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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年来崛起的大批富豪，让保镖们也渐渐进入公共视野。据报道，马云保镖李天金曾获武林大会擂主，马云出席重要活动时，包括去纽交所敲钟的时候，李天金都在一旁。听到背后有声音不及转身，他能够身体一抖就让对方受力连退数步。用太极专业名词说，这叫“听劲”。但李天金这样的百万年薪的高手、且以太极禅院总教练身份公开行走，只是安保市场的特例。
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行业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镖这个行当都游走于灰色地带。直到2010年1月1日，中国保安服务业第一部行政法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才意味着这个“保镖”身份的合法化。
记者在调查这个行业的过程中，屡屡遭到拒绝。“我们不要谈保镖吧，保镖只是安保行业中的一个分支。国家对保镖的政策我们不好把握，大家都是在打擦边球。我们还是不谈这个。”某安保公司的负责人直接的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负责人口中的“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了保安公司无论是随身护卫还是普通保安人员都不可以替人收账。保镖的工作被局限在保卫雇主人身安全的范围内。但是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保镖都遵守规定。一位内业人士向记者透露一些地下的保镖公司，没有从业执照，在做保镖的同时还会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性质介于保安和打手之间，有时也会听命于雇主主动攻击他人。
“正规的有营业执照的保镖公司会谨遵国家法律法规行事，否则将面临执照被吊销的危险。”这位业内人士说，不正规的保镖公司基本上都是空壳公司，核心人物往往只有一两人，没有长期稳定的员工，经营的也都是临时性的业务，帮人解决纠纷或者讨要欠薪是其主要的业务。
李夏川（化名）就曾经遇到过雇主提出非常无理的要求。出生于1983年的保镖李夏川，高大威猛，毕业于山东宋江武术学校，曾拿过许多散打冠军的奖项，身手十分敏捷。2012年，李夏川受雇于山东一位从事房地产行业的男老板。
老板雇用李夏川的原因，是因为许多项目上的合作者在拿不到工程尾款的时候经常来闹事儿。有一次，工地上的人为了索要欠款又找上门来。老板一下车，一下子窜出几个工人，团团围住老板。李夏川三下五除二突破了人群，把老板送回车上。与他撕扯的几个人也被他撂在了地上。车子开走的时候，车的后挡风玻璃被人给砸碎，所幸的是没有人伤亡。“现在想起那次挺后怕的，后来我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有些人手上拿了武器。”李夏川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危险倒没有什么，保护雇主是我的职责。但是我受不了良心上的谴责，那些追债的人都不容易，不被逼急了谁也不会出此下策。”他告诉记者。
让李夏川决定离开这个老板是因为另一件事情。有一次他随老板出行，超车的时候别的司机不注意别了他们的车。老板就让自己的司机逼停了那辆车，这样还不解气，竟然命令李夏川下车去“教训教训他”。李夏川拒绝了他的要求，老板很生气，口不择言的说了句“给你钱就得听老子的”。就是这句话，使李夏川忍无可忍，彻底的离开了。
“不像电视里演的，老板吃我们站着” 与李夏川比起来项林（化名）的运气好了很多。项林几个月前还是一名保镖，因为“时间方面太不自由，完全没有时间陪媳妇”辞掉了保镖工作。
项林在刚入这个行当的时候也是一名私人保镖。项林是山东淄博人，当过五年的武警，在部队时各项军事指标都很优秀。3年前从济南退伍，经过朋友介绍去了陕西，成为了一名煤矿矿长的保镖。
记者从济南的几家安保公司了解到，保镖的来源相当一部分是退伍转业的士兵。项林就是这种情况，“刚刚退伍，雇主给出近一万的月薪，转业的首长也没有这么高的薪水。我几乎没怎么考虑，当下便决定从事保镖工作。”项林便成为了这位矿长三个保镖中的一个。
三个保镖，其中一个兼职司机，另外两个主要负责矿长的安全，几乎是贴身随行。除了跟随矿长出入各种场所，项林还负责检查矿长的办公室。“主要是检查窃听设备和危险品，所有未知的危险性都要排查到。”除了每日工作的时间有点长，这份工作还是不错的。管吃管住，月薪偏高，而且雇主对保镖们也不错。“出门在外，经常和老板一起吃饭。不像电视上演的，老板吃我们站着。老板对外也只说我们是他的几个小侄子。”
一年半之后，考虑到离家实在太远，项林回到了济南。回来的第一年，项林依然从事保镖的工作。但不同的是他与正规安保机构签署了合约，接的也大多是特殊活动或保护明星之类的临时工作，薪水只能维持在四千左右的水平。在济南，这样的收入已经是业内中等偏上的水准。
