源和体制二者缺一不可。“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荣俱荣、一损皆损。”
丁学良特别谈到了体制的重要性：“如果一所大学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体制，即使初创时资源不强，今后都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如果一所大学虽资源丰富，体制不好的话，有可能把已有的丰富资源糟蹋掉。”
这正是朱清时所担心的。“旧的教育体制已经被法制化了。过去30年，我们教育界的人把他们理解的教育变成了法制。想想30年前，制定这些教育法制法规的时候，还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研究型大学，也不知道研究型大学跟一般大学有什么差别。”
所以，现在朱清时最期待的改变就是教育规章制度的修订。“我明显看到去行政化的问题在教育界越来越被重视，这就是慢慢的变化。希望法制法规也慢慢变化。”
寄望于改革特区
对于南科大，教育主管部门表现谨慎。
“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新晋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受到了媒体的“围堵”，问题直指“南科大”。杜玉波表示，“改革要注意充分论证，反复听取各方意见。改革一定会冲破旧体制，但我更关心的是新体制是什么，怎么建立新体制。”
如何冲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化解这所新型大学与现行制度的矛盾？许多代表委员寄希望于深圳经济特区。
去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的一份提案，曾引起本刊记者关注。他建议：在现有情况下，设立高等教育改革“试验区”，以高教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教育全面改革。
提起去年那份提案，胡海岩表示，那更多的是针对南科大。“高教改革走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需要破冰，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但现实是，中国有2000多所高校，改革本身又涉及方方面面，如此系统的改革要想深入下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改革需要先驱者。南科大的决心给高教界带来了震撼，它的勇气也为它赢得了掌声和支持。顾也力就表示在南科大问题上自己有一个转变过程：“原来对南科大没有抱很大希望，当初的感觉是一所政府投资的学校，还是按政府这种模式来管理。我的转变从去年开始，在看到南科大做了一些努力、有了一些突破后，我感到，南科大是想走自己的路。”
有了这个转变，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参加的政协联组讨论会上才会出现这样一幕：在委员自由发言时，顾也力用最后几分钟，极力为南科大呼吁：“南科大的创办，对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是一个探索和试验，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支持和呵护，有了问题共同探讨并协助解决，争取让深圳特区也成为教育改革特区。” 顾也力说，“就像当年的经济特区一样，这个‘教育特区’可能更具划时代的意义。”
胡海岩也建议，“这样的改革试点设在深圳这个经济发达地区，南科大又是一所新建的大学，它没有历史包袱，步伐会更快一些。”
瞩目深圳，笔者想起了本刊4年前的一篇报道——《深圳一流大学梦》，在那篇报道里，我们曾关注过深圳建设一流大学的理想。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只有一所地方性高校的现状使深圳的高等教育与城市实力形成巨大反差。目睹世界上很多地区兴盛的背后往往有一流大学身影的普遍现象，这些年，深圳从未放弃在高等教育领域异军突起的雄心。终于，几经反复，几经徘徊，4年后，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宏大背景下，深圳市委、市政府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以新思维和机制筹建南科大。
所以，南科大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执着和坚持。朱清时就曾公开表示：“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深圳人已经懂得，改革不可能不与旧的规章制度发生碰撞，改革不能一味靠等批复，深圳精神就是‘敢闯’。”
胡海岩表示，改革开放实践证明，经济特区的设立对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探索、引领和窗口作用。这个“特”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而是“特”在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上。经济特区的成功为设立高等教育特区奠定了实践基础。经济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市如今又筹建了南科大，率先开展高等教育改革。这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正在探索的一条建设高水平大学之路，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有益探索。
