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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预言的画像》(The Prophetic Pictures)是霍桑第一篇直接探讨艺术和艺术家故事的短篇小说。一位天才的画家为一对即将结婚的恋人画肖像画,最终画家的画预言了这对恋人的命运。霍桑在作品中首次表明了自己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看法,通过描述艺术家的作品对这对恋人产生的影响,对艺术家这一角色的危险性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艺术家 危险性 预言能力
《能预言的画像》(以下简称为《画像》)最初发表于1836年秋的《赠阅》杂志,讲述了一位天才画家和一对恋人之间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殖民时代中期的波士顿,恋人沃尔特·路德罗(Walter Ludlow)和埃莉诺(Elinor)在婚前找到当地有名的画家,请他为两人画肖像画。传言说,画家的画具有预言性,两人都半信半疑。画家对两位年轻人很感兴趣,搁置了手上的其他工作,特地为他俩画像。取画时,两人惊讶地发现画家竟将他们的神态记录到了画中,埃莉诺注意到画家还画了一幅铅笔素描。婚后,二人的肖像画成为“寓所中最夺目的装饰品”,(464)拜访者络绎不绝,他们不仅对这两幅画像赞不绝口,后来还围绕它展开了种种讨论。随着日子的流逝,沃尔特和埃莉诺的神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埃莉诺的神态愈来愈接近画像所表现的忧郁,而沃尔特却比画像上激昂的神情显得更抑郁些。埃莉诺不想让人们再讨论画像,于是用厚厚的帘布遮住了两幅肖像。与此同时,纵情于山水间的画家也始终记挂着他的杰作。终于有一天,画家归来,敲开了这对新人的家门,想再次欣赏两幅画像。不料他却看到惊人的一幕,正如那幅素描作品所展示的:沃尔特拿着刀子刺向埃莉诺,而“两人的神态面容竟然都与肖像画上一模一样。”(469)
《画像》明显地受18世纪哥特传统的影响,糅合了一些典型的哥特元素,诸如拥有非凡力量的艺术品、令人战栗却终究成真的预言,等等。就主题而言,《画像》是霍桑第一篇直接探讨艺术和艺术家的故事,评论家认为它为另一同类题材短篇《美的艺术家》(The Artist of Beautiful)奠定了基础,后者被誉为作家“最全面的艺术见解的陈述”。本文主要围绕艺术主题对作品进行解读。
一、真正的艺术家
值得注意的是,霍桑以注释的方式点出了故事灵感来源:“故事受斯图亚特轶事的启发,该轶事载于邓拉普(William Dunlap)的《美国设计艺术史》一书,该书为普通读者所喜读,而对艺术家而言,就更有吸引力了。”(456)
斯图亚特的故事是这样的:穆尔格雷夫勋爵在其长兄菲尔普斯将军即将出国的前一天,命画家斯图亚特为其画像。作品完成后,勋爵一看立刻惊叫起来:“这是什么?太奇怪了!”他怔怔地站在那里,盯着那幅画说道:“我从这张脸上看到了疯狂。”将军翌日启程去了印度,不久,勋爵接到其兄的死讯:菲普斯将军精神错乱,割断了自己的喉咙。由此可见,真正的肖像画家能够穿透被画者的内心,并且将其优缺点一一展现在画布上。
显然,这则轶事触及了艺术的本质问题,这也是霍桑在《画像》中力图表达的观点——艺术具有洞穿事物表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霍桑借画家之口表达了自己眼中“真正的艺术家”的形象:“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深入到表象之下去探看。这就是他的才能,他最自豪却又常常是令人悲哀的才能,他要看到人的心灵深处,并凭借一种甚至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力量,于瞬间的目光里捕捉岁月深处的情思,让灵魂在画布上呈现出华彩或黯淡的影像。”(463)在霍桑看来,真正的艺术家应具备这样的能力,即洞穿事物表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画家的绘画技艺在殖民地的波士顿是极为罕有的,许多殖民地的上层人士都想借他的技艺将自己的形象留给子孙后代。画家听到这一要求时并不盲然从命,而是以自己艺术家的天赋和敏锐的眼光去寻找和捕捉具有潜在艺术价值的对象:“如果他看到的只是一张圆润柔滑、优裕自得的面孔,那么即使有黄金镶边的套子来装饰画像,又有许多金币作为画资,他也会彬彬有礼地拒绝这件工作和这份酬劳。但是,如果他看到的这张面孔显示出某种不同寻常之处,无论是在思想、感情或者经历方面;或者,在街头碰见一个乞丐,长着雪白的胡须和布满皱纹的额头;又或者遇见一个孩子,正好抬头微笑,他就会竭尽自己不事金钱的技艺来描绘他们。”(458)
