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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2月21日下午，我怀着忐忑不安而又兴奋的心情，来到南长街123号，聆听胡乔木同志的教诲。
西安话剧院来京演出的事，我不止一次当面跟他讲过，并请他一定去看戏。他总是点头微笑而未置可否，因为他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去。他是个大忙人，而且身不由己，一切听从中央的指挥，随时待命拿起他那支笔—邓小平同志说他是我们党的“第一支笔”。从他点头微笑来看，他的心情正处于良好甚至是极佳状态，说明他是想去看戏的。这就是一个好兆头。
果然，2月5日晚，我在怀仁堂门口看见了他。事后我才知道，那天在午饭桌上，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宣布：“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说：话剧《巍巍昆仑》是个好戏，每个干部都要看。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全家都要去看戏！”
灯光暗了，大厅里静悄悄的，我仿佛都能听见自己心的跳动声。直到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我好像才走出梦境。我一边看台上演戏，一边浮想联翩。在看戏的人当中，当年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凡是能请到的我都一一请过了，但他们不是有病就是太忙，能不能来还不知道。我看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西林，一个是胡乔木。
老周已经病休在家，两眼昏花，但他还是来了，坐在第一排看戏。舞台上，敌机把毛主席的汽车打坏了，周副主席大声命令：“告诉老周，立即把汽车拉到山沟里抢修！”在黑暗中，我看不见周西林脸上的表情，但是可以想象得到，这在他心中要唤起多少回忆啊！就是他，三十几年前给毛主席开车，在黄昏中离开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戏里没有一处提到胡乔木的名字，但他从王家湾起一直跟随毛主席，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破车不能再开》、《哀号无济于事》、《总动员与总崩溃》、《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救国必须灭蒋》……那一篇篇新华社时评、社论、新闻，像一排排炮弹射向敌人，像一声声号角响彻四方，把党中央的声音传到全中国、全世界；而这些激扬文字，都是他伏在炕头或锅台上，坐在行军途中的石头或背包上，按照毛主席的命令写出来的，时间之紧急，速度之惊人，真可谓“十万火急”而“倚马可待”。谁能想到，这些战斗的文字，如今成了辉煌的诗篇。谁能想到，那些战斗的场面，如今却搬上了舞台，而且是中南海怀仁堂的舞台！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永远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在怀仁堂和大家一起看戏了，只有当年和他们一起战斗的同志们在台下默默地坐着，默默地怀念着，默默地回忆着……这中间，就有和毛主席有着特殊关系和特殊感情的乔木。从1941年至1966年，他给毛主席当了25年的秘书，对毛主席的思想、著作、工作、生活之了解，虽不能说是最深、最细、最透，但可以说是非常深、非常细、非常透，在我们党内即使不是独一无二，恐怕也是数一数二了。如今，他坐在台下看戏。在黑暗中，我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他到底想些什么呢？幕间休息了，我看着他走进休息室。这说明他不会中途退场，这说明他还要看下去，这说明他认为戏还能看得下去。我心里七上八下的鼓点，总算打得不那么急了。我很了解，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只要他认为看不下去的戏，他就中途退场不看了，理由是工作太忙、身体不好，等等。这也确实是很充分、很正当的理由，但也确实说明他看不下去而不必浪费时间了。
我到休息室，想听听人们的议论，也是出于礼貌陪首长们坐了一会儿。我知道，这时候是不能提问的，戏还没有看完呢。只能带着耳朵听，只能带着眼睛看，人家问你，也只能一问一答。
铃声响了，中央领导同志纷纷离开休息室，又一次坐下来看戏，我的心也随之平静下来。
那天晚上，在我的心目中，胡乔木是“第一观众”。这绝不是按官衔级别，也不是论资排辈，而是历史赋予他以双重的特殊身份。
为什么说是双重的呢？那就是他亲身经历了转战陕北的烽火岁月，又曾处于中央领导的核心圈子里，既是参与历史的目击者，又是熟悉内幕的知情人。除了他，当时健在的只有陆定一同志。可不知为什么，定一同志似乎不大愿意谈及这段历史，好像也没有看到他写下什么回忆，这对我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胡乔木曾经也像陆定一那样，从来不向人（包括我在内）回忆自己的过去，对陕北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自然也是绝口不谈的。为什么？在他看来，这一切都过去了，用他后来的话说：“没有什么好回忆的。”是这样吗？不是的！他要回忆的太多太多了！现在，话剧在舞台上演出了，难道还不能拨动他回忆的琴弦吗？我的初衷就是要用活生生再现的历史敲开他记忆的大门，使他触景生情而大发议论。因为在场内上千名观众当中只有他具有这种特殊身份。
