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三台县农村打工妹子李晓芬,在外打工8年,最近出资6000万元,一举买下老家县委大院,街谈巷议,名动一时。在媒体的炒作下,又被冠以了“四川第一打工妹”的帽子,可谓是:辛劳八载无人知,一朝成名天下闻。多年来习惯于比乡下人优越的市民不禁惊呼:这些农村里出来的,厉害的很嘛,怎么过去没有注意到他们呢!其实,李晓芬只是一个典型,以“川军”闻名的四川民工队伍,其力量和影响早已不容小觑,成龙成虎的岂止一二;在家乡人眼里挣到了钱,有了出息的就更多了。如南充地区南部县,建筑施工队在省外很有名气,出了好些大老板,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从田坎里走出来的。
　　
　　墙外开花一片香
　　
　　不知不觉中,我们身边的农村打工仔越来越多。虽然,他们中大多数在城市人眼里还是“乡下人”,但是,相对于在老家种庄稼的父老乡亲,他们已经脱胎换骨了。成都青羊宫附近的一家学术研究机构里,住着一位邛崃农村里来的高二哥,高二哥四十来岁,做临时工守车棚在单位里已有好几年了,虽说还是“临时的”,可除了过节,高二哥几乎已经不大回老家乡下了。刚来城里时,他还是一个人,第二年,老高接了高大嫂,在单位里帮人看看孩子,上门做做卫生,车棚里信息很多,老高俩口子又爱聊,活路越接越多,到了今年,老高索性把兄弟一起也带到城里来了。他们买了二手电视、冰箱,每天上菜市场买菜做饭,差不多像半个城里人一样了。在这家科研单位里,守门看车、擦洗搬运、保姆打字、卫生勤杂,大多是乡下来的人干的。他们的人数也越添越多,仅保姆就有十来个。像老高,守车棚工资并不高,但是老高利用时间差又兼了二份工,收入嘛,老高说:比你们城里人也差不了多少!
　　打工——学本事、长见识——成才,成了不少打工仔的必由之路,在红牌楼附近的一家家俱城里,笔者碰到一位拉车送家具的简阳来的打工仔,小伙子姓张,他告诉笔者,他们俩口仔都到了城里,老婆白天当售货员,晚上在家具城帮老板值班,把住的问题又解决了。他管拉货,一天忙不过来。虽然没闲着的时候,但感觉充实得很,我问为什么,他说,有想法呀!我好奇起来,忙问究竟。他告诉我,小孩还在乡下,他的理想是挣到十来万块钱,在郊区买上一套房子,把孩子接到城里读书。我开玩笑说:那你现在这个理想实现了多少?他说:一半有了吧!看着他汗流浃背的样子,不知怎的我就想起老舍先生笔下那个“骆驼”来了。就问他,你知道《骆驼祥子》不?他说没听说过,我就讲给他听,末了,他说,你说的这个故事在过去可能实现不了,但是今天,我肯定是幸运的!
　　中国的农民太多了,四川的农民太多了!全世界每50个人里,就有一个四川人(老四川,含重庆),全四川80%以上人口是农村人口。如果还像过去那样把他们困在土地上搞饭吃,那么这笔被专家称为的“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将永远算不上“资源”,因为闲置浪费不仅没有价值,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据专家介绍,全四川的农村人中,有45%左右的劳动力被称为“剩余劳动力”,因为劳力多,耕地少,就业机会不足,他们中很多人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村中实际上也存在着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只不过这种剩余呈隐性状态,被吃“大锅饭”掩盖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有了相对独立的生产自主权和经营决策权,才有可能根据市场价格信号,优化农村的劳动力资源配置,追求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工业化、城市化向农村的扩散,过去农村就是农业,农民就是种田种庄稼搞饭吃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生产要素、社会要素的流动空前活跃。因此,农民外出打工是传统农村走到一个转折点和整个中国社会发生转折性重大历史过程的一个必然结果。
　　


　　三分天下有其一
　　
　　四川农村打工仔队伍,有多大?全省3800多万农村劳动力,到1999年底,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已达到1111.2万人,其中,向省内转移的702.5万人,转向省外的408.7万人,是全国最大,被称为“百万川军”,天下闻名。
　　四川外出民工对农村、对全省国民经济的贡献,有多重?根据四川省农调队的数据,四川外出民工创造的劳务收入,仅计算他们寄回或带回的这一块,1994年是107亿元,1995年是170亿元,而1999年是329.4亿元,超过了四川省全省财政收入!这是一份了不起的“家当”。特别是对一些资源贫乏、财路来源较少的地区,地方经济对劳务收入的依赖很大,外出打工和劳务收入就是当地不可须臾离开的支柱产业。
　　南充地区的南部、阆中,劳务收入占到了全县人均国民收入的40%,四川省有些地区甚至更高。农村里的人说,凡是这几年家里起了房子买了车子,生活条件改善了的,都是在外搞到了钱的。这些打工仔比较多的地方,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那么几个在外发了点财的人回来投资搞开发。他们经商跑码头,出门交朋友,使当地经济活动相当活跃,旧房改造、小城镇建设热潮随之而起,制造和带动了很多投资、就业机会。基层干部总结“出去一人,脱贫一户,外出一片,带富一方”。