在两位恋人登门拜访请他画肖像画时,“一道阳光正好斜照在他们身上,造成了极为愉悦的效果”,艺术家受到触动,于是宁愿“让首席法官和奥利佛夫人失望”,也不愿“丢失这个机会”,(460)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很少遇见这样好的主题。”(461)在给两个年轻人画像时,“他同他们谈话,使他们的面庞表露出富于个性的特征,尽管他们的神情在不停变化,但这正好迎合了他综合和把握个性特征的目的。”(461)他的作品似神来之笔,“人物的心灵和性格都透过容貌表现出来,凝聚为一种独特的神态……即使画像的原型都不如画像那样酷似他们本人。”(459)正因为这种“看到人的心灵深处”的洞见力,画家被与巫师联系到一起。埃莉诺问道:“他究竟是一个画家还是巫师?”(456)有人甚至说,他是“魔法师,或者古老的巫术时代的魔鬼,换了新的伪装来捣蛋作乱。”(458)就连上层人士也对他产生了迷信般的敬畏。巫师和魔鬼的指涉暗示了艺术家潜在的操纵能力,尽管这所谓的预言或操纵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本质的洞察,但霍桑对此却保持一定的警醒和顾虑,这也是他在故事中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二、艺术家潜在的危险性
如霍桑指出的,画家的艺术追求“把他与芸芸众生隔绝开来”,(466)他为自己的才能而骄傲,与此同时,“他的思想、欲求和希望变得狂放不羁”。(467)沉浸于自己的艺术世界,画家对他人和世界漠不关心,“他没有目标,没有欢乐,没有同情——除了最终关及其艺术的一切。尽管他的举止风度高雅,意志和行动刚直不阿,但他并不具备慈爱的情感;他的心是冰冷的;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事物能充分接近他而使他温暖。”(466)正如贝尔指出的,缺少同情心和怜悯感的艺术会孤立艺术家,使爱和希望变成恐惧和绝望。霍桑认为,这是艺术家这一角色所固有的危险性。长期作为人生的观察者和心灵的窥探者,艺术家难免会陷入孤立,甚至丧失人性,正如他在故事里指出的,“除非他周围有人可以供他作为规范自身的榜样,否则的话,他的思想、欲求和希望会变得狂放不羁,而他本人也会接近或变成疯子”。(467)的确,故事里的画家最终陷入一种他不自知的“心灵的错乱”中(467),甚至开始以上帝自居。画家认为,自己不仅以“敏税的洞察力探究过他们的心灵”,并将所洞悉的结果再现于他们的画像中,此外,他的目光还可以穿透未来,“在未来的幽暗中——至少他如此想象——他捕捉到一个可怕的秘密,并将这个秘密隐约透露在两幅肖像中。”(466)画家将自己的想象力和其他的力量全部倾注于对两位恋人灵魂的审视和探究中,以致他“几乎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创造物了,正如他在绘画王国里创造出的上千影像。”(466)然而,如评论者指出的,画家的谬见使他陷入一种最原始的封建迷信中,詹姆斯·弗雷泽(Sir James Frazer)将之命名为“顺势巫术”(Homoeopathic Magic),“术士推断仅仅通过模仿就可以制造出他想要的任何效果。”画家显然相信,以素描作品展示未来的凶杀场景,在某种意义上,他便对埃莉诺和沃尔特的未来拥有了某种把握和操纵力,由此,他也获得了某种上帝般的能力。所以,当他有意无意地让埃莉诺看到铅笔素描时,他也在掂量自己干预事件发展的可能,他说:“现在动手修改它们还不算太晚。我也可以改变画上人物的动作。不过这样就会对事物的发展产生影响吗?”(464)
霍桑始终认为,在堕落的尘世,同为罪人的芸芸众生没有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窥探他人心灵,主宰或操纵他们的命运。以造物主自居显然是种僭越,是对人类兄弟情谊的背叛,其本质是一种利己主义的骄傲。同时,这一倾向会损害艺术家本人的心智,正如作家暗示的,画家其实已经陷入某种疯狂。他狂妄地以为能凭借艺术的力量召唤过去与未来,让死者“起死回生”,“使往昔永远成为现时”。(467)在奔向自己的两幅肖像画的路上,他感叹道:“啊,威力无边的艺术!既然你能将朦胧显露的往昔带入阳光照耀的狭窄地带,带入我们所说的现在,你难道不能召唤隐藏着的未来与往昔汇聚于现在呢?我难道没有做到么?难道我不是你的预言家吗?”(467)画家显然对自己的预言能力满怀骄傲,这点也使得他在道德上变得可疑——我们很难断定他究竟有没有暗中期待这对恋人的悲剧结局。