保镖们的职业道德 随着行业的发展，越高级的保镖工作需要的背景调查和培训也越复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职业道德。
47岁的沈阳保镖寇永祥有20多年的从业经验，曾为那英、苏有朋等10多位明星做贴身保镖；曾押送过3000万元的珠宝。他自幼习武，身高1.81米，在2004年第二届国际武术节上，寇永祥击败了2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武林高手，一举夺得八卦掌冠军。据公开报道，寇永祥一脚踢出，有800多斤的力道，一掌击出，可以同时击碎五六块叠在一起的砖头，还可以口吞长度在87厘米的纯钢宝剑。寇永祥曾在沈阳商业城做治安主管，之后担任过各类公司安保方面的主管，现任一家搏击俱乐部总教练，其业务本身就有保镖这一项目。
在2002年、2010年那英两次在沈阳开演唱会时，他担任其贴身保镖，距离只有半米远，却没有说过一句额外的话。没有要求合影，也没有索要签名。“男保镖与女明星的距离只能在半米。”此后他陆续做过十多位明星的保镖，同样谨遵行业的规范。
但是，寇永祥、李天金这样的保镖实属凤毛麟角，整个市场更多呈现出鱼龙混杂的情况。安保市场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三低”、“二难”、“一高”的现状：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低、工资待遇低、社会地位低，招人难、留人难，年龄偏大的现象。而且，从个人到企业乃至政府的安保意识都亟待升级。
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安保市场规模达到4200亿元，同比增长17%，预计2015年我国安保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增速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政府对于平安城市的推进以及金融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对于安防产品需求的不断提升，中国安保市场规模也在随之不断扩大。 摘自《齐鲁周刊》
英式管家到中国 在中国，“管家”概念最近几年才兴起，主要来自英国。英式管家通常是男性，负责掌管整个家庭的日常运行，包括餐厅、酒窖、餐具室，有客人来则需要负责接待，举办宴会。一个资深的管家，在家里地位仅次于主人。如果主人的房子非常多，他甚至会参与处理一些房地产和金融事务。
某种程度上，管家是上流社会的一员。但是，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阶层、观念的变化，欧美的管家急剧减少。有数据显示，到1980年代中期，英国的管家不过百人。此时，“管家”产业转向另外一些地方，比如中国。
进入中国之后，“管家”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在北京的这所管家学校，90%以上的学员都是女性。
刘美妤2003年创办了这所管家学校，她说：“当时中国并没有管家行业，有的无非就是家政。家政公司非常不正规，没有正规的门面店，都是开在住宅或者很隐蔽的小办公楼里面，一两个房间一张桌子两部电话，都是老大爷老大妈没什么事儿干了，开始做家政，就是介绍保姆。”
管家行业的兴起和中国富裕阶层的出现密不可分。如果按照100万美元的流动资产标准来计算，2003年，在中国达到这个数字的有23.6万人，而到2013年，已经超过了100万。仅在北京，拥有千万资产的家庭就有18.4万。按照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富裕阶层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平均拥有三辆车，四块表，每年平均出国2.8次，休闲时喜欢旅游、品茶，运动则喜欢游泳和高尔夫，1%有私人医生。
工作与生活 要找到一位从管家学校毕业、并已经拥有一两年管家经验的学员并不容易，一旦进入客户家庭，管家几乎没有单独外出的机会。更忌讳的是，在工作时间给她们打电话是非常失礼的冒犯。北京人王姐算是颇为例外的一位。
王姐有一双王熙凤式的丹凤三角眼，说话慢慢悠悠，嗓音有些尖利。王姐不是一开始就做管家的，年轻时她在朝阳副食品公司卖过百货，也在五星级酒店做过配餐，后来当起了二手房中介。2007年，二手房市场低迷，工资也不见涨，挨了两年，她听说家政行业赚钱多，就转行了。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服务一对70多岁的老年夫妻。老人吃饭不算讲究，每天早上她熬一锅粥，剥好蒜和花生米，放在两个碟子里，然后蒸两只从大连空运过来的海参，中午做些家常菜，晚上老人吃得极少或者干脆喝点酸奶。每天下午，她开着家里的白色奔驰，带着老两口出门转两个小时，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每周车号的限行日，就是她的休息日。对于一名家政人员来说，这样的工作算是极其舒适的。
