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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事件之后，“现在很多百姓动不动就以瓮安事件威胁干部”，维稳成为贵州各级政府及政法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
2008年，贵州瓮安“6·28事件”震惊中外。“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当时的表态令国人意外，“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在瓮安事件发生前的6月15日，贵州德江县城郊发现一具高三学生男尸。死者母亲到县城街上举牌喊冤，短时间引来上千群众围观。当地警方迅速澄清该生自缢事实真相，引导社会舆论，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赞扬，并获得一笔奖金。
然而戏剧性的是，就在处理群众性突发事件的“德江经验”被广为推崇不久后的2009年2月8日，德江却又发生了一起因春节舞龙而造成2000多人围堵县政府的事件，导致部分干警和群众受伤。
在瓮安事件发生之前，贵州已出现多起“事关稳定”的群体性事件，而其后，贵州面临的情况则是：“现在很多百姓动不动就以瓮安事件威胁干部”，接受记者采访的几名贵州乡镇干部均如此表示。
省委书记的反思
已从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岗位退休的刘子富，因为瓮安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前往瓮安采访了3天，回到贵阳后，提笔写了两页报告，送交省委书记石宗源。
“我在报告中说，执政党要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不要把群众找政府、找公安提出诉求就当成闹事。我还比较明确地提出一个观点：新时期新阶段，还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执政党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随后，石宗源约见刘子富长谈，“谈他的思考和处理过程，还给我看了他的8条批示和其他材料”。 刘子富打算重返瓮安做深入采访的想法得到了石宗源的支持，并安排人向瓮安县委打招呼。刘子富采访完后，开始是打算给省委写个调研报告，后来索性写成《新群体事件观》一书，直接送交石宗源审阅，目前已公开出版。
贵州在反思瓮安事件时，启动了干部问责制，石宗源批评瓮安县委书记王勤的情况汇报“自我批评少、解释情节过程多，分析原因少”。随后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县公安局长等大批干部被免职。
履新前的县委书记龙长春，是铜仁地区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龙长春另一个身份是黔南州委常委，兼任一个偏远县的县委书记，并不多见。此前，龙长春主政松桃县时，在治理当地复杂的治安局面和枪患上，以“铁腕”风格广受关注。
瓮安县城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抓不好，无法奔小康。有分析认为，瓮安“仇富、仇宫、仇警”的情绪愈演愈烈，“鱼水关系”逐渐演变为“水火关系”。
关于干群关系的矛盾，瓮安县副县长肖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官员的回避，导致小事变大，大事变难，难事变乱——瓮安的年发刑事案件达到数百起，破案率却仅为50％左右，当地执法部门的不作为被认为是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在今年“两会”期间，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副省长禄智明、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均对瓮安事件发表了看法。
石宗源说，在处理这类事件时得到了许多经验：一是坚持信息透明。要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准确的信息全面地让媒体知道，并借助媒体力量披露事件真相和细节，这样做是大有益处的。二是启动舆论监督系统。“说到底，舆论监督就是人民的监督，我至今仍然这么认为。”三是启动问责制。过去，对这类事件的说法已经形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的公式，我们打破了这样的公式，实事求是地强基固本，铺设平安和谐之路。
按照刘子富的观点，瓮安事件充分暴露了在我国“欠发达、欠开发”的地区，仍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和牺牲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走不通；充分暴露当地党委、政府在矛盾凸现期、社会管理探索期，回避社会各种矛盾，社会管理软弱无力，面对突发性群体事件，丢掉了“现场第一原则”，甚至束手无策的“软肋”。
2009年3月，瓮安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这些当官的确实比以前好了，过去办个事要拖几天，现在去了就给办，以前他们态度不好，现在比较客气。”
“炸弹式”大接访能解决多少问题?
