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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到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面向一带一路的河南高职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资助，本文系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19-ZZJH-654。
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层面，综述了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培养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并未受到重视，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培养有助于翻译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繁荣。
关键词： 翻译能力 非英语专业 翻译教学
1.引言
生态翻译学的创始人胡庚申先生论述了，翻译群落中的诸者（译者、读者、作者、资助者、出版者和评论者）之间的关联互动;翻译学理论体系当中，翻译管理生态系统与翻译市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互动，翻译教育生态系统与翻译本体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互动。
目前在对翻译教育生态系统的层级划分时，主要是围绕翻译专业本科教育，翻译硕士教育和翻译学博士教育进行研究。我国的翻译教育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却鲜有关注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和高职高专学生的翻译教育生态。翻译市场生态系统中，部分专业类译员是非英语专业毕业的学生，“大专以上学历的译员占72%”，（陈走明，2007）在翻译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根据高等教育的层级结构，翻译教育生态系统应包含翻译专业教育子系统、非英语专业翻译教育子系统和高职高专英语翻译教育子系统，三个翻译教育子生态系统协同发展，共同促进翻译市场生态系统的繁荣。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和高职高专学生的翻译能力的培养，近些年来，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侧面，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论证培养其翻译能力的可行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2. 翻译能力模式
非英语专业翻译教育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翻译能力的培养，然而，国内外针对翻译能力的研究成果众多，对于翻译能力的理论界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方学者提出，翻译能力本质上有“复杂性（complex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接近性（approximation）、开放性（open-endedness）、创造性（creativity）、情境性（situationality）、历史变化性（historicity）”七大特征（Schaffner & Adab， 2012）。其中最知名的是西班牙的PACTE团队，基于实证研究，提出翻译能力的五大次能力，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翻译专业知识能力、工具能力和策略能力以及生理心理要素。PACTE团队的实证研究对象为五年以上经验的专家译员和五年以上经验的外语教师，研究表明，专家译员所表现翻译能力是五个次能力之间互动的结果（PATCE，2003）。PACTE团队研究对象针对专家译者，然而，学生译员和专家译者之间表现出的翻译能力绝非一致，对目前的翻译教学借鉴意义有限。
国内学者王树槐（2012）、傅敬民（2015）对翻译能力进行了综观，其中王树槐在“建构说”、“转换说”、“交际说”，“生产—选择说”、“语篇协调说”、“语言—语篇能力说”等基础上提出了集大成的翻译能力发展模式，集行为领域、心理领域、结果领域、过程领域为一体，强调“语言—语篇—语用能力”是翻译能力培养的核心能力;傅敬民（2015）梳理了古今中外学者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对翻译能力的界定，揭示出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下对译者的翻译能力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葛晓华（2018）基于实证研究对比了翻译学员的双向翻译能力。
Colina（Colina， 2003）从翻译过程出发，认为翻译能力是一个变量，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她运用TAPs（有声思维法）对学生译员和职业译员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各阶段译者所表现出的翻译能力的特征和变化，有利于揭示学生译者在新手阶段呈现出的规律性和阶段性。
3.翻译能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虽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过翻译能力发展存在阶段性，但他们一致认为翻译能力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性和阶段性。其中，Harris & Sherwood（1978）秉承“自然展开说”，认为翻译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三个发展阶段：（1）前翻译阶段（pre-translation）（2）自动翻译阶段（auto-translation）（3） 通导阶段（transduction）。Chesterman （2000）认为翻译能力有五个阶段，新手阶段（novice）—高级学习者阶段（advanced beginner）—初具能力阶段（the competence stage）—熟练阶段（proficiency）—专家水平阶段（expertise）。王树槐（2012）将从6个维度阐述翻译能力发展层次，包括翻译技能发展维度、翻译策略发展维度、翻译思维发展维度、翻译创造性发展维度、翻译文化能力发展维度;其中翻译技能发展层次为译理——译技——译艺——译道;Colina（2003）基于实证研究，得出学生译者的翻译能力发展特征为，“sign-oriented translation”（逐字翻译）。
马会娟（2012）对中国学习者汉译英翻译能力分级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三个不同阶段（初学者，学徒，学徒期滿的译者）的学生译者的翻译能力特征进行研究，指出新手阶段汉译英中“使用句式单一，难以找到对应的英文词，译文受中文思维限制”。
4.翻译能力与翻译教学
