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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灭亡的时间，一般将其设定于公元1644年，即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破北京、崇祯帝煤山上吊的那个历史节点上。
这是清朝给出的说法。
当年四月间，农民军攻破北京的消息传到关外，虎视眈眈的“大清”毫不迟疑，马上打着替明朝报仇的旗号，进入山海关，趁火打劫，迅速击败李自成，并于五月占领北京。
这就是明朝“天子守边”的坏处，京师离边境太近，强敌入侵，数日即抵城下，而都城一旦不守，整个“朝廷”（中央府部院寺机关及其官员，俗称“朝臣百官”）都跑不掉，给人打个包全收了。崇祯皇帝一死，满朝官员坐困京城，如瓮中之鳖，眼见三个月内换了三茬主子（明、闯王、清），那目瞪口呆之状，可以想象。有一些人逃了，而多数人只得留下来，侍奉不同的新君。
清军打败李自成，算是替邻居报了仇，清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就在邻家住下，连同自家小皇帝福临也从关外接来，一家子搬进紫禁城，不走了，一住三百年！
南明的天真
1644年，也是清顺治元年。
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版图上，就有两个并存的王朝。后金（清）从它建国之日始，就与大明为敌，并不奉其正朔，两国各自纪年。清军入关后，没有革除崇祯年号，即承认明朝存在、两国并立的事实，但崇祯十七年三月之后，“天下”就只许使用顺治年号了。清朝认为明朝已经灭亡，一切自立者均视为僭越。
明朝在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在南京保留了一套中央级的班子，虽说人员配备不齐，也是一个现成的朝廷。当崇祯末年天下大乱时，好几位王爷逃到南京，先帝殉国的消息传来后，南都官员一边开丧，一边从众王爷中选出一位福王朱由崧，扶之登上宝座，他就是弘光帝。那是五月份，当年还剩下大半年时间，改元“弘光”得等到明年，1644年仍为崇祯十七年。
弘光继位没有争议，是合法的新朝廷，但大明的版图已非完璧：清军占领了它的旧都，控制了朝廷的百官，在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盘踞为窟穴。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清军还是不请自来，它既来了，还肯不肯走？南京当局认为清廷意图不明，决定试探一下，于是遣使向北京方面提出联合“剿（闯）贼”的倡议。
南京真是天真了得！清人的想法还用试吗？崇祯帝还在时，清军就数度入侵京畿，它这回强行入关，说是帮大明杀贼，其实就是个托词，你还真信他的邪？可见南京不止皇帝昏庸，大臣也不高明。
北京的反应不出意料，南京请清人帮忙剿贼，清廷反指责南京不该擅立朝廷，令弘光“削号归藩”。显然，大清已自居“天下主”，根本不承认南京政府的合法性，而是咬死明朝已经灭亡！
南京竟然还为自己的存在辩解，看不出大清的责难是向南征伐的战鼓。
清朝的“用心”
满清要入主中原，成为新的正统王朝，它必须宣布“前任”大明已死！
清人用心良苦，这些工作打其进京就开始了，如改葬崇祯帝后，令臣民服丧，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这些是来帮忙的邻居该做的吗？此时的清廷已是鸠占鹊巢。
得了机会就要坐天下，它现在的定位，已不再是偏处满洲、控驭东蒙的清国，而是继承中华正统的大清朝！
“朝”者，中华正统嬗递之朝代也；“清国”向“清朝”的进化，是清人入关前后政治观念变化的根本。
曾经的满清虽与大明有“争正统”的一些举动，如胁迫明朝的藩属国朝鲜向其称臣，但它还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其定位只是一个与明朝平等的国家。而满清入关后，自然就不是如此了。实际上，此后的满清始终在为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而努力，它不承认南明，坚定不移地灭明，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明朝在中国正统王朝谱系上的合法继承者。