三、预言家还是干预者
然而,更严肃的问题是,画家究竟是预言了两人的结局,还是推进了事件的发展?他是单纯的预言者,还是难逃其咎的干预者?对于这些疑问,霍桑并没有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而是充分探索了情境的复杂和模糊意味。的确,画家从沃尔特和埃莉诺的灵魂中看到了驱使他们未来行为的潜在力量,并描绘出了这二人可能面临的命运。但是预见并不就代表着注定,可能性也并不等同于现实。作家有意模糊沃尔特是否看到了素描作品这一关键细节,“她从桌边转过头去,发现沃尔特走得很近,已经足以看到那张素描了,不过她还不能确定它是否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463)在判断画家是否应对两人的命运负责时,这一细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排除沃尔特看到素描的可能,那就意味着他后来谋杀埃莉诺的行为其实受到了素描场景的暗示。无论如何,从画作完成直到画家归来的期间,沃尔特的神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谋杀发生前,他还站在画像前,“彷佛在用自己的心与画像交谈,听任自己接受画家播撒在肖像面容之间的邪恶魔力的摆布。”(468)很有可能,这时,他选择了将这一潜在的冲动转变为事实的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画家对两人的悲剧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事件的讽刺意味还不仅如此,假如说悲剧的结局是业已注定的事实(predetermined actuality),是上帝旨意的安排,那么以造物主自居的画家本人反倒成为促成命运的媒介之一,正如他感叹的“他自己难道不正是命运昭显自身的形式吗?难道他不就是自己所预言的这场即将降临的灾难的主要媒介吗?”(468)换言之,他并非造物主,他同样是神秘莫测的神意运筹帷幄的棋子而已。正如福瑟姆(Robert H. Fossum)所说,艺术家自以为是地预言了画像当事人的未来,而且暗示可能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发生;他已经干涉了时间和人类共有的偶然性,由此引发了这场邪恶:如果不是画家通过绘画展现出这种邪恶,那么它本有可能一直蛰伏下去的。
故事的结尾揭示命运无法被任何人,包括艺术家,所干预或阻挡。很明显,霍桑对艺术家的骄傲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主宰或操纵他人的命运,但他肯定艺术的力量。类似于画家这样欢欣于审视他人所思所想的人物在霍桑的《伊桑·布兰德》和《红字》中也有体现:伊桑·布兰德和齐灵沃斯,他们与画家一样都因博学多识而享有盛誉。同时,画家和《胎记》中的埃尔默、《伊桑·布兰德》中的伊桑·布兰德一样:骄矜人物仍未悔悟,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骄矜。埃文(Frederick Newton Arvin)认为:霍桑感兴趣的不是被画人的悲剧,也不是艺术家的悲剧。在他看来,艺术家的力量总是潜在着,而在这里就是结结实实的诅咒。他的艺术很容易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目的”,它能“把艺术家与芸芸众生隔绝开来”,正如这位画家所做的那样,将他从仅为人类灵魂的破译者变为人类命运的代理人。霍桑笔下的画家不仅成为艺术家超人洞察力的象征,而且成为一种邪恶和灾难的象征。
参考文献:
[1]Lea Bertani Vozar Newman. A Reader's Guide to the Short Storie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Boston: G. K. Hall, 1979.251.73.115.