在工作的过程中，王姐注意到工种的重要性。虽然同属家政行业，因工种不同，职位也有高低之分。服侍老人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一份工作，老人脾气大，待遇也最低。幼儿成长师的待遇比一般的家政人员要高，因为需要早教的技巧和一定的学历，而在金字塔最顶尖的，则是管家，待遇高并受人尊重。王姐觉得，以她的能力，做管家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在管家学校，王姐报了高级管理班，并开始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
一个女老板找到王姐，问她愿不愿意做她的贴身管家。与管家团队入户不同，贴身管家没有可供差遣的管家服务师。王姐同意了。
女老板租了两套公寓，楼下的一套用来招待客人，自己一般住楼上那套房子。她的丈夫在美国，儿子在加拿大读书，隔几个月回国才能见面。女老板经常出差，王姐就负责订机票或者火车票，开车接送。女老板有三辆车，一辆保时捷卡宴，一辆敞篷奔驰，王姐开那辆较次的车，奥迪A6。
女老板话不多，平时对待下属非常严厉，但对王姐，她很放心。王姐做事细心，懂得分寸。她一般只在楼下的那套房子活动，进入房间，第一件事是换上工作用的家居服，然后清点储藏间里的食物和酒水。女老板出行用的行李箱，王姐整理完毕以后，会用一根丝带在把手上打个结，以方便主人认领。逢年过节，她也会去商场替老板挑选礼品。
一次，有客人到家里做客。结束后，一位客人打算顺两瓶茅台酒回去，被她发现了。王姐告诉客人：“我是管这个家的，出现这种事情我不能轻易放你走。”此后，家里再也没有出现丢东西的事情了。
王姐对这份工作有些倦怠。两年后，女老板移居国外，在这之后，陆续有好几位雇主找到她，其中有一户全家移民悉尼，希望把王姐接到悉尼帮忙管理家庭。王姐都拒绝了。一旦进入家庭，她就失去了私人时间，全部的心思都得放在别人的家庭上。她今年53岁了，2002年离婚之后，单身了十多年，她希望能找一个对象结婚，过过自在的生活。
摘自《明周刊》
对于中国网民来说，8月伊始就传来了坏消息。贵州省纳雍县一对年龄分别为15岁和12岁的姐弟被残忍杀害。两个孩子的遇害在中国公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因为姐弟俩是留守儿童。
凶手的随后落网并未平息网上围绕此类悲剧事件的缘由展开的热议。这样的事件仍在困扰着中国农村地区。有人批评政府管理的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形同虚设，也有人批评农村仍容许打骂儿童的落后文化。不过几乎没有人提到农村的治安情况。从理论上讲，公安部门要向农村易受伤害的人群提供保护，可是这些部门却往往无法有效维持社会治安。事实上，中国农村地区目无法纪的势头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当前这种“治安真空”。有必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尽管政府为加强农村的警力而采取了新的行动，却还会出现这种局面？当前政府采取的对策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如果不对安全和经济政策作出大刀阔斧的调整，农村地区面临的安全困境不会改变。
2013年，一名农民对实地调研人员这样总结农村治安状况的恶化：“如果养猪，就要每天晚上守在猪圈旁。如果养牛，也要每晚守在牛棚旁，根本想都不敢想在家睡觉。”近10年来，中国农村治安的大趋势是各类犯罪活动大幅增加，犯罪人员的平均年龄则不断下降，警方维持治安的有效性即便没有下降，也是止步不前。从2001年到2013年，官方记录的犯罪案件每年超过400万起，有几年甚至突破500万大关。农村地区的情况显然也反映了全国的趋势。 在河北农村地区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73.6%的受访者感觉安全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在湖北东部，只有7%的受访者认为农村治安工作“令人满意”。在四川农村地区所做的调查得出的结果大体相同，只有13.7%的受访者对现有治安状况感到“非常满意”，超过七成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很少甚至根本不敢晚上出门，因为害怕不安全。
