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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问圣人：“一个生命逝去了，是不是像一盏灯一样，这个生命的光亮会随即暗淡下来？”圣人说：“是。”“可是，这以后，为什么我们还会感受到这份光亮的温暖？”圣人回答说：“说明属于这个生命的时光还在延续。时光永远不会为一种人停下脚步，那就是用爱活在这个世界上，并把爱留给这个世界的人……”
在浙江上虞的“峰山道场”，我透过历史的帷幕，发现了这份光亮，感受到了这份光亮的温暖。我不得不感念那苦难的岁月，那些朦胧在岁月尘烟里的人物潜藏着圣洁、肃穆的韵致，是他们虔诚地把佛法像一颗种子一样撒在了古越这块土地上。而此中的流脉，因了日本一个叫最澄的法师的浸淫而日渐丰沛。这在江南众多的佛寺中，该是一个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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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透着亘古的宁静和沉着，透着旷世的淡泊和平和的“峰山道场”，留下了先人的身影和足迹，回荡过大师的低吟和浅诵，千余年前的气息似乎依旧在空气中流动，施惠给每一个后来者。难怪有人说：“峰山道场”是一首诗，它用凝重而含蓄的语言，陈述着既古朴又玄妙的哲理，诉说着既美丽又虚幻的企盼；“峰山道场”是一本书，它的魅力不仅在于那优美的装帧，更重要的是它那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内涵。善哉！斯言。
当我驱车来到“峰山道场”，心跳得厉害，蓦然意识到：历史与现实那种难以割裂的关联，居然近到仅仅隔了一扇门。心中仰慕已久，那远在千余年前的佛人佛事似乎会突然间迎面走来，空气里便有了一股清新。我仿佛扑进了千年智者老人的怀抱，充分地享受着那种心灵阳光的沐浴，实质上那是一种慈祥、一种抚摸、一种虔诚。于是，我放慢了脚步，原本烦躁不安的身心像经历着一次醍醐灌顶般的洗礼，不思尘世，不念六根，只是静静地承受着道场深处弥漫着的轻松和安静。
峰山，是一处平原孤丘，位于浙江上虞百官。说是山，其实不高，海拔40.3米，远远望去恰似一个低矮的土墩，道场就坐落于此。这里没有参天大树，没有奇峰秀岩，目光所及，无非十数棵松杉杂木，最能引人注目的是道场的十余间小屋、二进三开间殿宇和山上一尊半身石佛。
上虞，乃虞舜故里。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大地上，作为地理坐标上的一个土墩、小丘，是那样的微乎其微，以致让人不屑一睹，然而，在宗教文化的版图上，它却是那样的赫然在目。是啊，千余年前，还是面临曹娥江的一个古渡口，却曾建立过一座辉煌历史的“峰山道场”，并且与日本国的佛教结下了师承渊源的不解之缘。
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可以称得上意义深远，深刻改造中华文化之魂的异域文化入传的伟大历史事件，大约只有两次。一次是骤起于19世纪中叶，始以鸦片战争为强制性文化传播方式，继以科学民主为文化主题的所谓“欧风美雨”东来；另一次就是始于两汉之际，盛于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的印度佛教的东渐。越人古多淫祀，对自然物莫不祭祀崇拜，故自然宗教流传甚早，汉时始有佛教、道教活动。佛教中有一句术语，曰：“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说的是，中国佛教自汉朝白马驮经而来，而到东吴赤乌年时建邺建了江南的第一座寺院。一开始，佛教是在中原一带流传的，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中国之际，佛教和越地不能说没有关系。东晋政权在今天的南京，当年的建康建立，佛教开始南移，印度和西域的高僧们才有可能相继来到江南建寺。
南北朝，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与痛苦的年代，一面是血腥的战争，一面是渴求宁静的心灵。皇族和门阀，纷纷投向佛教，南齐与梁，佛教甚至被奉为国教。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菩萨，就是梁武帝萧衍。作为南朝的属地越州，正是在这时候扩大了佛教的影响。隋炀帝杨广一方面骄奢淫逸，一方面又笃信佛教，正是在他的王朝中，又促进了南北禅宗合一。盛唐之时，佛寺多多。虽有唐武宗发起的“会昌法难”，但这只是一次短暂而又激烈的毁佛运动，它很快随着武宗的去世而宣告结束。
