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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亮／译
摘要：汤普森思想的本质是一种伦理激进主义，他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受到英国本土许多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尽管其理论存在某些模糊性，汤普森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及其对民主辩论的倡导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而其思想遗产的消散既是巨大的理论损失，也是巨大的政治损失。
关键词：汤普森；伦理激进主义；社会主义；英格兰性
作者简介：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政治学系主任，从事英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研究。
译者简介：张亮（1973-），男，江苏徐州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1.5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５０４（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０9－０7收稿日期：2007-05-12
E．P．汤普森（1924-1993）的辞世让英国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最著名的学者。汤普森的形象横亘学术与政治两个世界，在1980年代他成为英国和欧洲反核武器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之后，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了。因为他的逝世，我们也失去了一位在英国文化中已经变得极为少见的“公共道德家”：他是一个从伦理观念出发抗议一切国内国际不公正事务的人。事实上，他的一些核心理论关切——如他炽烈的爱国精神以及在个人事务与身体政治中培育“德行”的责任感——与20世纪的政治理念相去甚远，反倒与18世纪后期的政治激进主义更合拍。本文力图大致勾勒出汤普森思想的基本特征，同时说明：他对特定“德行”观的倚重，将他与共和思想传统以及更晚近一些的伦理社会主义传统联系到了一起。也就是说，汤普森继承并发扬了自18世纪以来一直激励着英格兰激进主义的不服从传统。这种不服从传统内容丰富，既有宗教性的也有政治性的。
一、汤普森的伦理观
因为出版了一系列专论18-19世纪英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著作，汤普森在战后有阅读能力的公众中声誉鹊起。这些著作中流传最广的当属《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1年）。这本书实际上超出专业历史学研究，深刻影响了众多学科的研究者。也正是通过这本书，汤普森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一个既被人文学者也被社会科学家广泛征引的跨学科大师。
除了历史学著述，汤普森还创作了许多关于当代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杂文和论文。高度发达的伦理敏感性是把这两种截然有别的著述联系起来的主线。这推动他投身于一个接一个的道德使命和政治使命，创作出了浸透着爱恨情仇与个人好恶的历史学著作。在汤普森这里，学术争论常常会在欲置对手于死地的尖刻辩论中不断升级，这种写作模式让他的文学技巧和修辞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学术争论尚且如此，政治争论就更不用说了。但凡读过汤普森专横跋扈的《理论的贫困》（1978年）一文的人，有谁能忘记他倾泻在主要敌手路易·阿尔都塞及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追随者身上的那些冷嘲热讽呢？那些曾有幸看过汤普森私人通信的人都觉得它们是一笔不可小觑的财富，其中既充满愤怒，也饱含对传统观念的诙谐抨击。
不过，很遗憾，我们对深藏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介入活动背后的伦理动机的形成原因和理论资源所知甚少。因为我们缺乏详尽的汤普森传记，以把他的生活还原到他所经过的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语境中去。也因为对汤普森的伦理观缺乏理解，所以知识左派容易对他的理论构架中的错误——如他的道德主义、爱国主义和反理论主义倾向——发动隔山打牛式的批评。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1981年）对汤普森著作的“解构”中，佩里·安德森强调了汤普森历史学著作的高水准与他对当代政治发展的分析的贫乏浅薄之间的断裂。虽然行文中颇多赞赏，安德森在与汤普森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和政治争论的尾声处得出的结论，或许还是不恰当地扭曲了后者的理解力。因为他为了将汤普森打扮成一个朴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将后者身上的“资产阶级”杂质荡涤一净，使他对汤普森的理解极为片面。
非社会主义的传统和观点完全可能对汤普森的著作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但安德森的批判却模糊了这一点。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各种自由主义乃至托利主义在汤普森身上所发生的创造性的伦理互动和政治互动，引来的常常是人们的曲解中伤，而非严肃的探究。因此，把汤普森放置到英国本土更早一些的激进主义理论传统的语境中重新解读，将能使我们收益良多。这些英国本土的激进主义理论传统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也有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的代表人物包括托尼、柯尔，当然首先还是奥威尔，以及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作家。
二、爱德华·汤普森的“形成”
汤普森生于1924年。他的母亲是美国人，父亲先后做过卫斯里宗牧师、小说家、历史学家和颇具才华的诗人。1939年，爱德华·汤普森的哥哥弗兰克——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对爱德华却影响深刻——加入英国共产党，这个举动让全家为之震惊。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弗兰克志愿参加现役。几年后，当时还是剑桥大学学生的爱德华追随弗兰克加入英国共产党，然后参加英军，作为一个坦克部队军官在意大利参战。战争结束后，他周游美国，参加激进会议，然后陪伴自己的母亲访问巴尔干。此后，他作为英国青年志愿旅旅长投身南斯拉夫的一项铁路建设计划，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妻子多萝西·达沃斯。回国后，这对小夫妻定居哈利法克斯。爱德华作为利兹大学校外部的文学讲师开始工作，他积极参加当地英国共产党的支部活动直到1956年，然后成为羽翼尚未丰满时期的新左派运动（1956-1964）的领军人物。他的第二部出版物《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使之成为一名激进学者，而且使之成为一个为道德责任大声疾呼的公共人物。这就是他直到1993年去世时常常并不那么舒服地扮演的双重角色。