中国制造业的繁荣虽然给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不过也对农村的安全产生了即便不是完全负面、也是意想不到的后果。城市犯罪团伙在遭到公安部门的打击后，转入农村活动。由于农村地区面积广大，更容易隐匿违法活动。此外，中国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让内陆地区许多村庄的劳动力全部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而他们很容易受到不法人员的侵害。由于没有父母的有效监管，农村留守儿童从事违法活动的情况增加。近年来，农村犯罪人员的平均年龄已经从16岁减少到14岁，这一令人不安的势头突出表明儿童容易受到犯罪因素的影响，也体现了成人及警方监管的缺位所带来的后果。
中国农村的情况是，警方既没有充足的人手，也没有接受专业的技能训练。一名警察负责几个村庄、数千人安全的情况比比皆是。平均来看，贵州省农村的一名警察需要单枪匹马地负责维护4.2个村庄、4000到6000人的安全。在江苏省的调查发现，3名警察负责的范围达到267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面积的1.5倍。人手上的短缺大大降低了政府应对犯罪活动的能力。复杂的地形和遥远的路途让维持治安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这让老百姓感觉在紧急情况下，执法机构无法向他们提供帮助。
农村警力不足的原因有两个：中央统一的警察招募体制和资金的匮乏。公安部决定着各个省份警察队伍的规模，招募的人数不能超出配额。省级政府可以申请增加人员配置，但是通常政府喜欢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城市而不是农村。农村公安部门的经费不足是另一个关键，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地区推行的以GDP增长为目标的经济政策。轻率地投资发展工业化项目给县、镇和村级政府带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些赤字直接影响到了公安机关，由于城乡警察的工资福利待遇相差太大，农村已经很难招募到高素质的警察。
为了解决农村警力不足的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采取了新的解决办法。从全国来看，目前推行了“天网工程”和“一村一警”两大政策，以加强农村警察队伍的监管能力。
短期来看，农村的治安问题可以通过放宽中央统一的警察招募政策来得到改善，长远来看，则要靠改变农村的经济重点，减轻农村政府的债务负担并让其拥有更大的决策权，从而制定适合本地区安全需求的计划。这样的举措会更加有效地形成安全的环境，让乡村的人们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让类似纳雍姐弟遇害案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笪摘自《凤凰周刊》
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行业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镖这个行当都游走于灰色地带。直到2010年1月1日，中国保安服务业第一部行政法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才意味着这个“保镖”身份的合法化。
记者在调查这个行业的过程中，屡屡遭到拒绝。“我们不要谈保镖吧，保镖只是安保行业中的一个分支。国家对保镖的政策我们不好把握，大家都是在打擦边球。我们还是不谈这个。”某安保公司的负责人直接的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负责人口中的“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了保安公司无论是随身护卫还是普通保安人员都不可以替人收账。保镖的工作被局限在保卫雇主人身安全的范围内。但是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保镖都遵守规定。一位内业人士向记者透露一些地下的保镖公司，没有从业执照，在做保镖的同时还会做一些不合法的事情，性质介于保安和打手之间，有时也会听命于雇主主动攻击他人。
“正规的有营业执照的保镖公司会谨遵国家法律法规行事，否则将面临执照被吊销的危险。”这位业内人士说，不正规的保镖公司基本上都是空壳公司，核心人物往往只有一两人，没有长期稳定的员工，经营的也都是临时性的业务，帮人解决纠纷或者讨要欠薪是其主要的业务。
李夏川（化名）就曾经遇到过雇主提出非常无理的要求。出生于1983年的保镖李夏川，高大威猛，毕业于山东宋江武术学校，曾拿过许多散打冠军的奖项，身手十分敏捷。2012年，李夏川受雇于山东一位从事房地产行业的男老板。
