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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7世纪时，中国景德镇的薄胎瓷传入欧洲，史书《陶记》中有载：这种瓷“薄如纸，白如玉，明如镜，声如磐”，在欧洲价值连城。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作用下，我们的陶瓷渐渐为日常生活所用，未能进入高端市场。而受到中国启发的欧洲陶瓷，迈向了更高的台阶。他们将陶瓷应用于装饰，并赋予它更多艺术化的尝试。其中最为顶级的作品，莫过于为皇室设计使用的“御用瓷”。这些限量而作的精品，成为继古董，油画之后，新一代的博物馆宠儿。
今天，我们将介绍陶瓷在欧洲的发展历程，以及坐落在慕尼黑皇宫中的陶瓷工房——宁芬堡。
中国“白”远渡欧洲
在年初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联展上，有几件展品让人颇有印象：一只大啤酒杯上面画着船和一面瑞典国旗，这是由一名在1785年困在海南岛的瑞典水手订做的；另有一只同年的潘趣酒碗，上面画着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海战场面；还有一只色彩斑斓的盘子上，画着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萨。我们在陶瓷这种古老的工艺上，看到了一种文化交汇留下的印记。它仿佛承载着时间，和那段已经有些模糊的记忆。
自16世纪起，欧洲的航海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来自东方各国的稀奇珍宝，源源不断地由此岸出发，运至彼岸的各国。陶瓷也是这个时期，进入了欧洲王公贵族的视野。伴随着全球贸易的扩大和新大陆的殖民统治，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当咖啡和可可再也不是高不可攀的饮料时，上流人士趋于用精美的餐具将自己同草民区分开来，他们沉醉于陶瓷所带来的荣耀。很长时间以来，这种“薄如纸，白如奶”的材质，带给他们的是一种不可解的神秘。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掀起了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潮。德国也在其中。
18世纪初的“德国”还由很多公国组成，普鲁士是其中较为强大的一支。当时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大帝为了解决战争带来的财务危机，将很多民间术士抓去炼金。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大约在1700年的时候，他几经试验，意识到廉价的金属并不能变成黄金，便在一个夜晚偷偷逃离了普鲁士。在逃亡的途中，被有“大力王”之称的奥古斯特二世抓住。
伯特格尔正是他需要的人才。
众所周知，奥古斯特二世有一项近乎偏执的喜好——收集陶瓷。在这位国王的一生中，开支最大的费用有两项。一项是战争，另一项就是购买东方瓷器。他也是历史上用军队换陶瓷的第一人。有文记载，为了得到普鲁士帝国腓特烈威廉一世手中的127件中国瓷器，他曾用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骑兵交换。尽管在当时，陶瓷尚有“白色黄金”之称，这样的代价也令人咋舌。
伯特格尔被关进了雷德斯顿的一个地牢。“大力王”命他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下，研究出造瓷的秘密。
当时国库要应付庞大的战争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奥古斯特二世每年仍然为这个“实验室”拨放400万马克的经费。全国各地纷纷送来各种土、矿标本以供研究。经过反复不停的尝试，在1709年3月，伯特格尔终于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他也因此得名“欧洲瓷器之父”。
为了保住制作陶瓷的配方，“大力王”命人将所有工匠打入监牢，可这个秘密还是不胫而走。
很快，欧洲就有很多地方生产瓷器。
洛可可风格的盛行
欧洲人研究出了制瓷的配方，但促使20世纪初欧洲瓷器普及的，应该归功于一次艺术风潮的转型，那就是洛可可替代巴洛克走上历史舞台。
洛可可这种艺术风格，最初诞生在法国。它发起于路易十四时期，却在路易十五时期成为主流。
