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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地入户调查表明，农村教育中农户子女的自我认同，在社会转型时期发生了变化。家长采取强制性方式进行礼俗教育，教师很难抽出时间满足每个农户子女的那种成长期待，同学之间处于不稳定状态，意识形态的观念带回到农村容易失效，现代化的物质和器物，诱惑性大于教育性。解决此问题，需要中央农村土地政策的贯彻落实、学校管理的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务实和教学设备的现代化。
[关键词]农村；基础教育；农户子女；自我认同
吴文藻先生在论述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时曾这样说：“各个人对其本团体的文化所迫切要求者，不在文化总量的加多，而在内心生活的增长。对于一团体中各个人内心生活的需求，能够予以充分的满足者，始能谓之真文化。”[1]因此，关注农户子女的自我认同问题，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一、观察农户子女自我认同的理论范式
自我，是在当今社会文化剧烈转型的情况下，用以解释、描述、预测以至于最终控制人类行为异常的一个基本概念。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自我就是自己，因为自我是“相继的意识状态的主体。现代心理学中，‘自己’这一概念已替代了早先的心灵概念。”自我认同这一概念的逻辑假定是每个人都是具有“反思性知觉”的存在，因而自我认同的含义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其核心特征是“反思性”，并采用反身代词“Self”来界定自我认同，如安东尼·吉登斯等人 [2]。
美国社会学家戈德温·C·丘（Godwin C·Chu） 提出了一个由社会行为来观测自我认同精神现象的范式。戈德温·C·丘认为：自我认同是理解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自我“可以概括为一种角色结构，这种角色结构呈现为对自我--他人的期待关系，可通过自我--他人的交互作用加以观察。自我认同从与有意义的他人的交互作用中生发出来，他一方面受物质和对象的调节，另一方面又受观念、信仰和价值观念的调节”[3]。在具体的分析层面上， 戈德温·C·丘指出要从三个层面来把握自我认同：（1）“有意义的他人”， 即“存在于自我的社会环境中的许多其他个人，自我经常以各种各样的角色关系与他们进行交互作用”，所以“有意义”是指“个人对自己在与他人相互作用时的行为所抱有的基本期待”，同时也是其文化心理中所认同的他人；（2）物质和器物“存在于自我的物质环境中，维系着个人的生存，并通过技术的扩充支持和调节着个人的社会关系”；（3）思想观念“包括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这些思想观念影响着自我对其社会环境与物质环境进行感知和作出反应的方式，同时又决定着人们在触及到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物质环境中的物质和对象处理时，把两者中哪一个放在首位”[3]p256。其中“有意义的他人”要素对于自我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物质和对象”、“思想和观念”的要素对于自我形成起调节作用。
借用戈德温·C·丘的理论范式，我们可以集中地分析农户子女在农村教育中与家长的关系、与教师的关系、与同学的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和与现代物质和器物的关系，由此观察他们的自我认同；同时，在论据使用上，以访谈与观察为主，以补充说明的数据统计分析为辅。
二、农户子女的自我认同
课题组于2007年3月20至4月27日，在地处平原的河南兰考县、地处山地的陕西西乡县和地处高原的贵州普定县，展开了农村教育调研。在调研中我们注意到：农户子女开始是通过与农村自然环境、与父母亲及亲属的关系来建立与世界的联系的。这些联系内化并被认同后，就成为其“自我”的一部分。离开家庭进入小学和中学后，他们开始了“社会化”过程，被灌输许多新的体现了现代化要求的生活观念，渐渐获得角色、文化等社会属性。这种传统与现代生活观念的“二元对立”，势必造成农户子女在现代化过程中自我认同的困境：迷惘不安和无所适从。
1.农村家庭教育中农户子女与家长的关系
三县六村农户子女在接受家庭教育时，“有意义的他人”就是父母，“物质和对象”是周围的山水、田地和农作物，“思想和观念”受到天地君亲师的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父母的温情和言传身教，以礼俗的方式，使得子女逐步习惯了传统的农耕条件下生产和生活方式，能够区别出我们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同，将自己视为家庭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要听爸爸和妈妈的话，并成为最早的自我认同。