顾也力表示，改革要先行先试。“南科大所在的区域恰恰是我们经济改革特区深圳，要像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建立一个‘教育特区’，可以放宽政策，改革就是要解放思想。”他同时感慨：自主招生，这个选择是很艰难的。“我们有志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教育工作者们，应该把这个看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试点，或者是一个改革的契机，自下而上推动，通过支持南科大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
丁学良说，“深圳本身就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地，在这块实验地办这样一所实验性的大学，也对得起中国改革30年的漫长历程。”
呼吁让特区大学改革走出政策“特区”，成为了“两会”的主流声音。
深圳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而成长壮大，并始终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前沿。经济如此，教育能否如此？
叫人忐忑的经费
南科大被视为高教改革的“风向标”和“探路者”，它正在追求的目标，某种意义上也是内地和其他特区大学所要追求的目标，它因此背负了双重重任——既要走好自己的路，又要为其他地区教育改革提供经验，可以为他人复制。问题是：它真的可以被复制吗？
对此，许多代表委员存有疑虑。比如说投入问题。南科大是一所“倾深圳全市之力”建造的研究型大学。“政府给它地、给它资金，这点我估计其他的地方复制不了。” 顾也力说。
“这样的改革需要以经济基础为支撑，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恐怕很难做到。之所以大家对南科大寄予期望，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经费问题它基本上不用考虑的。” 胡海岩说。
“学校复制不光是比钱多少。”朱清时表示。但事实是，深圳的确不为钱犯愁，深圳的“实力”决定了它有这样的魄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丁学良结合港科大初创的经历谈了经费的重要性。丁学良说，资源最重要的来源还是财政支持，“如果没有财政资源，几年下去，初创大学时的一些动力就被磨得差不多了。比如，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招到优秀的老师、办好的实验室和图书馆，对优秀学生进行支持都无从谈起。好的国际性大学还要不断地和世界上好的国际大学进行交流。”而这些都需要花钱，离开财政支持，行吗？
现在有一种说法，深圳市政府一次性投入100亿元人民币用于南科大兴建。
胡海岩感慨，“100个亿是个什么概念？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从创办到现在总的钱都没那么多，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在内。”
“但将来这块怎么办？”顾也力表现出关心和忧虑，“它的财政结构将来很复杂，如果说按照国家定价来收费的话，它的整个运作，政府的承担是相当大的。它的可持续是有问题的。”
“尽管深圳市政府很有钱，但并不是说在银行给你开个户头就可以了。深圳市政府能否持续地给与最好的财政支持？我们只能抱以最好的希望，但谁也不能打包票。”丁学良说。
对于南科大经费可持续性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财政支持在一段时期后明显不足的案例就曾发生在港科大身上。丁学良说，“当年，港科大建校时，觉得钱多得花不了，但筹办实验室过程中发现越是先进的实验室越贵。后来就发觉钱不够，又出去募捐。”
那么，南科大的经费投入是不是全来自深圳市政府？
朱清时说，“筹建初期就已经募集到200多万。今后，关注我们学校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我们募捐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
比起南科大一位教授100万的年薪，这200万的募捐可谓“杯水车薪”。朱清时解释，“很长时间内，财政是我们经费的主要来源，但如果我们有1/4、1/5经费来自募捐，我们的灵活性就大多了。”他呼吁，中国还需要树立捐赠教育的风气，此外还要有法制环境，鼓励有钱人捐赠。“但这些配套措施在国内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捐赠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保障财政持续稳定地支持南科大建设？
丁学良建议要有法律保障。“不能说现在的市领导很支持就行了。过几年可能领导就换了。换领导之后可能治学思路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才更需要法律法制上的保障。但是能不能给学校更多的资源，需要学校每年努力争取。”
朱清时讲了未来的设想，“学校的管理办法、章程会明确规定学校的经费来源。比如，我们的管理办法，政府通过以后，学校每年的预算只需要理事会审查，理事会实际上是政府的代表，理事会审查通过之后，政府就列入预算。这样就不需要我们一笔笔钱去申请了。”
除了经费，令人担心的还有师资问题。政协教育组一次小组讨论时，有委员提出，“南科大聘请的有些教授年纪有些大，是一些六七十岁的老院士。有的一个月只能去一次。”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也表示，港科大能在较短时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它能够把世界第一流的人才吸引到这里来。“我们光凭财力以及局部的环境不一定能够很快把世界第一流的人才召唤过来。”刘经南说，看南科大20年能不能做到像港科大那样，就看它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速度和创新文化环境形成的速度了。
在制度和宽容中走出未来
