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印的彩色画册，第一页就是毛泽东主席与记者陈寰亲切交谈的照片。
　　照片中，毛主席笑了，笑得是那么慈祥、和霭；坐在毛主席对面的陈寰也笑了，笑得是那么畅快、开心。
　　那是1963年的春天，中南海垂柳依依，百花盛开，湖光粼粼。毛主席在颐年堂会见了两批外宾之后，记者利用空隙时机站在毛主席后面请摄影记者给拍张合影。毛主席坐在沙发上说：“这不平等，我坐着，你们站着。”大家都笑了。后来大家围着毛主席坐下，陈寰刚好坐在毛主席旁边。陈寰问：“主席，你听广播吗?”毛主席笑着说：“听，常听，可是晚上有事就听不了啦。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很好。”毛泽东的这句话，陈寰永远都清晰地记得。
　　同行们都知道，陈寰是新中国采访党和国家重大政治和外事活动最早、时间最长的女记者。
　　陈寰1918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学生时代即参加了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1947年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学习，1948年到河北平山新华通讯社任编辑，北平解放后即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的编辑、特派记者。从1955年开始，她历任中央电台时事政治组副组长、组长等职，从事时事政治报道35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内外政治外事等采访活动中。30多年中，她参与了毛主席、周总理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所有公开活动的采访报道。
　　时政采访报道涉及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政治责任极重，政治性政策性极高，准确性时效性极强，组织性纪律性极严。时政记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准确把握、快速反应能力，必须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所以说，选拔时政记者审批和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之初，只有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时政记者。新华社向国内外发文字和图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时效和文字上有自己的要求。后来，才有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像记者。
　　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杨正泉说：陈寰自1955年起任时政记者期间，经常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周围采访，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他们周围的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和新闻记者对她都熟知、尊重，她自身就是一张毫无阻拦的“通行证”。
　　30多年间，陈寰记不清采访过多少重大事件，经历过多少政治风云，她都优秀地完成了报道任务。
　　30多年间，陈寰经常出入中南海采访毛主席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活动，以及许多重要会议。
　　每当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重要外宾，陈寰都到场采访。1959年10月2日，即国庆十周年的第二天，毛主席同应邀前来参加国庆活动的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晚上，继续会谈。参加会谈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本来这天晚上，安排了两个晚会招待各国贵宾。陈寰估计毛主席可能陪同赫鲁晓夫在中南海怀仁堂看京剧，所以很早就到怀仁堂等候。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戏也不敢开锣，台上台下焦急不安。陈寰也正在焦急中，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槐悄悄告诉她说：“主席不来了，在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会谈呢。”
　　陈寰急匆匆赶到颐年堂。她进入休息室，听到客厅里谈话的声音时大时小。毛主席说话的声音不大，话也简短。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大声嚷嚷。通过翻译她知道了，赫鲁晓夫提出要中国释放在朝鲜战争中的战俘和我国东北地区俘虏的八个美国空降特务。赫鲁晓夫说：“这几个人，你们一定要释放，要释放。”毛主席坚定地回答：“不，不行，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有法律的。”赫鲁晓夫只好说：“如果你们有钱，那，你们就养着他们吧。”