在兼业成为农户主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渐渐增多。单亲家庭在过去被理解为离异家庭，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单亲家庭也包含了因配偶工作生活居于两地而造成的父亲或母亲单方带孩子的家庭。随着离乡打工农民愈来愈多，这种单亲家庭成为农村一个普遍现象。在实地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单亲家庭大多为母亲留守照顾孩子。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约束下，孩子母亲既要从事农业生产，又要照顾孩子起居，常常无暇指导孩子学习，也不熟悉教育中的“国情教育、法制教育、纪律教育”意识形态的约束，只能以慈母的社会角色定位，对孩子进行礼俗教育。隔代家庭是指父母为了出外谋生，不能照顾子女，只好把孩子托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管，形成了隔代家庭的结构。随着离乡打工农民愈来愈多，许多原来和老人分家另过的年轻农民，常常又把已经分开的家合并起来，自己外出打工，把子女交给老人照看，形成了隔代家庭。祖父母成为孩子的最直接的“有意义的他人”。祖父母年老体弱，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约束下，同样要从事农业生产，无精力来与孙辈交流，即便想交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只能是按照传统的礼俗方式，来影响孙辈。与父母相比较，祖父母行为中体现的传统生活观念更多，对于学校教育中体现的现代生活观念更为陌生，因而留守子女的自我认同也更为趋向于传统观念的认同。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说：“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4]长辈掌管着教化的权力，因此农户子女就在这种不需要动脑筋去分析礼俗的过程中，逐步成为一个具有传统生活观念的中国人。 2.农村学校教育中农户子女与教师的关系
在接受学校教育时，农户子女必须通过老师的指导，接受学校教育的管理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校园生活方式，并由此认同工业文明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接受渗透着现代化赶超战略的意识形态。
调查显示，在义务教育的小学阶段，几乎占到99%的农户子女都能接受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认同体现了工业文明和意识形态要求的现代生活方式。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农户子女读小学时，在学校时间就是5-7小时，其余时间回到自己的家中。“有意义的他人”依然是父母或祖父母，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分层次的现代生活观念的教育符合小孩子的实际情况。《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5]对于小学生的要求是“从行为习惯养成入手”，公德教育渗透在行为养成教育之中，变得易于实施，也易于接受。三是小学就建立在本村中，不仅生活环境改变不大，而且在学校有一种新鲜好奇的感觉，与小朋友更容易交流，生活更丰富多彩。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尤其是进入高中后，农户子女一般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学校里，与家庭开始疏离。因此，这一时期是农户子女心理最为复杂的阶段：一方面希望在老师中追寻“有意义的他人”，另一方面又很难在老师中确定“有意义的他人”。因为老师有自己的取舍标准，而且学校还对于老师下达各项量化管理和升学率的指标。在这种压力下，老师们常常只能是一丝不苟地、很严肃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很少与学生有较多的情感交流。
老师成为农户子女“有意义的他人”对于农户子女迅速接受现代生活方式，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一般来说，学校老师很难成为农户子女的“有意义的他人”。其一，受“天地君亲师”观念的影响，老师处于尊者位置。其二，在知识和经验上，老师体现了一种权威性。其三，生活方式差别很大，很难形成一种情感交流。其四，学校追求升学率的各项指标和命令，使得老师无暇去与学生建立情感联系。
3.农村学校教育中农户子女与同学的关系
在接受学校教育时，农户子女也常常需要在同学中“寻找有意义的他人”。在他们的同学中，有同样来自于农村的农户子女，也还有来自于城市的同学，这使得他们的自我认同变得异常复杂。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农户子女在同学中寻找“有意义的他人”呈现为两种趋势：一种是与现代社会文化顺应良好的学生，由于各方面都很优秀，会成为“领头羊”，身边的学生扎了堆，且很快形成良好的班风。一种是与现代社会文化顺应不良的学生，往往很少与城市同学沟通，而是在农村同学中，以哥们义气的形式来形成一个群体，抵触并消解学校那种体现了现代社会文化的规章制度和意识形态教育。
在同学中寻找“有意义的他人”建立情感联系，对于农户子弟来说会存在巨大的风险。同学之间所呈现的动态的不稳定性和情感对象的可选择性，都会影响到他们对于现代社会文化的认同。
4.学校中现代生活观念教育对于农户子女的影响
在建设现代化的今天，学校教育还要通过思想教育，渗透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教育内容，以此来培养学生现代生活观念。
调查显示，三县的农户子女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都普遍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熏陶。在兰考，学校经常组织农户子弟到烈士陵园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普定，学校经常进行主题队会，对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在西乡，学校经常聘请相关专业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农户子女只是在学校中认同，而很难把这种观念带回乡村，改变传统的观念。由于不能在互动中寻找到融合路径，因此时间长了，反而把学校接受的这些观念淡忘了。详见图1。