清人在安葬崇祯帝时，已暗示明朝已经灭亡，这一点很快变成明确的政治话语，如其诏书所言：“本朝立国东陲，历有年所，幅员既广，无意并兼。昔之疆场用兵，本冀言归和好，不幸寇凶极祸，明祚永终，用是整旅入关，代明雪愤。”清宣称，清兵是在“明祚永終”后才入关的，灭明者是贼（闯），不是清；而“南中（南京）乘衅立君，妄窃尊号，亟行乱政，重虐人民”，它自然不肯承认，且必须加以征伐。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遣多铎率师向南进军，大军还未开到扬子江，它已迫不及待地开“明史馆”，要修“胜朝”之史了。后代王朝修前代之史，是古代中国王朝相沿已久的政治传统，清廷在正式与南京兵戈相向前，先宣布明的灭亡，既为其征讨正名，亦为釜底抽薪之计。自然，此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明史馆匆匆开了，而《明史》最后修成，已是九十年后的事情。
当然，明朝亡不亡，不由清人嘴巴说了算，最后还得动手把它推进坟墓。
此时弘光朝廷还占有淮河以南的广大土地，如果它争气，能够击败南侵的清军，则金宋战争的历史将重演：弘光朝廷将为“南明”（一如南宋），与清朝平分天下，再次形成南北分立的局面。
历史上的南朝或北朝，往往自居“中国”，而视并立者为蛮夷和僭伪。如果1644年后的情形是（南）明、清分治，它们也必然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争正统（争为中原王朝）的过程，然后开始平等或不平等的邦交。
可历史没有假设，史实是，腐败的弘光朝廷不堪一击，成立仅一年就被清人所灭。时为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也是清顺治二年的五月——这回明朝真的玩完了！
南明VS南宋
清廷用兵大胜，在“既俘福藩，南服略定”后，即命江南在十月举行乡试（省级科举考试），并诏告天下：特弘大赉，嘉与维新。”同时赦免河南、江北、江南等地官民“絓误”（指受牵连者），所有（明朝）横征逋赋，悉与蠲免。大军所过，免当年额赋之半，余免三之一……俨然为新天子恩泽天下之义。
对于明朝灭亡时间，清朝官方的话语，前后完全一致，并通过撰写史书、文字狱等形式，不断加以强化。 清廷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所尽的努力，是前朝不能相比的。我们可以结合元朝人对“宋亡”的记事来加以理解：
公元1279年3月19日，南宋残余势力与元军在广东新会之崖门近海激战。日暮时分，宋军大溃，宋相陆秀夫绝望，遂负起年仅8岁的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宋史》稱，此役后，“宋遂亡”。
现在有人接受《宋史》的观点，认为宋朝是在崖山之战中灭亡的。然而，崖山海战前三年（1276年），宋室君臣献都城临安（今杭州）出降，就不是它的灭亡？
元人修《宋史》时，在“宋亡”这件事上的表述实在有点奇怪。
崖山之战记在《宋史》“本纪四十七”中，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是皇帝的传记，这篇本纪包括三个人，即南宋的最后三位君主。他们是哥仨儿：赵和他同父异母之兄赵昰、弟赵昺。赵就是献城投降的那位宋帝，被元朝降封为瀛国公。元军占领宋都临安，可与清军占领北京相比；临安献城后，的两位庶兄弟罡和昺，随其母杨太后出逃，先后称帝，在元军的穷追下，一路狼狈南奔，亦与南明之隆武、绍武、永历相似。
元修《宋史》将昰和昺的事迹“附”在瀛国公后，无异于承认他们被拥戴为“宋国之主”的事实，但在那篇本纪中，却只称呼他们在宋朝所授的王号，而不承认他们“帝”的身份。但不是帝，为何又将二王事迹羼入专记帝王之事的本纪呢？赵既已降封瀛国公，亦岂可为之立本纪？这显然是矛盾的。