另外，这位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上的卓越的领导人，“又是一个学者，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这样的学者至少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胡绳）。他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对于文学艺术问题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他不仅是作为政治家，而且也是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说出这些意见的”（胡绳）。在我担任他的秘书八年间，我亲眼看见他博览群书，对文学、诗歌、戏剧、电影等等方面不断地思考和研究，经常找文艺界的人探讨问题，而他自己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历史的见证人加上文艺（包括话剧艺术）方面的专家。这样双重的特殊身份，在场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把他看做是“第一观众”。
戏完了，散场了。从那时起，我就想知道这“第一观众”的第一观感是什么。我住在京丰宾馆，离南长街很远，只好给胡乔木秘书打电话，问他听到什么反映。他说：“只听到一句话：‘戏还可以。’”啊，“还可以！”这句平平常常的话，从这位专家、权威口里说出来，对我已经是莫大的鼓舞和安慰了。但是，我坚持要当面听听他的意见，请他无论如何抽空和我谈一次。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我只好给他写了一封信，恳切地请求他在百忙之中“拨冗指教”。信寄出后，我又打电话，几乎天天催。也许，我的执著和顽强的精神感动了他。他答应一有空就通知我去谈。
这一天盼到了！我感到不安，因为我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我感到兴奋，因为他终于要跟我说些什么了！我在大厅里等了几分钟，像个小学生似的拿出本子和笔，准备听“老师”讲课。秘书来了，“老师”也跟着来了。他夫人谷羽和家里人也来了。没有什么寒暄客套，大家坐定以后，“老师”就开始讲，我就埋头记，真像在课堂听课一般。 下边，就是我根据当时的笔记整理出来的记录，可惜不太完整，但基本上是准确的。开始，胡乔木说：“戏，我看过了。”问大家：“你们都看过了吧？”他又面对我：“你的信我也看了。”接着，他一口气讲下去，几乎没有什么停顿：
苏联的事（指1947年夏毛主席应斯大林之邀准备赴苏）插在戏里边没有什么意义，也弄不清楚。没有全面介绍，如果把前后的话加在一起，人家可能说你是伪造。这种事不好随便“搬家”，而且对戏的结构没有什么好处。
戏太宽了，好像是个大房子，很大，可里面的东西不够充实，就这么几件家具，显得空空荡荡。一个戏的内容应该非常充实，不应把架子拉得很大。如果再加上苏联的事，空间就更大了。我看过有人写：玲珑的嘴不说话。戏要说话，但要珍惜空间。现在戏的空间太大，有点向外边发展，要是我来改编电影，就把蒋介石的话全部删去。戏要表现毛主席留在陕北，表现党中央和人民。可以表现敌人。蒋介石没有到过延安……现在给人一种人为的感觉。艺术最重要的是给人扎实、实在的感觉，每句话分量都很饱满。
戏里缺少边区人民有头有尾的故事，缺少军队有头有尾的故事，要纠缠在一起，并且和党中央纠缠在一起，这三条线都要纠缠在一起。否则在历史上就站不住，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没有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三条线中间没有着力刻画性格。杜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以一个战士的感情为基点。曹禺曾对我说：这个小说感情多热烈呀！“文革”前我没有时间看，后来看了，感到这部小说写得好，有血有肉。你们这个戏骨架太多，展得太开，血肉不够。骨架展得太开，应该团结起来，前后有呼应，每一个环节都和整体分不开，情节和整个作品分不开，好像是一个球，球里每个局部都是拿不掉的。
这个戏要重新加工，然后才能拍电影。这样拍也可能成功，但只是暂时的、苍白的，不会成为长期上演的影片。