图1 三县农户子女对学校教育中现代生活观念的感受
数据来源：2007年3-4月课题组入户调查。
由此可见，在学校教育中，现代生活观念对于农户子女的社会化发生了一定的作用，至少使他们在学校能认同并接受这样的观念。但是，农户子女在传统的家庭中生成的自我认同，既由社会因素也由经济因素所导致，因而学校单纯的思想灌输和观念教育有很强的局限性，如果农户家庭没有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走出来，两张皮的现象还将持续。而如果农户子女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了在城市就业和发展的机会，这种现代生活观念对于其成长和进步是会发挥巨大作用的。
4.农村教育中现代物质器物对于农户子女的影响
随着现代化的稳步推进，琳琅满目的日用商品、新潮服装、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等现代器物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体现了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学校教育，不仅其教学装备是现代化的，而且其教师和城市学生也广泛使用着新的物质器物，给校园带来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在调研中我们选择的观测点是：农户子女对于享用较多现代物质器物的其他同学的态度。详见图2。
图2三县农户子女对现代物质生活的态度
数据来源：2007年3-4月课题组入户调查。
羡慕者和暗中向他学习者，显然属于认同了现代物质和对象，只是现在没有条件实现，一旦有了条件，这些物质器物也都要有。认为人家有钱应该如此者，其中隐藏的态度是你有你的追求，我有我的追求，我尊重你的选择，同样你也应当尊重我的选择，显示了从小接受的家庭传统生活观念后形成的自信。找机会打击者，显然是羡慕者的一种极端态度，其潜在的态度是因为我没有，就要通过打击的方式，来保持心理的平衡。按此思路来看，认同物质器物的农户子女已经有了一半左右的比例，物质器物对于农户子女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三、农户子女自我认同的困境
农户子女自我认同过程表明自己处于抬巨石时的“矮子困境”中。所谓抬巨石时的“矮子困境”是指这样一种局面：几个人抬一块巨石，如果身高一样，力量大小相近，协同得好，可以顺利抬走，达到目的。而如果其中身高不同，力量大小悬殊，那么同时抬起，此时承重最多的就是个子最矮的人。其一，在与家长的关系中，生成传统稳定自我认同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家庭亦农亦商或亦农亦工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乡土性降低，乡情熟人观念相对被弱化，也使得家长的传统生活观念发生松动，并部分地接受了现代的生活观念。家长对子女的期待是“走出农村，摆脱农门”。但是依赖土地的生产生活环境，使得家长又采取强制性方式进行礼俗教育，导致子女的个性难于发挥。其二，在与学校教师的关系中，教师由于各种升学率量化的指标的逼迫，很难抽出时间满足每个农户子女的那种成长期待，因而教师成为“有意义的他人”的可能性降低了。其三，在与同学的关系中，由于同学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动态的和不稳定的，选择符合自己期待的情感对象的偶然性太大，再加上处于同样的竞争状态，因此找到一个帮助自己的“有意义的他人”，从而获得现代社会文化的自我认同，实在是艰难异常。其四，意识形态的观念在学校可行，但回到农村传统的礼俗社会中，容易失效。其五，现代化的物质器物，诱惑性大于教育性，容易导致农户子女更大的心理不平衡。这种困境最终会加大农村孩子的心理负担，成为无奈的弱者，出现了迷惘、焦虑。 处于“抬巨石矮子困境”中的农户子女其自我认同往往形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积极顺应变化，千方百计地提升自己，“习得”一切现代生活方式，接受一切现代生活观念，包括知识、交往、信仰等等，但是由于这些现代生活观念与传统的“礼俗”教育互相冲突，其内心依然迷惘。第二种类型，逃避现代生活方式而形成自卑心理，并与同类同学扎堆儿，随波逐流，消磨时间，以表面上的“混混”，掩盖内心的迷惘。第三种类型，坚持自己的传统生活观念而不想改变，但在“同化”周围事物的认识中，往往碰钉子，以表面上的固执，掩盖自己内心的焦虑。
四、可能与选择：走出困境的最优策略
1.农村家庭教育对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性
农村家庭教育对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性在于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果不能实现农业产业化，还停留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农户摆脱传统观念的可能性就没有，农户子女在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中就会形成传统的生活观念，在日后的学校教育中，就会出现自我顺应不良的倾向。
胡锦涛同志在安徽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视察时，明确表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6]从学理角度看，这一政策的落实存在着改变小农生产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能够诱发农户传统生活观念转变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在农户子女身上体现出来的农村教育中的传统生活观念才能真正发生现代改变，并为以后的现代社会文化的自我认同奠定基础。