一些学者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和对翻译教学法进行研究。理论研究方面，李志英（2018）在翻译能力框架下就如何培养非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展开教学法研究;熊丽君、罗春霞（2006）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口译教学法展开研究;陈恪清（2002）从论述大学英语课程角度，加强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两种不同层次的教学;黄忠廉（1997）和陆仲飞（2014）从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测试的角度探讨翻译教学;实证研究方面，王金波（2009）调查了上海某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选修翻译课程的目的和动机，提出培养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必要性;罗选民（2008）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口译课程进行了问卷调查;不同层次翻译教育研究方面，陶洪（2002）、赵军峰（2001）探讨了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翻译教学法;谢媛媛（2016）分析了高职院校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特点。 生态翻译学研究兴起后，学者开始从生态翻译的视角对翻译教育生态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陶友兰（2011）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翻译教材的建设和发展，强调翻译教材建设中的生态理念;宋志平（2012）、毛利群（2010）对翻译教学生态提出了新的思考，其中毛利群（2010）主要针对MTI翻译硕士从生态视角探讨了专业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学科特色、培养规划等;邓媛（2012）、舒晓杨（2014）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研究了口译和笔译教学法，其中舒晓杨（2014）运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教学实验研究。尽管近些年来，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对翻译教学的研究有一些成果，但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包括高职高专学生）的翻译能力培养的教学法研究和实证研究匮乏。
参考文献：
[1]Colina， S. 2003. Translation Teaching ：From Research to the Classroom：A Handbook for Teachers [M] .Boston Burr Ridge etc. ： McGraw-Hill.
[2]Harris， B.& B.Sherwood.1978.Translating as an innate skill[C]∥D.Gerver & H.W. Sinaiko.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New York： plenum：155--170.
[3]PACTE. Building a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 [A]. F. Alves （ed.）.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43-66.
[4] Sh?ffner & B. Adab （ed.）， Develop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C] .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3-18.
[5]陈恪清.大学英语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07：42-44.
[6]陈走明，陈群.义乌翻译市场的调查分析[J].时代经贸（下旬刊），2007，10：7-9.
[7]邓媛.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依托项目的MTI口译学习模式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2，05：77-80.
[8]傅敬民.翻译能力研究：回顾与展望[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04：80-86+95.
[9]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刷馆.2013.
[10]李志英. 翻译能力框架下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教学研究[J]. 外文研究，2018，6（01）.
[11]黄忠廉，陈胜，刘丽芬.从CET-4翻译测试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1：18-20.
[12]罗选民，黃勤，张健.大学翻译教学测试改革与翻译能力的培养[J].外语教学，2008，01：76-82.
[13]陆仲飞.大学英语需要从“教学翻译”向“翻译教学”过渡——评析“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新题型”中的段落翻译[J].上海翻译，2014，02：72-74.
[14]马会娟. 中国学习者汉译英翻译能力分级研究[J].外语教学，2012，3301：105-108.
[15]舒晓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翻译教学模式实证研究[J].上海翻译，2014，02：75-78+95.
[16]宋志平.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教学反思[J]. 民族翻译， 2012（03）：84-90.
[17]陶洪.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汉英翻译错误规律与教学研究[J]. 上海科技翻译，2002（02）：37-40.
[18]陶友兰.我国翻译专业教材建设：生态翻译学视角[J].外语界，2012，03：81-88.
[19]王金波.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翻译教学需求调查——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J]. 外语界，2009，05：72-82+96.
[20]王树槐. 《翻译教学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21]熊丽君，罗春霞.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口译教学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06，02：44-48.
[22]谢媛媛，江峰，周蕗. 基于需求分析的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特点研究[J]. 上海翻译，2016（01）：55-59+94.