对于汤普森在英国共产党中的“公共”政治生涯以及加入英国共产党对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影响（尤其是参加由道娜·多尔、莫里斯·多布、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约翰·萨维尔、拉斐尔·萨缪尔等组成的天才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评论者往往给予了恰如其分的关注，与此同时，却对造就了他的道德良知和复杂的理论意识的那些力量和人物关注较少。在他的早期生活中，他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和哥哥弗兰克·汤普森对他的成长影响重大。在其于生命的最后岁月完成的一本书中，汤普森曾回顾过自己的父亲和哥哥以及他们对他的影响①。在这些地方，他不再咄咄逼人，而是变得深思熟虑起来，提供了许多有关其人生和理论形成的细节。这些细节最清楚地刻画出来的一个主题就是他对文化边缘性与德行的联系的理解。
这可以在他与他哥哥的关系中得到说明，虽然他父亲在很多方面对他的影响也很大。1981年，应斯坦福大学之邀，他主持著名的坎普讲座，对自己的哥哥、一个在二战时期负责与巴尔干游击队联系的英军联络官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进行了再思考。时年23岁的弗兰克于被捕前6周被空投到巴尔干南部。随后他协同一支共产党游击队前往巴尔干中南部建立一块解放区。1944年5月，这支小部队被保皇党武装包围、俘虏，弗兰克在遭到严刑拷打后被处决。
汤普森的伦理责任同样因为他自己在公共政治经验过程中遭遇的那些创伤——1940至1950年代陷入英国共产党内的斗争，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在新左派运动初期遭到的打击——得到了发展。在新左派运动初期，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他本人和其他人来说都很重要的文章，这些文章刊载在他与约翰·萨维尔合编的一份仅在英国共产党内发行的简陋的油印时事小册子（被饱含深意地命名为《思想者》）、新左派刊物《大学和左派评论》与《新思想者》（这也是与萨维尔合编的）上①。若干年后，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道：“33岁那年，我开始进行理性思考。虽然我也曾竭力摆脱这种习惯，但始终未获成功”[1](Pi)。这些文章集因共产党的政治堕落而产生的个人苦闷告白，和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伦理缺陷的广泛检讨于一身，明白地揭示出了同时期退出共产党的那些英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反思。
这些篇什的创作正值他从事自己的主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研究和写作时期。因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个文本应当在汤普森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政治经历中总结出来的伦理结论的背景上被审读。由此一来，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学术化评论所未曾发现的许多主题就呈现出来了。不服从的和边缘化的个人的牺牲和斗争是该研究中许多叙事的中心。这些人有时作为被放逐的“预言家”——他们以救赎的方式诊断社会疾病和痛苦——出现，有时连命都丢了。其他一些时候，他们的斗争和理念则为特定社会集团的前途和经历提供了戏剧化的包装。对那些杰出的激进人物的审判和迫害因此成了揭示他们生活的“榜样”特征的方式：“公众从哈迪身上又一次发现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所喜爱的那个独立自主的形象：一个坚强而具有尊严的平民，对国家权利表示藐视”[2](P148-149)。他很推崇这些在那些年代的骚乱中丧生的领导者，认为“我们应当把这些人视为英雄”[3](P96)。
汤普森笔下的男主人公和某些时候的女主人公常常都是些边缘化的人物，他们听任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些文化价值和文化规范的引导，不过，他们力图摆脱边缘化地位的斗争却造就了一种巩固的道德独立意识和坚定的自我感。通过对这些人的斗争的历史学重建，汤普森探究了强有力的自我感——既为个人也为集团——的出现是如何为强大而独立的公民的形成奠定基础的，他坚信这种公民的形成是民主进步的重要前提。他对自我的说明与他的德行观密切相联。因为在他看来，德行是一种或多或少能够提高而不是始终裹足不前的前进性特性。就像某些前人一样，他常常把德行表达为两种矛盾力量——批判理性的严格和游戏与欲望的自发性——在一个个人身上的融合。这源于一种更开阔的历史洞察力：批判理性会因为人的创造、情感和欲望而变得鲜活和深化。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激情”想获得“善的”道德目标，就必须听从合理性和自我理解所强加的结构的束缚和“命令”。在他的历史学著作和政治学著作中，汤普森一方面拒斥过度学院化的纯理论哲学，一方面拒斥过度乐观的快乐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文化，为防范这种融合的不稳定性提供了好的榜样。因为上述两种情况都说明了割裂理性与欲望所具有的危险。
三、德行与公民
汤普森常常被人指责用简单化的直接形式讨论自由主体，而事实上，他的伦理责任是由既不仅仅是“浪漫的”也不仅仅是“唯意志论的”人的复杂图景支撑的。个别主体投身于抗拒社会生活中的变迁和强制的连续性斗争中。他们永远要对外部力量——最显著的就是异化和剥削——和主导性的社会价值观的内化“严阵以待”。可最终，他们还是要与它们短兵相接，因为个人在内心深处终究还保留着必须的道德能力，且受到自我确定性这种基本追寻的驱策。他在自己的评论中将这些立场形式巧妙地置于莫里斯和浪漫主义作家的信念上：历史是“屡败屡战的人类主体创造的”[1](P88)。
当汤普森在把这些伦理责任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遗产调和起来时，他无疑面临着一个独特的理论问题：既然他感觉当前条件下的个人与他们的本质、其他人是异化的，并且注意到了剥削关系实际发生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那么，个人的道德感能从哪里出现呢？尽管他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但却给出了两个隐含的回答。一方面，他相信，社会进步与合理性在历史过程中作用的不断强化深刻地交织在一起。这使意识尤其是自我意识——使个人得以开始超越那些构成必然性王国的力量强加于他们的限制的痛苦过程的自我意识——的变换得以可能。可是，意识并不足以保证道德，尽管个人的良知就存在于意识的附近。就此而言，建立在个人良知基础上的、不管面对什么结果和诱惑都要坚持的“作证”观念成为贯穿汤普森历史学著作和政治著作的一个重要隐寓和迷恋对象。正如科费尔德所指出的那样，汤普森深入英国不服从传统之中，这导致他认为个人应当“公开坚持他或她自己的信念……每一个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即使这意味着反对宗教信仰和政府、要面对来自朋友以及敌人的敌视与批评”[4](P16)。
下面这段话出自汤普森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一篇文章，难能可贵地简要说明了前述各种观念是如何支持他的社会主义政治责任的：