隋唐，越州佛教兴盛，高僧云集，高丽、日本诸国来华僧人多至境内名刹求法，一时成为江南佛教中心。“峰山道场”的诞生，既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亦是其所以跻身江南著名道场的题中之义，更是晋室南渡后日趋繁华的越地成为江南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重镇的最好见证。是啊，尽管在不断矗立的高楼大厦的比衬下，“峰山道场”正日益减弱着其当年的巍峨和轩昂，但其终究是一把标杆和尺子，标志和丈量着新古越大地这块土地历史文化的标高和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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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山道场”之兴盛，正是隋唐越州佛教兴盛时期。然而，因非取名寺院而是道场，故有人误将此“道”与彼“道”联系在了一起，其实不是。佛教是虔诚崇拜，望立地成佛；道教是虔诚炼丹，渴求成仙。佛教与道教弘扬佛法、传道之所，名称各不相同，佛教是庵、寺院、道场，道教是宫、观、道院。佛教的道场，自可追溯至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炀帝皈依佛教改嘉祥寺为“道场”。这大约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出现“道场”两字，自此道场为佛地风行。然而，寺院与道场，也有一定的倚重，恍如现今大学与研究院所相似。教学场地是大学院校，研究之处为院所。寺院与道场亦是如此。《绍兴县志》载：“南朝，绍兴佛教理论兴起，出现慧皎、昙斐、洪偃、惠举智永等一代佛教理论家”，“隋代，境内佛教始有新教学、新宗派建立。高僧吉藏于嘉祥寺对大乘佛教中观学派之《中论》、《百论》及《十二门论》学说进行研习，演讲达十五年之久，创宗立说……隋大业二年炀帝皈佛教，改嘉祥寺为道场。”从中不难看出，道场有研修佛学、宗立说之功能。
“峰山道场”，其与佛有缘，佛迹厚重，一定程度上，怕是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要知道，峰山在当年会稽东岳之西，是明州（现宁波）至越州的水陆中转码头。而翻阅隋唐时期地图，则可一眼看出会稽东岳至峰山路能直达。明州至越州水路有百官渡口，接近峰山。而天台国清寺至峰山，则可由剡溪经舜江（今曹娥江）亦能直达峰山。陆路骑马坐轿或行走均可，明州经驿亭驿站可直达百官渡口而至峰山，越州从郡治至峰山由古栈道直达。从山的本义出发，峰山自不能与普陀山、天台山相比，然而，其享尽地理之利，借交通之便，自佛缘广结，佛迹颀厚。“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诚乃此之谓也。 “峰山道场”，更多地呈现出淡泊和冷清，使得你在悠然和闲适里，清晰地触摸一种熟稔的亲切与平和，真切地体验一种至性的情趣和雅韵。假若有一天，你闯进缜密的雨幕里，倚在道场一隅，定定地张望法师浅浅诵经，低敲木鱼，你就会成为一条在历史和现实、在沉静和喧嚣里痴痴匍匐的鱼，以致突然对佛法有了一种全新的感知和理解，而这一切全是凭了一种心境的打造。
峰山有幸，幸在与佛有姻；与佛有姻，姻在与大师有缘。据记载：顺晓和尚居“镜湖（即绍兴鉴湖）东岳峰山道场”。宋代以前，鉴湖区域东侧直抵峰山。东岳便是鉴湖东端之山，“峰山道场”是顺晓和尚修研佛理、传授佛法的地方。
