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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元月，上海造反派掀起的“一月风暴”把“文革”中的极左思潮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下，“风暴”迅速席卷全国，也波及我所就读的西北大学。在当时及以后的一段日子里，西北大学的造反派批斗和关押了大量“牛鬼蛇神”，这些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人当中，有中央及西北局、陕西省的领导干部，有陕西省著名作家和艺术家，也有本校校系两级的领导及各系著名教授。本文记叙的就是我亲历、亲见、亲闻的部分“牛鬼蛇神”落难西大的种种遭遇。
刘澜涛受困
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刘澜涛，早在1966年9月就被打成“西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来，在所谓“北京草岚子监狱61人叛徒集团”冤案中，刘澜涛名列其中，于是他头上又多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这样，刘澜涛就成了西安地区受批斗次数最多的“牛鬼蛇神”，而且，不断被造反派揪到不同单位残酷批斗，秘密关押。
1967年3月底，刘澜涛被西北大学中文系70级“铁扫帚”战斗队的红卫兵揪到学校，关押在三号学生宿舍楼三楼东端的一间宿舍里。说是“关押”，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刘澜涛所住房间并未上锁，门口也无专人把守，他可以自主去楼层的公用洗漱间和卫生间，只是不能随便下楼。刘澜涛所住的楼层，住的全是我们中文系的男生，他的住处和我所住的宿舍相隔只有七八个房间，在楼道里我曾几次见到过他的身影。
一天早晨，我端着脸盆来到楼层里的公用洗漱间，这时刘澜涛正巧刚从洗漱间里面的卫生间走出来。刘澜涛敦敦实实的中等个，戴一副近视眼镜，一头雪白的短发格外引人注目。正当我注视刘澜涛的时候，突然，比我低一个年级的一个男生快步走到他的对面，二话没说，抡起巴掌，照着他的脸庞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刘澜涛的眼镜也被打落在地上。毫无防备的他被这一记耳光打得晕头转向，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惊愕——愤怒——委屈——无奈——平静。平静下来的刘澜涛俯下身子，一阵摸索，捡起眼镜，重新戴好，然后，一声不响，转身离去。事情发生得实在突然，洗漱间里正在洗漱的同学大多数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一切已经结束。当时，打人者、挨打者、目击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场合，谁也实在不好说什么。
就在刘澜涛离去的同时，我惊奇地发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也正站在旁边，他也目击了刚才发生的一幕。霍士廉当时也被揪到了西北大学，住在离刘澜涛住处不远的另一间宿舍里。
事隔不久的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在校园里漫步。走到综合教学楼门前，忽然发现前面不远处的大路上，生物系的四五名红卫兵正在和刘澜涛“拼刺刀”——举行小型批斗会。对这样的场面，师生早已司空见惯，引不起任何兴趣，当时旁观者只有四五个人。有的人匆匆走过，视若无睹，有的人绕道而行，避而远之。我闲得无聊，便凑到跟前，想一看究竟。刘澜涛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有领章帽徽，被迫站在一张方凳上，几名红卫兵围在方凳周围。显然，这只是一场没有任何准备的恶作剧，他们根本提不出任何有“火药味”的问题。