我坚持认为，人就站在史前史的终点和自觉历史的起点的交界处。我们只有鼓起全部勇气才能超越这个阀限。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人类的完美是一个乌托邦神话。因为无阶级对立的社会并不是一个任何社会摩擦都不存在的社会。莎士比亚了解的一切邪恶以及德行都将继续困扰人类的灵魂……如果人类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那么，他们就可以开启一个相互丰富的新时代，设计出一种能够让德行大行其道、邪恶得到限制的社会制度。如果今天想要的证据似乎否定了这种希望，那么，我们依旧可以抗争，拒绝成为环境或我们自己的牺牲品。[5](P36)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研究的是英国历史上这样的社会政治语境：在其中，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讨论各种公共话题；充满睿智的伦理批判思想茁壮成长；“德行的影响”不断壮大。在他的脑海中，这样的场所经常处于传统政治和体制构架之外，为了维护那种“很有哥们义气的”漫谈文化，它们都能够容忍不同的观点和持续不断的争论。在其全部研究中，汤普森着力展现这些民主的原型空间是如何被建构成具有公开的原则、得到遵守的规范和章程的社团或协会的。该书第一段所描写的是伦敦一个革命社团的成立会议。通过他的描写，自觉地受公开章程支配、向所有（男）人开放的社团结合在一起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跃然纸上，并成为贯穿全书不断凸显的主题。对理性思考的漫谈形式、不同工人集团之间集体合理性的深化、开创超越国家起源的公共空间并使之合法化的斗争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记述，支撑着这些历史地推导出来的反思。
生活在汤普森历史学著作中的那些理性的和浪漫主义的市民，通过提高理性思考能力，戏剧般地再现了那些调整自我的内省冲动和自我冲动的斗争。德行是对理性和欲望进行适当“掌控”的结果，它与理性思考、根据理性认识进行负责的争论和论证的自发意愿直接相关。研究者们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德行在汤普森思想中的中心地位，部分原因在于这种中心地位是与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尴尬地共存一处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汤普森是用目的论的社会主义未来观来表达这些责任的。不过，就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结构而言，与他的其他政治观念相联系并从各个方面提示这些政治观念的德行观实际占据核心地位。他终其一生都为之追寻的社会主义也因此在这种理想——他坚信——必然实现的范围内规定了自己的政治表达或“形式”。
四、“英格兰性”政治学
汤普森的这些伦理观点并不源于抽象的思辨或形而上学的冥思，而是长期研究思考英格兰文化传统和理论传统的结果。然而，因为安德森曾对汤普森的爱国主义的局限性有过批判——安德森将这种局限性一直追溯到英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宣扬的进步的民族主义观，所以人们后来纷纷对汤普森据说不够深思熟虑的英格兰性学说提出了批评。对此，汤普森以沉默对之。这表明他拒绝回应理论左派并不是基于成熟的批评判断所提出的这些责难。汤普森对英格兰的描写，他与英格兰文化和体制的关系，要比安德森等人所以为的复杂得多。汤普森最初对主体的责任源于一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构成了行动与力量在不同的民族语境中以完全无法预料的方式实现的联合。（他常常与英国混用的）英格兰的社会和历史发展在与其他民族国家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之前，首先必须按它自己的方式得到理解。20世纪60年代中期，安德森和奈仁曾抛出有关制约英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缺陷的论点，在对此进行回应的时候，汤普森批评了那种要把法国革命当作解释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模式的观念，认为这种模式并不适于评价英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因为他坚信英国的制度发展和文化发展模式自成一体，所以，它的激进传统的文化和政治也是自成一体的。正因为如此，汤普森问心无愧地大声赞美那些曾经孕育了普通民众的经验和抵抗的传统习俗，虽然他的社会主义同志对此很不以为然。20世纪60年代早期，《新左派评论》周围的英国新左派发生分裂，而这也正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话题。在仅供编辑部成员传阅的一份内部纪要中，汤普森对当时已经控制了杂志理论走向的安德森等人的路线进行了抵制，因为他从中察觉到了理论上的国际主义和对英格兰/英国文化的敌视：
发生在这个固执、守旧、不善变的岛国之外的事件似乎总是更“真实”、更具批判性、更紧急，……我们的确应当尽量掌握第三世界、巴黎、波兰、米兰的情况，可与此同时，难道我们周围就不存在一种正在形成中的、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其他人都有教益的话语？这种话语对我们的确有点陌生，我们几乎不能理解它，因为它用一种我们不再能够理解的方言在述说。它来自芸芸众生的亚文化，仅仅属于英格兰人，也没有巧言善辩的代言人——在其他成熟老练的人面前，他们都是卑躬屈膝的。
争吵的主题很重要。汤普森之所以叹息，是因为英格兰话语、民族的激进遗产、根植本土的激进政治观被人们忘却了。他对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知识分子的讥讽，与奥威尔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苛责极为类似。在同样一份纪要中，他把这种类似性拿出来炫耀了一下：
我担心，提前与第三世界阵营站到一起不仅仅是学术的。它同样有一种没有祖国的成分在里面，与30年代某些左派知识分子——奥威尔曾讽刺过他们的结果——鼓吹的工运中心主义潮流颇为类似。……现在的潮流似乎不再是模仿“工人阶级的”行为举止和搞穷人崇拜，而是让自己属于农民革命运动，即放弃自己的“西方性”。[6]
不管是在对其他左派思想家的猛烈抨击中，还是在自己的历史学著作中，汤普森都对偏离本土理论实践模式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在对雅格宾·约翰·泰尔沃的研究中——该文在他身故后发表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他得出了一个当代激进知识分子需要严肃对待的教训：“他是一个前车之鉴，因为要求自己的政治希望和策略尽量深入到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的那些改革家所冒的风险他都冒了”[7](P138-139)。
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汤普森的“爱国主义”不同于时代对本民族过去的呼唤，而更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爱国主义，那时候，在防御性地回应法国大革命时，英格兰性还在诉诸“教会和王国”。很多研究者都看到，这种爱国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那种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语境中其实根本不能维持，但汤普森顽固地拒绝接受这种批评。不过，对所有这种左派爱国主义的模式缺陷而言，安德森的批判忽视了汤普森对英格兰的过去的传统解释所发起的空前强劲有力的挑战。在其全部历史学著作中，汤普森都在质疑“官修”国史的定论和教条，并且再一次像奥威尔那样，坚信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对他们而言，1789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都不如农民起义、英格兰内战或宪章派骚乱重要。
