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曾国藩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理学名儒,有着自己一套特殊的持家教子之方,他的家庭教育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为基准的,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充满了封建礼教色彩,但其传承推崇的优良文化传统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家庭教育很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曾国藩勤俭谦逊孝悌
【中图分类号】G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3-0055-02
曾国藩在历史上是位争议颇多的名臣,有幅对联这样概述他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曾国藩作为腐朽的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之一,“立功”对他而言有史以来不被认同,而“立德”、“立言”则是对他一生的准确诠释。曾国藩出生于湖南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生活较为宽裕,父亲以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教育子女,有着严格的家规家训。而作为长子的曾国藩深受父辈的爱抚重视,早早地接收了封建伦理教育。他学习刻苦,孜孜不倦,“日以读为业”,最终通过科考而获取权势。曾国藩虽为高权贵,但对自己及子女的要求从未降低,特别是对子女的教育被世人称誉,形成了系统的家庭伦理教育思想,为当今社会的家庭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源。
一、勤 俭
曾国藩深受封建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对勤俭这一美德有着自己独到的体会,这也成为他家庭教育伦理的一个核心部分。《尚书》里说:“业广惟勤”。认为勤奋是发展事业的唯一的途径,而曾国藩把对“勤”字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对“勤”字从哲学的角度进行论证,积极发扬其价值层面,在实践中躬行履践。他坚信“勤”作为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治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1]他甚至说:“千古之圣雄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无论一个人的资质高低、背景好坏,都不是个人成就事业的决定性因素。曾国藩的资质并不出众,他的成功,不外乎勤奋。他相信天命,但自强的精神使他主张一个人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勤补拙,而不是等待天命。同治十年(1871年),他在给一位总兵的批文中提到:约束官兵则以“勤”字为本。刻刻教督,是曰口勤;处处查察,是曰脚勤;事事体恤,是曰心勤。有此三勤,自能与官兵联络一气。这三个勤正是曾国藩在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随着曾国藩位高权重,担忧也与日俱增,为加以避免,他时刻用祖父的八字箴言鞭策自己,教育家人,要求家人早起,经常打扫、种菜、喂猪,男子要求耕读,妇女应讲求纺织酒食,即:家中无论男妇老少,总以勤劳为第一要义。为了防止子女贪图享受,不许他们坐轿出行,经常组织他们登山,磨练其筋骨。同时,他认为家中不应该积累钱财,以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使其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曾国藩的这种家教方式,在封建社会实属罕见,曾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延续近百年,长盛不衰,代代有才人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曾国藩的“勤”字家教的成功见证。
曾国藩一生廉洁,办事为官坚决“不要钱,不怕死”。然而做到“廉”必须从“俭”入手。[2]他在对四个弟弟的训话中提到:从古至今,官宦之家大多只能绵延一二代。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子孙开始骄横跋扈、荒淫放荡,而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的节俭,是受其家风的影响。其父曾麟书节俭持家,一生节俭,他在山村教育子弟,[3]经常告诫曾国藩:“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曾国藩作为同辈长男,从持家开始就将“俭”字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他要求家人不着华服,不用奴婢。这样一来固然是为了少花钱,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家人亲自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的习惯。曾家的男子要亲自下地耕田,妇女更要亲自纺织。为儿辈娶亲更是选择节俭之家,不愿与官宦之家联姻,以免长奢侈懒惰之风。他三十岁生日时,家人特意为他缝制一件青缎马褂,他平日舍不得穿,只在过年庆典时才穿上,在他去世时,这件衣裳还像新的一样。同时曾国藩认为家是事业稳定的根基,治家与治国相贯通,不善治家者,必不善治天下。他的一生严格要求自己及家人,这使曾家没有像其他大家族那样由俭入奢,而是延续百年,代代人才辈出。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勤俭节约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社会成员的一种责任。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更是对后代负责。新世纪的节约具有新时代的内涵,勤俭节约已不是贫穷时的捉襟见肘,也不是短缺时的窘迫无奈,勤俭节约应变成自我的节制和约束,应转为自觉的行为和实践,更应该成为自主的追求和向往。
二、谦 逊
《周易》中说:“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不仅仅是做人的美德,而且是人际交往的处世准则。曾国藩也说过类似的话,人若保持一段谦光,自可进境无穷。谦虚是尊重他人的前提,看到别人的长处,认识自己的不足,才能够使自身向着更高层次迈进。儒家不仅把谦虚作为人的重要美德,而且视之为万物发展、完善的条件。