2.学校教师帮助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性
从农村中小学校的师生比来看，存在着可能性。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7》的数据[7]，在2006年，我国农村普通高中的学生与专任教师比率为18.28：1，普通初中的学生与专任教师比率为17.10：1。这种生师比率，给了普通中学专任教师较大的师生交流空间。但是，为何部分农户子女很难在学校教师中寻找到“有意义的他人”？在调查访谈中我们了解到，许多教师反映是“教师由于各种升学率量化的指标的逼迫”，造成了他们无暇与学生进行深入的交流。尤其是专任教师中的科任老师，上完课就走，与学生的关系限于专业知识的传授，很难深入到学生的内心世界并成为学生可以倾诉的“有意义的他人”。如果科任教师把知识传授与“学做人”结合起来，浇树浇根，教人交心，教师就可能成为农户子女的“有意义的他人”，有助于农户子弟较为顺利地获得现代社会文化的自我认同。
3.同学之间相处促使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性
同学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易变的，也是竞争性的。相较于农户子女在老师中寻找“有意义的他人”，偶然性要大得多而可能性要小得多。与同学相处形成现代社会文化自我认同的可能性，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与现代社会文化顺应良好的领头同学。如果学校在班级构成中废除按成绩编班的做法，而是参照德智体美劳综合指标，采取均衡编班办法，可能会更好地促进农户子女在同学中找到有利于自己向上发展的“有意义的他人”，较好地认同现代社会文化，形成健康的精神状态。
4.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促使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性
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形成现代文化人格，具有直接的作用。但是，农户子女感觉到在学校行得通而回到家又成为老样子，说明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脱离农村实际的局限性。如果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村改革的村情和乡情实际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利用假期或者课余时间进行村情、乡情和县情访谈，这样就能有效地改变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村实际的脱节问题。
5.现代物质和器物促使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性
琳琅满目的日用商品、吸引眼球的新潮服装、方便快捷的通讯工具和能够连接世界的互联网，无疑会冲击着走进学校的农户子女。这些物质和器物是双刃剑，一方面最直接地促使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改变农户子女的传统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农户子女更大的心理不平衡，并成为躭于享乐疏离现代社会文化的载体。但是，如果学校教育中的硬件配置跟上去，通过多媒体的教学设施，来开展教学活动，通过互联网来开展交心交谈活动，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这些现代物质器物就具有了促使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正面效应。
总之，促使农户子弟较好地认同现代社会文化，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因传统的生活观念和现代生活观念冲突中所产生的迷惘焦虑的最优可能策略是：中央政府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使得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加强科任老师与学生的情感联系，参照德智体美劳综合指标采取均衡编班办法，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村改革的村情和乡情实际结合起来，建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学校教育的现代教学设备体系，破除农户子女对于现代器物的神秘感，有助于他们顺利完成观念上的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吴文藻.论文化表格[A].谢立中.中国社会学经典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9.
[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
[3]安东尼·J·马塞拉，乔治·德沃斯，许烺光. 文化与自我[M].九歌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276-277.256.
[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05.
[5]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1.