而且，《宋史》既然不认为昰和昺具有正统地位，就不该将他们的不幸结局与宋之亡国联系起来，当赵率南宋百官投降，并且“诏谕（全国）郡县使降”时，就应该认定为宋朝灭亡，不该复将宋亡系于一个“僭统者”的跳海自杀上。
以上矛盾无疑是史家的疏忽，他们修史时很有点“不识时务”，难怪有人说，元朝末年仓促成书的《宋史》，编校不精，是较为粗疏的一部“正史”。
同样是修前代史，清人修《明史》，就没有犯这样低级的“政治错误”。莫说本纪，就是整部《明史》，对隆、永等南明之君都无一个字的记载；朱由崧则收在《诸王传》里，且云“自立于南京，伪号弘光”。
明朝灭亡时间如何定，关系到清朝的正统地位，不是小事，清廷坚定的史观是：明亡于崇祯帝煤山自吊，灭明者为“贼”（闯王李自成），大清是从“贼”的手中夺的天下。在乾隆四年（1739年）定稿颁行的《明史》，就在崇祯帝死后称“明亡”，并云“（帝）之蒙难而不辱身，为亡国之义烈矣”（《庄烈帝纪》）；同时《明史》将爝火不息，奋战不休，一直到康熙元年（1662年）才最后扑灭的“南明”事迹一概抹杀。在清代，敢书南明年号即是大逆不道，也没人敢以弘光或永历之亡为明朝之亡。
《明史》在长达数十年的修撰中，明确把握并坚持一个重大的核心理念，即正统观，以崇祯殉国划线，之前承认明朝居“天命”与“正统”，明亡后就由清朝继承其中原王朝的地位，而其他奉明正朔者，皆为残渣余孽与僭伪。在这一点上，全书完全一致，毫无摇移，更无抵牾之处。而元人则不能将临安之降断为宋亡，故《宋史》一边削宋末三帝帝号，一边却为其立本纪，造成表述上的混乱——仅就修前朝史这一点来看，清廷的统治技巧远较元朝更臻圆熟。
尝试下个结论
如今的历史读本仍多徇旧说，将明亡定于崇祯十七年；学术意义上的“南明”研究，也是从崇祯殉国开始的，包括了弘光那一年。但愈来愈多的学者，倾向于认同弘光朝廷存在的事实，认为宜将明亡定于弘光元年五月——如是，则明朝的历史又多了一年，即从1368年（洪武元年）建国，到1645年（弘光元年），一共277年。
这两种划分法，以孰为是呢？
恐怕还是定以崇祯十七年为宜。
崇祯十七年说，不仅是清人的口实，也是基于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正统”观念。以元末明初为例——朱元璋政权早在1368年正式建立明朝前久已存在，但朱元璋从来不说他称王建政就是明朝之始，他也不否定元帝北逃前元朝统治的合法性。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也是明洪武元年，明军北伐占领北京，元顺帝北逃出关，元遂亡。尽管元顺帝又活了一年多，直到至正三十年（1370年）才去世，然后是他的皇太子即位，此后“大元”还坚持了几代人，始终不承认自己灭亡，但元亡于至正二十八年已为定论（即使其合法君主元顺帝还活着）。这是因为，那个所谓的“元”失去的不仅是关内土地，更是中原正统王朝的地位，流落塞北的“元朝”只等于一个虚号，而被人轻称为“北元”了。
认识弘光朝还可以参照金灭宋之际的宋高宗赵构。
赵构南渡，最初也是定都南京，不妨试想一下，假如赵构也如弘光一样迅速失败，那1127年灭亡的就是宋，而不是北宋，因为压根就不会有南宋，何来北宋？而宋之亡否，也不取决于赵构自立时间的久暂。可是赵构比弘光要幸运，他建立的江南政权存活下来，是为南宋，与金国分治淮河南北长达百年。而“南明”则是类似帝罡与帝昺的流亡者，虽然建立起了小朝廷，却根本无法与南宋等量齐观，其地位远不足以撑起一个天下一分为二的对立局面。因此，所谓“南明”，只在学术研究的范畴内才有意义，而不代表它拥有与清朝对等的实力、地盘与历史地位。
一言以括之，如果弘光像赵构那样幸运，那么1644年亡者应为“北明”，在江南新建且筑基久远者为“南明”；而事实却是，朱氏子孙在江浙闽粤等地接续建立政权，皆如南宋之罡、昺，只空悬一个正统的旗号，不久即败，并不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南明”，故此难以将其视作明朝“生命体”的一部分。
在明清易代之际，明朝遗民与反清人士自然是不肯承认明朝亡于崇祯的，这种情感必然着落于“华夷之辨”的议题上，而“华夷之辨”的本质就是正统观，故“仗义”抗清者，与清朝代明而兴，顶起中华正统王朝的帽子，实为殊途同归，皆归于同一政治主旨之下。
