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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连任美国总统的消息出来,标普500指数下滑11.6%。很难说下跌全都是因为奥巴马连任,但说奥巴马连任对股市并非利好,恐怕是成立的。为什么股市的选择和美国选民的选择截然相反?原因在于,两者的选择成本不同。
对股民来说,奥巴马那一套是给美国经济增加限制和负担,他的连任意味着美国经济还要继续糟糕下去,而这一切,都需要股民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来承担后果的,来不得半点虚假,明智的做法自然是不看好奥巴马。
选民却不一样,选民可以向政府要福利,而更多福利来自他人更多的税收。也就是说,选民的选择可以由他人来承担成本。因此,承诺向富人多收税、多给穷人福利的奥巴马,自然可以赢得要福利的这批人的选票。
一个美国人很有可能兼具两个身份——在作为选民的时候,把选票投向奥巴马,以享受福利;但在作为股民时,却对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做出看跌的选择,以避免投资损失,这就是成本决定选择。
在欧洲,奥巴马更是得到了90%以上的支持率。一些受访的欧洲人说,在他们看来,奥巴马已经够右的了,而罗姆尼比奥巴马还要右,那自然不可接受。一些支持福利主义的人说,福利主义是在观念的市场上竞争获胜的,因此,如果支持市场经济,那么,就应该支持在观念市场上获胜的福利主义。这种说法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
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就是谁选择谁负责,就是让选择和成本匹配起来。因此,所谓的政策观念的市场,表面上具有一些“市场”的特征,如自由发言、听众自己选择,但其实却不是真正的市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选择与成本的割裂。
比较一下科技观念市场和政策观念市场就很清楚了。在科技领域,企业选择采用一项技术,无论成败,都是企业自负盈亏。那些做出错误选择的企业,将失去消费者的支持,于是,不适宜于市场的技术就会退出。这是真正的观念市场,是消费者主权起决定作用的领域。这种正向的选择机制迅速推进了技术的更新换代。比如手机,其进步的速度是令消费者兴奋的。
但是比起手机,美国总统进步的速度就远远不及了,甚至还有退步。奥巴马比里根就退步太多了。这就是因为,政策观念市场并非真正的观念市场。这个领域里的观念选择,其结果体现在选票上。而有选举权的人可能是不纳税的人,或者是纳税少但享受福利多的人。这里不是消费者主权起作用的领域,而是选票主权起作用的领域。于是,无论一项经济政策多么错误,都有可能不被淘汰。在希腊,福利都要把政府压垮了,人们仍然上街游行阻止政府削减福利。
假如把福利政策的体制换一下,政府成立许多福利社群,让加入社群的人自己为社群福利掏钱,希腊的游行人群就会作鸟兽散。人们只维护他人纳税、自己享受的体制,不维护自己纳税、自己享受的体制,他们清楚那是低效率的。
其实在科技领域,也曾经出现许多背离观念市场的情况。比如在苏联,科技是计划经济体系中的官员管的,于是科技领域也是乌烟瘴气。在遗传学领域,苏联攻击孟德尔的遗传学,推崇自己的学者米丘林——即便当时全世界的科学家均拒绝接受米丘林的理论。这就是因为,选择观念的人并不是自己承担成本,而是整个计划经济体系在承担成本,错误自然无法得到纠正。苏联科技最发达的是军事领域,因为如果在这个领域选择错了,领导人自身的权力就会受损,成本决定他们在军事领域更为务实。
对股民来说,奥巴马那一套是给美国经济增加限制和负担,他的连任意味着美国经济还要继续糟糕下去,而这一切,都需要股民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来承担后果的,来不得半点虚假,明智的做法自然是不看好奥巴马。
选民却不一样,选民可以向政府要福利,而更多福利来自他人更多的税收。也就是说,选民的选择可以由他人来承担成本。因此,承诺向富人多收税、多给穷人福利的奥巴马,自然可以赢得要福利的这批人的选票。
一个美国人很有可能兼具两个身份——在作为选民的时候,把选票投向奥巴马,以享受福利;但在作为股民时,却对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做出看跌的选择,以避免投资损失,这就是成本决定选择。
在欧洲,奥巴马更是得到了90%以上的支持率。一些受访的欧洲人说,在他们看来,奥巴马已经够右的了,而罗姆尼比奥巴马还要右,那自然不可接受。一些支持福利主义的人说,福利主义是在观念的市场上竞争获胜的,因此,如果支持市场经济,那么,就应该支持在观念市场上获胜的福利主义。这种说法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
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就是谁选择谁负责,就是让选择和成本匹配起来。因此,所谓的政策观念的市场,表面上具有一些“市场”的特征,如自由发言、听众自己选择,但其实却不是真正的市场,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选择与成本的割裂。
比较一下科技观念市场和政策观念市场就很清楚了。在科技领域,企业选择采用一项技术,无论成败,都是企业自负盈亏。那些做出错误选择的企业,将失去消费者的支持,于是,不适宜于市场的技术就会退出。这是真正的观念市场,是消费者主权起决定作用的领域。这种正向的选择机制迅速推进了技术的更新换代。比如手机,其进步的速度是令消费者兴奋的。
但是比起手机,美国总统进步的速度就远远不及了,甚至还有退步。奥巴马比里根就退步太多了。这就是因为,政策观念市场并非真正的观念市场。这个领域里的观念选择,其结果体现在选票上。而有选举权的人可能是不纳税的人,或者是纳税少但享受福利多的人。这里不是消费者主权起作用的领域,而是选票主权起作用的领域。于是,无论一项经济政策多么错误,都有可能不被淘汰。在希腊,福利都要把政府压垮了,人们仍然上街游行阻止政府削减福利。
假如把福利政策的体制换一下,政府成立许多福利社群,让加入社群的人自己为社群福利掏钱,希腊的游行人群就会作鸟兽散。人们只维护他人纳税、自己享受的体制,不维护自己纳税、自己享受的体制,他们清楚那是低效率的。
其实在科技领域,也曾经出现许多背离观念市场的情况。比如在苏联,科技是计划经济体系中的官员管的,于是科技领域也是乌烟瘴气。在遗传学领域,苏联攻击孟德尔的遗传学,推崇自己的学者米丘林——即便当时全世界的科学家均拒绝接受米丘林的理论。这就是因为,选择观念的人并不是自己承担成本,而是整个计划经济体系在承担成本,错误自然无法得到纠正。苏联科技最发达的是军事领域,因为如果在这个领域选择错了,领导人自身的权力就会受损,成本决定他们在军事领域更为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