贵州是矿产资源大省，多种矿产储量排全国前列，且素以“西南煤海”著称。随着矿产价格大幅度上涨，矿业成为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
矿老板赚鼓了腰包，政府有税收入账，而普通群众特别是资源富集地的农民，不仅没有受惠，反而“守着矿山没钱赚”，山清水秀的家园，也被毁损得百孔千疮。对此，“涉法涉诉的问题，企业改制的问题，矿产资源引发的矛盾纠纷在贵州表现得十分突出”，贵州省信访局局长潘健表示。
2007年涉法涉诉的信访问题在全国人大转来贵州省的信访件中占80％，中央信访联席会议交办贵州省的非正常上访人员中涉法涉诉的占40％；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贵州省到北京上访的人员中，涉法涉诉的上访占61.62％。
瓮安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正值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要求在全国展开“县委书记大接访”。
几天后的7月3日，瓮安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石宗源就提出一个变革性的要求——“变上访为下访”，契机正是“县委书记大接访”。
自此，熄灭民怨被贵州各级政府推上日程。
根据公开的资料，贵州各级政府的力度不可谓不大：黔南州拟定了全州12县(市)和200多个乡(镇)领导接访值班表；黔东南州把原每月15日的党政领导接访日调整为每月1日和15日两次接待群众；贵阳市则把“大接访”活动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作为提拔任用干部的主要依据，在大接访活动中严格实行责任倒查；遵义市实行“谁接待、谁包案”责任制，直至信访问题解决；铜仁地区重点抓干部下访，接案后限时办理。
在县委书记大接访的同时，贵州省政法委也在全省开展各级政法机关领导集中大接访活动，大接访首日，省公检法司“四长”亲自接访。
“群众信访问题是我们对人民群众亏欠的感情债、法制债、经济债。”4年前，尚在安徽省公安厅任厅长的崔亚东就发表看法，开门接访暴露了公安机关在执法工作、治安管理和队伍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2008年11月28日，全省基层“平安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崔亚东严肃地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官员大接访结束不久，2008年12月4日，贵州省公安厅又对外发布，将在全省公安机关全面开展“进村入户大走访、警民和谐促平安”实践活动。“无论多远，路多难走，我们都_必须去。”赫章县公安局政工科科长闵义告 诉记者。
余庆是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既无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也无工业支撑。多年来，刑事发案率控制在万分之五以内，在贵州被认定为学习典范。
2006年以来，余庆发生了多起群体性事件，但是都被有效控制。2008年7月3日，该县白泥镇发生一起孕妇非正常死亡事件，家属围堵医院。此事发生在瓮安事件不到一周，对县长宋晓路的触动很大，他反复酝酿后，在新浪网开了一个博客，让群众直接留言，宋晓路亲自回复。“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降低百姓的上访成本，二是避免百姓当面有顾虑，”宋晓路对记者说，“虽然很累，有时加班到深夜，但为了民意畅通，我无所谓了。”
“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内部，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这是2008年下半年贵州各种会议上反复提到的一句话。
按照公开的数字，贵州各地政法机关的大接访、大走访显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2008年全年，贵州省全省政法机关共接待来访群众13482件32852人；处理信访积案4000余件，上访人停访息诉2336件。各地各部门自排1019人，已息访806人。
然而大接访、大走访显然并非万能钥匙。贵州省副省长禄智明在今年“两会”期间就表示，大接访是为了“给老百姓一个说话的机会，给他们一个发泄情绪的渠道”。而这样的渠道，并不仅仅是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的短时间内才由政府进行“炸弹式”集中提供的，应该长期向老百姓开放。
一位地方官员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关于基层官员的问责制，无论是治安问责，还是安全问责，都不是很科学。“比如，有关部门办出探矿证，地方官员都不知道，突然出了事故，又要问责地方官员。”这位县级官员说，在贵州基本没有出现干不好被免职的官员，更多是因为事故被免职的官员。
扫黑除恶如何稳定治安?