提到顺晓和尚，便须提及日僧最澄。唐贞元廿年（公元804年），最澄和尚随第12次遣唐使入唐至明州求法。先在明州景福律寺学习，后转赴台州临海，在天台山佛胧寺（属天台宗）学习。其时，天台宗集合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加以整理和发展而成一家之言，并与三论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和禅宗等一起，纷然蔚起。天台宗渊源于北齐、南陈，创于隋而盛于唐。亦称为“法华宗”。该宗当时得到朝野的支持和信奉，对隋唐以后成立的各宗派多有影响。日本僧人最澄到中国学习天台宗，回国后，被天皇封为“传教大师”，开创了日本天台宗，后天台宗在平安时代（公元784-1192年），与真言宗并列发展，史称“平安二宗”。13世纪由此宗分出日莲宗。此是后话，暂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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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最澄和尚，在天台学一家之法门，并取得法华真经后准备回国，由于遣唐使在长安办事未回，明州刺史郑审则接待他，得悉最澄已习得天台一派佛法，郑便告之，还值得去越州学习密宗佛法。最澄一行接了明州度牒，乘舟经宁绍运河抵达曹娥江，即峰山，幸遇时在“峰山道场”弘法的顺晓和尚。
密宗出于印度后期佛教中与显教相对而言的密教，由唐玄宗开元中梵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翻译传播而成。其时，顺晓向最澄传授了密宗佛法的“两部灌顶”和部分“种种道具”，并介绍其去绍兴龙兴寺寂照和尚处购买了其他一部分“种种道具”……
当我们为一种精神的伟大而震惊而叹服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当初这种精神从萌芽到形成之过程的艰难和困苦，就像我们为一条大河的浩荡而激昂而感动的时候，往往忽视了那些水珠、那些溪流为了汇聚大河，而有过的坎坷和曲折一样。事实上，艰难困苦、坎坷曲折的过程，远比伟大和浩荡更令人感奋、更令人刻骨铭心。我不知道那几百个日日夜夜能否用坚毅、忍耐、刻苦、虔诚以致牺牲、殉道所能描述和概括。
站在低矮的房子前，我常会想起俞平伯先生的《陶然亭的雪》：“因房这样矮而洁，窗这样低而明……对面或侧面的火光常浅浅耀在我的纸窗上，似比月色多了些静穆，还多了些凄清。”我总以为，这样的夜晚，更宜于最澄诵经研习，而静穆、凄清不也是最澄企求的吗？而当青灯黄卷下那些佛法教义被破解之时，当那些睿智的思想与自己的感情融为一体之时，一轮旭日，一轮智慧的旭日，一轮人格的旭日，一轮精神的旭日，正从那块古老而丰润的黄土丘陵中冉冉升起。
走近“峰山道场”，等于走近了最澄，走进了这位法师生活过的实实在在的空间。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让人觉得那样的亲切、熟稔而又充满神秘。我忽而想起，最澄离开这里已经有千余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佛事、佛情，如秋风掠过树梢的一阵叹息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院子里徘徊，墙外斑驳的松杉在风中摇曳，夕阳的余晖映着一角青苔暗长的高墙，又把它的影子投射于庭前。我不知道，这千余年来，这里曾经走过谁？曾经有谁邂逅？曾经有什么样的抚今追昔？
时光给谁的也不会太多。懂得生活的人，往往会把每一段时光都雕刻得精致而有韵味。最澄在有限时光的页脚上，谱写下浪漫的絮语，在时光的眉心里，点上幸福的真谛，他一点一滴地品味时光，享受时光，并努力在时光的背影里，留下人生最美丽的幻影……最澄带走了102部（115卷）密宗经书和道具、法器，从而令自己在中国取经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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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由因生，事待理成；所造之因，必有所结之果；所结之果，亦必有所造之因。人生的因果，有善恶两面，种善因获乐果，种恶因获苦果。该是受佛教这种因缘报果思想的驱使，为还愿，为解思念之苦。数年后，最澄法师重回峰山。然而，终究是物在人离，一股莫名的沧桑之情在心中油然升起。见不到顺晓大师，最澄的心情自是沉郁寡欢。让什么来表达自己对大师的忆念呢？用什么来表达对这块曾经造化自己的佛地的感念呢？此刻他心中萌生了一个开山凿佛的念头，于是鸠工觅材，历经风雨，在峰山上凿就佛胸像。
佛胸像，仍然是“峰山道场”众多长满了历史的苍苔和敲戳着文化印痕的构筑中，最令人缱绻、最使人感慨以致块垒于胸久难释怀的所在。