场面冷冷清清，仅有的四五名围观者相继离去，眼看着“拼刺刀”已无法继续，一名红卫兵突然问到：“刘澜涛，你穿的什么裤子？”刘澜涛马上回答：“红卫兵小将们，我穿的是毛涤华达呢的裤子。”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语气不卑不亢，神情不慌不忙，操的是一口标准的陕北米脂方言。这时，另一名红卫兵又问：“刘澜涛，你的裤子是哪里来的？”刘澜涛答到：“红卫兵小将们，因为我是兰州军区第一政委，我的裤子是兰州军区发给我的。”再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拼刺刀”已难以为继，几名红卫兵面面相觑，又不好就此收场，一阵冷场之后，又一位红卫兵问：“刘澜涛，你的头发为什么这么白？”刘澜涛仍然不慌不忙，回答得清清楚楚：“红卫兵小将们，我是少白头，年轻的时候头发就白了。”
他们再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拼刺刀”草草收场。一阵耳语之后，一名红卫兵对着刘澜涛吼道：“刘澜涛，还不赶紧滚回去？”听到命令后，刘澜涛俯着身躯，走下方凳，不羞不怒，安之若常，然后，不慌不忙朝着他住的学生宿舍三楼走去。
刘澜涛在西北大学被扣留了一星期左右。在此期间，学校并没有对他组织批斗，也没有让他从事清洗厕所、打扫校园之类惩罚性的劳动，他只是被安置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写交待材料，可以说，刘澜涛被扣留西大期间，还算比较幸运的。
作家柳青的两次痛哭
“文革”以前，柳青是陕西最著名的作家，在全国，柳青的名气也非同一般。他的代表作《创业史》曾经是“文革”以前全国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之一，其中的有些章节还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文革”开始不久，柳青就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作家”， 屡遭批判，多次被抄家，他的《创业史·第二部》手稿也被抄走。
1967年春天，陕西省文联、陕西省作协、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和西北大学中文系的造反派联合成立了“柳青专案组”，负责对柳青和他的作品进行批判，柳青也多次被这几个单位的造反派揪去批斗。
1967年5月，柳青被我系的造反派揪到学校，拘禁在和我班宿舍同层的一间宿舍里。
陕西人很看重乡情，同乡之间互称“乡党”。柳青是陕西吴堡县人，同学们都把他看成“乡党”， 中文系的同学，骨子里对作家有一种崇敬之情，基于这两种原因，柳青在被拘禁西大期间，并没有吃什么苦头。负责监管柳青的，是高我们一个年级的同系同学、柳青专案组成员张长仓。此君本性善良，行止端正，忠厚老诚，性情温和，在监管柳青期间，给了柳青许多帮助和关照。
柳青可以在楼道里自由走动，可以自主去卫生间，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在楼道里见到他。当时的柳青，头戴一顶无沿软帽，穿一身洗得掉了颜色的中式衣裤，身材瘦小，神情萎顿。第一次见到他，我心头曾经闪过这样一个疑问：如此干瘦的老头，如何能写出《创业史》那样气势恢宏，感情充沛的大部头作品？
一天下午，我和同班几名同学在楼道里瞎串，走到楼道东头柳青住处的门外，忽然听到里面传出一个老人的哭声，哭声不是很大，但能听得清楚。后来知道，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手稿被抄走后几经转手，已经弄得不见了踪影，柳青是知道这个消息后，难过得失声痛哭的。多年心血的结晶忽然失去了下落，老作家伤心落泪，本在情理之中。 据和张长仓关系密切的我班同学讲，张长仓为替柳青寻找这部书稿，费了很大精力。他曾多次走访陕西省作协、文联、陕西师大中文系，逐个找曾经接触过手稿的人查问，但是，尽管费尽心血，还是没有结果。
一天，从陕西师大传来消息：在师大化学楼楼道里的一个垃圾箱里发现了几捆手写的纸片。张长仓闻讯立刻赶赴陕西师大，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纸片，竟然正是柳青《创业史·第二部》的手稿。张长仓把手稿交给柳青的时候，柳青禁不住喜极而泣，又一次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从此，柳青和张长仓成了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忘年之交。
和傅庚生教授“拼刺刀”