戏里有几个农民，情节太单薄，人物性格也没有表现出来。他们家庭的生活、内心性格、恐慌、困难等等，都未表现出来，未用场景展开，让观众直接看到。要大大地丰富。战士要有表现，要一个班，有点什么纠葛，在这个基础上，跟党中央起的作用衔接。所谓《巍巍昆仑》，现在毛主席留在陕北，和人民同生死，要有非常得力的表现。现在是活报式的办法，有点滑稽，如彭德怀说：“我是司令员，请你马上离开……”有点儿戏。毛主席离开延安是严肃的。说走就走了，不能给人一种实感。实际上，毛主席离开延安之前就和一些人谈话，很朴素的谈话。干部劝他走，他说当年许下诺言，要与人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我们怎么能走呢？没有延安就没有今天，刚来时怎么样？我们能离开吗？陕北人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和牺牲！（说到这里，胡乔木流了眼泪）陕北是长征的落脚点，抗日的出发点。长征，长征到什么地方？后来东征，没有根据地就不行。王震南下也没有成功。有无根据地相差很大，不能想象。陕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主席应该说一段非常有感情的话，不是作者编出来的，而是发自毛主席的内心，不要夸张，这就给人一种形象感。要有战争的气氛，经常来报告敌情。毛主席很有气魄，胸有全局，不必惊慌。现在这种场面很零乱，显不出党中央的决心和气魄。
以后党中央分开，告别这个场面也不够叫人感动，缺少叫人感动的东西。应该表现走、留的人都充满了胜利的信心，认为这个决策是英明的。现在谁走谁留的戏也有意思，但不够深刻。要表现党中央非常成熟，走、留互相推让，很团结，从表情到无声的动作，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不能作为一场戏，因为问题很简单，或者送他们走，开会是写不好的，决不能写成一场戏，否则戏就要温了。不能打仗，不能吵嘴，最好用另外的方法表现。
离开王家湾这一段，也要渲染得出色，不要过多地在毛、任争论之间，这不是主要内容，而要在群众跟着部队走上做文章。当时，我在旁边，听见毛主席对任弼时说：“刘备当年离开徐州时，群众跟着走，有人说不能让他们跟着。刘备说他们自愿跟着我们，怎么能留下他们不管呢？”要把毛、周等和群众的关系多描写一些，才能烘托出后来离开时的难解难分的感情，群众不情愿，舍不得离开队伍。
那几天行军很艰苦。毛主席说：“长征都没有这么苦！”（胡乔木面向大家）我参加了，东生也参加了。开始用马灯，后来发现敌人和我们平行。戏里表现任弼时的分析是对的。毛主席派汪东兴带一个排去打游击，迷惑敌人。刘戡就在毛主席的窑洞里，却不知道这里曾经住的是谁。这实在是非常动人的。军民关系应该用重彩来表现。这段戏可以写得很精彩。
另外，在沙家店，这段描写不好。沙家店不但在西北，而且在全国，都有很大的作用，应该和开头相呼应，说明毛主席的话实现了。
三个地主的场面不怎么样，没有这种衣服，看了不舒服，不像，骗人。当时地主和我们没有那么大矛盾，倒是在陇东庆阳有过这种事情，那是在新区，有个资本家（商会会长）摆了酒席，请国民党军队吃饭，请旅长来，把全家的人，甚至老婆、女儿等都弄上桌了。饭还没有吃完，就叫商会会长走开，把他老婆、女儿带到房间里强奸了，第二天商会会长上吊死了。应在这个方面做文章：国民党到延安，吹牛皮，而毛主席说的话灵验了，从退出延安到收复延安，前后要呼应。现在像一篇流水账。（谷羽：像幻灯片）延安拿走了，空城，后来我们就收回了。
至于打榆林这一段，前有黄河，后有追兵，葭芦河过不去，毛主席是准备过河的，情况危险，敌人只有几十里远，向东河很宽，向下较窄，一小时内架好桥，后来过去了，把敌人甩掉了。（陈赓）那一段话说得太简单，下一场突然就胜利了，说的目的不清楚，好像胜利是偶然的，前一场似乎说明没有什么希望了。这些地方要修改。这里取材要研究一下，不如写彭总派一个团来保卫党中央，因为敌人已经近了，中央很危险。但有些困难可以放在下一场里回想、倒叙，把会师这一场描写得精彩一点，把沙家店的胜利写成高峰，尾声可以是离开陕北到华北，这可说明战场形势改变，要争取全国胜利。保卫陕北的任务已经完成，表现向全国进军，少数人征服全中国的气派，这才和戏名《巍巍昆仑》相符。 人物不要那么多，如贺龙，要不要？要，什么作用？没有多大意思，现在有一些戏就那么多毛病，把人越弄越多，毛病就会更多。不是有多少人，而是从艺术的效果考虑需要多少人。
机要员读电报，根本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周收到电报向毛主席报告，电话机就放在床头，电报给他，这种场面不能老重复。要写周不顾疲劳和各种困难，把大家情绪鼓舞起来。有许多花絮没有多大意思。应把敌人的一些戏删掉。所谓《巍巍昆仑》，是建立在军民关系的基础之上；要着重写领袖与人民，这是昆仑山尖。领袖、军队、人民，这是一个三角。这个三角是戏的基础，比例要掌握好，要互相衔接。要很好地创造一下。现在也有不少好戏，但衔接得不太清楚，描写得不充分。三小时能容纳什么东西？不能东一下，西一下。要表现党中央和人民生死不离的情谊，在什么困难下都不动摇。困难的场面要表现，如行军一停下来，毛就坐在小凳子上看、写，铺一个东西在膝盖上，指挥全国的作战，东北、刘邓、陈赓……尽管我们被敌人所包围，但党中央在指挥着我军和全国人民包围敌人。这种场面是非常动人的。中央好像只有那么一点人，而且在胡宗南压迫之下，但……（说在青化砭、蟠龙大捷之后）周恩来在真武洞大会上宣布：党中央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表示了解放全中国的决心。这个场面可以考虑写，才能把气势表现出来。现在来来去去说话，表现不了这种气氛。
究竟要几场戏？中间有些不必要。进攻榆林要不要写？对整个戏没有多大作用。不能有什么写什么，而要考虑需要什么写什么。不是长篇小说，而是一出戏，不能容纳那么多，每一场都有每一场的作用。有些不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