老板雇用李夏川的原因，是因为许多项目上的合作者在拿不到工程尾款的时候经常来闹事儿。有一次，工地上的人为了索要欠款又找上门来。老板一下车，一下子窜出几个工人，团团围住老板。李夏川三下五除二突破了人群，把老板送回车上。与他撕扯的几个人也被他撂在了地上。车子开走的时候，车的后挡风玻璃被人给砸碎，所幸的是没有人伤亡。“现在想起那次挺后怕的，后来我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有些人手上拿了武器。”李夏川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危险倒没有什么，保护雇主是我的职责。但是我受不了良心上的谴责，那些追债的人都不容易，不被逼急了谁也不会出此下策。”他告诉记者。
让李夏川决定离开这个老板是因为另一件事情。有一次他随老板出行，超车的时候别的司机不注意别了他们的车。老板就让自己的司机逼停了那辆车，这样还不解气，竟然命令李夏川下车去“教训教训他”。李夏川拒绝了他的要求，老板很生气，口不择言的说了句“给你钱就得听老子的”。就是这句话，使李夏川忍无可忍，彻底的离开了。
“不像电视里演的，老板吃我们站着” 与李夏川比起来项林（化名）的运气好了很多。项林几个月前还是一名保镖，因为“时间方面太不自由，完全没有时间陪媳妇”辞掉了保镖工作。
项林在刚入这个行当的时候也是一名私人保镖。项林是山东淄博人，当过五年的武警，在部队时各项军事指标都很优秀。3年前从济南退伍，经过朋友介绍去了陕西，成为了一名煤矿矿长的保镖。
记者从济南的几家安保公司了解到，保镖的来源相当一部分是退伍转业的士兵。项林就是这种情况，“刚刚退伍，雇主给出近一万的月薪，转业的首长也没有这么高的薪水。我几乎没怎么考虑，当下便决定从事保镖工作。”项林便成为了这位矿长三个保镖中的一个。
三个保镖，其中一个兼职司机，另外两个主要负责矿长的安全，几乎是贴身随行。除了跟随矿长出入各种场所，项林还负责检查矿长的办公室。“主要是检查窃听设备和危险品，所有未知的危险性都要排查到。”除了每日工作的时间有点长，这份工作还是不错的。管吃管住，月薪偏高，而且雇主对保镖们也不错。“出门在外，经常和老板一起吃饭。不像电视上演的，老板吃我们站着。老板对外也只说我们是他的几个小侄子。”
一年半之后，考虑到离家实在太远，项林回到了济南。回来的第一年，项林依然从事保镖的工作。但不同的是他与正规安保机构签署了合约，接的也大多是特殊活动或保护明星之类的临时工作，薪水只能维持在四千左右的水平。在济南，这样的收入已经是业内中等偏上的水准。
保镖们的职业道德 随着行业的发展，越高级的保镖工作需要的背景调查和培训也越复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课就是职业道德。
47岁的沈阳保镖寇永祥有20多年的从业经验，曾为那英、苏有朋等10多位明星做贴身保镖；曾押送过3000万元的珠宝。他自幼习武，身高1.81米，在2004年第二届国际武术节上，寇永祥击败了2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武林高手，一举夺得八卦掌冠军。据公开报道，寇永祥一脚踢出，有800多斤的力道，一掌击出，可以同时击碎五六块叠在一起的砖头，还可以口吞长度在87厘米的纯钢宝剑。寇永祥曾在沈阳商业城做治安主管，之后担任过各类公司安保方面的主管，现任一家搏击俱乐部总教练，其业务本身就有保镖这一项目。
在2002年、2010年那英两次在沈阳开演唱会时，他担任其贴身保镖，距离只有半米远，却没有说过一句额外的话。没有要求合影，也没有索要签名。“男保镖与女明星的距离只能在半米。”此后他陆续做过十多位明星的保镖，同样谨遵行业的规范。
但是，寇永祥、李天金这样的保镖实属凤毛麟角，整个市场更多呈现出鱼龙混杂的情况。安保市场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三低”、“二难”、“一高”的现状：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低、工资待遇低、社会地位低，招人难、留人难，年龄偏大的现象。而且，从个人到企业乃至政府的安保意识都亟待升级。
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安保市场规模达到4200亿元，同比增长17%，预计2015年我国安保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0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增速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政府对于平安城市的推进以及金融和交通运输等领域对于安防产品需求的不断提升，中国安保市场规模也在随之不断扩大。 摘自《齐鲁周刊》
中国富豪的私人“管家”
英式管家到中国 在中国，“管家”概念最近几年才兴起，主要来自英国。英式管家通常是男性，负责掌管整个家庭的日常运行，包括餐厅、酒窖、餐具室，有客人来则需要负责接待，举办宴会。一个资深的管家，在家里地位仅次于主人。如果主人的房子非常多，他甚至会参与处理一些房地产和金融事务。