　　原来，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时夸下海口，说能够说服中国释放那八个特务。毛主席不答应，他丢了面子，才发了很大的火。
　　通过这件事，陈寰深深地感受到了毛主席作为政治家不屈服于任何外国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的气魄。
　　毛主席接见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让陈寰感受到了毛主席对外国友人的友好和热情。
　　1956年2月13日，西哈努克亲王第一次访问中国。那时，中柬两国尚未建交，亲王是以国家首相身份来访的。中国政府以最高的礼遇接待了他。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同时，周总理考虑到北京的2月天寒地冻，来自南方炎热国家的客人可能御寒衣服不够，就指示外交部外宾司负责人准备好御寒衣帽。西哈努克乘坐的飞机刚停在机场上，礼宾司人员就把衣帽送上飞机。接着，人们看到西哈努克亲王穿着名贵的貂皮大衣戴着水獭皮帽，面带笑容走下飞机。
　　西哈努克访问期间，受到毛主席两次接见。2月1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次接见他，场面很壮观。最初，西哈努克似乎有些拘束，毛主席似乎很理解对方的心情，对他像老朋友一样叙谈，这样，气氛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把这些全看在眼里的陈寰，看到了毛主席作为大国领袖的风范与气度。
　　出入中南海的新闻记者不多，他们都想同毛主席一起照张相，可是总难找到适当的机会，不是人太多，就是摄影记者不在场。陈寰则很幸运，她除了有中央电台画册中那张几名记者与毛主席的合影外，还有一张与毛主席单独照的相片。
　　那是1961年春节期间，有一天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外宾。冬天的黄昏来得比较早，毛主席在暮色苍茫中送客人到丰泽园院门外，看着客人离去后，转身往院内走时，看见陈寰站在院门中就停了一下。陈寰望着毛主席说：“主席您好!”毛主席回答说：“好，好。”边说边伸出手来同陈寰握手，陈寰高兴地笑了，这一瞬间，驻中南海的摄影记者侯波按动了照相机的快门，陈寰得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很多人羡慕外事记者能见到大场面，能直接获知党和国家最高层的信息，可那是有严格纪律的，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绝不能出半点差错。中央电台的一位领导曾说：“陈寰可是知道很多机密，她不说，她会让它们烂在肚里的。”
　　外事记者的辛苦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有时，一个人一天要赶好几场活动，顾不上吃，顾不上喝，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陈寰就有一天采访10场活动的记录。
　　周总理在世时，经常在夜间接见外宾，为等通知，陈寰不能离开办公室，守在电话机旁打瞌睡，电话铃一响。抓起纸笔就跑。单位的人都说陈寰以办公室为家，这话不假。至今电台时政组办公室内的一张旧式沙发，就是领导特批给陈寰的。领导说：“陈寰常在夜里值班，有个长沙发可以歇歇。”
　　累是累，但陈寰热爱这份工作。她曾自豪地说：“在我长达35年的政治外事记者生涯中，报道周恩来总理的活动有20年。”
　　中央电台时事政治组的任务是报道党和国家的政治大事占外交活动。周恩来的活动特别多，因而常常在外事活动中，周总理走到哪里，陈寰就跟到哪里。
　　报道外事活动时，发表周总理的讲话内容必须要得到周总理的同意。周总理很注意广播时效，要求准和快，所以，陈寰每次请周总理当场审稿，总是很顺利地通过。
　　周总理特别注意及时广播当天的政治外交活动的新闻。凡是政府声明、公报和重要讲话，都是由他批示在某日某时广播。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或新闻公报以及其他各种协定，要经过双方商定在同一时间在各自国家发表。初时，一些亚非国家还没有广播电台，遇到这种情况时，周总理总是对外交部人员说：“要同对方讲清楚，我们有广播，要在头一天晚上广播，第二天见报。”同时，他在文件上批示在某日晚上几点钟广播。
　　70年代以前，欢迎外国人的国宴多半在晚上7点半或8点，而电台的《联播》节目是8点半，后来改为8点，而且都由播音员直播。宴会前，双方领导人有会谈，会谈和宴会的消息，一定要在《联播》节目中播出。陈寰赶发稿子就更紧张了，而有些问题必须请周总理点头才行。很多时候，周总理已经坐到宴会的主人席上，陈寰也要赶上去把稿子送到他的手中，悄悄说“要赶《联播》”，然后退到后边静静地等着。周总理接过稿，看得快也看得仔细，有时回头向陈寰要过笔改几处。有时来不及改就指出不妥当的地方，告诉陈寰怎么办。
　　人们看陈寰总是为抢发新闻奔来奔去，送稿子打电话，匆匆忙忙，就送给她一个绰号叫“8点半”。
　　除了在宴会上、招待会上请总理审稿外，有时候发稿心急，不管什么场合，陈寰就冒冒失失地把稿子送上去。只要陈寰把稿子送上去，周总理从没有不耐烦的表情，有时甚至中断同别人的谈话，耐心看，耐心改，标点符号也改。
　　周总理知道记者辛苦，特意指示外交部每次宴会一定要给记者饭吃，有几次周总理还把陈寰叫到身边同桌吃饭。
　　陈寰作广播记者40年，其中作时政记者35年。辛苦奔波几十年，她至今还是单身独处，不过她生活得倒乐观豁达。她说：“我的一生以记者始，又以记者终，很高兴把生命一滴一点支付给我的记者生涯。”
　　1987年秋，陈寰办了离休手续，其后又作时政记者三年，1991年1月正式离职，为35年时政记者的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