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是，2008年上半年，贵州全省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上升了40.44％，暴力犯罪、重大恶性案件突出。
“6·28”事件发生后，贵州警方调查认为，瓮安的一些黑恶势力、帮会成员参与了打、砸、抢、烧。于是迅速摧毁“玉山帮”等5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和7个恶势力团伙，抓获成员265人。
为了稳定社会治安，从2008年7月起，贵州又在全省开展以“打黑除恶”为龙头的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从省政法委、省公、检、法、司、安等部门抽调30余人组成了省“打黑除恶”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投入专项经费近千万元。
作为公安厅长，崔亚东的说法是：“对黑恶势力要始终坚持露头就打、打早打小、斩革除根、除恶务尽。”公安之外，贵州省高院常务副院长侯建英在一次会议上也明确表示，哪里有黑恶势力，法院就在哪里重拳出击。
省会贵阳，2008年一年，公安系统就开展了14次大规模集中统一行动，300余次滚动式小出击，出动警力约10万余人次，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8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00多个。
2008年全年，贵州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29936人，提起公诉30020人。共立案侦查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227件259人，其中，行政执法人员154件176人，司法人员73件83人。
而根据公安部门的报告，2008年1至11月，贵州全省侦破了都匀市“平桥帮”、开阳县“花梨帮”等黑社会性质组织19爪，抓获涉案成员850人；打掉恶势力团伙200个。抓获成员1468人。其中，查出包庇、纵容甚至直接参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4名。查封、冻结涉黑资金1433万元，缴获枪支18支。
瓮安事件之后，贵州政法公安部门加强社会控制，稳定社会治安的努力，按照其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然政绩斐然。
“贵州省88个县市，如果按平均数计算，每个县已经打掉了两个以上的黑恶势力组织，而且一个团伙平均20名犯罪分子，已经有2000多人。这个力度已经很大了”。一名跑公安口的贵州记者如此评价。
与此同时，贵州也在加强对公共应急事件的处理与控制力度。这些事件显然仍旧被一些政府官员当作“恶性事件”，或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严防死守，整治方式在瓮安事件之后，也异常果断。
2008年11月5日，患儿周佳旺到六盘水市妇幼保健院就诊后死亡，11月7日，其家属将其尸体停放在病房并在病房和医院大厅燃放鞭炮、摆放花圈、焚烧纸钱、大哭大闹，张贴小传单、封堵医院出入口。尽管六盘水市政府尽力劝解，其家属仍拒绝尸检，反而准备了汽油准备焚烧医院。
根据地方媒体报道：六盘水市的处理方法是，果断采取措施，制止死者家属点燃汽油，并依法分别对事件责任人进行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和批评教育。
2009年初，遵义市中心城区发生了多起堵塞道路交通的事件。1月21日，遵义市公安局召开的维稳新闻发布会上，副局长张大强明确表示，遵义警方将依法对随意堵路的人员采取强制带离、驱散和治安拘留等措施。同时，对阻碍执行公务的人员或者不听劝阻的人员以及故意制造事端，煽动、组织堵塞交通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犯罪人员，遵义警方将依法严肃处理。
2009年2月7日，印江县合水镇亚子坝村尧上组村民杨某的母亲去世后，准备将母亲下葬在自家的山林地中，而附近的村民却以山林不属于杨某而阻止下葬，两个村民组近300名村民聚集在一起，准备发生群体械斗事件。当地政府获知此事后，经过近14个小时的劝说，双方达成协议，事态平息。
检索2008年及2009年初的贵州媒体，类似“打黑除恶”，或某地成功处理某起事件，皆被作为正面典型陆续报道，构成了瓮安事件之后，贵州维稳政绩的重要部分。
维稳力量的自身困境
刘子富的书中记载了一件事：去年8月，一名吸毒并自称是艾滋病患者的人员，来到瓮安县公安局大门前用刀将手腕划破，以死威胁，高喊“公安局不公道”引来上百人围观。刚刚经历了“6·28”事件的当班民警心存疑虑，一时不知如何处置。
瓮安县公安局新任政委周胜立即赶到现场，面对当事人，严厉指出：“吸毒人员到公安机关无理取闹，这种错误行为一定要受到惩罚!”并喝令他立即把刀放，不然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吸毒人员乖乖地放下了手中的刀，答应不再无理取闹。围观群众随即散去。
“敢于面对当事人，就能有效控制事态。”刘子富说，瓮安党政干部现在把弦绷得很紧，但具体到实践层面，还需要系统的培训。
而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则认为，公安队伍还存在不少适应的问题，一些问题在个别地方、个别人身上表现比较严重，政权意识差，宗旨意识不强，法制理念不牢固，执法中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 作为，执法能力较差，内部管理松散。崔亚东用了一个句子来形容公安内部严重违法违纪案件：“有些是惊天动地，有些骇人听闻。”
刘子富在书中写到：反思瓮安“6·28”事件，瓮安原县委、县政府领导、党政机关干部及公检法司干警，用习惯的管、卡、压老办法，对群众的诉求，不管合理不合理都冷漠相待，处理方式简单粗暴，不仅没有化解矛盾，反而激化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省从2008年8月7日起，在全省公安机关开展队伍集中教育整顿活动。这与全国县级公安局长轮训的工作恰好合拍。
2008年12月11日，贵州省88个县(市、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聚集贵阳，集中学习如何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崔亚东并提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应把握好“教育疏导、防止激化”、“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慎用警械和武器”等六大原则。
