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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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史上,“翻身”不仅仅是革命者的一个口号,更大程度上体现着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底层劳动人民的革命旨向和呼声,一个时期,它几乎成了革命的同义语。而将这种追求最终变为现实,是几代人的愿望,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斗争的结果,更是历史的必然。
  “翻身”,一词,流行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多是用来比喻“从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如“翻身户”、“翻身农奴”等;或是比喻“改变落后面貌或不利处境”,如“打翻身仗”等……
  “翻身”一词的被广泛使用,是与“土改运动”密切相关的。在土改过程中农民话语里讲得最多的就是“翻身”。“翻身”曾经是土改的政治代名词,是中国乡村革命的象征。
  土改运动过程中,农民见面的客套话从“吃了吗?”变成了“你家翻身了吗?”,春节拜年时的吉利话“过年好!”变成了“翻身!翻身!”。人们把过年称之为过“翻身节”。
  “翻身”作为土改运动的话语基调,派生出了许多与其相联的语汇,如“翻身运动”、“翻身做主人”、“翻身户”、“翻身村”、“翻身团”。
  
  共产党实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的翻身梦想
  
  1947年7月17日,在西柏坡村东头的一个打谷场上,来自全国各解放区的100多名代表,散坐在树荫和布棚下,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坐在从老乡家里带来的小凳子上,有的干脆坐在地上,主席台是几个长条桌、长条凳和几把椅子,作报告的是刘少奇。这个露天会议就是改变了两千年来中国农民命运的——全国土地会议。
  这个简朴的会议实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一个梦想:拥有土地;讲出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压在心里的一句话:平分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封建的战斗旗帜,将彻底摧毁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全国土地会议的春风跨越太行山脉,吹向全国各解放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改闹翻身运动。
  旧中国90%的贫苦农民只有20%的土地。而只占人口10%的地主却占有80%的土地,千百年来,地主依靠土地残酷的剥削农民,造成生产落后,人民贫困痛苦。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翻身解放成为土地的主人,翻身农民从心眼里感激共产党,认为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正如一幅对联说的那样,“翻身全靠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
  著名美国友好人士、原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曾出版一本书,名字叫《翻身》,这本书被称为“美国人笔下的中国土改档案”。
  在这本书里,美国人韩丁以他亲手记录的太行解放区潞城县张庄的土改档案资料为蓝本,用社会人类学者“在地”式的观察视角,再现了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话语表达和社会记忆。作者在书中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生动地记录了张庄人民打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这位美国人在书中评论土改运动说“新发布的《中地法大纲》在1946年至1950年中国内战期间,恰如林肯的《黑奴解放宣言》在1861年至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作用。”这个评论被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所引用。
  “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农民战争;谁赢得农民,谁就有力量,谁就能赢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早在1926年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还说:“中国这个国家,离开了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来。我们办事情,做计划,要时刻记着我国有几亿农民。”
  农民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几千年以来中国改朝换代、农民起义,围绕的核心问题都是土地问题。
  人类社会最早、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中国自古以农为本,人与土地的关系是最根本的关系。土地养育了我们、承载了我们,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立命之本,
  《左传》记载了晋公子重耳逃亡的故事:日夜兼程、疲饿交加的重耳,向田间一位耕作的老农乞讨食物,老农捧起一把泥土递给他,一言不发。重耳正要发怒,却被随从劝阻,并耳语了几句。重耳突然跪倒在地,叩头感谢上苍,然后郑重地捧起一把土,放到车上,继续逃亡……。
  从几千年农业文明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天生就与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土地,农民的“命根子”,农民与土地的感情是难以想象的。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中,描写一个老中农,当看到自己要卖的土地时,他把脸贴在土地上,闻着泥土的芬香;看过小说或电影《暴风骤雨》的人,都不会忘记土改后的农民捧起属于自己田里的黑土时,那泪光闪闪的双眼和抖抖颤颤的双手,这就是农民跟土地的关系。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农民珍藏着土改分地的土地证。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一手创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学说,他曾对梁启超讲过:“今之耕者,率贡其所或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民之困也。”但终其一生,没有完成,也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亿万农民土改闹翻身,使农民正真成为土地的主人。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耘和收获,这就是劳动农民翻身做主人的感觉。
  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说:“农民得到了土地,我们的党就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全国农民拥护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办不成的。所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最全面的最成功的一次土地改革。”毛泽东也曾兴奋地说:“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民获得翻身的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
  土改闹翻身,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翻身农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农业生产,增添牲畜农具。推广优良品种,兴修水利,精耕细作,使粮食增产,农村经济面貌迅速改观。1951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1.4363亿吨,比1949年增长了26.9%。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发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改革之一。
  
  “谁赢得了农民,就能赢得中国”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农民翻身运动,土改运动在解放区引起的震撼是巨大的,农民在获得了土地的同时,也开启了他们的思想觉悟。正如一份冀中区的档案材料中记载的那 样:“农民翻身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欲翻身必先翻心。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通过“挖穷根”、“吐苦水”“算总账”、“诉苦会”等方式,使翻身农民认清了自己长年受苦和被剥削的根本原因,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更加自觉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翻身运动。
  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不少地方的翻身农民“整班整连”集体参军,有的县、区还组成了“翻身营”、“翻身团”。解放战争中,仅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的翻身农民就累计达148万人;
  为保卫胜利果实,广大翻身农民迸发出了积极热情和巨大力量,成为解放战争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源泉。翻身农民们不仅积极参军、参战,而且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其规模之巨大,任务之浩繁,动员人力物力之众多,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据统计,三大战役共动员支前民工880余万人次,翻身农民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在解放战争中,民兵参战228万人,作战115700次,共歼灭敌人20余万。解放区广大翻身农民的大力支援,是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正如陈毅元帅说过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1949年1月,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蒋介石黯然引退浙江奉化溪口,思考拥兵数百万、配备美式武器的国民党军何以会输给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在2月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后来,蒋介石退居台湾,即开始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也有个有趣的估计:“论功行赏,如果把民主革命的功绩作10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3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7分。”以强而败者的“亡羊补牢”,以弱而胜者的“论功行赏”,从两个方面道出了胜败的关键。40年后,历史学家黄仁字阅读蒋介石日记,蒋为自己看出“土地改革为胜败之关键”而自得,殊不知,早在1937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已作了“谁赢得了农民,就能赢得中国”的预言。中国共产党正是靠赢得农民才赢得了中国。
  毛泽东站在历史规律的制高点上以放眼中国的宏阔视野,预言了乡村革命的客观必然性,以及农民在“翻身”中的主体地位与不可战胜的力量。
  