[23]赵军峰.非英语专业硕士生翻译教学手段探讨[J].外语教学，2001，06：31-35.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层面，综述了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培养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并未受到重视，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培养有助于翻译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繁荣。
关键词： 翻译能力 非英语专业 翻译教学
1.引言
生态翻译学的创始人胡庚申先生论述了，翻译群落中的诸者（译者、读者、作者、资助者、出版者和评论者）之间的关联互动;翻译学理论体系当中，翻译管理生态系统与翻译市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互动，翻译教育生态系统与翻译本体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关联互动。
目前在对翻译教育生态系统的层级划分时，主要是围绕翻译专业本科教育，翻译硕士教育和翻译学博士教育进行研究。我国的翻译教育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却鲜有关注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和高职高专学生的翻译教育生态。翻译市场生态系统中，部分专业类译员是非英语专业毕业的学生，“大专以上学历的译员占72%”，（陈走明，2007）在翻译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根据高等教育的层级结构，翻译教育生态系统应包含翻译专业教育子系统、非英语专业翻译教育子系统和高职高专英语翻译教育子系统，三个翻译教育子生态系统协同发展，共同促进翻译市场生态系统的繁荣。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和高职高专学生的翻译能力的培养，近些年来，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侧面，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论证培养其翻译能力的可行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2. 翻译能力模式
非英语专业翻译教育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翻译能力的培养，然而，国内外针对翻译能力的研究成果众多，对于翻译能力的理论界定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西方学者提出，翻译能力本质上有“复杂性（complex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接近性（approximation）、开放性（open-endedness）、创造性（creativity）、情境性（situationality）、历史变化性（historicity）”七大特征（Schaffner & Adab， 2012）。其中最知名的是西班牙的PACTE团队，基于实证研究，提出翻译能力的五大次能力，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翻译专业知识能力、工具能力和策略能力以及生理心理要素。PACTE团队的实证研究对象为五年以上经验的专家译员和五年以上经验的外语教师，研究表明，专家译员所表现翻译能力是五个次能力之间互动的结果（PATCE，2003）。PACTE团队研究对象针对专家译者，然而，学生译员和专家译者之间表现出的翻译能力绝非一致，对目前的翻译教学借鉴意义有限。
国内学者王树槐（2012）、傅敬民（2015）对翻译能力进行了综观，其中王树槐在“建构说”、“转换说”、“交际说”，“生产—选择说”、“语篇协调说”、“语言—语篇能力说”等基础上提出了集大成的翻译能力发展模式，集行为领域、心理领域、结果领域、过程领域为一体，强调“语言—语篇—语用能力”是翻译能力培养的核心能力;傅敬民（2015）梳理了古今中外学者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中对翻译能力的界定，揭示出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下对译者的翻译能力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葛晓华（2018）基于实证研究对比了翻译学员的双向翻译能力。
Colina（Colina， 2003）从翻译过程出发，认为翻译能力是一个变量，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她运用TAPs（有声思维法）对学生译员和职业译员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各阶段译者所表现出的翻译能力的特征和变化，有利于揭示学生译者在新手阶段呈现出的规律性和阶段性。
3.翻译能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虽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过翻译能力发展存在阶段性，但他们一致认为翻译能力的发展遵循一定的规律性和阶段性。其中，Harris & Sherwood（1978）秉承“自然展开说”，认为翻译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三个发展阶段：（1）前翻译阶段（pre-translation）（2）自动翻译阶段（auto-translation）（3） 通导阶段（transduction）。Chesterman （2000）认为翻译能力有五个阶段，新手阶段（novice）—高级学习者阶段（advanced beginner）—初具能力阶段（the competence stage）—熟练阶段（proficiency）—专家水平阶段（expertise）。王树槐（2012）将从6个维度阐述翻译能力发展层次，包括翻译技能发展维度、翻译策略发展维度、翻译思维发展维度、翻译创造性发展维度、翻译文化能力发展维度;其中翻译技能发展层次为译理——译技——译艺——译道;Colina（2003）基于实证研究，得出学生译者的翻译能力发展特征为，“sign-oriented translation”（逐字翻译）。
马会娟（2012）对中国学习者汉译英翻译能力分级进行了实证研究，对三个不同阶段（初学者，学徒，学徒期滿的译者）的学生译者的翻译能力特征进行研究，指出新手阶段汉译英中“使用句式单一，难以找到对应的英文词，译文受中文思维限制”。
4.翻译能力与翻译教学