汤普森还和奥威尔一起分享了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专门主义”的社会哲学。这种社会哲学让他们对社会集团和个人的经验与文化中的独特方面，而非关注人类社会的普遍方面的支撑性理论范畴形成了更浓厚的兴趣：汤普森用专门的英语写作，这种英语由“对具体的事例的偏爱……对日常用语的喜好，对形而上学沉思、抽象和系统的理论化的不信任”构成[8](P115)。这种姿态使得他们都藐视许多现代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潮流的总体化野心。
这种共享的遗产有助于解释汤普森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理论化推测和政治理论化推测的猜疑，以及为什么他的历史学著作会间或流露出“托利主义”的情绪。虽然汤普森依旧坚信，爱国主义应当把公民引向政治不服从，可是在英国，他所采用的方言和论证方式却呈现出保守党人的特征。他知道自己这个方面立场的意识形态脆弱性，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那些“欧洲怀疑论”文章中，他对这种含混还是颇为自得的：
我不认为每一代人都能得到很好的教导，就像没有历史一样去行动。我也不能认为它是清白的，并让它从零开始设计自己的制度。我希望提醒货币权利的理论家、大规模现代化论者注意柏克所说的话：“通过高歌猛进和他们对自然过程的蔑视，他们被盲目地交到了投机者和冒险家、炼金术士和江湖医生手中。”[9](P2295)
法国大革命中的现代化论理性主义者之于柏克，犹如欧共体和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论者之于他这个20世纪70年代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他们表现出来的共同之处是轻松和启迪。汤普森表达自我的散文风格，他对修辞技巧——讽刺挖苦和夸张——的大量使用召唤出了一种英格兰式的理论研究风格和对过度理性化与表格化的形式方式的小小敌意，而这让人想起迈克尔·奥克肖特。正因为如此，政治右派批判家也能在汤普森这里找到共同语言。
五、找回失落的遗产
一旦汤普森著作的伦理维度得到揭示，我们就会看到，他身上聚集着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之外的理论传统和相互关系。他对有德自我的说明可以很好地将他与更早些时代的共和主义传统以及个人主义思想联系到一起。同样，他浸淫其间的不服从的“非国教”传统也以重要的方式塑造了他的敏感性。
因为人们那么不愿意承认汤普森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伦理思想家，所以他那些最令人感兴趣的遗产统统被人忽视了。其实，他的下列论证特别重要：在英国，民主讨论和辩论常常是在规范的体制化政治之外蓬勃发展起来的。他不无煽动性地宣称，正是在人们认为会出现政治的那些地方——中央国家，统治城镇的社团，贵族的宫殿——以外的偏僻所在，对自我确定和批判理解得更真实的追求出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格兰，就是在教堂、小酒馆、住家和那些没有宗教建筑外观的宗教场所，自由的思想生活发展起来了，民主经验出现了。他的政治文章揭示出了一个深层次的责任，即壮大——他坚信——在当今应当重新高举、并从本土价值观和语言中重新发明出来的公民概念。他表明，承担了许多如今由官僚和精英们执行的功能的“古典的”道德独立的公民观，是如何可能存在于20世纪后期的激进政治的核心中的。
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看，他的下列企图同样很具迷惑性，即把相当古老的——根据行为与不服从、理性与欲望的和谐来理解的——德行概念更新为公民权的伦理支撑。他的公民概念是一种由最终根据自己的意识和良知来决定公共事务的、有道德责任感的个人构成的公民形象。有德的公民看样子具有坚韧而独立的心灵，以及在经历过抵抗边缘化后形成的判断。因此，贯穿其历史学著作的主题始终是那些普通个人主体，而不是伟人或看得见的领袖，这些普通人一方面永远挣扎在冲动和必然性两极之间，另一方面具有自我决定的要求和成为自立公民的欲望。与某些批评家爱贴简单化的标签相反，不能简单地将汤普森说成是前现代化论者或反现代化论者。因为他的伦理理解中也包含对现代性核心中的敌对趋势的思考。
当然，支撑汤普森学术和政论著作的伦理观念在一些重要方面也存在瑕疵。例如，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解释英格兰的文化特性和历史，并希望将本土激进传统与其他国家——著名的如法国——的传统分割开来，而这就使得他的理论和概念词汇变得贫乏。这种特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他的其他重要理论理念的发展，例如，他对公民权的说明始终都不够充分。
我们看到，他的许多解释者、追随者和批评者都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得出让人不安的、不同的政治结论，这表明他的著作其实并没有一条足够严格的政治逻辑。在理论方面，汤普森在对程序民主观念的追随和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排除这种民主体系的后果的欲望之间摇摆不定。这里的民主指的就是有理性的、思想独立的公民能够协商一致的那套东西的规则，和不可预知的那套东西的体系特性和政治特性。他从来没有彻底放弃目的论，相信集体的自我意识可以通往作为人类解放最高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这是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呢？他几乎始终在回避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些含混和瑕疵而否定汤普森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和伦理思想家。他比同时代其他英国知识分子更积极地投身各种公共争论和学术争论，如关于政治主体的重要性，普通人在形成保障市民社会的连带的文化联系过程中的作用，伦理争论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等。直到逝世前，汤普森才不再是核心政治的参与者，并最终承认自己的观念被风行20世纪80-90年代的学术时尚吹到一边去了。不过，他所体现的许多理论传统和特征——对国家不当行为的苛责反对，道德原则在政治中超越直接的功利计算的崇高地位，对超越国家的政治自我活动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赞美——在我们时代的公共社会中已经衰落了，它们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可能很重要。虽然他的政治学说具有弥赛亚主义色彩，自相矛盾，可能最终无法实现，但是，支撑它们的伦理基础却源于让18世纪以来的理论争论和政治辩论变得生动的观念和辩论传统。随着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学家和坚韧不拔的公共道德家的逝世，我们看见了这种丰富遗产的解体、消散。俯瞰同时代的政治图景和理论图景，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损失。在现时代的著作家中，还有谁能轻而易举地把斯威福特的嬉笑怒骂、莫里斯的想象力、布莱克的绝望和托尼的伦理信念融为一炉呢？我们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中，还有谁能权威性地言说我们政治决定的道德成本，并得到人们的认真倾听呢？
参考文献
[1]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 London: Merlin, 1978.
[2]THOMPSON. 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3]LINEBAUGH. “One and All, One and All” : Edward Thompson (1924-1993) [J]. Left History, 1993, (1).
[4]CORFIELD. E. P. Thompson, the Historian: An Appreciation [J]. New Left Review, 1993，(201).