[2]Robert H. Fossum.Of Time and the Artist: the Alchemy of Art.in Brian Harding ed., Nathaniel Hawthorne: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Ⅲ. East Sussex: Helm Information Ltd.1956.91-92.
【关键词】艺术家 危险性 预言能力
《能预言的画像》(以下简称为《画像》)最初发表于1836年秋的《赠阅》杂志,讲述了一位天才画家和一对恋人之间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殖民时代中期的波士顿,恋人沃尔特·路德罗(Walter Ludlow)和埃莉诺(Elinor)在婚前找到当地有名的画家,请他为两人画肖像画。传言说,画家的画具有预言性,两人都半信半疑。画家对两位年轻人很感兴趣,搁置了手上的其他工作,特地为他俩画像。取画时,两人惊讶地发现画家竟将他们的神态记录到了画中,埃莉诺注意到画家还画了一幅铅笔素描。婚后,二人的肖像画成为“寓所中最夺目的装饰品”,(464)拜访者络绎不绝,他们不仅对这两幅画像赞不绝口,后来还围绕它展开了种种讨论。随着日子的流逝,沃尔特和埃莉诺的神情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埃莉诺的神态愈来愈接近画像所表现的忧郁,而沃尔特却比画像上激昂的神情显得更抑郁些。埃莉诺不想让人们再讨论画像,于是用厚厚的帘布遮住了两幅肖像。与此同时,纵情于山水间的画家也始终记挂着他的杰作。终于有一天,画家归来,敲开了这对新人的家门,想再次欣赏两幅画像。不料他却看到惊人的一幕,正如那幅素描作品所展示的:沃尔特拿着刀子刺向埃莉诺,而“两人的神态面容竟然都与肖像画上一模一样。”(469)
《画像》明显地受18世纪哥特传统的影响,糅合了一些典型的哥特元素,诸如拥有非凡力量的艺术品、令人战栗却终究成真的预言,等等。就主题而言,《画像》是霍桑第一篇直接探讨艺术和艺术家的故事,评论家认为它为另一同类题材短篇《美的艺术家》(The Artist of Beautiful)奠定了基础,后者被誉为作家“最全面的艺术见解的陈述”。本文主要围绕艺术主题对作品进行解读。
一、真正的艺术家
值得注意的是,霍桑以注释的方式点出了故事灵感来源:“故事受斯图亚特轶事的启发,该轶事载于邓拉普(William Dunlap)的《美国设计艺术史》一书,该书为普通读者所喜读,而对艺术家而言,就更有吸引力了。”(456)
斯图亚特的故事是这样的:穆尔格雷夫勋爵在其长兄菲尔普斯将军即将出国的前一天,命画家斯图亚特为其画像。作品完成后,勋爵一看立刻惊叫起来:“这是什么?太奇怪了!”他怔怔地站在那里,盯着那幅画说道:“我从这张脸上看到了疯狂。”将军翌日启程去了印度,不久,勋爵接到其兄的死讯:菲普斯将军精神错乱,割断了自己的喉咙。由此可见,真正的肖像画家能够穿透被画者的内心,并且将其优缺点一一展现在画布上。
显然,这则轶事触及了艺术的本质问题,这也是霍桑在《画像》中力图表达的观点——艺术具有洞穿事物表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霍桑借画家之口表达了自己眼中“真正的艺术家”的形象:“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深入到表象之下去探看。这就是他的才能,他最自豪却又常常是令人悲哀的才能,他要看到人的心灵深处,并凭借一种甚至自己都无法解释的力量,于瞬间的目光里捕捉岁月深处的情思,让灵魂在画布上呈现出华彩或黯淡的影像。”(463)在霍桑看来,真正的艺术家应具备这样的能力,即洞穿事物表象、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画家的绘画技艺在殖民地的波士顿是极为罕有的,许多殖民地的上层人士都想借他的技艺将自己的形象留给子孙后代。画家听到这一要求时并不盲然从命,而是以自己艺术家的天赋和敏锐的眼光去寻找和捕捉具有潜在艺术价值的对象:“如果他看到的只是一张圆润柔滑、优裕自得的面孔,那么即使有黄金镶边的套子来装饰画像,又有许多金币作为画资,他也会彬彬有礼地拒绝这件工作和这份酬劳。但是,如果他看到的这张面孔显示出某种不同寻常之处,无论是在思想、感情或者经历方面;或者,在街头碰见一个乞丐,长着雪白的胡须和布满皱纹的额头;又或者遇见一个孩子,正好抬头微笑,他就会竭尽自己不事金钱的技艺来描绘他们。”(458)