其实后人讨论明朝灭亡的时间，除了正统之争及历史观的建构，还为了历史书写的方便。对今人来说，明清易代已无关乎“大义”，则宜从旧，如果将弘光的一年强行计入明朝，则徒增麻烦，也是不必要的。
这是清朝给出的说法。
当年四月间，农民军攻破北京的消息传到关外，虎视眈眈的“大清”毫不迟疑，马上打着替明朝报仇的旗号，进入山海关，趁火打劫，迅速击败李自成，并于五月占领北京。
这就是明朝“天子守边”的坏处，京师离边境太近，强敌入侵，数日即抵城下，而都城一旦不守，整个“朝廷”（中央府部院寺机关及其官员，俗称“朝臣百官”）都跑不掉，给人打个包全收了。崇祯皇帝一死，满朝官员坐困京城，如瓮中之鳖，眼见三个月内换了三茬主子（明、闯王、清），那目瞪口呆之状，可以想象。有一些人逃了，而多数人只得留下来，侍奉不同的新君。
清军打败李自成，算是替邻居报了仇，清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就在邻家住下，连同自家小皇帝福临也从关外接来，一家子搬进紫禁城，不走了，一住三百年！
南明的天真
1644年，也是清顺治元年。
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版图上，就有两个并存的王朝。后金（清）从它建国之日始，就与大明为敌，并不奉其正朔，两国各自纪年。清军入关后，没有革除崇祯年号，即承认明朝存在、两国并立的事实，但崇祯十七年三月之后，“天下”就只许使用顺治年号了。清朝认为明朝已经灭亡，一切自立者均视为僭越。
明朝在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在南京保留了一套中央级的班子，虽说人员配备不齐，也是一个现成的朝廷。当崇祯末年天下大乱时，好几位王爷逃到南京，先帝殉国的消息传来后，南都官员一边开丧，一边从众王爷中选出一位福王朱由崧，扶之登上宝座，他就是弘光帝。那是五月份，当年还剩下大半年时间，改元“弘光”得等到明年，1644年仍为崇祯十七年。
弘光继位没有争议，是合法的新朝廷，但大明的版图已非完璧：清军占领了它的旧都，控制了朝廷的百官，在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盘踞为窟穴。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清军还是不请自来，它既来了，还肯不肯走？南京当局认为清廷意图不明，决定试探一下，于是遣使向北京方面提出联合“剿（闯）贼”的倡议。
南京真是天真了得！清人的想法还用试吗？崇祯帝还在时，清军就数度入侵京畿，它这回强行入关，说是帮大明杀贼，其实就是个托词，你还真信他的邪？可见南京不止皇帝昏庸，大臣也不高明。
北京的反应不出意料，南京请清人帮忙剿贼，清廷反指责南京不该擅立朝廷，令弘光“削号归藩”。显然，大清已自居“天下主”，根本不承认南京政府的合法性，而是咬死明朝已经灭亡！
南京竟然还为自己的存在辩解，看不出大清的责难是向南征伐的战鼓。
清朝的“用心”
满清要入主中原，成为新的正统王朝，它必须宣布“前任”大明已死！
清人用心良苦，这些工作打其进京就开始了，如改葬崇祯帝后，令臣民服丧，谥曰庄烈愍皇帝，陵曰思陵……这些是来帮忙的邻居该做的吗？此时的清廷已是鸠占鹊巢。
得了机会就要坐天下，它现在的定位，已不再是偏处满洲、控驭东蒙的清国，而是继承中华正统的大清朝！
“朝”者，中华正统嬗递之朝代也；“清国”向“清朝”的进化，是清人入关前后政治观念变化的根本。
曾经的满清虽与大明有“争正统”的一些举动，如胁迫明朝的藩属国朝鲜向其称臣，但它还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其定位只是一个与明朝平等的国家。而满清入关后，自然就不是如此了。实际上，此后的满清始终在为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而努力，它不承认南明，坚定不移地灭明，都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明朝在中国正统王朝谱系上的合法继承者。