1967年春天，西安市各造反组织之间矛盾重重，内讧连连。矛盾的实质，是各方都想在即将成立的陕西省及西安市两级革委会中占有更多的位置，谋取更大的利益。到了7月，矛盾已由最初的唇枪舌剑、口诛笔伐发展成为真枪实弹、兵刃相见。西大文革筹委会为防备对立组织对学校发动武装袭击，便把存放在学校武装部里的老式步枪和学校射击队的小口径步枪发到各系，我们班也领到了七八条带刺刀的“三八大盖”。枪是发了下来，可是有枪无弹，于是，这些枪就成了同学们的玩具，我们常常会卸下枪上的刺刀，胡乱舞动，互相吓唬。
一天下午，同宿舍的几个同学闲得无聊，于是便卸下枪上的刺刀，胡乱摆弄起来。这时有人发现我系教授傅庚生正在楼下清扫道路，几个人忽然心血来潮，便决定把傅庚生揪上楼来和他“拼刺刀”。
傅庚生是我系最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教授，杜甫研究专家，他著的《杜甫诗论》和《杜诗散译》至今仍是国内杜甫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傅庚生祖籍辽宁，家庭成分地主，解放前曾在国内多家大学执教。他是“文革”期间西大第一个被打倒的教授，头上被戴上了“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三顶帽子，其时，正被罚在校园里打扫道路。
傅庚生很快被我班“文革”领导小组的三名成员揪到我们宿舍。陈某找来一根行李绳，把傅庚生绑在宿舍的暖气竖管上，张某端过一碗墨汁，用刷大标语的排笔把傅庚生的脸涂黑，王某则不断在他身上拳打脚踢。他们要傅庚生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先生无言以对，招来的是更加厉害的一顿拳脚。
傅庚生被折磨了半个多钟头，这三个同学似乎还不过瘾，于是折磨便陡然升级。这时，只见陈某猛地抓起一把刺刀，一边在傅庚生面前连晃几圈，一边大声吼叫道：“不老实交待，今天我们就宰了你！” 说完便把明晃晃的刺刀尖顶在傅庚生的喉头上，嘴里还高叫：“王某，拿脸盆来，接血！”被指使的王某一听，马上拿过一只脸盆，接在了傅庚生的脖子下面。惊恐万状的傅庚生双眼紧闭，浑身开始瑟瑟发抖，紧接着大颗大颗的汗珠便顺着发际开始滚滚落下。脸上半干的墨汁经汗水浸泡，又重新变湿，一时之间，汗水伴着墨汁，点点滴滴，淋淋漓漓，沿着脸颊，顺流而下，不一会，傅庚生雪白的衬衣上便斑斑驳驳，墨迹点点。
刺刀尖对着傅庚生的喉头，约有几分钟，三个同学仍然没有放手的意思。这时，我突然心生恐惧，万一他们真的动了杀机，闯下大祸，那可不是玩的，即使无心杀人，但如偶然失手，后果也很严重。于是我向他们摇头示意，提醒他们不可真的动手，陈某向我作了一个鬼脸，意思是他们只是吓唬吓唬傅庚生，这下，我才放下心来。
刀尖在傅庚生的喉头下闪着寒光，汗水和着墨汁在他的衬衣上点染着黑点。天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紧闭双眼的傅庚生还是抖得越来越厉害，突然，陈某扔下刺刀，大笑一声：“傅庚生，原来你是个胆小鬼，我们只是和你玩玩，就把你吓成这样！” 说完，从暖气管上解下傅庚生，高声喝道：“傅庚生！还不赶快滚回去？”说完，又在先生的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
惊恐万状的傅庚生这才睁开了眼睛，跌跌撞撞，逃命似的离开了我们宿舍。
我跟着傅庚生走了出去，只见他踉踉跄跄走进楼道里的洗漱间，拧开水龙头，掬起一捧凉水，在脸上胡乱洗了几把，接着掏出手帕草草擦了几下，然后跌跌撞撞走下楼去。几分钟后，在宿舍的窗口，我又看见了正在打扫路面的傅庚生教授的身影。
在当时，“拼刺刀”只是小型批判会的一种形象化的称谓。没有想到，我的几个同学竟然和国内知名教授拼了一回真刺刀！
门甫先生的“生死时刻”
门甫是西大物理系著名教授，先生身躯高大，体形壮硕，方面大耳，谢顶无发，在人群里非常显眼。
1968年夏天，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门甫因家庭成份为地主，被红卫兵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关在物理楼四楼的一间实验室里，刑讯逼供，百般折磨。先生受不了凌辱与摧残，一天早上，乘看守人员不防，猛然从窗口一跃而下，想以自杀求得身心的解脱。
门先生纵身一跳，腹部先落在三楼一扇打开的窗户上，身体得到缓冲，然后再次下落。