2009年3月23日，省公安厅破例举行全省公安机关基层科所队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三项建设”专题培训班。
“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培训活动，在我省公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崔亚东说，公安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是制约贵州公安工作发展的最大“瓶颈”，全省3000余名基层科所队长将陆续参加培训班的学习。
与此同时，内部的各种困扰也凸现出来。武警贵州总队原副政委童明智说，贵州目前的警力不足，布控不到点，是治安状况不好的原因之一。要建立一套预防犯罪防范机制，毕竟严打、阶段性整治只是短期的，时间一过功能也就丧失了。只有一整套的方案，改“抓一阵”为“长期抓”，才能保证治安环境的真正改善。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贵州省1545个乡镇(街道)仅有477个乡镇(街道)配备了综治办副主任，全省平均每个乡镇(街道)综治干部1.37人。
“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增加综治经费的投入，但从目前来看，治安防范经费、群防群治经费等缺口仍然较大。”崔亚东说。
《贵州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第四个五年规范及实施方案》规定：市(州、地)按人均不低于0.5元的标准，县(区)按人均不低于1元的标准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尽管如此，据2008年统计，贵州省仍有5个地(州)、24个县(区)没有列入财政预算，有的虽然纳入预算，但标准很低。
崔亚东在3月9日接受央视专访时透露，对贵州而言，今年维稳的最主要任务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要防止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二是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和城市就业等方面的矛盾突出，可能会引起刑事案件和治安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案件更加高发，打击犯罪、侦查破案、治安防范这方面的任务也会更加严峻；三是受到这些矛盾和治安问题的影响，可能还会引发其他方面一些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对此今年要重点防范和注意。
贵州的维稳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2008年，贵州瓮安“6·28事件”震惊中外。“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当时的表态令国人意外，“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
在瓮安事件发生前的6月15日，贵州德江县城郊发现一具高三学生男尸。死者母亲到县城街上举牌喊冤，短时间引来上千群众围观。当地警方迅速澄清该生自缢事实真相，引导社会舆论，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赞扬，并获得一笔奖金。
然而戏剧性的是，就在处理群众性突发事件的“德江经验”被广为推崇不久后的2009年2月8日，德江却又发生了一起因春节舞龙而造成2000多人围堵县政府的事件，导致部分干警和群众受伤。
在瓮安事件发生之前，贵州已出现多起“事关稳定”的群体性事件，而其后，贵州面临的情况则是：“现在很多百姓动不动就以瓮安事件威胁干部”，接受记者采访的几名贵州乡镇干部均如此表示。
省委书记的反思
已从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岗位退休的刘子富，因为瓮安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前往瓮安采访了3天，回到贵阳后，提笔写了两页报告，送交省委书记石宗源。
“我在报告中说，执政党要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不要把群众找政府、找公安提出诉求就当成闹事。我还比较明确地提出一个观点：新时期新阶段，还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执政党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随后，石宗源约见刘子富长谈，“谈他的思考和处理过程，还给我看了他的8条批示和其他材料”。 刘子富打算重返瓮安做深入采访的想法得到了石宗源的支持，并安排人向瓮安县委打招呼。刘子富采访完后，开始是打算给省委写个调研报告，后来索性写成《新群体事件观》一书，直接送交石宗源审阅，目前已公开出版。
贵州在反思瓮安事件时，启动了干部问责制，石宗源批评瓮安县委书记王勤的情况汇报“自我批评少、解释情节过程多，分析原因少”。随后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县公安局长等大批干部被免职。
履新前的县委书记龙长春，是铜仁地区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龙长春另一个身份是黔南州委常委，兼任一个偏远县的县委书记，并不多见。此前，龙长春主政松桃县时，在治理当地复杂的治安局面和枪患上，以“铁腕”风格广受关注。
瓮安县城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抓不好，无法奔小康。有分析认为，瓮安“仇富、仇宫、仇警”的情绪愈演愈烈，“鱼水关系”逐渐演变为“水火关系”。
关于干群关系的矛盾，瓮安县副县长肖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官员的回避，导致小事变大，大事变难，难事变乱——瓮安的年发刑事案件达到数百起，破案率却仅为50％左右，当地执法部门的不作为被认为是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在今年“两会”期间，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副省长禄智明、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均对瓮安事件发表了看法。