某种程度上，管家是上流社会的一员。但是，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阶层、观念的变化，欧美的管家急剧减少。有数据显示，到1980年代中期，英国的管家不过百人。此时，“管家”产业转向另外一些地方，比如中国。
进入中国之后，“管家”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在北京的这所管家学校，90%以上的学员都是女性。
刘美妤2003年创办了这所管家学校，她说：“当时中国并没有管家行业，有的无非就是家政。家政公司非常不正规，没有正规的门面店，都是开在住宅或者很隐蔽的小办公楼里面，一两个房间一张桌子两部电话，都是老大爷老大妈没什么事儿干了，开始做家政，就是介绍保姆。”
管家行业的兴起和中国富裕阶层的出现密不可分。如果按照100万美元的流动资产标准来计算，2003年，在中国达到这个数字的有23.6万人，而到2013年，已经超过了100万。仅在北京，拥有千万资产的家庭就有18.4万。按照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富裕阶层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平均拥有三辆车，四块表，每年平均出国2.8次，休闲时喜欢旅游、品茶，运动则喜欢游泳和高尔夫，1%有私人医生。
工作与生活 要找到一位从管家学校毕业、并已经拥有一两年管家经验的学员并不容易，一旦进入客户家庭，管家几乎没有单独外出的机会。更忌讳的是，在工作时间给她们打电话是非常失礼的冒犯。北京人王姐算是颇为例外的一位。
王姐有一双王熙凤式的丹凤三角眼，说话慢慢悠悠，嗓音有些尖利。王姐不是一开始就做管家的，年轻时她在朝阳副食品公司卖过百货，也在五星级酒店做过配餐，后来当起了二手房中介。2007年，二手房市场低迷，工资也不见涨，挨了两年，她听说家政行业赚钱多，就转行了。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服务一对70多岁的老年夫妻。老人吃饭不算讲究，每天早上她熬一锅粥，剥好蒜和花生米，放在两个碟子里，然后蒸两只从大连空运过来的海参，中午做些家常菜，晚上老人吃得极少或者干脆喝点酸奶。每天下午，她开着家里的白色奔驰，带着老两口出门转两个小时，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了。每周车号的限行日，就是她的休息日。对于一名家政人员来说，这样的工作算是极其舒适的。
在工作的过程中，王姐注意到工种的重要性。虽然同属家政行业，因工种不同，职位也有高低之分。服侍老人是最吃力不讨好的一份工作，老人脾气大，待遇也最低。幼儿成长师的待遇比一般的家政人员要高，因为需要早教的技巧和一定的学历，而在金字塔最顶尖的，则是管家，待遇高并受人尊重。王姐觉得，以她的能力，做管家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在管家学校，王姐报了高级管理班，并开始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
一个女老板找到王姐，问她愿不愿意做她的贴身管家。与管家团队入户不同，贴身管家没有可供差遣的管家服务师。王姐同意了。
女老板租了两套公寓，楼下的一套用来招待客人，自己一般住楼上那套房子。她的丈夫在美国，儿子在加拿大读书，隔几个月回国才能见面。女老板经常出差，王姐就负责订机票或者火车票，开车接送。女老板有三辆车，一辆保时捷卡宴，一辆敞篷奔驰，王姐开那辆较次的车，奥迪A6。
女老板话不多，平时对待下属非常严厉，但对王姐，她很放心。王姐做事细心，懂得分寸。她一般只在楼下的那套房子活动，进入房间，第一件事是换上工作用的家居服，然后清点储藏间里的食物和酒水。女老板出行用的行李箱，王姐整理完毕以后，会用一根丝带在把手上打个结，以方便主人认领。逢年过节，她也会去商场替老板挑选礼品。
一次，有客人到家里做客。结束后，一位客人打算顺两瓶茅台酒回去，被她发现了。王姐告诉客人：“我是管这个家的，出现这种事情我不能轻易放你走。”此后，家里再也没有出现丢东西的事情了。
王姐对这份工作有些倦怠。两年后，女老板移居国外，在这之后，陆续有好几位雇主找到她，其中有一户全家移民悉尼，希望把王姐接到悉尼帮忙管理家庭。王姐都拒绝了。一旦进入家庭，她就失去了私人时间，全部的心思都得放在别人的家庭上。她今年53岁了，2002年离婚之后，单身了十多年，她希望能找一个对象结婚，过过自在的生活。
摘自《明周刊》
中国农村治安状况调查
对于中国网民来说，8月伊始就传来了坏消息。贵州省纳雍县一对年龄分别为15岁和12岁的姐弟被残忍杀害。两个孩子的遇害在中国公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因为姐弟俩是留守儿童。