[5]THOMPSON. 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J]. University
摘要：汤普森思想的本质是一种伦理激进主义，他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受到英国本土许多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尽管其理论存在某些模糊性，汤普森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及其对民主辩论的倡导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而其思想遗产的消散既是巨大的理论损失，也是巨大的政治损失。
关键词：汤普森；伦理激进主义；社会主义；英格兰性
作者简介：迈克尔·肯尼（Michael Kenny），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政治学系主任，从事英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研究。
译者简介：张亮（1973-），男，江苏徐州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1.5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５０４（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０9－０7收稿日期：2007-05-12
E．P．汤普森（1924-1993）的辞世让英国失去了一位最优秀的历史学家和最著名的学者。汤普森的形象横亘学术与政治两个世界，在1980年代他成为英国和欧洲反核武器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之后，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了。因为他的逝世，我们也失去了一位在英国文化中已经变得极为少见的“公共道德家”：他是一个从伦理观念出发抗议一切国内国际不公正事务的人。事实上，他的一些核心理论关切——如他炽烈的爱国精神以及在个人事务与身体政治中培育“德行”的责任感——与20世纪的政治理念相去甚远，反倒与18世纪后期的政治激进主义更合拍。本文力图大致勾勒出汤普森思想的基本特征，同时说明：他对特定“德行”观的倚重，将他与共和思想传统以及更晚近一些的伦理社会主义传统联系到了一起。也就是说，汤普森继承并发扬了自18世纪以来一直激励着英格兰激进主义的不服从传统。这种不服从传统内容丰富，既有宗教性的也有政治性的。
一、汤普森的伦理观
因为出版了一系列专论18-19世纪英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著作，汤普森在战后有阅读能力的公众中声誉鹊起。这些著作中流传最广的当属《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1年）。这本书实际上超出专业历史学研究，深刻影响了众多学科的研究者。也正是通过这本书，汤普森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一个既被人文学者也被社会科学家广泛征引的跨学科大师。
除了历史学著述，汤普森还创作了许多关于当代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杂文和论文。高度发达的伦理敏感性是把这两种截然有别的著述联系起来的主线。这推动他投身于一个接一个的道德使命和政治使命，创作出了浸透着爱恨情仇与个人好恶的历史学著作。在汤普森这里，学术争论常常会在欲置对手于死地的尖刻辩论中不断升级，这种写作模式让他的文学技巧和修辞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学术争论尚且如此，政治争论就更不用说了。但凡读过汤普森专横跋扈的《理论的贫困》（1978年）一文的人，有谁能忘记他倾泻在主要敌手路易·阿尔都塞及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追随者身上的那些冷嘲热讽呢？那些曾有幸看过汤普森私人通信的人都觉得它们是一笔不可小觑的财富，其中既充满愤怒，也饱含对传统观念的诙谐抨击。
不过，很遗憾，我们对深藏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介入活动背后的伦理动机的形成原因和理论资源所知甚少。因为我们缺乏详尽的汤普森传记，以把他的生活还原到他所经过的那个动荡不安的历史语境中去。也因为对汤普森的伦理观缺乏理解，所以知识左派容易对他的理论构架中的错误——如他的道德主义、爱国主义和反理论主义倾向——发动隔山打牛式的批评。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争论》（1981年）对汤普森著作的“解构”中，佩里·安德森强调了汤普森历史学著作的高水准与他对当代政治发展的分析的贫乏浅薄之间的断裂。虽然行文中颇多赞赏，安德森在与汤普森旷日持久的理论争论和政治争论的尾声处得出的结论，或许还是不恰当地扭曲了后者的理解力。因为他为了将汤普森打扮成一个朴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将后者身上的“资产阶级”杂质荡涤一净，使他对汤普森的理解极为片面。
非社会主义的传统和观点完全可能对汤普森的著作发挥更加积极的影响，但安德森的批判却模糊了这一点。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各种自由主义乃至托利主义在汤普森身上所发生的创造性的伦理互动和政治互动，引来的常常是人们的曲解中伤，而非严肃的探究。因此，把汤普森放置到英国本土更早一些的激进主义理论传统的语境中重新解读，将能使我们收益良多。这些英国本土的激进主义理论传统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也有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们的代表人物包括托尼、柯尔，当然首先还是奥威尔，以及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浪漫主义作家。
二、爱德华·汤普森的“形成”
汤普森生于1924年。他的母亲是美国人，父亲先后做过卫斯里宗牧师、小说家、历史学家和颇具才华的诗人。1939年，爱德华·汤普森的哥哥弗兰克——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对爱德华却影响深刻——加入英国共产党，这个举动让全家为之震惊。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弗兰克志愿参加现役。几年后，当时还是剑桥大学学生的爱德华追随弗兰克加入英国共产党，然后参加英军，作为一个坦克部队军官在意大利参战。战争结束后，他周游美国，参加激进会议，然后陪伴自己的母亲访问巴尔干。此后，他作为英国青年志愿旅旅长投身南斯拉夫的一项铁路建设计划，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妻子多萝西·达沃斯。回国后，这对小夫妻定居哈利法克斯。爱德华作为利兹大学校外部的文学讲师开始工作，他积极参加当地英国共产党的支部活动直到1956年，然后成为羽翼尚未丰满时期的新左派运动（1956-1964）的领军人物。他的第二部出版物《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不仅使之成为一名激进学者，而且使之成为一个为道德责任大声疾呼的公共人物。这就是他直到1993年去世时常常并不那么舒服地扮演的双重角色。