平日这时正是“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时间，全校师生员工都在各自部门念毛主席语录，学习毛主席著作，外面决不可能有人随便走动。可是，就在门甫先生跳楼的那一刹那，楼下却走过一个工人，而且正走到门甫先生跳楼的窗下，门甫先落在三楼的窗子上，弄出一声巨响，那个工人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彪形大汉从天而降，他本能地张开双臂，拦腰一抱，结果门甫先生毫发无损，那个工人却被砸得晕了过去。
门先生赶紧喊人，来人很快就把那个工人救醒，经检查，他并未受伤，只是头部受到猛击暂时昏迷而己。
不久，门甫被解除监禁，恢复了人身自由。大家都说，吉人自有天相，门甫命不该绝。
后来，门甫和那个救命恩人成了好朋友。
郭绳武口误惹大祸
王杰是“文革”期间树立起来的解放军英雄形象，毛泽东曾经为他题词：“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文革”期间，这段话成了引用率最高的毛主席语录之一。
郭绳武先生是国内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他以教授之身顶着西大副校长的头衔。先生根正苗红，又是中共党员，因此，从文革开始到1967年夏天，他一直未受冲击，平安无事，成了硕果仅存、一枝独秀的校级领导。
1967年夏日的一天下午，西大在校园内南树林里举行全校师生员工大会，郭先生以老教授代表的身份上台发言。
当时无论大会小会，发言者首先得念一段毛主席语录。郭先生走上讲台，掏出讲稿，面对听众，朗声开读。可能是紧张过度，他刚一开口读毛主席语录，就出现了致命的口误，竟然把“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 读成了“一怕不苦，二怕不死，” 这句话刚一出口，全场先是几秒钟的沉寂，接着猛地一片哗然。郭绳武自己也发现读错了语录，顿时面如土色，浑身乱抖。在一片呼喊声中，几个红卫兵冲上台去，对着先生一阵拳打脚踢：“好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竟敢故意篡改毛主席语录！” 郭先生自知闯下了大祸，除了全身发抖之外，已经恐惧得作不了任何辩解。在一片喊打声中，郭绳武被几个红卫兵揪下讲台，一边拳脚相加，一边大声喝斥着向学校专案办公室走去。
一句口误，招来了飞来横祸。当天，郭绳武就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关押了起来，紧接着，批判郭绳武的大字报也在校园里最醒目的地方张贴了出来，至此，西大校一级领导一个不剩，全部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是那样的荒唐、可笑……
（作者为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张 鑫
刘澜涛受困
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刘澜涛，早在1966年9月就被打成“西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后来，在所谓“北京草岚子监狱61人叛徒集团”冤案中，刘澜涛名列其中，于是他头上又多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这样，刘澜涛就成了西安地区受批斗次数最多的“牛鬼蛇神”，而且，不断被造反派揪到不同单位残酷批斗，秘密关押。
1967年3月底，刘澜涛被西北大学中文系70级“铁扫帚”战斗队的红卫兵揪到学校，关押在三号学生宿舍楼三楼东端的一间宿舍里。说是“关押”，其实并不确切，因为刘澜涛所住房间并未上锁，门口也无专人把守，他可以自主去楼层的公用洗漱间和卫生间，只是不能随便下楼。刘澜涛所住的楼层，住的全是我们中文系的男生，他的住处和我所住的宿舍相隔只有七八个房间，在楼道里我曾几次见到过他的身影。