曾国藩崛起于清代乱世之中,仅仅不到十年时间,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飞跃至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最主要是靠他的智谋和修身之法。他常用一个比喻来诠释谦虚:一个人努力看书,天天不吃不喝,像这样坚持到一百岁,在人们眼里他算是博览众书,知识渊博了。但是想来从古至今的文书典藏浩如烟海,无穷无尽。他看的书只是茫茫大海中一粟。所以曾国藩总结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做出”。在论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无论什么人,不管他的学问有多么好,都要放下架子,虚心向学。他更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不办得极虚心,则先自窒矣”。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在看到八旗和绿营的腐败后,下定决心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在他组建湘军时,“痛心疾首深自刻责”,“诚恐有师心自用之处”,于是,“唯有敬谨省察,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在仕途中,曾国藩年少时比较轻狂,一度受到一些官僚的挤兑,吃一堑,长一智,经历过挫折后才会痛改前非,奋发图强。他总结经验教训,主动谦虚的与其他官员交好,并在绿营中扶植力量。在治家方面,曾国藩坚信“富贵不过三代”,对子侄和兄弟的教育十分严厉。他深知“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而“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他认为君子必须重视“世泽”,即,“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
谦虚固然是美德,它是持家养身的重要方法。但谦虚也需要一定的度,一定的分寸,要清楚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到什么程度。曾国藩虽推崇“谦”字,但在他看来,对待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尊重,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过于贬低自己。“过谦则近伪”这句话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提出的,“谦谦君子”本是儒家君子的理想模式,而过度谦虚不再是一种内化的个人美德,而是渐渐外化为繁文缛节。“谦”字的实质是卑己高人,以足为不足,永远不自足,始终给自己留下追求的空间,不断进取。我们要真正理解“谦”字的深刻含义,还需在现时代亲力亲为,吸取教训,不断完善对“谦”字传统的诠释。
三、孝 悌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中国传统家庭理论的核心,是维系中国传统家庭稳定、和谐的根本。“孝悌”是儒家家庭伦理的基石,也是整个传统社会伦理体系的逻辑起点。“孝,礼之始也”。中国古代社会“祀”的第一要义便是“孝”。所以,孔子将“孝”作为君子修身的根本,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曾国藩是一个饱读经史、儒家传统文化涵养很深的人,在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中,孝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其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一生实践的道德规范。[4]曾国藩在其家书中这样阐述孝悌的重要性:今人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皆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孰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的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为学与为人的统一,而曾国藩则把这点微缩成一个家庭问题,他把孝悌看成是最高的学问的同时更视孝悌高于功名。在中国古代人们皆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学而优则仕”来光耀门楣。因此,科举也就自然的成为至高的学问。但是曾国藩却时刻告诫家人为学无论如何不能遗忘孝悌,即“为学”要高于“为人”。科举之贵,在于承欢养亲,这是必然的。[5]但曾国藩从另一个视角教育家人:科举不可尽得,而孝悌不可不得。“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在曾国藩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其弟其子对 科第仕宦有了比较清楚地认识,其四弟曾国潢一辈子就在家乡侍奉长辈,整顿家业;其子曾纪泽也“绝意功名”。曾国藩在对待功名与孝悌两者上强调功名要有益于孝悌,两者矛盾时,应取孝悌之大。同时他要求家人努力学习,躬行孝悌以营造欢乐、和谐的家庭气氛,稳定家庭,即他所奉行的“孝友为家庭之祥瑞”。
古往今来,孝悌观念的延伸和扩展所润泽的整个中华社会文明,已成为华夏儿女自强不息、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孝道伦理将个人与家庭和社会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着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健康发展,丰富了人性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中华民族伦理智慧的不凡意义和永恒价值。我们要以此积极地回应变动着的社会环境条件给现代家庭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他以儒家教育思想为核心,充分地发挥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意识。曾国藩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虽然他的政治立场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但他成功的家教思想;明理修德、勤俭习劳的淳朴的治家方针,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正是现代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所亟待学习探究的。
参考文献
1 吴 江、袁敏琴.曾国藩成就大事的36字诀.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127
2 曾文正公家训[M].上海: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30
3 钟书河.曾国藩教子书[M].长沙:岳麓书社,2002