石宗源说，在处理这类事件时得到了许多经验：一是坚持信息透明。要在第一时间把真实、准确的信息全面地让媒体知道，并借助媒体力量披露事件真相和细节，这样做是大有益处的。二是启动舆论监督系统。“说到底，舆论监督就是人民的监督，我至今仍然这么认为。”三是启动问责制。过去，对这类事件的说法已经形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的公式，我们打破了这样的公式，实事求是地强基固本，铺设平安和谐之路。
按照刘子富的观点，瓮安事件充分暴露了在我国“欠发达、欠开发”的地区，仍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和牺牲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走不通；充分暴露当地党委、政府在矛盾凸现期、社会管理探索期，回避社会各种矛盾，社会管理软弱无力，面对突发性群体事件，丢掉了“现场第一原则”，甚至束手无策的“软肋”。
2009年3月，瓮安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对记者说：“这些当官的确实比以前好了，过去办个事要拖几天，现在去了就给办，以前他们态度不好，现在比较客气。”
“炸弹式”大接访能解决多少问题?
贵州是矿产资源大省，多种矿产储量排全国前列，且素以“西南煤海”著称。随着矿产价格大幅度上涨，矿业成为拉动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因素。
矿老板赚鼓了腰包，政府有税收入账，而普通群众特别是资源富集地的农民，不仅没有受惠，反而“守着矿山没钱赚”，山清水秀的家园，也被毁损得百孔千疮。对此，“涉法涉诉的问题，企业改制的问题，矿产资源引发的矛盾纠纷在贵州表现得十分突出”，贵州省信访局局长潘健表示。
2007年涉法涉诉的信访问题在全国人大转来贵州省的信访件中占80％，中央信访联席会议交办贵州省的非正常上访人员中涉法涉诉的占40％；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贵州省到北京上访的人员中，涉法涉诉的上访占61.62％。
瓮安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正值全国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召开，要求在全国展开“县委书记大接访”。
几天后的7月3日，瓮安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石宗源就提出一个变革性的要求——“变上访为下访”，契机正是“县委书记大接访”。
自此，熄灭民怨被贵州各级政府推上日程。
根据公开的资料，贵州各级政府的力度不可谓不大：黔南州拟定了全州12县(市)和200多个乡(镇)领导接访值班表；黔东南州把原每月15日的党政领导接访日调整为每月1日和15日两次接待群众；贵阳市则把“大接访”活动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作为提拔任用干部的主要依据，在大接访活动中严格实行责任倒查；遵义市实行“谁接待、谁包案”责任制，直至信访问题解决；铜仁地区重点抓干部下访，接案后限时办理。
在县委书记大接访的同时，贵州省政法委也在全省开展各级政法机关领导集中大接访活动，大接访首日，省公检法司“四长”亲自接访。
“群众信访问题是我们对人民群众亏欠的感情债、法制债、经济债。”4年前，尚在安徽省公安厅任厅长的崔亚东就发表看法，开门接访暴露了公安机关在执法工作、治安管理和队伍建设上存在的问题。
2008年11月28日，全省基层“平安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崔亚东严肃地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官员大接访结束不久，2008年12月4日，贵州省公安厅又对外发布，将在全省公安机关全面开展“进村入户大走访、警民和谐促平安”实践活动。“无论多远，路多难走，我们都_必须去。”赫章县公安局政工科科长闵义告 诉记者。
余庆是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既无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也无工业支撑。多年来，刑事发案率控制在万分之五以内，在贵州被认定为学习典范。
2006年以来，余庆发生了多起群体性事件，但是都被有效控制。2008年7月3日，该县白泥镇发生一起孕妇非正常死亡事件，家属围堵医院。此事发生在瓮安事件不到一周，对县长宋晓路的触动很大，他反复酝酿后，在新浪网开了一个博客，让群众直接留言，宋晓路亲自回复。“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降低百姓的上访成本，二是避免百姓当面有顾虑，”宋晓路对记者说，“虽然很累，有时加班到深夜，但为了民意畅通，我无所谓了。”
“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内部，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这是2008年下半年贵州各种会议上反复提到的一句话。
按照公开的数字，贵州各地政法机关的大接访、大走访显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2008年全年，贵州省全省政法机关共接待来访群众13482件32852人；处理信访积案4000余件，上访人停访息诉2336件。各地各部门自排1019人，已息访806人。
然而大接访、大走访显然并非万能钥匙。贵州省副省长禄智明在今年“两会”期间就表示，大接访是为了“给老百姓一个说话的机会，给他们一个发泄情绪的渠道”。而这样的渠道，并不仅仅是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的短时间内才由政府进行“炸弹式”集中提供的，应该长期向老百姓开放。
一位地方官员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关于基层官员的问责制，无论是治安问责，还是安全问责，都不是很科学。“比如，有关部门办出探矿证，地方官员都不知道，突然出了事故，又要问责地方官员。”这位县级官员说，在贵州基本没有出现干不好被免职的官员，更多是因为事故被免职的官员。
扫黑除恶如何稳定治安?