一天早晨，我端着脸盆来到楼层里的公用洗漱间，这时刘澜涛正巧刚从洗漱间里面的卫生间走出来。刘澜涛敦敦实实的中等个，戴一副近视眼镜，一头雪白的短发格外引人注目。正当我注视刘澜涛的时候，突然，比我低一个年级的一个男生快步走到他的对面，二话没说，抡起巴掌，照着他的脸庞狠狠地打了一记耳光，刘澜涛的眼镜也被打落在地上。毫无防备的他被这一记耳光打得晕头转向，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惊愕——愤怒——委屈——无奈——平静。平静下来的刘澜涛俯下身子，一阵摸索，捡起眼镜，重新戴好，然后，一声不响，转身离去。事情发生得实在突然，洗漱间里正在洗漱的同学大多数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一切已经结束。当时，打人者、挨打者、目击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场合，谁也实在不好说什么。
就在刘澜涛离去的同时，我惊奇地发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也正站在旁边，他也目击了刚才发生的一幕。霍士廉当时也被揪到了西北大学，住在离刘澜涛住处不远的另一间宿舍里。
事隔不久的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在校园里漫步。走到综合教学楼门前，忽然发现前面不远处的大路上，生物系的四五名红卫兵正在和刘澜涛“拼刺刀”——举行小型批斗会。对这样的场面，师生早已司空见惯，引不起任何兴趣，当时旁观者只有四五个人。有的人匆匆走过，视若无睹，有的人绕道而行，避而远之。我闲得无聊，便凑到跟前，想一看究竟。刘澜涛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有领章帽徽，被迫站在一张方凳上，几名红卫兵围在方凳周围。显然，这只是一场没有任何准备的恶作剧，他们根本提不出任何有“火药味”的问题。
场面冷冷清清，仅有的四五名围观者相继离去，眼看着“拼刺刀”已无法继续，一名红卫兵突然问到：“刘澜涛，你穿的什么裤子？”刘澜涛马上回答：“红卫兵小将们，我穿的是毛涤华达呢的裤子。”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语气不卑不亢，神情不慌不忙，操的是一口标准的陕北米脂方言。这时，另一名红卫兵又问：“刘澜涛，你的裤子是哪里来的？”刘澜涛答到：“红卫兵小将们，因为我是兰州军区第一政委，我的裤子是兰州军区发给我的。”再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拼刺刀”已难以为继，几名红卫兵面面相觑，又不好就此收场，一阵冷场之后，又一位红卫兵问：“刘澜涛，你的头发为什么这么白？”刘澜涛仍然不慌不忙，回答得清清楚楚：“红卫兵小将们，我是少白头，年轻的时候头发就白了。”
他们再也提不出什么问题，“拼刺刀”草草收场。一阵耳语之后，一名红卫兵对着刘澜涛吼道：“刘澜涛，还不赶紧滚回去？”听到命令后，刘澜涛俯着身躯，走下方凳，不羞不怒，安之若常，然后，不慌不忙朝着他住的学生宿舍三楼走去。
刘澜涛在西北大学被扣留了一星期左右。在此期间，学校并没有对他组织批斗，也没有让他从事清洗厕所、打扫校园之类惩罚性的劳动，他只是被安置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写交待材料，可以说，刘澜涛被扣留西大期间，还算比较幸运的。
作家柳青的两次痛哭
“文革”以前，柳青是陕西最著名的作家，在全国，柳青的名气也非同一般。他的代表作《创业史》曾经是“文革”以前全国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之一，其中的有些章节还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文革”开始不久，柳青就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作家”， 屡遭批判，多次被抄家，他的《创业史·第二部》手稿也被抄走。
1967年春天，陕西省文联、陕西省作协、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和西北大学中文系的造反派联合成立了“柳青专案组”，负责对柳青和他的作品进行批判，柳青也多次被这几个单位的造反派揪去批斗。
1967年5月，柳青被我系的造反派揪到学校，拘禁在和我班宿舍同层的一间宿舍里。
陕西人很看重乡情，同乡之间互称“乡党”。柳青是陕西吴堡县人，同学们都把他看成“乡党”， 中文系的同学，骨子里对作家有一种崇敬之情，基于这两种原因，柳青在被拘禁西大期间，并没有吃什么苦头。负责监管柳青的，是高我们一个年级的同系同学、柳青专案组成员张长仓。此君本性善良，行止端正，忠厚老诚，性情温和，在监管柳青期间，给了柳青许多帮助和关照。