去“峰山道场”拜谒，拾级而上，在峰山山顶东侧崖壁上便能看到这尊佛胸像。佛胸像依山开凿，通高3.4米，其中头高2.3米，周长6.1米；肩宽3.3米。发髻高踞，宽额广颐，身着圆领通肩袈裟，法相庄严，透着一种王者之气。修长的秀目微微俯视，恰与礼佛者仰视的目光交汇。丰满的面庞上，嘴角略翘，两唇稍厚，微含笑意，倒也透出点古朴与豁达。所有这一切，交织出一派雄伟庄严气势却又不失睿智与慈祥。尤其让我不舍离去的是它那恬淡静穆中所显示出的一种无喜无悲无思无虑无欲无忧的宁和纯静心态，一下子就荡尽我内心中的浊躁与不安，让我经受了一次心灵的净化。忆起德国启蒙时代的艺术史专家文克尔曼的话：希腊造型艺术所表现的最高的美的理想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我知道，正是这佛胸像所体现的纯净与静穆真正地打动了我，震撼着我的心。这尊佛胸像圣洁宁静，超凡绝尘，而且又是这样贴近人生，让人感到亲切善良，勃发出一种催人向上的感觉。与其说它是彼岸之神，倒不如说是现实社会中理想人性的最高典范。 因为年代久远之故，以及后来人为的破坏，佛胸像自不能如当年那样鲜亮、光彩，但最澄其情其愿早已深深嵌入其中，却终究未能被风吹雨打去。细细回味，这不也是最澄鉴因如果，避恶趋善，净化生命本体，发扬人性光辉的结果吗？置身佛胸像阁，凭栏临风，会顿觉仙风道骨，超凡脱尘。向前望去，天地一色，一片空灵。
有位哲人说过：一个地方有雕塑，这个地方仿佛就被一种物质的文化现象凝固起来了。比如希腊罗马，倘若没有以后发现的众多雕像，像维纳斯和拉奥孔，它们的灿烂文明便要大打折扣了；再比如敦煌，倘若没有莫高窟，即使历史上曾经是佛教文化的中心，对于当代人而言，它能有什么特殊意义呢？“峰山道场”，自尽得其神韵。这尊佛胸像，与其说是给当时的人们领略的，不如说是给后来的人们
留作时代见证的。于是，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而今为什么到绍兴、上虞来的游人，往往直奔峰山。峰山的有名，并不在于有大殿，大殿到处都有，但出自最澄之手，饱蘸敬佛、崇佛深情，充满传统日本禅意和暗藏几分日本传统画派笔韵的佛胸像只有一个。
古老而安详的佛胸像，尽管已经有些许模糊，但笑容依然如故，从容大度如故，俯瞰众生如故。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他全然不顾，永远抬头放眼，目光穿越得很远很远，锐利而平和，超然物外，洞穿人世洞穿宇宙，一直到如今，一直到永远。他的神色曾经浸染了每一个流动于此的生命。作为众多越州人世世代代心中认定的福祉，香火在他的脚下经年缭绕。
伫立在佛胸像旁，我发现了一株生长于石缝中的大茶树，它舒展开满丛的绿叶。于是，突然想到最澄是喜欢茶的。想当年，夜正静谧着，而杯中淡淡的茶色，可赏可饮。在雅致的茶香里，赏茶的最澄自是将思绪深深地融入了杯中的境界。尤是在明月悬空的夜晚，隔一扇大窗取一碟月光佐茶，最澄怎能不迷醉？因了佛缘而结茶缘，当年最澄在“峰山道场”灌顶受法后，又从越州上虞带得《茶经》及茶籽引种至日本，从此使日本成为最早得到中国茶种的国家。之于弘扬佛法，引茶或许只是一种附带的副产品，然而，这其中是不是亦暗合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佛缘呢？
最澄再次离开“峰山道场”之时，虽有惆怅，但亦释然。那尊佛胸像，恍如一枚记忆的火漆，将思乡（第二故乡）的情感牢牢地册封起来，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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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灯黄卷云游，布衣素食苦旅。为一代高僧的最澄大师，后辈的精神仰望和心灵诚服岂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而作为最澄先后两次踏履的“峰山道场”，它所承载、所散发的文化底蕴、人生底蕴乃至生命的底蕴，犹如那丛清瘦倔强的茶树，总有一种清香无声地弥漫，淡泊而绵长。
对于最澄，最令人探寻和感怀的大概是其漂洋过海。其实，你如果能在“峰山道场”的夕阳里，静静地坐上一会儿或默默地伫立良久的话，也许你便多少能感悟一些此中的因缘和根由。就像树到一定时候终要分杈，种子到一定时候必然抽芽一样，作为一种生存的状态或生命的状态，最澄到中国研佛习法，更多的是偶然中的必然，所谓佛家“随缘而定”的“造化”。