它追求轻盈纤细的美，在构图上多见C形、S形的曲线，有意强调不对称，有自然主义倾向。
最初，这种风格由路易十五的情人——蓬皮杜夫人发起。这位后来被封为侯爵夫人的女士，不仅参与军事外交事务，同时以“文化的守护者”自居，左右着当时的艺术风格。在她的倡导下，洛可可风格用一种柔美和轻巧，战胜了威严生硬的巴洛克，成为新的艺术趋势。
这种风潮很快扩散到欧洲各国。瓷器的普及，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标志之一。贵族们放弃了原本石雕和银器的餐具，转向了这种玲珑、精美、易碎的材质。
这场美学的革命，也牵引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袅娜地走入欧洲社会。
宁芬堡
瓷器被欧洲大陆容纳入怀，同时产生了大量的陶瓷制造工房。
其中品相最好，工艺最为讲究的，应该属专为皇室供应的“御窑”。我们今天介绍的德国宁芬堡皇家陶瓷工房，正是这样一个血统纯正的老牌制作商。
它的拥有者是著名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这个家族建立的王朝，在巴伐利亚地区统治了800余年。可以说是欧洲最古老，最具声望的贵族。拥有众多的古董、珠宝、绘画、藏书，以及久富盛名的新天鹅堡和宁芬堡。
相比其它皇室，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显得较为低调。除了向公众开放的宫殿，球场，以及限量制作的瓷器手表为人所知，这个家族始终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早在16世纪时，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就资助传教士远赴东方。在传教的过程中，不仅将西方的文化带入中国，也将中国的瓷器、丝绸带回欧洲。一时在贵族之间，兴起了一股中国风。他们收集瓷器，兴建类似中国的园林，举办中式宴会，以拥有几件中式服装为乐事。
1747年，它的选帝侯爵马克斯三世，创建了宁芬堡皇家御用手工工坊。在当时看来，这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制作。
其“御用窑”的身份不言自明，因为自建立之初的两百多年间，它一直坐落在慕尼黑的宁芬堡皇宫中。在整个封建时期，它只为皇室成员服务。毫无疑问，这间工房的作品，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之用，成为一种身份和审美的标记。除了用料讲究，宁芬堡最大的特点应属世袭的制作工艺。
至今，它的每一件作品，仍旧依靠全手工制作。从摞泥，拉坯，修坯，画坯到上釉……融汇了设计者的情感和时间，严格遵守流程。每一件作品，在世上都属独一无二。 在收藏家的眼中，这样的“出身”，品质和价值可以与古董、豪宅比肩。
而顶级的陶瓷，吸引来的客户不乏皇室贵族世家，政商名流和文艺界人士。我们熟知的英国女皇，美国总统夫妇，温莎公爵，教宗都对宁芬堡钟爱有加。而好莱坞影星布拉德·皮特，朱丽亚·罗伯茨，乔治·克鲁尼，凯瑟琳·泽塔·琼斯亦是忠实客户。他们宴请宾客时，享用的所有餐具，都来自这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手工作坊。
在今日，陶瓷在上流社会的交际中，仍有着不能替代的意义。如世族为姓氏、家徽制作陶瓷标志，为孩子的出生，子女的婚礼准备礼物。逢庄重而值得纪念的时刻，陶瓷的优雅与精美，总是人们青睐的选择。而陶瓷的品相和等级，也代表了一个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
宁芬堡作为奢华陶瓷的代表，目前绝大多数业务，仍属于私人定制服务。顾客需提前至少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预定，一些工艺复杂的产品，甚至需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能拿到成品。少量流向市场的产品，主要是为了维护品牌的声誉度。
时间的雕刻之作
坎伯兰系列
洛可可风格，给了德国瓷器成长的土壤。
在众多精美的设计中，“坎伯兰系列”代表了对洛可可风格的致敬。这是宁芬堡为皇室宫廷制作的第一套瓷器。它的灵感来源于欧洲贵族摆放鲜花的传统。鲜花自会凋零，设计师将这个生动的意向应用于餐具，则给桌面装饰带来恒久的活力。