柳青可以在楼道里自由走动，可以自主去卫生间，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在楼道里见到他。当时的柳青，头戴一顶无沿软帽，穿一身洗得掉了颜色的中式衣裤，身材瘦小，神情萎顿。第一次见到他，我心头曾经闪过这样一个疑问：如此干瘦的老头，如何能写出《创业史》那样气势恢宏，感情充沛的大部头作品？
一天下午，我和同班几名同学在楼道里瞎串，走到楼道东头柳青住处的门外，忽然听到里面传出一个老人的哭声，哭声不是很大，但能听得清楚。后来知道，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手稿被抄走后几经转手，已经弄得不见了踪影，柳青是知道这个消息后，难过得失声痛哭的。多年心血的结晶忽然失去了下落，老作家伤心落泪，本在情理之中。 据和张长仓关系密切的我班同学讲，张长仓为替柳青寻找这部书稿，费了很大精力。他曾多次走访陕西省作协、文联、陕西师大中文系，逐个找曾经接触过手稿的人查问，但是，尽管费尽心血，还是没有结果。
一天，从陕西师大传来消息：在师大化学楼楼道里的一个垃圾箱里发现了几捆手写的纸片。张长仓闻讯立刻赶赴陕西师大，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纸片，竟然正是柳青《创业史·第二部》的手稿。张长仓把手稿交给柳青的时候，柳青禁不住喜极而泣，又一次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从此，柳青和张长仓成了一对关系非常密切的忘年之交。
和傅庚生教授“拼刺刀”
1967年春天，西安市各造反组织之间矛盾重重，内讧连连。矛盾的实质，是各方都想在即将成立的陕西省及西安市两级革委会中占有更多的位置，谋取更大的利益。到了7月，矛盾已由最初的唇枪舌剑、口诛笔伐发展成为真枪实弹、兵刃相见。西大文革筹委会为防备对立组织对学校发动武装袭击，便把存放在学校武装部里的老式步枪和学校射击队的小口径步枪发到各系，我们班也领到了七八条带刺刀的“三八大盖”。枪是发了下来，可是有枪无弹，于是，这些枪就成了同学们的玩具，我们常常会卸下枪上的刺刀，胡乱舞动，互相吓唬。
一天下午，同宿舍的几个同学闲得无聊，于是便卸下枪上的刺刀，胡乱摆弄起来。这时有人发现我系教授傅庚生正在楼下清扫道路，几个人忽然心血来潮，便决定把傅庚生揪上楼来和他“拼刺刀”。
傅庚生是我系最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教授，杜甫研究专家，他著的《杜甫诗论》和《杜诗散译》至今仍是国内杜甫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傅庚生祖籍辽宁，家庭成分地主，解放前曾在国内多家大学执教。他是“文革”期间西大第一个被打倒的教授，头上被戴上了“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三顶帽子，其时，正被罚在校园里打扫道路。
傅庚生很快被我班“文革”领导小组的三名成员揪到我们宿舍。陈某找来一根行李绳，把傅庚生绑在宿舍的暖气竖管上，张某端过一碗墨汁，用刷大标语的排笔把傅庚生的脸涂黑，王某则不断在他身上拳打脚踢。他们要傅庚生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先生无言以对，招来的是更加厉害的一顿拳脚。
傅庚生被折磨了半个多钟头，这三个同学似乎还不过瘾，于是折磨便陡然升级。这时，只见陈某猛地抓起一把刺刀，一边在傅庚生面前连晃几圈，一边大声吼叫道：“不老实交待，今天我们就宰了你！” 说完便把明晃晃的刺刀尖顶在傅庚生的喉头上，嘴里还高叫：“王某，拿脸盆来，接血！”被指使的王某一听，马上拿过一只脸盆，接在了傅庚生的脖子下面。惊恐万状的傅庚生双眼紧闭，浑身开始瑟瑟发抖，紧接着大颗大颗的汗珠便顺着发际开始滚滚落下。脸上半干的墨汁经汗水浸泡，又重新变湿，一时之间，汗水伴着墨汁，点点滴滴，淋淋漓漓，沿着脸颊，顺流而下，不一会，傅庚生雪白的衬衣上便斑斑驳驳，墨迹点点。
刺刀尖对着傅庚生的喉头，约有几分钟，三个同学仍然没有放手的意思。这时，我突然心生恐惧，万一他们真的动了杀机，闯下大祸，那可不是玩的，即使无心杀人，但如偶然失手，后果也很严重。于是我向他们摇头示意，提醒他们不可真的动手，陈某向我作了一个鬼脸，意思是他们只是吓唬吓唬傅庚生，这下，我才放下心来。