如戏的末了，在我们离开陕北以前，已经收复了清涧，向黄龙山进军。当时非常困难，因为没有粮食吃，最后只好杀马吃。难关渡过了，再找骡马，否则没有办法。大兵团作战很困难。渡河时彭总已经南下，交代一下背景，如有人从前线回来，向毛报告或为别的事，这样就有头有尾，是有机的，互相套，一环套一环，最后成为连环，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一种设想。
小河会议很重要，但不必正面写，正面写很困难。当然，正面写有一种好处，就是不光保卫陕北，而是指挥全国。这些笔墨要很干净，很自然，不是故意地写。
描写党中央的场面，要非常地精细，限制一下，选择一下。老百姓的场面至少要占一半，这样才能有血有肉。这是我的看法，很难说是否可行，也不一定按我的想法写出来，毕竟要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素材。这些话可能是倒了一盆冷水，出了一个难题，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要由你定。很多戏都要落到这个套子里，你这个戏可惜也落到这个套子里了。
国民党军官今天在，恐怕不会相信。要以十倍的艰苦的努力才行，不能捕风捉影。有一个非常雄壮的历史剧被演咸了滑稽戏，最根本的问题是出现的人物太多，事件太多，硬要凑在一个戏里。大作家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剧本里描写这么多的人物和场面。如席勒的《威廉·退尔》，《圣女贞德》萧伯纳也写过，好好读一读，看他们如何写大的历史事件的，情节一多就不成其为戏里表现胡宗南开始和后来怎样，也可以写，但势必写成讽刺画。领袖也是如此。格调不统一。要写胡宗南，那么，就要真正写好，但没有必要。可以通过别人的嘴，来描述敌人前后的情况。
八一厂要开拍，不一定有很多时间让你大改，也可以有一个妥协的办法。
把东西一拉开，什么作品都失败，像个橡皮糖似的，那怎么行？作家的任务是写戏，观众要看的也是戏，而不是回忆录。根本的问题在于此。这就是多数人创作的水平。
电影和话剧完全不一样，构成故事比较容易一些，但都要有故事，前后要连贯，有个整体、要有几个主要人物，党中央、群众、部队，形成一个什么故事。
指挥作战，主要表现在毛周对话，小河会议的情节要写，为了渲染气氛，表现被敌人包围，实际上中央丝毫没有被敌人包围的感觉，相反的是中央指挥军队和人民包围敌人。要利用毛和别人的谈话，话不要长，如和彭德怀的谈话，再加上写电报，和周谈话等等，自然地渲染，表现出时代的特征、色彩。
任弼时要不要出现？刘少奇的作用有多大？这些都要考虑。
记得毛主席当时说过：“可惜敌人太少了！中央这几百人，就是多十倍，我也指挥得了。”周恩来是毛的助手。他几次对我说过，毛对敌情非常熟悉，哪个旅怎样怎样，对全国的战场了如指掌。西北战场，也是毛直接指挥。周是毛最好的助手。任被撤职，你把两次并咸一次了，除了王家湾那次，还有一次：行军到一个地方，毛要工作，可住处未定，毛问任，任说打前站的找了几家，还未定。毛发火：“这么一点决心都下不了！”当场，毛就说：“好了，好了，你这个工作交恩来吧。”毛工作聚精会神。有些小动作不太真实，如推碾子，不像，也不适合战争的环境，毛偶然出来和群众拉拉家常、问问生活情况也有。当然，这样增加一点色彩也不要紧……
谈话到此并未结束，只是笔记已杂乱无章，很难成为完整的句子和段落。从残缺不全的文字看，胡乔木还讲了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构想、平汉路南段两侧作战、开封以东的大会战、陈毅在豫东扭转了中原战局，蒋企图将我军消灭在山东的计划失败、我军反包围使敌战略崩溃而无法再进攻，等等。他的心情很好，谈兴很浓，但天已黑下来了，晚上他还有要紧的事，谈话只好结束了。
回到京丰宾馆，已是午夜时分。按照老习惯，我又在院子里独自徘徊，回味着乔木同志的谈话。从他对《巍》剧的评论即可看出，他对我要求之严，真正称得上是一位严师。对他这次非同寻常的谈话，我是怎么理解的呢？
他说是给我“倒了一盆冷水”，这是事实，只是这盆冷水清醒了我的头脑，而绝没有凉了我的心。他像一个技术高明的医生，用他的手术刀把剧本从头到尾地解剖了一番，解剖得这样无情，这样彻底，恐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和敢于这样做了。他在别人面前说这个话剧“还可以”，但在我面前却一句肯定的话也没有，更不用说赞美之词了。但是，他之所以舍得花整整一个下午，他之所以如此用心思，一场戏一场戏地加以剖析，严肃地甚至是严厉地向我指出戏的毛病，并在许多地方提出修改建议，这就说明他对这个戏怀有很大的兴趣，抱有很大的热情，存有很大的希望！
他说给我出了一道难题，这也是事实，只是这道难题并没有使我知难而退，相反的却使我知难而进。也许，根据多年的了解，他知道我的性格，有意给我出难题，激发我越是困难越向前的勇气和热情。当然，在艺术上，光有勇气和热情是不够的。这里还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不单从成功中学习，更要从失败中学习。不能说《巍》剧是失败的，但毋庸讳言，它离成功的目标还很遥远，而根本的问题正是剧本有很多败笔。
只有像他这样具有双重身份的特殊观众才能看得如此透彻，也敢于批评得如此无情。难题毕竟是难题。怎么解开它呢？乔木同志一向尊重作者，决不把他的意见强加于人，所以他也说不一定按他的想法写，怎么修改由我定，记得临别时，我没有说一句感谢他的话，只是说：“根据确切的材料，蒋介石到过延安。”他“啊”了一声，当即表示：“那我记错了。”可见，他是一个知错即改、谦虚好学的人。正因为如此，我在他面前从来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有什么说什么，没有任何顾忌。对他这次谈话，我也需要认真地思考、消化……