面对南科大改革，在众多质疑声中，有一种声音认为：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最激进”的改革者，朱清时在南科大筹建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接受这样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岗位，到踏上为南科大“据理力争”的艰难道路，朱清时讲述了自己的心理历程。“南科大筹建时从全球遴选校长，遴选专家们把我推了出来。当初我并没有想去，他们就动员我，说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很多，都想改革，但没有改革的条件，现在深圳创造了这个条件，他们希望我一定不要失去这个机会。所以，南科大一开始就按照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田来做的。”朱清时感慨，“我们一辈子都在为推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奋斗，到退休的时候，改革成效还不大。所以有个机会，把条件都准备好，让我们去实施自己的抱负，去试一试，这是不可推辞的。”夙愿未尝的遗憾促成了朱清时的“回归”。
全国政协委员、福州大学副校长范更华在一次小组讨论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南科大想学港科大，但港科大的做法是遴选校长后，立马就问校长下面要发展哪一个专业、哪一个系，把系主任定了。可看看朱校长，教授要他自己找。南科大一起步就没做好。”范更华建议，要想学港科大，就先把几个系主任“民富力强”了，让他们去找教授。
“筹建之初困难重重，而且前途不明，很难请到一些很优秀的人才来加盟，所以大家就觉得都是我个人在运作。”这就是朱清时的无奈，这就是现实。
但一所大学的发展靠一个人的力量能走多远呢？
葛剑雄直言，“我相信朱校长，也相信现在的深圳市政府，但如果不制度化，万一有所改变怎么办？”
“我们只要一建立好管理的骨干团队和学术骨干团队，就不是我一个人在运作了，而是团队运作。”朱清时说，“这样的话，任何人，包括我离开了，这个学校还是会正常运转下去。”
除了对未来朱清时去留的忧虑，如何理清高校与政府的关系或许更为重要。
胡海岩建议，“可以通过制定大学章程，深圳市政府在章程的框架下对它进行宏观管理，中微观的实行交给教育家去做。”
朱清时的计划是：前3年努力推动学校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通过学校层面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章程》，深圳市政府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人大制定《南方科技大学条例》等，让南科大在法律框架下，依法自主办学。
站在“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的宏大目标前，有制度就可以无忧了吗？
刘经南认为，搞教育还需要相应的交流和文化氛围。“我总认为办高校需要一种氛围。想办成港科大那样，我们的某些文化环境、观念环境，会不会达到香港那些大学的那种氛围？”刘经南的话是一种思考。对南科大而言，既要有雄心壮志，也应该进行系统设计。尽管港科大曾创造过奇迹，但由于地域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南科大实难描绘出同样的“风景”。刘经南建议，“如果南科大能够融入香港、深圳和广州的大学群体中去，形成一个新的环珠江三角洲高水平大学教育圈子，形成互动，会好很多。”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也强烈地感受到：对南科大的未来，人们充满了无限遐想与期待。南科大后面的路会好走一些吗？
“今后背负的责任更重了。”朱清时说，“现在学生都入学了，学生没有入学之前，我们有好多种选择，包括我可以选择不干了，可以选择终止。但一旦招到学生，我就要对这40多个学生负责，就一直得干到把他们送走。”
南科大身上背负了太多的历史使命，但“责任越重，压力越大”。许多代表、委员呼吁，要对南科大改革持宽容态度。
“我还是乐观的。当然是不是能乐观到最后，实现全部的梦想，这个也很难说。”胡海岩说，“即使理念对了，一路走下来，还会包含许多未知的因素，如果大家把所有的梦想与期望都压在南科大身上，那似乎就不能失败，只能成功了，这个压力太大了。”
顾也力认为，“现在讲改革，不要怕失败，不要怕犯错误，改革要给它包容。”
葛剑雄呼吁，“对南科大最好的鼓励是让它安安心心做事，哪怕某些事情失败了，社会也要容忍。”
丁学良直言，“南科大每走一步，都不敢讲百分之百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成为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改革下一步的起点。”
杜玉波表示，凡是符合《教育规划纲要》精神的先行试点改革，我们都会大力支持，尽可能给予帮助，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我们支持南科大先行试点，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和探索。也希望当地政府积极帮助和指导南科大的改革。“一个高水平、有特色的大学要付出长时间的努力，建设大学不是说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我建议‘先试少说，摸索经验’。办大学一定要坚持依法办学，一定要按教育规律办学。”
“目前南科大的工作正处在最关键、也是压力最大的时刻，我希望少说多做。”朱清时也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4年前，本刊在《深圳一流大学梦》中曾提出，如果深圳能够充分利用沿海发达地区相对雄厚的财力支持和特区的实验精神，在良好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创造出教育奇迹，那么，不仅对深圳的长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且也是对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果如此，那将是深圳之幸，中国之幸。4年后，在《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高教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这样的表述同样适用。