刀尖在傅庚生的喉头下闪着寒光，汗水和着墨汁在他的衬衣上点染着黑点。天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紧闭双眼的傅庚生还是抖得越来越厉害，突然，陈某扔下刺刀，大笑一声：“傅庚生，原来你是个胆小鬼，我们只是和你玩玩，就把你吓成这样！” 说完，从暖气管上解下傅庚生，高声喝道：“傅庚生！还不赶快滚回去？”说完，又在先生的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
惊恐万状的傅庚生这才睁开了眼睛，跌跌撞撞，逃命似的离开了我们宿舍。
我跟着傅庚生走了出去，只见他踉踉跄跄走进楼道里的洗漱间，拧开水龙头，掬起一捧凉水，在脸上胡乱洗了几把，接着掏出手帕草草擦了几下，然后跌跌撞撞走下楼去。几分钟后，在宿舍的窗口，我又看见了正在打扫路面的傅庚生教授的身影。
在当时，“拼刺刀”只是小型批判会的一种形象化的称谓。没有想到，我的几个同学竟然和国内知名教授拼了一回真刺刀！
门甫先生的“生死时刻”
门甫是西大物理系著名教授，先生身躯高大，体形壮硕，方面大耳，谢顶无发，在人群里非常显眼。
1968年夏天，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门甫因家庭成份为地主，被红卫兵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关在物理楼四楼的一间实验室里，刑讯逼供，百般折磨。先生受不了凌辱与摧残，一天早上，乘看守人员不防，猛然从窗口一跃而下，想以自杀求得身心的解脱。
门先生纵身一跳，腹部先落在三楼一扇打开的窗户上，身体得到缓冲，然后再次下落。
平日这时正是“雷打不动”的“天天读”时间，全校师生员工都在各自部门念毛主席语录，学习毛主席著作，外面决不可能有人随便走动。可是，就在门甫先生跳楼的那一刹那，楼下却走过一个工人，而且正走到门甫先生跳楼的窗下，门甫先落在三楼的窗子上，弄出一声巨响，那个工人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彪形大汉从天而降，他本能地张开双臂，拦腰一抱，结果门甫先生毫发无损，那个工人却被砸得晕了过去。
门先生赶紧喊人，来人很快就把那个工人救醒，经检查，他并未受伤，只是头部受到猛击暂时昏迷而己。
不久，门甫被解除监禁，恢复了人身自由。大家都说，吉人自有天相，门甫命不该绝。
后来，门甫和那个救命恩人成了好朋友。
郭绳武口误惹大祸
王杰是“文革”期间树立起来的解放军英雄形象，毛泽东曾经为他题词：“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文革”期间，这段话成了引用率最高的毛主席语录之一。
郭绳武先生是国内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他以教授之身顶着西大副校长的头衔。先生根正苗红，又是中共党员，因此，从文革开始到1967年夏天，他一直未受冲击，平安无事，成了硕果仅存、一枝独秀的校级领导。
1967年夏日的一天下午，西大在校园内南树林里举行全校师生员工大会，郭先生以老教授代表的身份上台发言。
当时无论大会小会，发言者首先得念一段毛主席语录。郭先生走上讲台，掏出讲稿，面对听众，朗声开读。可能是紧张过度，他刚一开口读毛主席语录，就出现了致命的口误，竟然把“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 读成了“一怕不苦，二怕不死，” 这句话刚一出口，全场先是几秒钟的沉寂，接着猛地一片哗然。郭绳武自己也发现读错了语录，顿时面如土色，浑身乱抖。在一片呼喊声中，几个红卫兵冲上台去，对着先生一阵拳打脚踢：“好你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竟敢故意篡改毛主席语录！” 郭先生自知闯下了大祸，除了全身发抖之外，已经恐惧得作不了任何辩解。在一片喊打声中，郭绳武被几个红卫兵揪下讲台，一边拳脚相加，一边大声喝斥着向学校专案办公室走去。
一句口误，招来了飞来横祸。当天，郭绳武就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关押了起来，紧接着，批判郭绳武的大字报也在校园里最醒目的地方张贴了出来，至此，西大校一级领导一个不剩，全部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是那样的荒唐、可笑……
（作者为宁夏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