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是，2008年上半年，贵州全省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上升了40.44％，暴力犯罪、重大恶性案件突出。
“6·28”事件发生后，贵州警方调查认为，瓮安的一些黑恶势力、帮会成员参与了打、砸、抢、烧。于是迅速摧毁“玉山帮”等5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和7个恶势力团伙，抓获成员265人。
为了稳定社会治安，从2008年7月起，贵州又在全省开展以“打黑除恶”为龙头的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从省政法委、省公、检、法、司、安等部门抽调30余人组成了省“打黑除恶”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投入专项经费近千万元。
作为公安厅长，崔亚东的说法是：“对黑恶势力要始终坚持露头就打、打早打小、斩革除根、除恶务尽。”公安之外，贵州省高院常务副院长侯建英在一次会议上也明确表示，哪里有黑恶势力，法院就在哪里重拳出击。
省会贵阳，2008年一年，公安系统就开展了14次大规模集中统一行动，300余次滚动式小出击，出动警力约10万余人次，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8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000多人，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00多个。
2008年全年，贵州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29936人，提起公诉30020人。共立案侦查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227件259人，其中，行政执法人员154件176人，司法人员73件83人。
而根据公安部门的报告，2008年1至11月，贵州全省侦破了都匀市“平桥帮”、开阳县“花梨帮”等黑社会性质组织19爪，抓获涉案成员850人；打掉恶势力团伙200个。抓获成员1468人。其中，查出包庇、纵容甚至直接参与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4名。查封、冻结涉黑资金1433万元，缴获枪支18支。
瓮安事件之后，贵州政法公安部门加强社会控制，稳定社会治安的努力，按照其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然政绩斐然。
“贵州省88个县市，如果按平均数计算，每个县已经打掉了两个以上的黑恶势力组织，而且一个团伙平均20名犯罪分子，已经有2000多人。这个力度已经很大了”。一名跑公安口的贵州记者如此评价。
与此同时，贵州也在加强对公共应急事件的处理与控制力度。这些事件显然仍旧被一些政府官员当作“恶性事件”，或有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严防死守，整治方式在瓮安事件之后，也异常果断。
2008年11月5日，患儿周佳旺到六盘水市妇幼保健院就诊后死亡，11月7日，其家属将其尸体停放在病房并在病房和医院大厅燃放鞭炮、摆放花圈、焚烧纸钱、大哭大闹，张贴小传单、封堵医院出入口。尽管六盘水市政府尽力劝解，其家属仍拒绝尸检，反而准备了汽油准备焚烧医院。
根据地方媒体报道：六盘水市的处理方法是，果断采取措施，制止死者家属点燃汽油，并依法分别对事件责任人进行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和批评教育。
2009年初，遵义市中心城区发生了多起堵塞道路交通的事件。1月21日，遵义市公安局召开的维稳新闻发布会上，副局长张大强明确表示，遵义警方将依法对随意堵路的人员采取强制带离、驱散和治安拘留等措施。同时，对阻碍执行公务的人员或者不听劝阻的人员以及故意制造事端，煽动、组织堵塞交通造成严重后果的违法犯罪人员，遵义警方将依法严肃处理。
2009年2月7日，印江县合水镇亚子坝村尧上组村民杨某的母亲去世后，准备将母亲下葬在自家的山林地中，而附近的村民却以山林不属于杨某而阻止下葬，两个村民组近300名村民聚集在一起，准备发生群体械斗事件。当地政府获知此事后，经过近14个小时的劝说，双方达成协议，事态平息。
检索2008年及2009年初的贵州媒体，类似“打黑除恶”，或某地成功处理某起事件，皆被作为正面典型陆续报道，构成了瓮安事件之后，贵州维稳政绩的重要部分。
维稳力量的自身困境
刘子富的书中记载了一件事：去年8月，一名吸毒并自称是艾滋病患者的人员，来到瓮安县公安局大门前用刀将手腕划破，以死威胁，高喊“公安局不公道”引来上百人围观。刚刚经历了“6·28”事件的当班民警心存疑虑，一时不知如何处置。