“峰山道场”，在千余年来的漫长岁月中，曾一度衰落。其过去的辉煌历史亦因失传而鲜为人知。是啊，“峰山道场”远离灯火辉煌，坚强地支撑着深情的凝视。它把厚重的寓意写在大地上，与山的伫立彼此映照，最终铸炼成一种寻常人所难具备的品质，沉着、从容、朴实、深厚、忍耐、昭示，把痛苦与丧失当成身后的历史，在阳光和风雨中挣扎，坚韧地在命运的途中点燃心中即将熄灭的梦想，演绎凤凰再生的火焰。
佛讲缘，缘无时不在，缘无处不在。1996年，浙江省旅游局的何思源先生在赴日本考察中，于日本比睿山延历寺，偶然发现最澄曾到过“峰山道场”求学的踪迹。回国后，省旅游局组织专家和宗教人士，从古水利学、密宗史与地方史志等研究入手，并在绍兴、上虞一带踏勘山峰数十座，最终才得出上虞的峰山确是最澄受法地的考证结果。而后，日本天台宗宗典编辑所所长野本觉成又数次率队来上虞“峰山道场”进行考察，最后获得日本天台宗总本山召开专门会议的共同认可。
1999年5月，这是一个让世人共同铭记的年月。由日本国佛教协会会长、天台宗座主渡边惠进为名誉团长的天台宗朝拜团一行240多人莅临峰山考察朝拜，渡边惠进先生还亲自题写了“传教大师最澄峰山受法灵迹碑”。碑既立于峰山之上，便再次令曾经千年寂寞的“峰山道场”再现昔日的辉煌。站在“峰山道场”之巅，极目远眺，不禁浮想联翩，我想到了日本的学者井真成。19岁那年，他与阿倍仲麻吕一起到了中国；公元734年，他在长安去世了，他永远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了中国。唐玄宗得知消息，立即下诏追封官职并予以厚葬。厚葬的墓志铭上郑重地记下井真成的祖国“日本”，并根据唐玄宗的吊伤之情写道：“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2004年，墓志铭神奇地出土了。再过一年，墓志铭运到日本东京展出。有一天，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先生站在那里大声地说：“21世纪的今天，日中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坎坷，不少有识之士为之担忧。对我来说，墓志铭的发现，就像听到了超越1200年的声音，呼唤日中两国人民要友好相处。”说得多好啊！“峰山道场”不仅记载了中日佛教界的盛事，也见证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一段历史吗？笔者曾去过日本，一路上遇到过大量的日本文化人和普通市民。听下来，几乎没有一个忘记了唐代，没有一个不歌颂友情，没有一个不谴责战争，没有一个不企盼和平。而今，我们重读最澄及其“峰山道场”，亦是出于一样的心愿：和平和友谊，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峰山道场”，永远风景孤傲。越韵千余年经年缭绕，后工业时代难以想见的宁谧、悠远，从埋藏进了大段光阴的厚重老殿里溢出，从透着素雅明快的雕梁画栋里溢出，从房顶的每块陶塑瓦脊里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每一束老藤里溢出。“峰山道场”，永远宣叙着幽渺、沉静，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洌。
小雨淅淅沥沥，带着春天的味道堆满了墙角，我迷失在砖石间虬出老藤的小径上，满园的绿意滋润着我干涩的眼睛和情绪，如沙漏般的思绪萦回着，空白着，无所思也无所想。一花一世界，一物一太极。当摆脱了心为形役，从繁杂中抽身，注目一下简单的事物，就会发现一个圆融、丰盈、安谧、自足、灵妙且变动不居的世界，给人以深深的滋养，对被事物所累所烦的现代人实在有着强大的消解力，足以让人忘了自己本真以外的任何东西不过浩荡历史长河里之沧海一粟。
雨，还在下，且正猛，漫步“峰山道场”，被雨牵引和裹挟着。由远及近、由小到大、由疏而密地潺潺流淌，穿起了山与树。这水不是忘川水，也不是忘情水，而是三丈红尘之外的甘露，是从天降临灌顶的醍醐，是斟自自然之杯的天籁，清静了我蒙尘的凡俗之心，掸抚了我浮躁驿动的足音，沐我赐我一身禅思与慧根。
往事如烟，然而，往事并不如烟。步出“峰山道场”，千余年前的一桩一件，都历历在目。只是发端于中国的天台宗，以及早自成体系的密宗，在跨越不同时空以后，亦须对各自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正确阐释。要知道，这些传统佛教中，蕴含着大量的和平、非暴力、自然、和谐、慈悲、中道、平等、均衡发展等观念，这些观念在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和平等方面是有益的。与时俱进，自同样适用于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它们都可以发掘各自教义中的积极因素，结合中国的实际，以各自的方式做出不同的贡献。