2010年年底，有一件事在中国高教界引起轰动：已获教育部发文批准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在苦等3年仍未获得招生权后，决定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一时间，这座本该超然于喧闹都市之外的学校被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南科大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它无意中成为了中国高教改革的风向标，它的困境是中国高校困境的缩影——“南科大迈出的一小步，将是我国高教改革的一大步”。
2011年“两会”，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很自然地成为了媒体追逐的焦点，南科大也在高教界代表委员中引发了热议，甚至是争议。支持者为它的勇气及产生的重大意义叫好，而观望者和质疑声也同样不少……
现行规定成“致命伤”
南科大为什么要“出格”？
在它的勇气背后有着一份清晰的任务书：“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在筹建之初，深圳市委市政府便为南科大确定了明确的目标，兑现的时间是15年。
在这份任务书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但按照现行的规章制度，要想创办一所新的高校，只能先办大专或学院，若干年后办得好者，评审合格，再升成大学。然后再一个个地申请硕士、博士点，几十年后才可能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
面对这样的规定，作为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全国政协委员、南科大校长朱清时显得很无奈，“中国高校走的是渐进式发展的路。从大专或者本科院校到大学，再到申请硕士、博士点，每一个申请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要剥一层皮。这样的话，学校不可能一步到位建成研究型大学。”而这个是朱清时当初没有意识到的。“深圳市偏偏要让我们走这个路，这是一条异常艰难的路啊，这就是南科大遇到很多障碍的重要原因。”朱清时坦言，过去一年，如履薄冰，南科大在艰难中行进，一路走来磕磕绊绊。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南科大的“出格”行为，很多代表委员表示理解。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是南科大坚定的支持者。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表示，如此漫长的等待过程，对南科大而言简直是一种煎熬。“如果按照教育部现有的规定来办的话，可以想象，那需要多长时间啊，更何况南科大给自己定的标准很高，就是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什么概念呢？就是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培养博士、硕士。”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教授朱永新也认为，按照现行规定，南科大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研究型大学，没有20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朱清时当然等不起。所以，他必须‘出格’。”
如此看来，现行规定成了南科大改革的“致命伤”。
然而，对于南科大这样的举措，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并不乐观。他表示，南科大的美好愿景更多的是通过媒体传达出来的。“深谙中国大学管理之道的高校管理者及教授们其实并不看好，他们明白，光靠这样不行的。大学任何的改革，没有办法突破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
那么，代表委员又是如何看待这些规章制度的呢？
“这些法制化了的规章制度的原意是由教育部代表国家来保障、控制全国学位的质量，但同时也使大学失去了办学自主权。”曾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0年的朱清时有着切身体会，“这些规章制度的弊端，是剥夺了大学‘招生’和‘授学位’的核心自主权，导致我国大学缺乏内在的发展活力，造成高校‘千校一面’的畸形状况。”
顾也力也有同感，“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办学自主权。”他说，南科大对教育改革带来的巨大影响正在于此，“南科大不仅仅是一个招生模式的改革，而是解决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
为了实现南科大的目标和定位，也为了回归大学应有的办学自主权，南科大把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作为教改先行先试的内容。“这是我国高教改革的必由之路。” 朱清时坚定地说。
除了研究型大学的理想，在深圳的目标里还有另一个关键点，就是南科大“要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后者与南科大一河之隔，仅用了20年时间便跃升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也因此成了南科大创建的模板。