清人在安葬崇祯帝时，已暗示明朝已经灭亡，这一点很快变成明确的政治话语，如其诏书所言：“本朝立国东陲，历有年所，幅员既广，无意并兼。昔之疆场用兵，本冀言归和好，不幸寇凶极祸，明祚永终，用是整旅入关，代明雪愤。”清宣称，清兵是在“明祚永終”后才入关的，灭明者是贼（闯），不是清；而“南中（南京）乘衅立君，妄窃尊号，亟行乱政，重虐人民”，它自然不肯承认，且必须加以征伐。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遣多铎率师向南进军，大军还未开到扬子江，它已迫不及待地开“明史馆”，要修“胜朝”之史了。后代王朝修前代之史，是古代中国王朝相沿已久的政治传统，清廷在正式与南京兵戈相向前，先宣布明的灭亡，既为其征讨正名，亦为釜底抽薪之计。自然，此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明史馆匆匆开了，而《明史》最后修成，已是九十年后的事情。
当然，明朝亡不亡，不由清人嘴巴说了算，最后还得动手把它推进坟墓。
此时弘光朝廷还占有淮河以南的广大土地，如果它争气，能够击败南侵的清军，则金宋战争的历史将重演：弘光朝廷将为“南明”（一如南宋），与清朝平分天下，再次形成南北分立的局面。
历史上的南朝或北朝，往往自居“中国”，而视并立者为蛮夷和僭伪。如果1644年后的情形是（南）明、清分治，它们也必然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争正统（争为中原王朝）的过程，然后开始平等或不平等的邦交。
可历史没有假设，史实是，腐败的弘光朝廷不堪一击，成立仅一年就被清人所灭。时为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也是清顺治二年的五月——这回明朝真的玩完了！
南明VS南宋
清廷用兵大胜，在“既俘福藩，南服略定”后，即命江南在十月举行乡试（省级科举考试），并诏告天下：特弘大赉，嘉与维新。”同时赦免河南、江北、江南等地官民“絓误”（指受牵连者），所有（明朝）横征逋赋，悉与蠲免。大军所过，免当年额赋之半，余免三之一……俨然为新天子恩泽天下之义。
对于明朝灭亡时间，清朝官方的话语，前后完全一致，并通过撰写史书、文字狱等形式，不断加以强化。 清廷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所尽的努力，是前朝不能相比的。我们可以结合元朝人对“宋亡”的记事来加以理解：
公元1279年3月19日，南宋残余势力与元军在广东新会之崖门近海激战。日暮时分，宋军大溃，宋相陆秀夫绝望，遂负起年仅8岁的幼帝赵昺，投海而死。《宋史》稱，此役后，“宋遂亡”。
现在有人接受《宋史》的观点，认为宋朝是在崖山之战中灭亡的。然而，崖山海战前三年（1276年），宋室君臣献都城临安（今杭州）出降，就不是它的灭亡？
元人修《宋史》时，在“宋亡”这件事上的表述实在有点奇怪。
崖山之战记在《宋史》“本纪四十七”中，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是皇帝的传记，这篇本纪包括三个人，即南宋的最后三位君主。他们是哥仨儿：赵和他同父异母之兄赵昰、弟赵昺。赵就是献城投降的那位宋帝，被元朝降封为瀛国公。元军占领宋都临安，可与清军占领北京相比；临安献城后，的两位庶兄弟罡和昺，随其母杨太后出逃，先后称帝，在元军的穷追下，一路狼狈南奔，亦与南明之隆武、绍武、永历相似。
元修《宋史》将昰和昺的事迹“附”在瀛国公后，无异于承认他们被拥戴为“宋国之主”的事实，但在那篇本纪中，却只称呼他们在宋朝所授的王号，而不承认他们“帝”的身份。但不是帝，为何又将二王事迹羼入专记帝王之事的本纪呢？赵既已降封瀛国公，亦岂可为之立本纪？这显然是矛盾的。
而且，《宋史》既然不认为昰和昺具有正统地位，就不该将他们的不幸结局与宋之亡国联系起来，当赵率南宋百官投降，并且“诏谕（全国）郡县使降”时，就应该认定为宋朝灭亡，不该复将宋亡系于一个“僭统者”的跳海自杀上。