　　绝大多数打工仔都是平平凡凡的,不是什么“老板”。他们挣了钱是要往家里寄的,他们中大多数人也不可能在城里生根,或迟或早他们要回到故里去。但是,即使回到乡下,他们也不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从采访调查的情况看,回去后再种田的很少。大多数在农村从事非农产业,成为家乡推广科学技术、发展二、三产业的有生力量。
　　四川省社科院从事农村经济研究的专家郭正模研究员认为,中国的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因为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大国。那么,农民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关键是人(富余劳动力)怎么出去,钱怎么进来(农民增收)的问题。外出民工对家乡经济的最大贡献,就是把最富裕的资源——劳动力输了出去,换回了最稀缺的资金。这就是比较优势法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运用。四川省农村外出打工,丘陵地区最多,平原、山区次之。但是,即使是背靠城市经济,二、三产业发达的成都平原,全市农村平均每4户人中,也有1人外出务工。作为农业大省的四川本来就人多地少,在丘陵地区这个矛盾更突出,大多就是7-8分地,如果就是种田,连交税费负担都不够,更不要说脱贫致富奔小康了。
　　目前社会的热点非常关注农民增收的问题,内需不振,库存增多,厂家心急如焚。但如果农民购买力这个问题不解决,疲软的市场还会下去。农民的收入来源,过去主要是种植业,后来有了家庭经营收入和打工收入;而且前者越来越轻,后者越来越重。随着粮食等主要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一路下滑,农民纯收入中来自传统种植业的比重不断下降,来自工资性的收入则不断上升。
　　


　　天外天:更上一层楼
　　
　　外地同行常出差成都,某次直言不讳:你们“川军”形象太差啦,说起“川军”就想到民工,男的至多保安,女的就是保姆。而且还满足得很,男的说我见了世面挣了钱了,回老家拜得客了,女的说城里转了一圈,我也可以回去嫁人了。我家的保姆,母女两代人都在外面找工,而且都做保姆。怎么一栋栋高楼修起来,别个打工仔开始西装领带穿得象那么回事了,四川的打工仔还是怎么夹着被盖来的,又怎么卷起被盖回去了呢!
　　让我们把眼睛越过盆地,去看看沿海温州的农村人吧。温州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块示范地,温州也是我国南方人均耕地最紧张的地方之一,温州人很勤劳,80年代初,很多当地农民就已经“洗脚上田”外出打工了。下海很早,商品经济的意识比较浓厚。最初温州人也跟我们一样下苦力、从事一些修修补补别人不愿做的粗活,没多起眼。从这起步,慢慢的经商开店、做客户搞推销,学着造一些劣质的商品,又学着与港商、台商打交道,与外国人谈订单。随着产业的高级化,现在人们已经很难再把温州人和钉皮革搞修理联系到一起了,在温州,甚至连造鞋制衣这类一般制造业也越来越少。说起温州人,人们往往就会自然而然的联想到生意人、有钱人。在市场经济深化的同时,温州人也完成了自己角色的转换。
　　四川人和温州人一样,吃苦耐劳是被全国同胞承认的,甚至也不缺精明,那么,缺的是什么呢?有人形容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无孔不入,四川南部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那里的农民就业很困难,还在纷纷向外走,却有几千的江浙人、温州人进来,在此经商置业,他们大多数的身份虽然是“农民”,但是和四川的打工仔差别就大了。
　　四川外出民工大多数是靠下苦力挣钱的,在分工中处于“原料”类似的不利地位;普工很多,搞技术搞管理的则太少了。据调查,“川军”普遍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这几年打工热没有降温是因为国内工业和民用建筑业方兴未艾。沿海刚刚冷一点下来,西部大开发又热起来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隐忧:大规模修桥铺路迟早是要有一个尽头的。到时候民工又出路何在呢!
　　专家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提高打工仔的素质,把四川省劳务输出工作的重心由单纯劳动力利用转向人力资源开发上来!
　　四川这支民工队伍,从眼下和长远来看都大有用武之地。也许过不了太久,中国就要跨进WTO的大门了,在世贸谈判中,我们在农产品上作的让步最大,这意味着在发达国家优质廉价农产品的竞争压力下,很多农民必须放弃自己祖祖辈辈习惯了的工作另谋出路。还有,长江上游25度以上坡地退耕还林,也将有大量农民离开农田。这些,都是一把双刃剑,既会对农村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同时,对农村劳动力来讲,未尝不是与包产到户一样,意味着又一次解放、又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