（摘自东生：《中央领导与〈巍巍昆仑〉》，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1月版，题目为所编者加）
西安话剧院来京演出的事，我不止一次当面跟他讲过，并请他一定去看戏。他总是点头微笑而未置可否，因为他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去。他是个大忙人，而且身不由己，一切听从中央的指挥，随时待命拿起他那支笔—邓小平同志说他是我们党的“第一支笔”。从他点头微笑来看，他的心情正处于良好甚至是极佳状态，说明他是想去看戏的。这就是一个好兆头。
果然，2月5日晚，我在怀仁堂门口看见了他。事后我才知道，那天在午饭桌上，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宣布：“习仲勋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说：话剧《巍巍昆仑》是个好戏，每个干部都要看。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全家都要去看戏！”
灯光暗了，大厅里静悄悄的，我仿佛都能听见自己心的跳动声。直到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我好像才走出梦境。我一边看台上演戏，一边浮想联翩。在看戏的人当中，当年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凡是能请到的我都一一请过了，但他们不是有病就是太忙，能不能来还不知道。我看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周西林，一个是胡乔木。
老周已经病休在家，两眼昏花，但他还是来了，坐在第一排看戏。舞台上，敌机把毛主席的汽车打坏了，周副主席大声命令：“告诉老周，立即把汽车拉到山沟里抢修！”在黑暗中，我看不见周西林脸上的表情，但是可以想象得到，这在他心中要唤起多少回忆啊！就是他，三十几年前给毛主席开车，在黄昏中离开延安，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戏里没有一处提到胡乔木的名字，但他从王家湾起一直跟随毛主席，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破车不能再开》、《哀号无济于事》、《总动员与总崩溃》、《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救国必须灭蒋》……那一篇篇新华社时评、社论、新闻，像一排排炮弹射向敌人，像一声声号角响彻四方，把党中央的声音传到全中国、全世界；而这些激扬文字，都是他伏在炕头或锅台上，坐在行军途中的石头或背包上，按照毛主席的命令写出来的，时间之紧急，速度之惊人，真可谓“十万火急”而“倚马可待”。谁能想到，这些战斗的文字，如今成了辉煌的诗篇。谁能想到，那些战斗的场面，如今却搬上了舞台，而且是中南海怀仁堂的舞台！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永远不会回来了，再也不会在怀仁堂和大家一起看戏了，只有当年和他们一起战斗的同志们在台下默默地坐着，默默地怀念着，默默地回忆着……这中间，就有和毛主席有着特殊关系和特殊感情的乔木。从1941年至1966年，他给毛主席当了25年的秘书，对毛主席的思想、著作、工作、生活之了解，虽不能说是最深、最细、最透，但可以说是非常深、非常细、非常透，在我们党内即使不是独一无二，恐怕也是数一数二了。如今，他坐在台下看戏。在黑暗中，我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他到底想些什么呢？幕间休息了，我看着他走进休息室。这说明他不会中途退场，这说明他还要看下去，这说明他认为戏还能看得下去。我心里七上八下的鼓点，总算打得不那么急了。我很了解，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只要他认为看不下去的戏，他就中途退场不看了，理由是工作太忙、身体不好，等等。这也确实是很充分、很正当的理由，但也确实说明他看不下去而不必浪费时间了。
我到休息室，想听听人们的议论，也是出于礼貌陪首长们坐了一会儿。我知道，这时候是不能提问的，戏还没有看完呢。只能带着耳朵听，只能带着眼睛看，人家问你，也只能一问一答。
铃声响了，中央领导同志纷纷离开休息室，又一次坐下来看戏，我的心也随之平静下来。
那天晚上，在我的心目中，胡乔木是“第一观众”。这绝不是按官衔级别，也不是论资排辈，而是历史赋予他以双重的特殊身份。
为什么说是双重的呢？那就是他亲身经历了转战陕北的烽火岁月，又曾处于中央领导的核心圈子里，既是参与历史的目击者，又是熟悉内幕的知情人。除了他，当时健在的只有陆定一同志。可不知为什么，定一同志似乎不大愿意谈及这段历史，好像也没有看到他写下什么回忆，这对我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胡乔木曾经也像陆定一那样，从来不向人（包括我在内）回忆自己的过去，对陕北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自然也是绝口不谈的。为什么？在他看来，这一切都过去了，用他后来的话说：“没有什么好回忆的。”是这样吗？不是的！他要回忆的太多太多了！现在，话剧在舞台上演出了，难道还不能拨动他回忆的琴弦吗？我的初衷就是要用活生生再现的历史敲开他记忆的大门，使他触景生情而大发议论。因为在场内上千名观众当中只有他具有这种特殊身份。