在两位恋人登门拜访请他画肖像画时,“一道阳光正好斜照在他们身上,造成了极为愉悦的效果”,艺术家受到触动,于是宁愿“让首席法官和奥利佛夫人失望”,也不愿“丢失这个机会”,(460)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很少遇见这样好的主题。”(461)在给两个年轻人画像时,“他同他们谈话,使他们的面庞表露出富于个性的特征,尽管他们的神情在不停变化,但这正好迎合了他综合和把握个性特征的目的。”(461)他的作品似神来之笔,“人物的心灵和性格都透过容貌表现出来,凝聚为一种独特的神态……即使画像的原型都不如画像那样酷似他们本人。”(459)正因为这种“看到人的心灵深处”的洞见力,画家被与巫师联系到一起。埃莉诺问道:“他究竟是一个画家还是巫师?”(456)有人甚至说,他是“魔法师,或者古老的巫术时代的魔鬼,换了新的伪装来捣蛋作乱。”(458)就连上层人士也对他产生了迷信般的敬畏。巫师和魔鬼的指涉暗示了艺术家潜在的操纵能力,尽管这所谓的预言或操纵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本质的洞察,但霍桑对此却保持一定的警醒和顾虑,这也是他在故事中探讨的第二个问题。
二、艺术家潜在的危险性
如霍桑指出的,画家的艺术追求“把他与芸芸众生隔绝开来”,(466)他为自己的才能而骄傲,与此同时,“他的思想、欲求和希望变得狂放不羁”。(467)沉浸于自己的艺术世界,画家对他人和世界漠不关心,“他没有目标,没有欢乐,没有同情——除了最终关及其艺术的一切。尽管他的举止风度高雅,意志和行动刚直不阿,但他并不具备慈爱的情感;他的心是冰冷的;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事物能充分接近他而使他温暖。”(466)正如贝尔指出的,缺少同情心和怜悯感的艺术会孤立艺术家,使爱和希望变成恐惧和绝望。霍桑认为,这是艺术家这一角色所固有的危险性。长期作为人生的观察者和心灵的窥探者,艺术家难免会陷入孤立,甚至丧失人性,正如他在故事里指出的,“除非他周围有人可以供他作为规范自身的榜样,否则的话,他的思想、欲求和希望会变得狂放不羁,而他本人也会接近或变成疯子”。(467)的确,故事里的画家最终陷入一种他不自知的“心灵的错乱”中(467),甚至开始以上帝自居。画家认为,自己不仅以“敏税的洞察力探究过他们的心灵”,并将所洞悉的结果再现于他们的画像中,此外,他的目光还可以穿透未来,“在未来的幽暗中——至少他如此想象——他捕捉到一个可怕的秘密,并将这个秘密隐约透露在两幅肖像中。”(466)画家将自己的想象力和其他的力量全部倾注于对两位恋人灵魂的审视和探究中,以致他“几乎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创造物了,正如他在绘画王国里创造出的上千影像。”(466)然而,如评论者指出的,画家的谬见使他陷入一种最原始的封建迷信中,詹姆斯·弗雷泽(Sir James Frazer)将之命名为“顺势巫术”(Homoeopathic Magic),“术士推断仅仅通过模仿就可以制造出他想要的任何效果。”画家显然相信,以素描作品展示未来的凶杀场景,在某种意义上,他便对埃莉诺和沃尔特的未来拥有了某种把握和操纵力,由此,他也获得了某种上帝般的能力。所以,当他有意无意地让埃莉诺看到铅笔素描时,他也在掂量自己干预事件发展的可能,他说:“现在动手修改它们还不算太晚。我也可以改变画上人物的动作。不过这样就会对事物的发展产生影响吗?”(464)
霍桑始终认为,在堕落的尘世,同为罪人的芸芸众生没有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窥探他人心灵,主宰或操纵他们的命运。以造物主自居显然是种僭越,是对人类兄弟情谊的背叛,其本质是一种利己主义的骄傲。同时,这一倾向会损害艺术家本人的心智,正如作家暗示的,画家其实已经陷入某种疯狂。他狂妄地以为能凭借艺术的力量召唤过去与未来,让死者“起死回生”,“使往昔永远成为现时”。(467)在奔向自己的两幅肖像画的路上,他感叹道:“啊,威力无边的艺术!既然你能将朦胧显露的往昔带入阳光照耀的狭窄地带,带入我们所说的现在,你难道不能召唤隐藏着的未来与往昔汇聚于现在呢?我难道没有做到么?难道我不是你的预言家吗?”(467)画家显然对自己的预言能力满怀骄傲,这点也使得他在道德上变得可疑——我们很难断定他究竟有没有暗中期待这对恋人的悲剧结局。
三、预言家还是干预者