这套艺术品的主要特点在于将花束、花朵、蝴蝶和小昆虫的形象描绘在陶瓷餐具上，并辅以贵重的24K金边，将缤纷的色彩和喜庆的氛围融合。在18世纪末时，这套餐具曾短暂的被“巴伐利亚餐具”替代。随后，在1913年它迎来了自己的复兴。为迎接恩斯特·奥古斯特三世的婚礼，这套餐具得到了广泛的生产。完成一只花绘盘子要耗时3周，涉及125种颜色的调配。至今，坎伯兰系列，仍被认作是世界上制作最复杂的花绘瓷器。
西贡系列
瓷器在作为精美的装饰品之外，很多也承载着文化的记忆。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远在16世纪就与中国结下渊源，他们资助的传教士成为东西方文化间的使者。而清王朝期间，该家族的王储珀累西特与王妃还曾到中国旅行，得到清王朝的款待，慈禧特封“禄亲王”名号，留下佳话。
作为明清时期，与欧洲通商的最为重要的码头——西贡（现位于香港新界的东南部岛屿），有着自己的文化及背景，也影响了当时欧洲国家与中国的交流。
在1931年，慕尼黑当地的设计师Wolfgang von Wersin设计了这套西贡系列。一组六件，被视作宁芬堡的经典系列。器皿选择水绿色以及杯身的白、金色回纹，让人联想到主题西贡港口。边缘选取了铂金镶饰，增加了一丝文雅。整体曲线饱满、柔和，图案精妙，使它成为宁芬堡作品中最受欢迎的系列之一。
服饰玩偶
在民俗文化中，传统服饰也是艺术家们兴趣浓厚的主题。这组玩偶由设计师Resl Schroder-Lechner设计，每个人偶大小约为21～25cm。她按照当时的写生画，精确地描摹了巴伐利亚地区人物的服饰。从乡绅镇民，到参加舞会的妇女，栩栩如生。
唯我星空
200多年来，宁芬堡在同一个地方，用同样的传统手工制作来保持一种品质。而这个欧洲定制老牌，在固守的同时，也保有开放的心态。在灵感上，他们不输任何以自由为名的品牌。在2008年，宁芬堡邀请德国知名设计师Clemens Weisshaar和Reed Kram设计了一套手工绘制餐盘。将私人定制中高贵却鲜见趣味的禁锢打破。
这套名叫我的星空（My Private Sky）的作品，由7个瓷盘组成。每一套瓷盘上，绘制着订购者出生当时、当地的星空图。然后运用为这一项目设计的Java应用程序，结合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星图数据库以及相应的参数，计算出订购者的个人星图，作为手工绘制的蓝本。绘图师用黄金和铂金，在每一套瓷盘中，纯手工绘制将近500个左右的天体，包括星星，星云、行星和星座。而完成最终绘制后，将7个盘子组合，恰好是一套完整的星空图。该系列，制作周期需要6个月以上。
在这个时代，我们对手工打造的热爱高过以往任何时期。有人说，因为这样的作品件件独一无二，有人说手工带着一种人情的温度。实际上，更因为时间是一种生命的材质。当有人将一段“生命”倾注其中，它本身就成为一种意义。让人带着一点点敬畏，一点点交流的感动。
一件好的瓷器，在保养良好的条件下，能沿用百年。它自时间中走来，又朝着漫长的时间走下去，铺叙更长的故事。这故事，终将成为某个人心中不灭的回忆。
今天，我们将介绍陶瓷在欧洲的发展历程，以及坐落在慕尼黑皇宫中的陶瓷工房——宁芬堡。
中国“白”远渡欧洲
在年初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联展上，有几件展品让人颇有印象：一只大啤酒杯上面画着船和一面瑞典国旗，这是由一名在1785年困在海南岛的瑞典水手订做的；另有一只同年的潘趣酒碗，上面画着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海战场面；还有一只色彩斑斓的盘子上，画着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萨。我们在陶瓷这种古老的工艺上，看到了一种文化交汇留下的印记。它仿佛承载着时间，和那段已经有些模糊的记忆。
自16世纪起，欧洲的航海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来自东方各国的稀奇珍宝，源源不断地由此岸出发，运至彼岸的各国。陶瓷也是这个时期，进入了欧洲王公贵族的视野。伴随着全球贸易的扩大和新大陆的殖民统治，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改变。当咖啡和可可再也不是高不可攀的饮料时，上流人士趋于用精美的餐具将自己同草民区分开来，他们沉醉于陶瓷所带来的荣耀。很长时间以来，这种“薄如纸，白如奶”的材质，带给他们的是一种不可解的神秘。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掀起了仿制中国瓷器的热潮。德国也在其中。