对于汤普森在英国共产党中的“公共”政治生涯以及加入英国共产党对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影响（尤其是参加由道娜·多尔、莫里斯·多布、埃瑞克·霍布斯鲍姆、约翰·萨维尔、拉斐尔·萨缪尔等组成的天才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评论者往往给予了恰如其分的关注，与此同时，却对造就了他的道德良知和复杂的理论意识的那些力量和人物关注较少。在他的早期生活中，他的父亲爱德华·约翰·汤普森和哥哥弗兰克·汤普森对他的成长影响重大。在其于生命的最后岁月完成的一本书中，汤普森曾回顾过自己的父亲和哥哥以及他们对他的影响①。在这些地方，他不再咄咄逼人，而是变得深思熟虑起来，提供了许多有关其人生和理论形成的细节。这些细节最清楚地刻画出来的一个主题就是他对文化边缘性与德行的联系的理解。
这可以在他与他哥哥的关系中得到说明，虽然他父亲在很多方面对他的影响也很大。1981年，应斯坦福大学之邀，他主持著名的坎普讲座，对自己的哥哥、一个在二战时期负责与巴尔干游击队联系的英军联络官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进行了再思考。时年23岁的弗兰克于被捕前6周被空投到巴尔干南部。随后他协同一支共产党游击队前往巴尔干中南部建立一块解放区。1944年5月，这支小部队被保皇党武装包围、俘虏，弗兰克在遭到严刑拷打后被处决。
汤普森的伦理责任同样因为他自己在公共政治经验过程中遭遇的那些创伤——1940至1950年代陷入英国共产党内的斗争，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在新左派运动初期遭到的打击——得到了发展。在新左派运动初期，他完成了一系列对他本人和其他人来说都很重要的文章，这些文章刊载在他与约翰·萨维尔合编的一份仅在英国共产党内发行的简陋的油印时事小册子（被饱含深意地命名为《思想者》）、新左派刊物《大学和左派评论》与《新思想者》（这也是与萨维尔合编的）上①。若干年后，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道：“33岁那年，我开始进行理性思考。虽然我也曾竭力摆脱这种习惯，但始终未获成功”[1](Pi)。这些文章集因共产党的政治堕落而产生的个人苦闷告白，和对社会主义理念的伦理缺陷的广泛检讨于一身，明白地揭示出了同时期退出共产党的那些英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反思。
这些篇什的创作正值他从事自己的主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研究和写作时期。因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个文本应当在汤普森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和政治经历中总结出来的伦理结论的背景上被审读。由此一来，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学术化评论所未曾发现的许多主题就呈现出来了。不服从的和边缘化的个人的牺牲和斗争是该研究中许多叙事的中心。这些人有时作为被放逐的“预言家”——他们以救赎的方式诊断社会疾病和痛苦——出现，有时连命都丢了。其他一些时候，他们的斗争和理念则为特定社会集团的前途和经历提供了戏剧化的包装。对那些杰出的激进人物的审判和迫害因此成了揭示他们生活的“榜样”特征的方式：“公众从哈迪身上又一次发现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所喜爱的那个独立自主的形象：一个坚强而具有尊严的平民，对国家权利表示藐视”[2](P148-149)。他很推崇这些在那些年代的骚乱中丧生的领导者，认为“我们应当把这些人视为英雄”[3](P96)。
汤普森笔下的男主人公和某些时候的女主人公常常都是些边缘化的人物，他们听任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些文化价值和文化规范的引导，不过，他们力图摆脱边缘化地位的斗争却造就了一种巩固的道德独立意识和坚定的自我感。通过对这些人的斗争的历史学重建，汤普森探究了强有力的自我感——既为个人也为集团——的出现是如何为强大而独立的公民的形成奠定基础的，他坚信这种公民的形成是民主进步的重要前提。他对自我的说明与他的德行观密切相联。因为在他看来，德行是一种或多或少能够提高而不是始终裹足不前的前进性特性。就像某些前人一样，他常常把德行表达为两种矛盾力量——批判理性的严格和游戏与欲望的自发性——在一个个人身上的融合。这源于一种更开阔的历史洞察力：批判理性会因为人的创造、情感和欲望而变得鲜活和深化。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激情”想获得“善的”道德目标，就必须听从合理性和自我理解所强加的结构的束缚和“命令”。在他的历史学著作和政治学著作中，汤普森一方面拒斥过度学院化的纯理论哲学，一方面拒斥过度乐观的快乐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文化，为防范这种融合的不稳定性提供了好的榜样。因为上述两种情况都说明了割裂理性与欲望所具有的危险。
三、德行与公民
汤普森常常被人指责用简单化的直接形式讨论自由主体，而事实上，他的伦理责任是由既不仅仅是“浪漫的”也不仅仅是“唯意志论的”人的复杂图景支撑的。个别主体投身于抗拒社会生活中的变迁和强制的连续性斗争中。他们永远要对外部力量——最显著的就是异化和剥削——和主导性的社会价值观的内化“严阵以待”。可最终，他们还是要与它们短兵相接，因为个人在内心深处终究还保留着必须的道德能力，且受到自我确定性这种基本追寻的驱策。他在自己的评论中将这些立场形式巧妙地置于莫里斯和浪漫主义作家的信念上：历史是“屡败屡战的人类主体创造的”[1](P88)。
当汤普森在把这些伦理责任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遗产调和起来时，他无疑面临着一个独特的理论问题：既然他感觉当前条件下的个人与他们的本质、其他人是异化的，并且注意到了剥削关系实际发生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那么，个人的道德感能从哪里出现呢？尽管他没有给出直接的回答，但却给出了两个隐含的回答。一方面，他相信，社会进步与合理性在历史过程中作用的不断强化深刻地交织在一起。这使意识尤其是自我意识——使个人得以开始超越那些构成必然性王国的力量强加于他们的限制的痛苦过程的自我意识——的变换得以可能。可是，意识并不足以保证道德，尽管个人的良知就存在于意识的附近。就此而言，建立在个人良知基础上的、不管面对什么结果和诱惑都要坚持的“作证”观念成为贯穿汤普森历史学著作和政治著作的一个重要隐寓和迷恋对象。正如科费尔德所指出的那样，汤普森深入英国不服从传统之中，这导致他认为个人应当“公开坚持他或她自己的信念……每一个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即使这意味着反对宗教信仰和政府、要面对来自朋友以及敌人的敌视与批评”[4](P16)。
下面这段话出自汤普森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一篇文章，难能可贵地简要说明了前述各种观念是如何支持他的社会主义政治责任的：