凶手的随后落网并未平息网上围绕此类悲剧事件的缘由展开的热议。这样的事件仍在困扰着中国农村地区。有人批评政府管理的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形同虚设，也有人批评农村仍容许打骂儿童的落后文化。不过几乎没有人提到农村的治安情况。从理论上讲，公安部门要向农村易受伤害的人群提供保护，可是这些部门却往往无法有效维持社会治安。事实上，中国农村地区目无法纪的势头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当前这种“治安真空”。有必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尽管政府为加强农村的警力而采取了新的行动，却还会出现这种局面？当前政府采取的对策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如果不对安全和经济政策作出大刀阔斧的调整，农村地区面临的安全困境不会改变。
2013年，一名农民对实地调研人员这样总结农村治安状况的恶化：“如果养猪，就要每天晚上守在猪圈旁。如果养牛，也要每晚守在牛棚旁，根本想都不敢想在家睡觉。”近10年来，中国农村治安的大趋势是各类犯罪活动大幅增加，犯罪人员的平均年龄则不断下降，警方维持治安的有效性即便没有下降，也是止步不前。从2001年到2013年，官方记录的犯罪案件每年超过400万起，有几年甚至突破500万大关。农村地区的情况显然也反映了全国的趋势。 在河北农村地区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73.6%的受访者感觉安全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在湖北东部，只有7%的受访者认为农村治安工作“令人满意”。在四川农村地区所做的调查得出的结果大体相同，只有13.7%的受访者对现有治安状况感到“非常满意”，超过七成的女性受访者表示，她们很少甚至根本不敢晚上出门，因为害怕不安全。
中国制造业的繁荣虽然给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不过也对农村的安全产生了即便不是完全负面、也是意想不到的后果。城市犯罪团伙在遭到公安部门的打击后，转入农村活动。由于农村地区面积广大，更容易隐匿违法活动。此外，中国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让内陆地区许多村庄的劳动力全部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孩子，而他们很容易受到不法人员的侵害。由于没有父母的有效监管，农村留守儿童从事违法活动的情况增加。近年来，农村犯罪人员的平均年龄已经从16岁减少到14岁，这一令人不安的势头突出表明儿童容易受到犯罪因素的影响，也体现了成人及警方监管的缺位所带来的后果。
中国农村的情况是，警方既没有充足的人手，也没有接受专业的技能训练。一名警察负责几个村庄、数千人安全的情况比比皆是。平均来看，贵州省农村的一名警察需要单枪匹马地负责维护4.2个村庄、4000到6000人的安全。在江苏省的调查发现，3名警察负责的范围达到267平方公里，相当于美国首都华盛顿面积的1.5倍。人手上的短缺大大降低了政府应对犯罪活动的能力。复杂的地形和遥远的路途让维持治安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这让老百姓感觉在紧急情况下，执法机构无法向他们提供帮助。
农村警力不足的原因有两个：中央统一的警察招募体制和资金的匮乏。公安部决定着各个省份警察队伍的规模，招募的人数不能超出配额。省级政府可以申请增加人员配置，但是通常政府喜欢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城市而不是农村。农村公安部门的经费不足是另一个关键，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地区推行的以GDP增长为目标的经济政策。轻率地投资发展工业化项目给县、镇和村级政府带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些赤字直接影响到了公安机关，由于城乡警察的工资福利待遇相差太大，农村已经很难招募到高素质的警察。
为了解决农村警力不足的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采取了新的解决办法。从全国来看，目前推行了“天网工程”和“一村一警”两大政策，以加强农村警察队伍的监管能力。
短期来看，农村的治安问题可以通过放宽中央统一的警察招募政策来得到改善，长远来看，则要靠改变农村的经济重点，减轻农村政府的债务负担并让其拥有更大的决策权，从而制定适合本地区安全需求的计划。这样的举措会更加有效地形成安全的环境，让乡村的人们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让类似纳雍姐弟遇害案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笪摘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