[6]孙承斌.江淮金秋话农事--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农村考察纪实[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01/content_10137008.htm，2008-10-01.
[7]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7[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297.
【作者简介】
李 锐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社会学研究。
[关键词]农村；基础教育；农户子女；自我认同
吴文藻先生在论述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时曾这样说：“各个人对其本团体的文化所迫切要求者，不在文化总量的加多，而在内心生活的增长。对于一团体中各个人内心生活的需求，能够予以充分的满足者，始能谓之真文化。”[1]因此，关注农户子女的自我认同问题，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一、观察农户子女自我认同的理论范式
自我，是在当今社会文化剧烈转型的情况下，用以解释、描述、预测以至于最终控制人类行为异常的一个基本概念。按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自我就是自己，因为自我是“相继的意识状态的主体。现代心理学中，‘自己’这一概念已替代了早先的心灵概念。”自我认同这一概念的逻辑假定是每个人都是具有“反思性知觉”的存在，因而自我认同的含义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其核心特征是“反思性”，并采用反身代词“Self”来界定自我认同，如安东尼·吉登斯等人 [2]。
美国社会学家戈德温·C·丘（Godwin C·Chu） 提出了一个由社会行为来观测自我认同精神现象的范式。戈德温·C·丘认为：自我认同是理解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自我“可以概括为一种角色结构，这种角色结构呈现为对自我--他人的期待关系，可通过自我--他人的交互作用加以观察。自我认同从与有意义的他人的交互作用中生发出来，他一方面受物质和对象的调节，另一方面又受观念、信仰和价值观念的调节”[3]。在具体的分析层面上， 戈德温·C·丘指出要从三个层面来把握自我认同：（1）“有意义的他人”， 即“存在于自我的社会环境中的许多其他个人，自我经常以各种各样的角色关系与他们进行交互作用”，所以“有意义”是指“个人对自己在与他人相互作用时的行为所抱有的基本期待”，同时也是其文化心理中所认同的他人；（2）物质和器物“存在于自我的物质环境中，维系着个人的生存，并通过技术的扩充支持和调节着个人的社会关系”；（3）思想观念“包括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这些思想观念影响着自我对其社会环境与物质环境进行感知和作出反应的方式，同时又决定着人们在触及到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个人物质环境中的物质和对象处理时，把两者中哪一个放在首位”[3]p256。其中“有意义的他人”要素对于自我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物质和对象”、“思想和观念”的要素对于自我形成起调节作用。
借用戈德温·C·丘的理论范式，我们可以集中地分析农户子女在农村教育中与家长的关系、与教师的关系、与同学的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和与现代物质和器物的关系，由此观察他们的自我认同；同时，在论据使用上，以访谈与观察为主，以补充说明的数据统计分析为辅。
二、农户子女的自我认同
课题组于2007年3月20至4月27日，在地处平原的河南兰考县、地处山地的陕西西乡县和地处高原的贵州普定县，展开了农村教育调研。在调研中我们注意到：农户子女开始是通过与农村自然环境、与父母亲及亲属的关系来建立与世界的联系的。这些联系内化并被认同后，就成为其“自我”的一部分。离开家庭进入小学和中学后，他们开始了“社会化”过程，被灌输许多新的体现了现代化要求的生活观念，渐渐获得角色、文化等社会属性。这种传统与现代生活观念的“二元对立”，势必造成农户子女在现代化过程中自我认同的困境：迷惘不安和无所适从。
1.农村家庭教育中农户子女与家长的关系
三县六村农户子女在接受家庭教育时，“有意义的他人”就是父母，“物质和对象”是周围的山水、田地和农作物，“思想和观念”受到天地君亲师的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父母的温情和言传身教，以礼俗的方式，使得子女逐步习惯了传统的农耕条件下生产和生活方式，能够区别出我们家庭与其他家庭的不同，将自己视为家庭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要听爸爸和妈妈的话，并成为最早的自我认同。