作为南科大聘请的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了港科大对南科大最重要的两点启发：第一，从学校筹办时起就要有高立足点，不能再重复一种本地已有的大学模式。“港科大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就是把西方特别是北美的研究型大学的传统带入香港,对产业升级、发展和人才发展都尽可能有推动作用。这点对南科大完全适用。”第二，既然有了前瞻的出发点和设想，就一定要有“两个足够”。“一要有足够的资源，二要有足够合理和优秀的体制来保证这一设想可以一步一步落实。这两点对南科大也完全适用。”丁学良说，办好大学的关键，资源和体制二者缺一不可。“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荣俱荣、一损皆损。”
丁学良特别谈到了体制的重要性：“如果一所大学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体制，即使初创时资源不强，今后都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如果一所大学虽资源丰富，体制不好的话，有可能把已有的丰富资源糟蹋掉。”
这正是朱清时所担心的。“旧的教育体制已经被法制化了。过去30年，我们教育界的人把他们理解的教育变成了法制。想想30年前，制定这些教育法制法规的时候，还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研究型大学，也不知道研究型大学跟一般大学有什么差别。”
所以，现在朱清时最期待的改变就是教育规章制度的修订。“我明显看到去行政化的问题在教育界越来越被重视，这就是慢慢的变化。希望法制法规也慢慢变化。”
寄望于改革特区
对于南科大，教育主管部门表现谨慎。
“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新晋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受到了媒体的“围堵”，问题直指“南科大”。杜玉波表示，“改革要注意充分论证，反复听取各方意见。改革一定会冲破旧体制，但我更关心的是新体制是什么，怎么建立新体制。”
如何冲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化解这所新型大学与现行制度的矛盾？许多代表委员寄希望于深圳经济特区。
去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胡海岩的一份提案，曾引起本刊记者关注。他建议：在现有情况下，设立高等教育改革“试验区”，以高教改革为突破口，推进教育全面改革。
提起去年那份提案，胡海岩表示，那更多的是针对南科大。“高教改革走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需要破冰，需要更大力度的改革。”但现实是，中国有2000多所高校，改革本身又涉及方方面面，如此系统的改革要想深入下去，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改革需要先驱者。南科大的决心给高教界带来了震撼，它的勇气也为它赢得了掌声和支持。顾也力就表示在南科大问题上自己有一个转变过程：“原来对南科大没有抱很大希望，当初的感觉是一所政府投资的学校，还是按政府这种模式来管理。我的转变从去年开始，在看到南科大做了一些努力、有了一些突破后，我感到，南科大是想走自己的路。”
有了这个转变，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参加的政协联组讨论会上才会出现这样一幕：在委员自由发言时，顾也力用最后几分钟，极力为南科大呼吁：“南科大的创办，对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是一个探索和试验，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支持和呵护，有了问题共同探讨并协助解决，争取让深圳特区也成为教育改革特区。” 顾也力说，“就像当年的经济特区一样，这个‘教育特区’可能更具划时代的意义。”
胡海岩也建议，“这样的改革试点设在深圳这个经济发达地区，南科大又是一所新建的大学，它没有历史包袱，步伐会更快一些。”
瞩目深圳，笔者想起了本刊4年前的一篇报道——《深圳一流大学梦》，在那篇报道里，我们曾关注过深圳建设一流大学的理想。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只有一所地方性高校的现状使深圳的高等教育与城市实力形成巨大反差。目睹世界上很多地区兴盛的背后往往有一流大学身影的普遍现象，这些年，深圳从未放弃在高等教育领域异军突起的雄心。终于，几经反复，几经徘徊，4年后，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宏大背景下，深圳市委、市政府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以新思维和机制筹建南科大。
所以，南科大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执着和坚持。朱清时就曾公开表示：“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深圳人已经懂得，改革不可能不与旧的规章制度发生碰撞，改革不能一味靠等批复，深圳精神就是‘敢闯’。”
胡海岩表示，改革开放实践证明，经济特区的设立对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探索、引领和窗口作用。这个“特”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而是“特”在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上。经济特区的成功为设立高等教育特区奠定了实践基础。经济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市如今又筹建了南科大，率先开展高等教育改革。这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正在探索的一条建设高水平大学之路，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有益探索。