4 曾国藩全集.第19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5:76
5 曾国藩全集.第19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5:87
【关键词】曾国藩勤俭谦逊孝悌
【中图分类号】G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3-0055-02
曾国藩在历史上是位争议颇多的名臣,有幅对联这样概述他的一生: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曾国藩作为腐朽的封建王朝的代表人物之一,“立功”对他而言有史以来不被认同,而“立德”、“立言”则是对他一生的准确诠释。曾国藩出生于湖南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生活较为宽裕,父亲以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教育子女,有着严格的家规家训。而作为长子的曾国藩深受父辈的爱抚重视,早早地接收了封建伦理教育。他学习刻苦,孜孜不倦,“日以读为业”,最终通过科考而获取权势。曾国藩虽为高权贵,但对自己及子女的要求从未降低,特别是对子女的教育被世人称誉,形成了系统的家庭伦理教育思想,为当今社会的家庭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资源。
一、勤 俭
曾国藩深受封建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对勤俭这一美德有着自己独到的体会,这也成为他家庭教育伦理的一个核心部分。《尚书》里说:“业广惟勤”。认为勤奋是发展事业的唯一的途径,而曾国藩把对“勤”字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对“勤”字从哲学的角度进行论证,积极发扬其价值层面,在实践中躬行履践。他坚信“勤”作为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治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1]他甚至说:“千古之圣雄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无论一个人的资质高低、背景好坏,都不是个人成就事业的决定性因素。曾国藩的资质并不出众,他的成功,不外乎勤奋。他相信天命,但自强的精神使他主张一个人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勤补拙,而不是等待天命。同治十年(1871年),他在给一位总兵的批文中提到:约束官兵则以“勤”字为本。刻刻教督,是曰口勤;处处查察,是曰脚勤;事事体恤,是曰心勤。有此三勤,自能与官兵联络一气。这三个勤正是曾国藩在自己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随着曾国藩位高权重,担忧也与日俱增,为加以避免,他时刻用祖父的八字箴言鞭策自己,教育家人,要求家人早起,经常打扫、种菜、喂猪,男子要求耕读,妇女应讲求纺织酒食,即:家中无论男妇老少,总以勤劳为第一要义。为了防止子女贪图享受,不许他们坐轿出行,经常组织他们登山,磨练其筋骨。同时,他认为家中不应该积累钱财,以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使其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曾国藩的这种家教方式,在封建社会实属罕见,曾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延续近百年,长盛不衰,代代有才人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曾国藩的“勤”字家教的成功见证。
曾国藩一生廉洁,办事为官坚决“不要钱,不怕死”。然而做到“廉”必须从“俭”入手。[2]他在对四个弟弟的训话中提到:从古至今,官宦之家大多只能绵延一二代。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子孙开始骄横跋扈、荒淫放荡,而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的节俭,是受其家风的影响。其父曾麟书节俭持家,一生节俭,他在山村教育子弟,[3]经常告诫曾国藩:“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曾国藩作为同辈长男,从持家开始就将“俭”字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他要求家人不着华服,不用奴婢。这样一来固然是为了少花钱,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家人亲自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的习惯。曾家的男子要亲自下地耕田,妇女更要亲自纺织。为儿辈娶亲更是选择节俭之家,不愿与官宦之家联姻,以免长奢侈懒惰之风。他三十岁生日时,家人特意为他缝制一件青缎马褂,他平日舍不得穿,只在过年庆典时才穿上,在他去世时,这件衣裳还像新的一样。同时曾国藩认为家是事业稳定的根基,治家与治国相贯通,不善治家者,必不善治天下。他的一生严格要求自己及家人,这使曾家没有像其他大家族那样由俭入奢,而是延续百年,代代人才辈出。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勤俭节约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社会成员的一种责任。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更是对后代负责。新世纪的节约具有新时代的内涵,勤俭节约已不是贫穷时的捉襟见肘,也不是短缺时的窘迫无奈,勤俭节约应变成自我的节制和约束,应转为自觉的行为和实践,更应该成为自主的追求和向往。
二、谦 逊
《周易》中说:“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不仅仅是做人的美德,而且是人际交往的处世准则。曾国藩也说过类似的话,人若保持一段谦光,自可进境无穷。谦虚是尊重他人的前提,看到别人的长处,认识自己的不足,才能够使自身向着更高层次迈进。儒家不仅把谦虚作为人的重要美德,而且视之为万物发展、完善的条件。