以上矛盾无疑是史家的疏忽，他们修史时很有点“不识时务”，难怪有人说，元朝末年仓促成书的《宋史》，编校不精，是较为粗疏的一部“正史”。
同样是修前代史，清人修《明史》，就没有犯这样低级的“政治错误”。莫说本纪，就是整部《明史》，对隆、永等南明之君都无一个字的记载；朱由崧则收在《诸王传》里，且云“自立于南京，伪号弘光”。
明朝灭亡时间如何定，关系到清朝的正统地位，不是小事，清廷坚定的史观是：明亡于崇祯帝煤山自吊，灭明者为“贼”（闯王李自成），大清是从“贼”的手中夺的天下。在乾隆四年（1739年）定稿颁行的《明史》，就在崇祯帝死后称“明亡”，并云“（帝）之蒙难而不辱身，为亡国之义烈矣”（《庄烈帝纪》）；同时《明史》将爝火不息，奋战不休，一直到康熙元年（1662年）才最后扑灭的“南明”事迹一概抹杀。在清代，敢书南明年号即是大逆不道，也没人敢以弘光或永历之亡为明朝之亡。
《明史》在长达数十年的修撰中，明确把握并坚持一个重大的核心理念，即正统观，以崇祯殉国划线，之前承认明朝居“天命”与“正统”，明亡后就由清朝继承其中原王朝的地位，而其他奉明正朔者，皆为残渣余孽与僭伪。在这一点上，全书完全一致，毫无摇移，更无抵牾之处。而元人则不能将临安之降断为宋亡，故《宋史》一边削宋末三帝帝号，一边却为其立本纪，造成表述上的混乱——仅就修前朝史这一点来看，清廷的统治技巧远较元朝更臻圆熟。
尝试下个结论
如今的历史读本仍多徇旧说，将明亡定于崇祯十七年；学术意义上的“南明”研究，也是从崇祯殉国开始的，包括了弘光那一年。但愈来愈多的学者，倾向于认同弘光朝廷存在的事实，认为宜将明亡定于弘光元年五月——如是，则明朝的历史又多了一年，即从1368年（洪武元年）建国，到1645年（弘光元年），一共277年。
这两种划分法，以孰为是呢？
恐怕还是定以崇祯十七年为宜。
崇祯十七年说，不仅是清人的口实，也是基于中国自秦汉以来形成的“正统”观念。以元末明初为例——朱元璋政权早在1368年正式建立明朝前久已存在，但朱元璋从来不说他称王建政就是明朝之始，他也不否定元帝北逃前元朝统治的合法性。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也是明洪武元年，明军北伐占领北京，元顺帝北逃出关，元遂亡。尽管元顺帝又活了一年多，直到至正三十年（1370年）才去世，然后是他的皇太子即位，此后“大元”还坚持了几代人，始终不承认自己灭亡，但元亡于至正二十八年已为定论（即使其合法君主元顺帝还活着）。这是因为，那个所谓的“元”失去的不仅是关内土地，更是中原正统王朝的地位，流落塞北的“元朝”只等于一个虚号，而被人轻称为“北元”了。
认识弘光朝还可以参照金灭宋之际的宋高宗赵构。
赵构南渡，最初也是定都南京，不妨试想一下，假如赵构也如弘光一样迅速失败，那1127年灭亡的就是宋，而不是北宋，因为压根就不会有南宋，何来北宋？而宋之亡否，也不取决于赵构自立时间的久暂。可是赵构比弘光要幸运，他建立的江南政权存活下来，是为南宋，与金国分治淮河南北长达百年。而“南明”则是类似帝罡与帝昺的流亡者，虽然建立起了小朝廷，却根本无法与南宋等量齐观，其地位远不足以撑起一个天下一分为二的对立局面。因此，所谓“南明”，只在学术研究的范畴内才有意义，而不代表它拥有与清朝对等的实力、地盘与历史地位。
一言以括之，如果弘光像赵构那样幸运，那么1644年亡者应为“北明”，在江南新建且筑基久远者为“南明”；而事实却是，朱氏子孙在江浙闽粤等地接续建立政权，皆如南宋之罡、昺，只空悬一个正统的旗号，不久即败，并不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南明”，故此难以将其视作明朝“生命体”的一部分。
在明清易代之际，明朝遗民与反清人士自然是不肯承认明朝亡于崇祯的，这种情感必然着落于“华夷之辨”的议题上，而“华夷之辨”的本质就是正统观，故“仗义”抗清者，与清朝代明而兴，顶起中华正统王朝的帽子，实为殊途同归，皆归于同一政治主旨之下。
其实后人讨论明朝灭亡的时间，除了正统之争及历史观的建构，还为了历史书写的方便。对今人来说，明清易代已无关乎“大义”，则宜从旧，如果将弘光的一年强行计入明朝，则徒增麻烦，也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