顾也力表示，改革要先行先试。“南科大所在的区域恰恰是我们经济改革特区深圳，要像当年搞经济特区一样，建立一个‘教育特区’，可以放宽政策，改革就是要解放思想。”他同时感慨：自主招生，这个选择是很艰难的。“我们有志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教育工作者们，应该把这个看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改革试点，或者是一个改革的契机，自下而上推动，通过支持南科大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
丁学良说，“深圳本身就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地，在这块实验地办这样一所实验性的大学，也对得起中国改革30年的漫长历程。”
呼吁让特区大学改革走出政策“特区”，成为了“两会”的主流声音。
深圳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而成长壮大，并始终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前沿。经济如此，教育能否如此？
叫人忐忑的经费
南科大被视为高教改革的“风向标”和“探路者”，它正在追求的目标，某种意义上也是内地和其他特区大学所要追求的目标，它因此背负了双重重任——既要走好自己的路，又要为其他地区教育改革提供经验，可以为他人复制。问题是：它真的可以被复制吗？
对此，许多代表委员存有疑虑。比如说投入问题。南科大是一所“倾深圳全市之力”建造的研究型大学。“政府给它地、给它资金，这点我估计其他的地方复制不了。” 顾也力说。
“这样的改革需要以经济基础为支撑，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恐怕很难做到。之所以大家对南科大寄予期望，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经费问题它基本上不用考虑的。” 胡海岩说。
“学校复制不光是比钱多少。”朱清时表示。但事实是，深圳的确不为钱犯愁，深圳的“实力”决定了它有这样的魄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丁学良结合港科大初创的经历谈了经费的重要性。丁学良说，资源最重要的来源还是财政支持，“如果没有财政资源，几年下去，初创大学时的一些动力就被磨得差不多了。比如，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招到优秀的老师、办好的实验室和图书馆，对优秀学生进行支持都无从谈起。好的国际性大学还要不断地和世界上好的国际大学进行交流。”而这些都需要花钱，离开财政支持，行吗？
现在有一种说法，深圳市政府一次性投入100亿元人民币用于南科大兴建。
胡海岩感慨，“100个亿是个什么概念？中国绝大多数大学从创办到现在总的钱都没那么多，包括北京理工大学在内。”
“但将来这块怎么办？”顾也力表现出关心和忧虑，“它的财政结构将来很复杂，如果说按照国家定价来收费的话，它的整个运作，政府的承担是相当大的。它的可持续是有问题的。”
“尽管深圳市政府很有钱，但并不是说在银行给你开个户头就可以了。深圳市政府能否持续地给与最好的财政支持？我们只能抱以最好的希望，但谁也不能打包票。”丁学良说。
对于南科大经费可持续性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财政支持在一段时期后明显不足的案例就曾发生在港科大身上。丁学良说，“当年，港科大建校时，觉得钱多得花不了，但筹办实验室过程中发现越是先进的实验室越贵。后来就发觉钱不够，又出去募捐。”
那么，南科大的经费投入是不是全来自深圳市政府？
朱清时说，“筹建初期就已经募集到200多万。今后，关注我们学校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我们募捐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大。”
比起南科大一位教授100万的年薪，这200万的募捐可谓“杯水车薪”。朱清时解释，“很长时间内，财政是我们经费的主要来源，但如果我们有1/4、1/5经费来自募捐，我们的灵活性就大多了。”他呼吁，中国还需要树立捐赠教育的风气，此外还要有法制环境，鼓励有钱人捐赠。“但这些配套措施在国内还没有建立起来。”
在捐赠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保障财政持续稳定地支持南科大建设？
丁学良建议要有法律保障。“不能说现在的市领导很支持就行了。过几年可能领导就换了。换领导之后可能治学思路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才更需要法律法制上的保障。但是能不能给学校更多的资源，需要学校每年努力争取。”
朱清时讲了未来的设想，“学校的管理办法、章程会明确规定学校的经费来源。比如，我们的管理办法，政府通过以后，学校每年的预算只需要理事会审查，理事会实际上是政府的代表，理事会审查通过之后，政府就列入预算。这样就不需要我们一笔笔钱去申请了。”
除了经费，令人担心的还有师资问题。政协教育组一次小组讨论时，有委员提出，“南科大聘请的有些教授年纪有些大，是一些六七十岁的老院士。有的一个月只能去一次。”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也表示，港科大能在较短时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它能够把世界第一流的人才吸引到这里来。“我们光凭财力以及局部的环境不一定能够很快把世界第一流的人才召唤过来。”刘经南说，看南科大20年能不能做到像港科大那样，就看它吸引世界一流人才的速度和创新文化环境形成的速度了。
在制度和宽容中走出未来