另外，这位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战线和宣传战线上的卓越的领导人，“又是一个学者，是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这样的学者至少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胡绳）。他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对于文学艺术问题发表过许多精辟的意见，他不仅是作为政治家，而且也是作为这方面的专家说出这些意见的”（胡绳）。在我担任他的秘书八年间，我亲眼看见他博览群书，对文学、诗歌、戏剧、电影等等方面不断地思考和研究，经常找文艺界的人探讨问题，而他自己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历史的见证人加上文艺（包括话剧艺术）方面的专家。这样双重的特殊身份，在场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把他看做是“第一观众”。
戏完了，散场了。从那时起，我就想知道这“第一观众”的第一观感是什么。我住在京丰宾馆，离南长街很远，只好给胡乔木秘书打电话，问他听到什么反映。他说：“只听到一句话：‘戏还可以。’”啊，“还可以！”这句平平常常的话，从这位专家、权威口里说出来，对我已经是莫大的鼓舞和安慰了。但是，我坚持要当面听听他的意见，请他无论如何抽空和我谈一次。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什么动静也没有。我只好给他写了一封信，恳切地请求他在百忙之中“拨冗指教”。信寄出后，我又打电话，几乎天天催。也许，我的执著和顽强的精神感动了他。他答应一有空就通知我去谈。
这一天盼到了！我感到不安，因为我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我感到兴奋，因为他终于要跟我说些什么了！我在大厅里等了几分钟，像个小学生似的拿出本子和笔，准备听“老师”讲课。秘书来了，“老师”也跟着来了。他夫人谷羽和家里人也来了。没有什么寒暄客套，大家坐定以后，“老师”就开始讲，我就埋头记，真像在课堂听课一般。 下边，就是我根据当时的笔记整理出来的记录，可惜不太完整，但基本上是准确的。开始，胡乔木说：“戏，我看过了。”问大家：“你们都看过了吧？”他又面对我：“你的信我也看了。”接着，他一口气讲下去，几乎没有什么停顿：
苏联的事（指1947年夏毛主席应斯大林之邀准备赴苏）插在戏里边没有什么意义，也弄不清楚。没有全面介绍，如果把前后的话加在一起，人家可能说你是伪造。这种事不好随便“搬家”，而且对戏的结构没有什么好处。
戏太宽了，好像是个大房子，很大，可里面的东西不够充实，就这么几件家具，显得空空荡荡。一个戏的内容应该非常充实，不应把架子拉得很大。如果再加上苏联的事，空间就更大了。我看过有人写：玲珑的嘴不说话。戏要说话，但要珍惜空间。现在戏的空间太大，有点向外边发展，要是我来改编电影，就把蒋介石的话全部删去。戏要表现毛主席留在陕北，表现党中央和人民。可以表现敌人。蒋介石没有到过延安……现在给人一种人为的感觉。艺术最重要的是给人扎实、实在的感觉，每句话分量都很饱满。
戏里缺少边区人民有头有尾的故事，缺少军队有头有尾的故事，要纠缠在一起，并且和党中央纠缠在一起，这三条线都要纠缠在一起。否则在历史上就站不住，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没有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三条线中间没有着力刻画性格。杜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以一个战士的感情为基点。曹禺曾对我说：这个小说感情多热烈呀！“文革”前我没有时间看，后来看了，感到这部小说写得好，有血有肉。你们这个戏骨架太多，展得太开，血肉不够。骨架展得太开，应该团结起来，前后有呼应，每一个环节都和整体分不开，情节和整个作品分不开，好像是一个球，球里每个局部都是拿不掉的。
这个戏要重新加工，然后才能拍电影。这样拍也可能成功，但只是暂时的、苍白的，不会成为长期上演的影片。
戏里有几个农民，情节太单薄，人物性格也没有表现出来。他们家庭的生活、内心性格、恐慌、困难等等，都未表现出来，未用场景展开，让观众直接看到。要大大地丰富。战士要有表现，要一个班，有点什么纠葛，在这个基础上，跟党中央起的作用衔接。所谓《巍巍昆仑》，现在毛主席留在陕北，和人民同生死，要有非常得力的表现。现在是活报式的办法，有点滑稽，如彭德怀说：“我是司令员，请你马上离开……”有点儿戏。毛主席离开延安是严肃的。说走就走了，不能给人一种实感。实际上，毛主席离开延安之前就和一些人谈话，很朴素的谈话。干部劝他走，他说当年许下诺言，要与人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现在我们怎么能走呢？没有延安就没有今天，刚来时怎么样？我们能离开吗？陕北人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和牺牲！（说到这里，胡乔木流了眼泪）陕北是长征的落脚点，抗日的出发点。长征，长征到什么地方？后来东征，没有根据地就不行。王震南下也没有成功。有无根据地相差很大，不能想象。陕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主席应该说一段非常有感情的话，不是作者编出来的，而是发自毛主席的内心，不要夸张，这就给人一种形象感。要有战争的气氛，经常来报告敌情。毛主席很有气魄，胸有全局，不必惊慌。现在这种场面很零乱，显不出党中央的决心和气魄。