曾国藩崛起于清代乱世之中,仅仅不到十年时间,便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飞跃至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最主要是靠他的智谋和修身之法。他常用一个比喻来诠释谦虚:一个人努力看书,天天不吃不喝,像这样坚持到一百岁,在人们眼里他算是博览众书,知识渊博了。但是想来从古至今的文书典藏浩如烟海,无穷无尽。他看的书只是茫茫大海中一粟。所以曾国藩总结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做出”。在论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无论什么人,不管他的学问有多么好,都要放下架子,虚心向学。他更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不办得极虚心,则先自窒矣”。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在看到八旗和绿营的腐败后,下定决心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在他组建湘军时,“痛心疾首深自刻责”,“诚恐有师心自用之处”,于是,“唯有敬谨省察,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在仕途中,曾国藩年少时比较轻狂,一度受到一些官僚的挤兑,吃一堑,长一智,经历过挫折后才会痛改前非,奋发图强。他总结经验教训,主动谦虚的与其他官员交好,并在绿营中扶植力量。在治家方面,曾国藩坚信“富贵不过三代”,对子侄和兄弟的教育十分严厉。他深知“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而“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他认为君子必须重视“世泽”,即,“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
谦虚固然是美德,它是持家养身的重要方法。但谦虚也需要一定的度,一定的分寸,要清楚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到什么程度。曾国藩虽推崇“谦”字,但在他看来,对待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要求,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尊重,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过于贬低自己。“过谦则近伪”这句话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提出的,“谦谦君子”本是儒家君子的理想模式,而过度谦虚不再是一种内化的个人美德,而是渐渐外化为繁文缛节。“谦”字的实质是卑己高人,以足为不足,永远不自足,始终给自己留下追求的空间,不断进取。我们要真正理解“谦”字的深刻含义,还需在现时代亲力亲为,吸取教训,不断完善对“谦”字传统的诠释。
三、孝 悌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中国传统家庭理论的核心,是维系中国传统家庭稳定、和谐的根本。“孝悌”是儒家家庭伦理的基石,也是整个传统社会伦理体系的逻辑起点。“孝,礼之始也”。中国古代社会“祀”的第一要义便是“孝”。所以,孔子将“孝”作为君子修身的根本,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曾国藩是一个饱读经史、儒家传统文化涵养很深的人,在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中,孝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其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一生实践的道德规范。[4]曾国藩在其家书中这样阐述孝悌的重要性:今人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皆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孰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的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为学与为人的统一,而曾国藩则把这点微缩成一个家庭问题,他把孝悌看成是最高的学问的同时更视孝悌高于功名。在中国古代人们皆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学而优则仕”来光耀门楣。因此,科举也就自然的成为至高的学问。但是曾国藩却时刻告诫家人为学无论如何不能遗忘孝悌,即“为学”要高于“为人”。科举之贵,在于承欢养亲,这是必然的。[5]但曾国藩从另一个视角教育家人:科举不可尽得,而孝悌不可不得。“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端,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在曾国藩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其弟其子对 科第仕宦有了比较清楚地认识,其四弟曾国潢一辈子就在家乡侍奉长辈,整顿家业;其子曾纪泽也“绝意功名”。曾国藩在对待功名与孝悌两者上强调功名要有益于孝悌,两者矛盾时,应取孝悌之大。同时他要求家人努力学习,躬行孝悌以营造欢乐、和谐的家庭气氛,稳定家庭,即他所奉行的“孝友为家庭之祥瑞”。
古往今来,孝悌观念的延伸和扩展所润泽的整个中华社会文明,已成为华夏儿女自强不息、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孝道伦理将个人与家庭和社会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着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健康发展,丰富了人性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中华民族伦理智慧的不凡意义和永恒价值。我们要以此积极地回应变动着的社会环境条件给现代家庭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家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他以儒家教育思想为核心,充分地发挥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意识。曾国藩作为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虽然他的政治立场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但他成功的家教思想;明理修德、勤俭习劳的淳朴的治家方针,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正是现代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所亟待学习探究的。
参考文献
1 吴 江、袁敏琴.曾国藩成就大事的36字诀.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127
2 曾文正公家训[M].上海: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30
3 钟书河.曾国藩教子书[M].长沙:岳麓书社,2002
4 曾国藩全集.第19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5:76
5 曾国藩全集.第19卷[M].长沙:岳麓书社,198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