面对南科大改革，在众多质疑声中，有一种声音认为：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最激进”的改革者，朱清时在南科大筹建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接受这样一个极富挑战性的岗位，到踏上为南科大“据理力争”的艰难道路，朱清时讲述了自己的心理历程。“南科大筹建时从全球遴选校长，遴选专家们把我推了出来。当初我并没有想去，他们就动员我，说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很多，都想改革，但没有改革的条件，现在深圳创造了这个条件，他们希望我一定不要失去这个机会。所以，南科大一开始就按照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田来做的。”朱清时感慨，“我们一辈子都在为推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奋斗，到退休的时候，改革成效还不大。所以有个机会，把条件都准备好，让我们去实施自己的抱负，去试一试，这是不可推辞的。”夙愿未尝的遗憾促成了朱清时的“回归”。
全国政协委员、福州大学副校长范更华在一次小组讨论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南科大想学港科大，但港科大的做法是遴选校长后，立马就问校长下面要发展哪一个专业、哪一个系，把系主任定了。可看看朱校长，教授要他自己找。南科大一起步就没做好。”范更华建议，要想学港科大，就先把几个系主任“民富力强”了，让他们去找教授。
“筹建之初困难重重，而且前途不明，很难请到一些很优秀的人才来加盟，所以大家就觉得都是我个人在运作。”这就是朱清时的无奈，这就是现实。
但一所大学的发展靠一个人的力量能走多远呢？
葛剑雄直言，“我相信朱校长，也相信现在的深圳市政府，但如果不制度化，万一有所改变怎么办？”
“我们只要一建立好管理的骨干团队和学术骨干团队，就不是我一个人在运作了，而是团队运作。”朱清时说，“这样的话，任何人，包括我离开了，这个学校还是会正常运转下去。”
除了对未来朱清时去留的忧虑，如何理清高校与政府的关系或许更为重要。
胡海岩建议，“可以通过制定大学章程，深圳市政府在章程的框架下对它进行宏观管理，中微观的实行交给教育家去做。”
朱清时的计划是：前3年努力推动学校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通过学校层面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章程》，深圳市政府制定《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市人大制定《南方科技大学条例》等，让南科大在法律框架下，依法自主办学。
站在“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的宏大目标前，有制度就可以无忧了吗？
刘经南认为，搞教育还需要相应的交流和文化氛围。“我总认为办高校需要一种氛围。想办成港科大那样，我们的某些文化环境、观念环境，会不会达到香港那些大学的那种氛围？”刘经南的话是一种思考。对南科大而言，既要有雄心壮志，也应该进行系统设计。尽管港科大曾创造过奇迹，但由于地域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南科大实难描绘出同样的“风景”。刘经南建议，“如果南科大能够融入香港、深圳和广州的大学群体中去，形成一个新的环珠江三角洲高水平大学教育圈子，形成互动，会好很多。”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也强烈地感受到：对南科大的未来，人们充满了无限遐想与期待。南科大后面的路会好走一些吗？
“今后背负的责任更重了。”朱清时说，“现在学生都入学了，学生没有入学之前，我们有好多种选择，包括我可以选择不干了，可以选择终止。但一旦招到学生，我就要对这40多个学生负责，就一直得干到把他们送走。”
南科大身上背负了太多的历史使命，但“责任越重，压力越大”。许多代表、委员呼吁，要对南科大改革持宽容态度。
“我还是乐观的。当然是不是能乐观到最后，实现全部的梦想，这个也很难说。”胡海岩说，“即使理念对了，一路走下来，还会包含许多未知的因素，如果大家把所有的梦想与期望都压在南科大身上，那似乎就不能失败，只能成功了，这个压力太大了。”
顾也力认为，“现在讲改革，不要怕失败，不要怕犯错误，改革要给它包容。”
葛剑雄呼吁，“对南科大最好的鼓励是让它安安心心做事，哪怕某些事情失败了，社会也要容忍。”
丁学良直言，“南科大每走一步，都不敢讲百分之百一定会成功，但是我们一定要让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成为以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改革下一步的起点。”
杜玉波表示，凡是符合《教育规划纲要》精神的先行试点改革，我们都会大力支持，尽可能给予帮助，鼓励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我们支持南科大先行试点，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和探索。也希望当地政府积极帮助和指导南科大的改革。“一个高水平、有特色的大学要付出长时间的努力，建设大学不是说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我建议‘先试少说，摸索经验’。办大学一定要坚持依法办学，一定要按教育规律办学。”
“目前南科大的工作正处在最关键、也是压力最大的时刻，我希望少说多做。”朱清时也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4年前，本刊在《深圳一流大学梦》中曾提出，如果深圳能够充分利用沿海发达地区相对雄厚的财力支持和特区的实验精神，在良好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创造出教育奇迹，那么，不仅对深圳的长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且也是对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果如此，那将是深圳之幸，中国之幸。4年后，在《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高教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这样的表述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