在兼业成为农户主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渐渐增多。单亲家庭在过去被理解为离异家庭，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单亲家庭也包含了因配偶工作生活居于两地而造成的父亲或母亲单方带孩子的家庭。随着离乡打工农民愈来愈多，这种单亲家庭成为农村一个普遍现象。在实地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单亲家庭大多为母亲留守照顾孩子。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约束下，孩子母亲既要从事农业生产，又要照顾孩子起居，常常无暇指导孩子学习，也不熟悉教育中的“国情教育、法制教育、纪律教育”意识形态的约束，只能以慈母的社会角色定位，对孩子进行礼俗教育。隔代家庭是指父母为了出外谋生，不能照顾子女，只好把孩子托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管，形成了隔代家庭的结构。随着离乡打工农民愈来愈多，许多原来和老人分家另过的年轻农民，常常又把已经分开的家合并起来，自己外出打工，把子女交给老人照看，形成了隔代家庭。祖父母成为孩子的最直接的“有意义的他人”。祖父母年老体弱，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约束下，同样要从事农业生产，无精力来与孙辈交流，即便想交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只能是按照传统的礼俗方式，来影响孙辈。与父母相比较，祖父母行为中体现的传统生活观念更多，对于学校教育中体现的现代生活观念更为陌生，因而留守子女的自我认同也更为趋向于传统观念的认同。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说：“孩子碰着的不是一个为他方便而设下的世界，而是一个为成人们方便所布置下的园地。他闯入进来，并没有带着创立新秩序的力量，可是又没有个服从旧秩序的心愿。”[4]长辈掌管着教化的权力，因此农户子女就在这种不需要动脑筋去分析礼俗的过程中，逐步成为一个具有传统生活观念的中国人。 2.农村学校教育中农户子女与教师的关系
在接受学校教育时，农户子女必须通过老师的指导，接受学校教育的管理方式、教学内容和方法、校园生活方式，并由此认同工业文明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接受渗透着现代化赶超战略的意识形态。
调查显示，在义务教育的小学阶段，几乎占到99%的农户子女都能接受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认同体现了工业文明和意识形态要求的现代生活方式。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农户子女读小学时，在学校时间就是5-7小时，其余时间回到自己的家中。“有意义的他人”依然是父母或祖父母，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二是分层次的现代生活观念的教育符合小孩子的实际情况。《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5]对于小学生的要求是“从行为习惯养成入手”，公德教育渗透在行为养成教育之中，变得易于实施，也易于接受。三是小学就建立在本村中，不仅生活环境改变不大，而且在学校有一种新鲜好奇的感觉，与小朋友更容易交流，生活更丰富多彩。
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尤其是进入高中后，农户子女一般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学校里，与家庭开始疏离。因此，这一时期是农户子女心理最为复杂的阶段：一方面希望在老师中追寻“有意义的他人”，另一方面又很难在老师中确定“有意义的他人”。因为老师有自己的取舍标准，而且学校还对于老师下达各项量化管理和升学率的指标。在这种压力下，老师们常常只能是一丝不苟地、很严肃地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很少与学生有较多的情感交流。
老师成为农户子女“有意义的他人”对于农户子女迅速接受现代生活方式，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一般来说，学校老师很难成为农户子女的“有意义的他人”。其一，受“天地君亲师”观念的影响，老师处于尊者位置。其二，在知识和经验上，老师体现了一种权威性。其三，生活方式差别很大，很难形成一种情感交流。其四，学校追求升学率的各项指标和命令，使得老师无暇去与学生建立情感联系。
3.农村学校教育中农户子女与同学的关系
在接受学校教育时，农户子女也常常需要在同学中“寻找有意义的他人”。在他们的同学中，有同样来自于农村的农户子女，也还有来自于城市的同学，这使得他们的自我认同变得异常复杂。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农户子女在同学中寻找“有意义的他人”呈现为两种趋势：一种是与现代社会文化顺应良好的学生，由于各方面都很优秀，会成为“领头羊”，身边的学生扎了堆，且很快形成良好的班风。一种是与现代社会文化顺应不良的学生，往往很少与城市同学沟通，而是在农村同学中，以哥们义气的形式来形成一个群体，抵触并消解学校那种体现了现代社会文化的规章制度和意识形态教育。
在同学中寻找“有意义的他人”建立情感联系，对于农户子弟来说会存在巨大的风险。同学之间所呈现的动态的不稳定性和情感对象的可选择性，都会影响到他们对于现代社会文化的认同。
4.学校中现代生活观念教育对于农户子女的影响
在建设现代化的今天，学校教育还要通过思想教育，渗透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教育内容，以此来培养学生现代生活观念。
调查显示，三县的农户子女在各级各类学校中，都普遍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熏陶。在兰考，学校经常组织农户子弟到烈士陵园去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在普定，学校经常进行主题队会，对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在西乡，学校经常聘请相关专业人员进行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农户子女只是在学校中认同，而很难把这种观念带回乡村，改变传统的观念。由于不能在互动中寻找到融合路径，因此时间长了，反而把学校接受的这些观念淡忘了。详见图1。
图1 三县农户子女对学校教育中现代生活观念的感受
数据来源：2007年3-4月课题组入户调查。