  翻身农民当家做了主人
  
  土改闹翻身,不仅仅从经济上使农民获得了解放,更重要的是,它鼓舞了长期受压抑的逆来顺受的农民起而抗争,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开始要求在政治上拥有自己的位置和权力,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力量,造就了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新希望。
  翻身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自己的农会,直接选举村政权,《村选》一诗是这样描绘解放区翻身农民的民主选举的:“白色的毡帽,蓝色的棉袍,雪白的头巾,鲜红的小袄,飞上打谷场,涌起一片彩色的浪潮。”翻身农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加地方政权建设,自发组织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解放区的各级参议会中,农民代表可有效行使选举、表决、创制、监察和弹劾权。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蚕豆选举法”就是当时为了解决不识字农民的选举问题而创造出来的,这就是现今盛行的村民选举的雏形。聂荣臻在谈到晋察冀解放区政权情况时说:“村政权是由村民大会普遍选举出来的”,“因为真正实现民主,在选举出来的人中农民最多”。
  翻身农民在追求新生活的征程中,看到了当家作主的希望,看到了灰色大地上的未来梦想。土改后的翻身农民,不仅要求从政治上翻身,也要求从文化上翻身。
  “太阳一出来满山红,共产党救咱翻了身。旧社会,咱们受苦的人是人下人,受欺压一层又一层。打下的粮食地主他拿走,咱受冻又受饿,有谁来照应。毛主席领导咱平分土地,为的是叫咱们有吃又有穿。往年咱们眼泪往肚里流,如今咱站起来做了主人。天下农民是一家人,大家团结闹翻身。”这是一首根据陕北道情音调填词而成的民歌《翻身道情》。它真实而生动地传达了陕北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闹翻身”的火热情感,表现了人民翻身得解放时的欢快心情,讲述了旧社会受欺压农民的苦难境遇和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站起来闹革命的精神。
  由于这首歌曲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广大翻身农民的心声,一经唱出,随即传遍全国,一直传到现在,成为红色经典。同时代广为流传的还有歌曲《翻身歌》、《翻身农奴把歌唱》、《土改闹翻身》以及反映东北土改运动的《翻身五更》等。
  各解放区针对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后迫切要求学习文化的愿望,配合文化部门在农村普遍建立了文化站、冬学、民校、识字班、夜校、午校,读报组、宣传棚、黑板报、青年学习室等组织广大农民学习文化,进行科学、卫生、时事、政策、法令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尤其在冬闲时期,发动农民“全村上冬学”,提出了“学习与生产结合”的口号。许多学习组织,在春耕及秋收农忙季节,仍能坚持。广大农民在掌握了文化知识后,向封建礼教发起了冲击,挣脱了束缚他们的“三纲五常”、“关命论”等封建道德、迷信观念。在农会的带领下他们烧掉了财神爷、灶王像,摘掉了各种宣传封建礼教的匾牌。翻身农民追求“婚姻自由”,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包办、买卖婚姻。
  为了向广大农民宣传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有关法规,在文化等部门的指导下,农会还组织了农村剧团、秧歌队、俱乐部,开展了以广大农民自编、自唱、自演为主的文艺活动,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农村剧团经常上演的剧目如《白毛女》、《过关》、《兄妹开荒》、《改邪归正》等,在解放区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如王贵、李香香、喜儿、小二黑、李有才等翻身农民形象。山东解放区在1946年12月,创办了半月刊杂志《文化翻身》以及《文化翻身画刊》等一批报刊杂志,以形式多样的方式,反映了解放区翻身农民火热的斗争生活,推动了翻身农民的文化翻身。
  解放区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生产关系变革,同时也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中,翻身农民不仅在经济、政治上翻身,同时,在精神和心志层面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新时期中国农民要全面翻身
  
  “翻身”一词,是“阶级话语”嵌入乡村社会的标志,它对中国农民有着特殊的意义,成为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农民的“话语模式”。解放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社员们说,“土改人翻身,入社地翻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们在家庭经济收入大大增加后,感慨地说“过去的贫困户变为翻身户。”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条是反复证明并且屡试不爽的,那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处理好与农民的关系,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出现曲折。“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联产承包”,“减轻农民负担”,无不说明这一点。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这是千古不易的中国历史规律。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以农业为第一位”的思想,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著名论断。邓小平指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
  进入新时期,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心。在2003年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刚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就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要求“更加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近几年,中央财政每年都以几百亿的增量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创记录的5625亿,较07年增加1307亿。此外,通过免除农业税、粮食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广大农民不断从经济上翻身,特别是最近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带来中国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景象。
  如果说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翻身”一词揭示的是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那么在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党引领亿万农民走上富裕,建设小康,必将使广大农民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在更高层次上全面“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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