18世纪初的“德国”还由很多公国组成，普鲁士是其中较为强大的一支。当时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大帝为了解决战争带来的财务危机，将很多民间术士抓去炼金。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大约在1700年的时候，他几经试验，意识到廉价的金属并不能变成黄金，便在一个夜晚偷偷逃离了普鲁士。在逃亡的途中，被有“大力王”之称的奥古斯特二世抓住。
伯特格尔正是他需要的人才。
众所周知，奥古斯特二世有一项近乎偏执的喜好——收集陶瓷。在这位国王的一生中，开支最大的费用有两项。一项是战争，另一项就是购买东方瓷器。他也是历史上用军队换陶瓷的第一人。有文记载，为了得到普鲁士帝国腓特烈威廉一世手中的127件中国瓷器，他曾用600名全副武装的萨克森骑兵交换。尽管在当时，陶瓷尚有“白色黄金”之称，这样的代价也令人咋舌。
伯特格尔被关进了雷德斯顿的一个地牢。“大力王”命他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下，研究出造瓷的秘密。
当时国库要应付庞大的战争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奥古斯特二世每年仍然为这个“实验室”拨放400万马克的经费。全国各地纷纷送来各种土、矿标本以供研究。经过反复不停的尝试，在1709年3月，伯特格尔终于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他也因此得名“欧洲瓷器之父”。
为了保住制作陶瓷的配方，“大力王”命人将所有工匠打入监牢，可这个秘密还是不胫而走。
很快，欧洲就有很多地方生产瓷器。
洛可可风格的盛行
欧洲人研究出了制瓷的配方，但促使20世纪初欧洲瓷器普及的，应该归功于一次艺术风潮的转型，那就是洛可可替代巴洛克走上历史舞台。
洛可可这种艺术风格，最初诞生在法国。它发起于路易十四时期，却在路易十五时期成为主流。
它追求轻盈纤细的美，在构图上多见C形、S形的曲线，有意强调不对称，有自然主义倾向。
最初，这种风格由路易十五的情人——蓬皮杜夫人发起。这位后来被封为侯爵夫人的女士，不仅参与军事外交事务，同时以“文化的守护者”自居，左右着当时的艺术风格。在她的倡导下，洛可可风格用一种柔美和轻巧，战胜了威严生硬的巴洛克，成为新的艺术趋势。
这种风潮很快扩散到欧洲各国。瓷器的普及，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标志之一。贵族们放弃了原本石雕和银器的餐具，转向了这种玲珑、精美、易碎的材质。
这场美学的革命，也牵引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袅娜地走入欧洲社会。
宁芬堡
瓷器被欧洲大陆容纳入怀，同时产生了大量的陶瓷制造工房。
其中品相最好，工艺最为讲究的，应该属专为皇室供应的“御窑”。我们今天介绍的德国宁芬堡皇家陶瓷工房，正是这样一个血统纯正的老牌制作商。
它的拥有者是著名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这个家族建立的王朝，在巴伐利亚地区统治了800余年。可以说是欧洲最古老，最具声望的贵族。拥有众多的古董、珠宝、绘画、藏书，以及久富盛名的新天鹅堡和宁芬堡。
相比其它皇室，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显得较为低调。除了向公众开放的宫殿，球场，以及限量制作的瓷器手表为人所知，这个家族始终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早在16世纪时，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就资助传教士远赴东方。在传教的过程中，不仅将西方的文化带入中国，也将中国的瓷器、丝绸带回欧洲。一时在贵族之间，兴起了一股中国风。他们收集瓷器，兴建类似中国的园林，举办中式宴会，以拥有几件中式服装为乐事。
1747年，它的选帝侯爵马克斯三世，创建了宁芬堡皇家御用手工工坊。在当时看来，这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制作。
其“御用窑”的身份不言自明，因为自建立之初的两百多年间，它一直坐落在慕尼黑的宁芬堡皇宫中。在整个封建时期，它只为皇室成员服务。毫无疑问，这间工房的作品，已经脱离了日常生活之用，成为一种身份和审美的标记。除了用料讲究，宁芬堡最大的特点应属世袭的制作工艺。