我坚持认为，人就站在史前史的终点和自觉历史的起点的交界处。我们只有鼓起全部勇气才能超越这个阀限。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人类的完美是一个乌托邦神话。因为无阶级对立的社会并不是一个任何社会摩擦都不存在的社会。莎士比亚了解的一切邪恶以及德行都将继续困扰人类的灵魂……如果人类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那么，他们就可以开启一个相互丰富的新时代，设计出一种能够让德行大行其道、邪恶得到限制的社会制度。如果今天想要的证据似乎否定了这种希望，那么，我们依旧可以抗争，拒绝成为环境或我们自己的牺牲品。[5](P36)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研究的是英国历史上这样的社会政治语境：在其中，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讨论各种公共话题；充满睿智的伦理批判思想茁壮成长；“德行的影响”不断壮大。在他的脑海中，这样的场所经常处于传统政治和体制构架之外，为了维护那种“很有哥们义气的”漫谈文化，它们都能够容忍不同的观点和持续不断的争论。在其全部研究中，汤普森着力展现这些民主的原型空间是如何被建构成具有公开的原则、得到遵守的规范和章程的社团或协会的。该书第一段所描写的是伦敦一个革命社团的成立会议。通过他的描写，自觉地受公开章程支配、向所有（男）人开放的社团结合在一起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跃然纸上，并成为贯穿全书不断凸显的主题。对理性思考的漫谈形式、不同工人集团之间集体合理性的深化、开创超越国家起源的公共空间并使之合法化的斗争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记述，支撑着这些历史地推导出来的反思。
生活在汤普森历史学著作中的那些理性的和浪漫主义的市民，通过提高理性思考能力，戏剧般地再现了那些调整自我的内省冲动和自我冲动的斗争。德行是对理性和欲望进行适当“掌控”的结果，它与理性思考、根据理性认识进行负责的争论和论证的自发意愿直接相关。研究者们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德行在汤普森思想中的中心地位，部分原因在于这种中心地位是与他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尴尬地共存一处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汤普森是用目的论的社会主义未来观来表达这些责任的。不过，就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结构而言，与他的其他政治观念相联系并从各个方面提示这些政治观念的德行观实际占据核心地位。他终其一生都为之追寻的社会主义也因此在这种理想——他坚信——必然实现的范围内规定了自己的政治表达或“形式”。
四、“英格兰性”政治学
汤普森的这些伦理观点并不源于抽象的思辨或形而上学的冥思，而是长期研究思考英格兰文化传统和理论传统的结果。然而，因为安德森曾对汤普森的爱国主义的局限性有过批判——安德森将这种局限性一直追溯到英国共产党20世纪30年代宣扬的进步的民族主义观，所以人们后来纷纷对汤普森据说不够深思熟虑的英格兰性学说提出了批评。对此，汤普森以沉默对之。这表明他拒绝回应理论左派并不是基于成熟的批评判断所提出的这些责难。汤普森对英格兰的描写，他与英格兰文化和体制的关系，要比安德森等人所以为的复杂得多。汤普森最初对主体的责任源于一种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构成了行动与力量在不同的民族语境中以完全无法预料的方式实现的联合。（他常常与英国混用的）英格兰的社会和历史发展在与其他民族国家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之前，首先必须按它自己的方式得到理解。20世纪60年代中期，安德森和奈仁曾抛出有关制约英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缺陷的论点，在对此进行回应的时候，汤普森批评了那种要把法国革命当作解释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模式的观念，认为这种模式并不适于评价英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因为他坚信英国的制度发展和文化发展模式自成一体，所以，它的激进传统的文化和政治也是自成一体的。正因为如此，汤普森问心无愧地大声赞美那些曾经孕育了普通民众的经验和抵抗的传统习俗，虽然他的社会主义同志对此很不以为然。20世纪60年代早期，《新左派评论》周围的英国新左派发生分裂，而这也正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话题。在仅供编辑部成员传阅的一份内部纪要中，汤普森对当时已经控制了杂志理论走向的安德森等人的路线进行了抵制，因为他从中察觉到了理论上的国际主义和对英格兰/英国文化的敌视：
发生在这个固执、守旧、不善变的岛国之外的事件似乎总是更“真实”、更具批判性、更紧急，……我们的确应当尽量掌握第三世界、巴黎、波兰、米兰的情况，可与此同时，难道我们周围就不存在一种正在形成中的、不仅对我们而且对其他人都有教益的话语？这种话语对我们的确有点陌生，我们几乎不能理解它，因为它用一种我们不再能够理解的方言在述说。它来自芸芸众生的亚文化，仅仅属于英格兰人，也没有巧言善辩的代言人——在其他成熟老练的人面前，他们都是卑躬屈膝的。
争吵的主题很重要。汤普森之所以叹息，是因为英格兰话语、民族的激进遗产、根植本土的激进政治观被人们忘却了。他对没有祖国的国际主义知识分子的讥讽，与奥威尔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苛责极为类似。在同样一份纪要中，他把这种类似性拿出来炫耀了一下：
我担心，提前与第三世界阵营站到一起不仅仅是学术的。它同样有一种没有祖国的成分在里面，与30年代某些左派知识分子——奥威尔曾讽刺过他们的结果——鼓吹的工运中心主义潮流颇为类似。……现在的潮流似乎不再是模仿“工人阶级的”行为举止和搞穷人崇拜，而是让自己属于农民革命运动，即放弃自己的“西方性”。[6]
不管是在对其他左派思想家的猛烈抨击中，还是在自己的历史学著作中，汤普森都对偏离本土理论实践模式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在对雅格宾·约翰·泰尔沃的研究中——该文在他身故后发表在《过去与现在》杂志上——，他得出了一个当代激进知识分子需要严肃对待的教训：“他是一个前车之鉴，因为要求自己的政治希望和策略尽量深入到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的那些改革家所冒的风险他都冒了”[7](P138-139)。
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汤普森的“爱国主义”不同于时代对本民族过去的呼唤，而更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爱国主义，那时候，在防御性地回应法国大革命时，英格兰性还在诉诸“教会和王国”。很多研究者都看到，这种爱国主义在20世纪60-70年代那种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语境中其实根本不能维持，但汤普森顽固地拒绝接受这种批评。不过，对所有这种左派爱国主义的模式缺陷而言，安德森的批判忽视了汤普森对英格兰的过去的传统解释所发起的空前强劲有力的挑战。在其全部历史学著作中，汤普森都在质疑“官修”国史的定论和教条，并且再一次像奥威尔那样，坚信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对他们而言，1789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都不如农民起义、英格兰内战或宪章派骚乱重要。
汤普森还和奥威尔一起分享了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专门主义”的社会哲学。这种社会哲学让他们对社会集团和个人的经验与文化中的独特方面，而非关注人类社会的普遍方面的支撑性理论范畴形成了更浓厚的兴趣：汤普森用专门的英语写作，这种英语由“对具体的事例的偏爱……对日常用语的喜好，对形而上学沉思、抽象和系统的理论化的不信任”构成[8](P115)。这种姿态使得他们都藐视许多现代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潮流的总体化野心。