一些学者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和对翻译教学法进行研究。理论研究方面，李志英（2018）在翻译能力框架下就如何培养非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能力展开教学法研究;熊丽君、罗春霞（2006）对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口译教学法展开研究;陈恪清（2002）从论述大学英语课程角度，加强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两种不同层次的教学;黄忠廉（1997）和陆仲飞（2014）从大学英语四、六级翻译测试的角度探讨翻译教学;实证研究方面，王金波（2009）调查了上海某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选修翻译课程的目的和动机，提出培养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能力的必要性;罗选民（2008）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口译课程进行了问卷调查;不同层次翻译教育研究方面，陶洪（2002）、赵军峰（2001）探讨了非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翻译教学法;谢媛媛（2016）分析了高职院校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特点。 生态翻译学研究兴起后，学者开始从生态翻译的视角对翻译教育生态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陶友兰（2011）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翻译教材的建设和发展，强调翻译教材建设中的生态理念;宋志平（2012）、毛利群（2010）对翻译教学生态提出了新的思考，其中毛利群（2010）主要针对MTI翻译硕士从生态视角探讨了专业学位教育产生的背景、学科特色、培养规划等;邓媛（2012）、舒晓杨（2014）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研究了口译和笔译教学法，其中舒晓杨（2014）运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体系四个维度进行了教学实验研究。尽管近些年来，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对翻译教学的研究有一些成果，但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包括高职高专学生）的翻译能力培养的教学法研究和实证研究匮乏。
参考文献：
[1]Colina， S. 2003. Translation Teaching ：From Research to the Classroom：A Handbook for Teachers [M] .Boston Burr Ridge etc. ： McGraw-Hill.
[2]Harris， B.& B.Sherwood.1978.Translating as an innate skill[C]∥D.Gerver & H.W. Sinaiko.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New York： plenum：155--170.
[3]PACTE. Building a translation competence model [A]. F. Alves （ed.）.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43-66.
[4] Sh?ffner & B. Adab （ed.）， Develop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C] .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0：3-18.
[5]陈恪清.大学英语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07：42-44.
[6]陈走明，陈群.义乌翻译市场的调查分析[J].时代经贸（下旬刊），2007，10：7-9.
[7]邓媛.生态翻译学视角下依托项目的MTI口译学习模式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2，05：77-80.
[8]傅敬民.翻译能力研究：回顾与展望[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04：80-86+95.
[9]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刷馆.2013.
[10]李志英. 翻译能力框架下非英语专业学生翻译教学研究[J]. 外文研究，2018，6（01）.
[11]黄忠廉，陈胜，刘丽芬.从CET-4翻译测试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01：18-20.
[12]罗选民，黃勤，张健.大学翻译教学测试改革与翻译能力的培养[J].外语教学，2008，01：76-82.
[13]陆仲飞.大学英语需要从“教学翻译”向“翻译教学”过渡——评析“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新题型”中的段落翻译[J].上海翻译，2014，02：72-74.
[14]马会娟. 中国学习者汉译英翻译能力分级研究[J].外语教学，2012，3301：105-108.
[15]舒晓杨.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翻译教学模式实证研究[J].上海翻译，2014，02：75-78+95.
[16]宋志平.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教学反思[J]. 民族翻译， 2012（03）：84-90.
[17]陶洪.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汉英翻译错误规律与教学研究[J]. 上海科技翻译，2002（02）：37-40.
[18]陶友兰.我国翻译专业教材建设：生态翻译学视角[J].外语界，2012，03：81-88.
[19]王金波.非英语专业本科生翻译教学需求调查——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J]. 外语界，2009，05：72-82+96.
[20]王树槐. 《翻译教学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21]熊丽君，罗春霞.非英语专业大学英语口译教学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06，02：44-48.
[22]谢媛媛，江峰，周蕗. 基于需求分析的高职商务英语翻译教学特点研究[J]. 上海翻译，2016（01）：55-59+94.
[23]赵军峰.非英语专业硕士生翻译教学手段探讨[J].外语教学，2001，06：31-35.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