至今，它的每一件作品，仍旧依靠全手工制作。从摞泥，拉坯，修坯，画坯到上釉……融汇了设计者的情感和时间，严格遵守流程。每一件作品，在世上都属独一无二。 在收藏家的眼中，这样的“出身”，品质和价值可以与古董、豪宅比肩。
而顶级的陶瓷，吸引来的客户不乏皇室贵族世家，政商名流和文艺界人士。我们熟知的英国女皇，美国总统夫妇，温莎公爵，教宗都对宁芬堡钟爱有加。而好莱坞影星布拉德·皮特，朱丽亚·罗伯茨，乔治·克鲁尼，凯瑟琳·泽塔·琼斯亦是忠实客户。他们宴请宾客时，享用的所有餐具，都来自这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手工作坊。
在今日，陶瓷在上流社会的交际中，仍有着不能替代的意义。如世族为姓氏、家徽制作陶瓷标志，为孩子的出生，子女的婚礼准备礼物。逢庄重而值得纪念的时刻，陶瓷的优雅与精美，总是人们青睐的选择。而陶瓷的品相和等级，也代表了一个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
宁芬堡作为奢华陶瓷的代表，目前绝大多数业务，仍属于私人定制服务。顾客需提前至少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预定，一些工艺复杂的产品，甚至需要等待一年以上才能拿到成品。少量流向市场的产品，主要是为了维护品牌的声誉度。
时间的雕刻之作
坎伯兰系列
洛可可风格，给了德国瓷器成长的土壤。
在众多精美的设计中，“坎伯兰系列”代表了对洛可可风格的致敬。这是宁芬堡为皇室宫廷制作的第一套瓷器。它的灵感来源于欧洲贵族摆放鲜花的传统。鲜花自会凋零，设计师将这个生动的意向应用于餐具，则给桌面装饰带来恒久的活力。
这套艺术品的主要特点在于将花束、花朵、蝴蝶和小昆虫的形象描绘在陶瓷餐具上，并辅以贵重的24K金边，将缤纷的色彩和喜庆的氛围融合。在18世纪末时，这套餐具曾短暂的被“巴伐利亚餐具”替代。随后，在1913年它迎来了自己的复兴。为迎接恩斯特·奥古斯特三世的婚礼，这套餐具得到了广泛的生产。完成一只花绘盘子要耗时3周，涉及125种颜色的调配。至今，坎伯兰系列，仍被认作是世界上制作最复杂的花绘瓷器。
西贡系列
瓷器在作为精美的装饰品之外，很多也承载着文化的记忆。维特尔斯巴赫家族远在16世纪就与中国结下渊源，他们资助的传教士成为东西方文化间的使者。而清王朝期间，该家族的王储珀累西特与王妃还曾到中国旅行，得到清王朝的款待，慈禧特封“禄亲王”名号，留下佳话。
作为明清时期，与欧洲通商的最为重要的码头——西贡（现位于香港新界的东南部岛屿），有着自己的文化及背景，也影响了当时欧洲国家与中国的交流。
在1931年，慕尼黑当地的设计师Wolfgang von Wersin设计了这套西贡系列。一组六件，被视作宁芬堡的经典系列。器皿选择水绿色以及杯身的白、金色回纹，让人联想到主题西贡港口。边缘选取了铂金镶饰，增加了一丝文雅。整体曲线饱满、柔和，图案精妙，使它成为宁芬堡作品中最受欢迎的系列之一。
服饰玩偶
在民俗文化中，传统服饰也是艺术家们兴趣浓厚的主题。这组玩偶由设计师Resl Schroder-Lechner设计，每个人偶大小约为21～25cm。她按照当时的写生画，精确地描摹了巴伐利亚地区人物的服饰。从乡绅镇民，到参加舞会的妇女，栩栩如生。
唯我星空
200多年来，宁芬堡在同一个地方，用同样的传统手工制作来保持一种品质。而这个欧洲定制老牌，在固守的同时，也保有开放的心态。在灵感上，他们不输任何以自由为名的品牌。在2008年，宁芬堡邀请德国知名设计师Clemens Weisshaar和Reed Kram设计了一套手工绘制餐盘。将私人定制中高贵却鲜见趣味的禁锢打破。
这套名叫我的星空（My Private Sky）的作品，由7个瓷盘组成。每一套瓷盘上，绘制着订购者出生当时、当地的星空图。然后运用为这一项目设计的Java应用程序，结合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星图数据库以及相应的参数，计算出订购者的个人星图，作为手工绘制的蓝本。绘图师用黄金和铂金，在每一套瓷盘中，纯手工绘制将近500个左右的天体，包括星星，星云、行星和星座。而完成最终绘制后，将7个盘子组合，恰好是一套完整的星空图。该系列，制作周期需要6个月以上。
在这个时代，我们对手工打造的热爱高过以往任何时期。有人说，因为这样的作品件件独一无二，有人说手工带着一种人情的温度。实际上，更因为时间是一种生命的材质。当有人将一段“生命”倾注其中，它本身就成为一种意义。让人带着一点点敬畏，一点点交流的感动。
一件好的瓷器，在保养良好的条件下，能沿用百年。它自时间中走来，又朝着漫长的时间走下去，铺叙更长的故事。这故事，终将成为某个人心中不灭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