这种共享的遗产有助于解释汤普森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理论化推测和政治理论化推测的猜疑，以及为什么他的历史学著作会间或流露出“托利主义”的情绪。虽然汤普森依旧坚信，爱国主义应当把公民引向政治不服从，可是在英国，他所采用的方言和论证方式却呈现出保守党人的特征。他知道自己这个方面立场的意识形态脆弱性，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那些“欧洲怀疑论”文章中，他对这种含混还是颇为自得的：
我不认为每一代人都能得到很好的教导，就像没有历史一样去行动。我也不能认为它是清白的，并让它从零开始设计自己的制度。我希望提醒货币权利的理论家、大规模现代化论者注意柏克所说的话：“通过高歌猛进和他们对自然过程的蔑视，他们被盲目地交到了投机者和冒险家、炼金术士和江湖医生手中。”[9](P2295)
法国大革命中的现代化论理性主义者之于柏克，犹如欧共体和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论者之于他这个20世纪70年代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他们表现出来的共同之处是轻松和启迪。汤普森表达自我的散文风格，他对修辞技巧——讽刺挖苦和夸张——的大量使用召唤出了一种英格兰式的理论研究风格和对过度理性化与表格化的形式方式的小小敌意，而这让人想起迈克尔·奥克肖特。正因为如此，政治右派批判家也能在汤普森这里找到共同语言。
五、找回失落的遗产
一旦汤普森著作的伦理维度得到揭示，我们就会看到，他身上聚集着不同的,在马克思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之外的理论传统和相互关系。他对有德自我的说明可以很好地将他与更早些时代的共和主义传统以及个人主义思想联系到一起。同样，他浸淫其间的不服从的“非国教”传统也以重要的方式塑造了他的敏感性。
因为人们那么不愿意承认汤普森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伦理思想家，所以他那些最令人感兴趣的遗产统统被人忽视了。其实，他的下列论证特别重要：在英国，民主讨论和辩论常常是在规范的体制化政治之外蓬勃发展起来的。他不无煽动性地宣称，正是在人们认为会出现政治的那些地方——中央国家，统治城镇的社团，贵族的宫殿——以外的偏僻所在，对自我确定和批判理解得更真实的追求出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格兰，就是在教堂、小酒馆、住家和那些没有宗教建筑外观的宗教场所，自由的思想生活发展起来了，民主经验出现了。他的政治文章揭示出了一个深层次的责任，即壮大——他坚信——在当今应当重新高举、并从本土价值观和语言中重新发明出来的公民概念。他表明，承担了许多如今由官僚和精英们执行的功能的“古典的”道德独立的公民观，是如何可能存在于20世纪后期的激进政治的核心中的。
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看，他的下列企图同样很具迷惑性，即把相当古老的——根据行为与不服从、理性与欲望的和谐来理解的——德行概念更新为公民权的伦理支撑。他的公民概念是一种由最终根据自己的意识和良知来决定公共事务的、有道德责任感的个人构成的公民形象。有德的公民看样子具有坚韧而独立的心灵，以及在经历过抵抗边缘化后形成的判断。因此，贯穿其历史学著作的主题始终是那些普通个人主体，而不是伟人或看得见的领袖，这些普通人一方面永远挣扎在冲动和必然性两极之间，另一方面具有自我决定的要求和成为自立公民的欲望。与某些批评家爱贴简单化的标签相反，不能简单地将汤普森说成是前现代化论者或反现代化论者。因为他的伦理理解中也包含对现代性核心中的敌对趋势的思考。
当然，支撑汤普森学术和政论著作的伦理观念在一些重要方面也存在瑕疵。例如，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解释英格兰的文化特性和历史，并希望将本土激进传统与其他国家——著名的如法国——的传统分割开来，而这就使得他的理论和概念词汇变得贫乏。这种特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他的其他重要理论理念的发展，例如，他对公民权的说明始终都不够充分。
我们看到，他的许多解释者、追随者和批评者都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得出让人不安的、不同的政治结论，这表明他的著作其实并没有一条足够严格的政治逻辑。在理论方面，汤普森在对程序民主观念的追随和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排除这种民主体系的后果的欲望之间摇摆不定。这里的民主指的就是有理性的、思想独立的公民能够协商一致的那套东西的规则，和不可预知的那套东西的体系特性和政治特性。他从来没有彻底放弃目的论，相信集体的自我意识可以通往作为人类解放最高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这是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呢？他几乎始终在回避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些含混和瑕疵而否定汤普森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和伦理思想家。他比同时代其他英国知识分子更积极地投身各种公共争论和学术争论，如关于政治主体的重要性，普通人在形成保障市民社会的连带的文化联系过程中的作用，伦理争论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等。直到逝世前，汤普森才不再是核心政治的参与者，并最终承认自己的观念被风行20世纪80-90年代的学术时尚吹到一边去了。不过，他所体现的许多理论传统和特征——对国家不当行为的苛责反对，道德原则在政治中超越直接的功利计算的崇高地位，对超越国家的政治自我活动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赞美——在我们时代的公共社会中已经衰落了，它们不仅很有意思，而且可能很重要。虽然他的政治学说具有弥赛亚主义色彩，自相矛盾，可能最终无法实现，但是，支撑它们的伦理基础却源于让18世纪以来的理论争论和政治辩论变得生动的观念和辩论传统。随着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学家和坚韧不拔的公共道德家的逝世，我们看见了这种丰富遗产的解体、消散。俯瞰同时代的政治图景和理论图景，这不能不是一个巨大损失。在现时代的著作家中，还有谁能轻而易举地把斯威福特的嬉笑怒骂、莫里斯的想象力、布莱克的绝望和托尼的伦理信念融为一炉呢？我们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中，还有谁能权威性地言说我们政治决定的道德成本，并得到人们的认真倾听呢？
参考文献
[1]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 London: Merlin, 1978.
[2]THOMPSON. 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 Class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3]LINEBAUGH. “One and All, One and All” : Edward Thompson (1924-1993) [J]. Left History, 1993, (1).
[4]CORFIELD. E. P. Thompson, the Historian: An Appreciation [J]. New Left Review, 1993，(201).
[5]THOMPSON. 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s [J].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