以后党中央分开，告别这个场面也不够叫人感动，缺少叫人感动的东西。应该表现走、留的人都充满了胜利的信心，认为这个决策是英明的。现在谁走谁留的戏也有意思，但不够深刻。要表现党中央非常成熟，走、留互相推让，很团结，从表情到无声的动作，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不能作为一场戏，因为问题很简单，或者送他们走，开会是写不好的，决不能写成一场戏，否则戏就要温了。不能打仗，不能吵嘴，最好用另外的方法表现。
离开王家湾这一段，也要渲染得出色，不要过多地在毛、任争论之间，这不是主要内容，而要在群众跟着部队走上做文章。当时，我在旁边，听见毛主席对任弼时说：“刘备当年离开徐州时，群众跟着走，有人说不能让他们跟着。刘备说他们自愿跟着我们，怎么能留下他们不管呢？”要把毛、周等和群众的关系多描写一些，才能烘托出后来离开时的难解难分的感情，群众不情愿，舍不得离开队伍。
那几天行军很艰苦。毛主席说：“长征都没有这么苦！”（胡乔木面向大家）我参加了，东生也参加了。开始用马灯，后来发现敌人和我们平行。戏里表现任弼时的分析是对的。毛主席派汪东兴带一个排去打游击，迷惑敌人。刘戡就在毛主席的窑洞里，却不知道这里曾经住的是谁。这实在是非常动人的。军民关系应该用重彩来表现。这段戏可以写得很精彩。
另外，在沙家店，这段描写不好。沙家店不但在西北，而且在全国，都有很大的作用，应该和开头相呼应，说明毛主席的话实现了。
三个地主的场面不怎么样，没有这种衣服，看了不舒服，不像，骗人。当时地主和我们没有那么大矛盾，倒是在陇东庆阳有过这种事情，那是在新区，有个资本家（商会会长）摆了酒席，请国民党军队吃饭，请旅长来，把全家的人，甚至老婆、女儿等都弄上桌了。饭还没有吃完，就叫商会会长走开，把他老婆、女儿带到房间里强奸了，第二天商会会长上吊死了。应在这个方面做文章：国民党到延安，吹牛皮，而毛主席说的话灵验了，从退出延安到收复延安，前后要呼应。现在像一篇流水账。（谷羽：像幻灯片）延安拿走了，空城，后来我们就收回了。
至于打榆林这一段，前有黄河，后有追兵，葭芦河过不去，毛主席是准备过河的，情况危险，敌人只有几十里远，向东河很宽，向下较窄，一小时内架好桥，后来过去了，把敌人甩掉了。（陈赓）那一段话说得太简单，下一场突然就胜利了，说的目的不清楚，好像胜利是偶然的，前一场似乎说明没有什么希望了。这些地方要修改。这里取材要研究一下，不如写彭总派一个团来保卫党中央，因为敌人已经近了，中央很危险。但有些困难可以放在下一场里回想、倒叙，把会师这一场描写得精彩一点，把沙家店的胜利写成高峰，尾声可以是离开陕北到华北，这可说明战场形势改变，要争取全国胜利。保卫陕北的任务已经完成，表现向全国进军，少数人征服全中国的气派，这才和戏名《巍巍昆仑》相符。 人物不要那么多，如贺龙，要不要？要，什么作用？没有多大意思，现在有一些戏就那么多毛病，把人越弄越多，毛病就会更多。不是有多少人，而是从艺术的效果考虑需要多少人。
机要员读电报，根本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周收到电报向毛主席报告，电话机就放在床头，电报给他，这种场面不能老重复。要写周不顾疲劳和各种困难，把大家情绪鼓舞起来。有许多花絮没有多大意思。应把敌人的一些戏删掉。所谓《巍巍昆仑》，是建立在军民关系的基础之上；要着重写领袖与人民，这是昆仑山尖。领袖、军队、人民，这是一个三角。这个三角是戏的基础，比例要掌握好，要互相衔接。要很好地创造一下。现在也有不少好戏，但衔接得不太清楚，描写得不充分。三小时能容纳什么东西？不能东一下，西一下。要表现党中央和人民生死不离的情谊，在什么困难下都不动摇。困难的场面要表现，如行军一停下来，毛就坐在小凳子上看、写，铺一个东西在膝盖上，指挥全国的作战，东北、刘邓、陈赓……尽管我们被敌人所包围，但党中央在指挥着我军和全国人民包围敌人。这种场面是非常动人的。中央好像只有那么一点人，而且在胡宗南压迫之下，但……（说在青化砭、蟠龙大捷之后）周恩来在真武洞大会上宣布：党中央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表示了解放全中国的决心。这个场面可以考虑写，才能把气势表现出来。现在来来去去说话，表现不了这种气氛。
究竟要几场戏？中间有些不必要。进攻榆林要不要写？对整个戏没有多大作用。不能有什么写什么，而要考虑需要什么写什么。不是长篇小说，而是一出戏，不能容纳那么多，每一场都有每一场的作用。有些不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
如戏的末了，在我们离开陕北以前，已经收复了清涧，向黄龙山进军。当时非常困难，因为没有粮食吃，最后只好杀马吃。难关渡过了，再找骡马，否则没有办法。大兵团作战很困难。渡河时彭总已经南下，交代一下背景，如有人从前线回来，向毛报告或为别的事，这样就有头有尾，是有机的，互相套，一环套一环，最后成为连环，成为一个整体。这是一种设想。