由此可见，在学校教育中，现代生活观念对于农户子女的社会化发生了一定的作用，至少使他们在学校能认同并接受这样的观念。但是，农户子女在传统的家庭中生成的自我认同，既由社会因素也由经济因素所导致，因而学校单纯的思想灌输和观念教育有很强的局限性，如果农户家庭没有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走出来，两张皮的现象还将持续。而如果农户子女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了在城市就业和发展的机会，这种现代生活观念对于其成长和进步是会发挥巨大作用的。
4.农村教育中现代物质器物对于农户子女的影响
随着现代化的稳步推进，琳琅满目的日用商品、新潮服装、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等现代器物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体现了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学校教育，不仅其教学装备是现代化的，而且其教师和城市学生也广泛使用着新的物质器物，给校园带来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在调研中我们选择的观测点是：农户子女对于享用较多现代物质器物的其他同学的态度。详见图2。
图2三县农户子女对现代物质生活的态度
数据来源：2007年3-4月课题组入户调查。
羡慕者和暗中向他学习者，显然属于认同了现代物质和对象，只是现在没有条件实现，一旦有了条件，这些物质器物也都要有。认为人家有钱应该如此者，其中隐藏的态度是你有你的追求，我有我的追求，我尊重你的选择，同样你也应当尊重我的选择，显示了从小接受的家庭传统生活观念后形成的自信。找机会打击者，显然是羡慕者的一种极端态度，其潜在的态度是因为我没有，就要通过打击的方式，来保持心理的平衡。按此思路来看，认同物质器物的农户子女已经有了一半左右的比例，物质器物对于农户子女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三、农户子女自我认同的困境
农户子女自我认同过程表明自己处于抬巨石时的“矮子困境”中。所谓抬巨石时的“矮子困境”是指这样一种局面：几个人抬一块巨石，如果身高一样，力量大小相近，协同得好，可以顺利抬走，达到目的。而如果其中身高不同，力量大小悬殊，那么同时抬起，此时承重最多的就是个子最矮的人。其一，在与家长的关系中，生成传统稳定自我认同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家庭亦农亦商或亦农亦工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乡土性降低，乡情熟人观念相对被弱化，也使得家长的传统生活观念发生松动，并部分地接受了现代的生活观念。家长对子女的期待是“走出农村，摆脱农门”。但是依赖土地的生产生活环境，使得家长又采取强制性方式进行礼俗教育，导致子女的个性难于发挥。其二，在与学校教师的关系中，教师由于各种升学率量化的指标的逼迫，很难抽出时间满足每个农户子女的那种成长期待，因而教师成为“有意义的他人”的可能性降低了。其三，在与同学的关系中，由于同学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动态的和不稳定的，选择符合自己期待的情感对象的偶然性太大，再加上处于同样的竞争状态，因此找到一个帮助自己的“有意义的他人”，从而获得现代社会文化的自我认同，实在是艰难异常。其四，意识形态的观念在学校可行，但回到农村传统的礼俗社会中，容易失效。其五，现代化的物质器物，诱惑性大于教育性，容易导致农户子女更大的心理不平衡。这种困境最终会加大农村孩子的心理负担，成为无奈的弱者，出现了迷惘、焦虑。 处于“抬巨石矮子困境”中的农户子女其自我认同往往形成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积极顺应变化，千方百计地提升自己，“习得”一切现代生活方式，接受一切现代生活观念，包括知识、交往、信仰等等，但是由于这些现代生活观念与传统的“礼俗”教育互相冲突，其内心依然迷惘。第二种类型，逃避现代生活方式而形成自卑心理，并与同类同学扎堆儿，随波逐流，消磨时间，以表面上的“混混”，掩盖内心的迷惘。第三种类型，坚持自己的传统生活观念而不想改变，但在“同化”周围事物的认识中，往往碰钉子，以表面上的固执，掩盖自己内心的焦虑。
四、可能与选择：走出困境的最优策略
1.农村家庭教育对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性
农村家庭教育对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性在于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果不能实现农业产业化，还停留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农户摆脱传统观念的可能性就没有，农户子女在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中就会形成传统的生活观念，在日后的学校教育中，就会出现自我顺应不良的倾向。
胡锦涛同志在安徽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视察时，明确表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6]从学理角度看，这一政策的落实存在着改变小农生产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能够诱发农户传统生活观念转变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在农户子女身上体现出来的农村教育中的传统生活观念才能真正发生现代改变，并为以后的现代社会文化的自我认同奠定基础。
2.学校教师帮助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性