瓮安县公安局新任政委周胜立即赶到现场，面对当事人，严厉指出：“吸毒人员到公安机关无理取闹，这种错误行为一定要受到惩罚!”并喝令他立即把刀放，不然就要采取强制措施。吸毒人员乖乖地放下了手中的刀，答应不再无理取闹。围观群众随即散去。
“敢于面对当事人，就能有效控制事态。”刘子富说，瓮安党政干部现在把弦绷得很紧，但具体到实践层面，还需要系统的培训。
而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则认为，公安队伍还存在不少适应的问题，一些问题在个别地方、个别人身上表现比较严重，政权意识差，宗旨意识不强，法制理念不牢固，执法中不严格、不公正、不文明、不 作为，执法能力较差，内部管理松散。崔亚东用了一个句子来形容公安内部严重违法违纪案件：“有些是惊天动地，有些骇人听闻。”
刘子富在书中写到：反思瓮安“6·28”事件，瓮安原县委、县政府领导、党政机关干部及公检法司干警，用习惯的管、卡、压老办法，对群众的诉求，不管合理不合理都冷漠相待，处理方式简单粗暴，不仅没有化解矛盾，反而激化矛盾。
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省从2008年8月7日起，在全省公安机关开展队伍集中教育整顿活动。这与全国县级公安局长轮训的工作恰好合拍。
2008年12月11日，贵州省88个县(市、区)党委政法委书记和公安局长聚集贵阳，集中学习如何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崔亚东并提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应把握好“教育疏导、防止激化”、“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慎用警械和武器”等六大原则。
2009年3月23日，省公安厅破例举行全省公安机关基层科所队长“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三项建设”专题培训班。
“开展如此大规模的培训活动，在我省公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崔亚东说，公安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是制约贵州公安工作发展的最大“瓶颈”，全省3000余名基层科所队长将陆续参加培训班的学习。
与此同时，内部的各种困扰也凸现出来。武警贵州总队原副政委童明智说，贵州目前的警力不足，布控不到点，是治安状况不好的原因之一。要建立一套预防犯罪防范机制，毕竟严打、阶段性整治只是短期的，时间一过功能也就丧失了。只有一整套的方案，改“抓一阵”为“长期抓”，才能保证治安环境的真正改善。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贵州省1545个乡镇(街道)仅有477个乡镇(街道)配备了综治办副主任，全省平均每个乡镇(街道)综治干部1.37人。
“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增加综治经费的投入，但从目前来看，治安防范经费、群防群治经费等缺口仍然较大。”崔亚东说。
《贵州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第四个五年规范及实施方案》规定：市(州、地)按人均不低于0.5元的标准，县(区)按人均不低于1元的标准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尽管如此，据2008年统计，贵州省仍有5个地(州)、24个县(区)没有列入财政预算，有的虽然纳入预算，但标准很低。
崔亚东在3月9日接受央视专访时透露，对贵州而言，今年维稳的最主要任务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要防止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二是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和城市就业等方面的矛盾突出，可能会引起刑事案件和治安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案件更加高发，打击犯罪、侦查破案、治安防范这方面的任务也会更加严峻；三是受到这些矛盾和治安问题的影响，可能还会引发其他方面一些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对此今年要重点防范和注意。
贵州的维稳之路，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