然而,更严肃的问题是,画家究竟是预言了两人的结局,还是推进了事件的发展?他是单纯的预言者,还是难逃其咎的干预者?对于这些疑问,霍桑并没有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而是充分探索了情境的复杂和模糊意味。的确,画家从沃尔特和埃莉诺的灵魂中看到了驱使他们未来行为的潜在力量,并描绘出了这二人可能面临的命运。但是预见并不就代表着注定,可能性也并不等同于现实。作家有意模糊沃尔特是否看到了素描作品这一关键细节,“她从桌边转过头去,发现沃尔特走得很近,已经足以看到那张素描了,不过她还不能确定它是否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463)在判断画家是否应对两人的命运负责时,这一细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排除沃尔特看到素描的可能,那就意味着他后来谋杀埃莉诺的行为其实受到了素描场景的暗示。无论如何,从画作完成直到画家归来的期间,沃尔特的神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谋杀发生前,他还站在画像前,“彷佛在用自己的心与画像交谈,听任自己接受画家播撒在肖像面容之间的邪恶魔力的摆布。”(468)很有可能,这时,他选择了将这一潜在的冲动转变为事实的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画家对两人的悲剧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事件的讽刺意味还不仅如此,假如说悲剧的结局是业已注定的事实(predetermined actuality),是上帝旨意的安排,那么以造物主自居的画家本人反倒成为促成命运的媒介之一,正如他感叹的“他自己难道不正是命运昭显自身的形式吗?难道他不就是自己所预言的这场即将降临的灾难的主要媒介吗?”(468)换言之,他并非造物主,他同样是神秘莫测的神意运筹帷幄的棋子而已。正如福瑟姆(Robert H. Fossum)所说,艺术家自以为是地预言了画像当事人的未来,而且暗示可能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发生;他已经干涉了时间和人类共有的偶然性,由此引发了这场邪恶:如果不是画家通过绘画展现出这种邪恶,那么它本有可能一直蛰伏下去的。
故事的结尾揭示命运无法被任何人,包括艺术家,所干预或阻挡。很明显,霍桑对艺术家的骄傲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没有人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主宰或操纵他人的命运,但他肯定艺术的力量。类似于画家这样欢欣于审视他人所思所想的人物在霍桑的《伊桑·布兰德》和《红字》中也有体现:伊桑·布兰德和齐灵沃斯,他们与画家一样都因博学多识而享有盛誉。同时,画家和《胎记》中的埃尔默、《伊桑·布兰德》中的伊桑·布兰德一样:骄矜人物仍未悔悟,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骄矜。埃文(Frederick Newton Arvin)认为:霍桑感兴趣的不是被画人的悲剧,也不是艺术家的悲剧。在他看来,艺术家的力量总是潜在着,而在这里就是结结实实的诅咒。他的艺术很容易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目的”,它能“把艺术家与芸芸众生隔绝开来”,正如这位画家所做的那样,将他从仅为人类灵魂的破译者变为人类命运的代理人。霍桑笔下的画家不仅成为艺术家超人洞察力的象征,而且成为一种邪恶和灾难的象征。
参考文献:
[1]Lea Bertani Vozar Newman. A Reader's Guide to the Short Storie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Boston: G. K. Hall, 1979.251.73.115.
[2]Robert H. Fossum.Of Time and the Artist: the Alchemy of Art.in Brian Harding ed., Nathaniel Hawthorne: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Ⅲ. East Sussex: Helm Information Ltd.1956.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