从农村中小学校的师生比来看，存在着可能性。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7》的数据[7]，在2006年，我国农村普通高中的学生与专任教师比率为18.28：1，普通初中的学生与专任教师比率为17.10：1。这种生师比率，给了普通中学专任教师较大的师生交流空间。但是，为何部分农户子女很难在学校教师中寻找到“有意义的他人”？在调查访谈中我们了解到，许多教师反映是“教师由于各种升学率量化的指标的逼迫”，造成了他们无暇与学生进行深入的交流。尤其是专任教师中的科任老师，上完课就走，与学生的关系限于专业知识的传授，很难深入到学生的内心世界并成为学生可以倾诉的“有意义的他人”。如果科任教师把知识传授与“学做人”结合起来，浇树浇根，教人交心，教师就可能成为农户子女的“有意义的他人”，有助于农户子弟较为顺利地获得现代社会文化的自我认同。
3.同学之间相处促使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性
同学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易变的，也是竞争性的。相较于农户子女在老师中寻找“有意义的他人”，偶然性要大得多而可能性要小得多。与同学相处形成现代社会文化自我认同的可能性，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与现代社会文化顺应良好的领头同学。如果学校在班级构成中废除按成绩编班的做法，而是参照德智体美劳综合指标，采取均衡编班办法，可能会更好地促进农户子女在同学中找到有利于自己向上发展的“有意义的他人”，较好地认同现代社会文化，形成健康的精神状态。
4.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促使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性
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树立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形成现代文化人格，具有直接的作用。但是，农户子女感觉到在学校行得通而回到家又成为老样子，说明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脱离农村实际的局限性。如果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村改革的村情和乡情实际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利用假期或者课余时间进行村情、乡情和县情访谈，这样就能有效地改变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村实际的脱节问题。
5.现代物质和器物促使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可能性
琳琅满目的日用商品、吸引眼球的新潮服装、方便快捷的通讯工具和能够连接世界的互联网，无疑会冲击着走进学校的农户子女。这些物质和器物是双刃剑，一方面最直接地促使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改变农户子女的传统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农户子女更大的心理不平衡，并成为躭于享乐疏离现代社会文化的载体。但是，如果学校教育中的硬件配置跟上去，通过多媒体的教学设施，来开展教学活动，通过互联网来开展交心交谈活动，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这些现代物质器物就具有了促使农户子女认同现代社会文化的正面效应。
总之，促使农户子弟较好地认同现代社会文化，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因传统的生活观念和现代生活观念冲突中所产生的迷惘焦虑的最优可能策略是：中央政府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使得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现代化，加强科任老师与学生的情感联系，参照德智体美劳综合指标采取均衡编班办法，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村改革的村情和乡情实际结合起来，建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学校教育的现代教学设备体系，破除农户子女对于现代器物的神秘感，有助于他们顺利完成观念上的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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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05.
[5]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1.
[6]孙承斌.江淮金秋话农事--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农村考察纪实[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0/01/content_10137008.htm，2008-10-01.
[7]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7[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297.
【作者简介】
李 锐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