小河会议很重要，但不必正面写，正面写很困难。当然，正面写有一种好处，就是不光保卫陕北，而是指挥全国。这些笔墨要很干净，很自然，不是故意地写。
描写党中央的场面，要非常地精细，限制一下，选择一下。老百姓的场面至少要占一半，这样才能有血有肉。这是我的看法，很难说是否可行，也不一定按我的想法写出来，毕竟要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素材。这些话可能是倒了一盆冷水，出了一个难题，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要由你定。很多戏都要落到这个套子里，你这个戏可惜也落到这个套子里了。
国民党军官今天在，恐怕不会相信。要以十倍的艰苦的努力才行，不能捕风捉影。有一个非常雄壮的历史剧被演咸了滑稽戏，最根本的问题是出现的人物太多，事件太多，硬要凑在一个戏里。大作家也不可能在这样的剧本里描写这么多的人物和场面。如席勒的《威廉·退尔》，《圣女贞德》萧伯纳也写过，好好读一读，看他们如何写大的历史事件的，情节一多就不成其为戏里表现胡宗南开始和后来怎样，也可以写，但势必写成讽刺画。领袖也是如此。格调不统一。要写胡宗南，那么，就要真正写好，但没有必要。可以通过别人的嘴，来描述敌人前后的情况。
八一厂要开拍，不一定有很多时间让你大改，也可以有一个妥协的办法。
把东西一拉开，什么作品都失败，像个橡皮糖似的，那怎么行？作家的任务是写戏，观众要看的也是戏，而不是回忆录。根本的问题在于此。这就是多数人创作的水平。
电影和话剧完全不一样，构成故事比较容易一些，但都要有故事，前后要连贯，有个整体、要有几个主要人物，党中央、群众、部队，形成一个什么故事。
指挥作战，主要表现在毛周对话，小河会议的情节要写，为了渲染气氛，表现被敌人包围，实际上中央丝毫没有被敌人包围的感觉，相反的是中央指挥军队和人民包围敌人。要利用毛和别人的谈话，话不要长，如和彭德怀的谈话，再加上写电报，和周谈话等等，自然地渲染，表现出时代的特征、色彩。
任弼时要不要出现？刘少奇的作用有多大？这些都要考虑。
记得毛主席当时说过：“可惜敌人太少了！中央这几百人，就是多十倍，我也指挥得了。”周恩来是毛的助手。他几次对我说过，毛对敌情非常熟悉，哪个旅怎样怎样，对全国的战场了如指掌。西北战场，也是毛直接指挥。周是毛最好的助手。任被撤职，你把两次并咸一次了，除了王家湾那次，还有一次：行军到一个地方，毛要工作，可住处未定，毛问任，任说打前站的找了几家，还未定。毛发火：“这么一点决心都下不了！”当场，毛就说：“好了，好了，你这个工作交恩来吧。”毛工作聚精会神。有些小动作不太真实，如推碾子，不像，也不适合战争的环境，毛偶然出来和群众拉拉家常、问问生活情况也有。当然，这样增加一点色彩也不要紧……
谈话到此并未结束，只是笔记已杂乱无章，很难成为完整的句子和段落。从残缺不全的文字看，胡乔木还讲了毛主席关于辽沈战役的构想、平汉路南段两侧作战、开封以东的大会战、陈毅在豫东扭转了中原战局，蒋企图将我军消灭在山东的计划失败、我军反包围使敌战略崩溃而无法再进攻，等等。他的心情很好，谈兴很浓，但天已黑下来了，晚上他还有要紧的事，谈话只好结束了。
回到京丰宾馆，已是午夜时分。按照老习惯，我又在院子里独自徘徊，回味着乔木同志的谈话。从他对《巍》剧的评论即可看出，他对我要求之严，真正称得上是一位严师。对他这次非同寻常的谈话，我是怎么理解的呢？
他说是给我“倒了一盆冷水”，这是事实，只是这盆冷水清醒了我的头脑，而绝没有凉了我的心。他像一个技术高明的医生，用他的手术刀把剧本从头到尾地解剖了一番，解剖得这样无情，这样彻底，恐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和敢于这样做了。他在别人面前说这个话剧“还可以”，但在我面前却一句肯定的话也没有，更不用说赞美之词了。但是，他之所以舍得花整整一个下午，他之所以如此用心思，一场戏一场戏地加以剖析，严肃地甚至是严厉地向我指出戏的毛病，并在许多地方提出修改建议，这就说明他对这个戏怀有很大的兴趣，抱有很大的热情，存有很大的希望！
他说给我出了一道难题，这也是事实，只是这道难题并没有使我知难而退，相反的却使我知难而进。也许，根据多年的了解，他知道我的性格，有意给我出难题，激发我越是困难越向前的勇气和热情。当然，在艺术上，光有勇气和热情是不够的。这里还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不单从成功中学习，更要从失败中学习。不能说《巍》剧是失败的，但毋庸讳言，它离成功的目标还很遥远，而根本的问题正是剧本有很多败笔。
只有像他这样具有双重身份的特殊观众才能看得如此透彻，也敢于批评得如此无情。难题毕竟是难题。怎么解开它呢？乔木同志一向尊重作者，决不把他的意见强加于人，所以他也说不一定按他的想法写，怎么修改由我定，记得临别时，我没有说一句感谢他的话，只是说：“根据确切的材料，蒋介石到过延安。”他“啊”了一声，当即表示：“那我记错了。”可见，他是一个知错即改、谦虚好学的人。正因为如此，我在他面前从来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有什么说什么，没有任何顾忌。对他这次谈话，我也需要认真地思考、消化……
（摘自东生：《中央领导与〈巍巍昆仑〉》，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1月版，题目为所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