在一次次走进“峰山道场”的内腹与肌理之后，它那蕴涵生命的气象，才渐次在心里变换为一种用一生都无法参透的神韵。一切的自然景致，都是人的背景；一切人的背景，都是通向神圣的天桥。峰山成为道场，使一段生命轮回的地带，被赋予了神秘的主题。越地因此而生动。哦，“峰山道场”！
在浙江上虞的“峰山道场”，我透过历史的帷幕，发现了这份光亮，感受到了这份光亮的温暖。我不得不感念那苦难的岁月，那些朦胧在岁月尘烟里的人物潜藏着圣洁、肃穆的韵致，是他们虔诚地把佛法像一颗种子一样撒在了古越这块土地上。而此中的流脉，因了日本一个叫最澄的法师的浸淫而日渐丰沛。这在江南众多的佛寺中，该是一个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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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透着亘古的宁静和沉着，透着旷世的淡泊和平和的“峰山道场”，留下了先人的身影和足迹，回荡过大师的低吟和浅诵，千余年前的气息似乎依旧在空气中流动，施惠给每一个后来者。难怪有人说：“峰山道场”是一首诗，它用凝重而含蓄的语言，陈述着既古朴又玄妙的哲理，诉说着既美丽又虚幻的企盼；“峰山道场”是一本书，它的魅力不仅在于那优美的装帧，更重要的是它那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内涵。善哉！斯言。
当我驱车来到“峰山道场”，心跳得厉害，蓦然意识到：历史与现实那种难以割裂的关联，居然近到仅仅隔了一扇门。心中仰慕已久，那远在千余年前的佛人佛事似乎会突然间迎面走来，空气里便有了一股清新。我仿佛扑进了千年智者老人的怀抱，充分地享受着那种心灵阳光的沐浴，实质上那是一种慈祥、一种抚摸、一种虔诚。于是，我放慢了脚步，原本烦躁不安的身心像经历着一次醍醐灌顶般的洗礼，不思尘世，不念六根，只是静静地承受着道场深处弥漫着的轻松和安静。
峰山，是一处平原孤丘，位于浙江上虞百官。说是山，其实不高，海拔40.3米，远远望去恰似一个低矮的土墩，道场就坐落于此。这里没有参天大树，没有奇峰秀岩，目光所及，无非十数棵松杉杂木，最能引人注目的是道场的十余间小屋、二进三开间殿宇和山上一尊半身石佛。
上虞，乃虞舜故里。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大地上，作为地理坐标上的一个土墩、小丘，是那样的微乎其微，以致让人不屑一睹，然而，在宗教文化的版图上，它却是那样的赫然在目。是啊，千余年前，还是面临曹娥江的一个古渡口，却曾建立过一座辉煌历史的“峰山道场”，并且与日本国的佛教结下了师承渊源的不解之缘。
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真正可以称得上意义深远，深刻改造中华文化之魂的异域文化入传的伟大历史事件，大约只有两次。一次是骤起于19世纪中叶，始以鸦片战争为强制性文化传播方式，继以科学民主为文化主题的所谓“欧风美雨”东来；另一次就是始于两汉之际，盛于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的印度佛教的东渐。越人古多淫祀，对自然物莫不祭祀崇拜，故自然宗教流传甚早，汉时始有佛教、道教活动。佛教中有一句术语，曰：“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说的是，中国佛教自汉朝白马驮经而来，而到东吴赤乌年时建邺建了江南的第一座寺院。一开始，佛教是在中原一带流传的，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中国之际，佛教和越地不能说没有关系。东晋政权在今天的南京，当年的建康建立，佛教开始南移，印度和西域的高僧们才有可能相继来到江南建寺。
南北朝，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与痛苦的年代，一面是血腥的战争，一面是渴求宁静的心灵。皇族和门阀，纷纷投向佛教，南齐与梁，佛教甚至被奉为国教。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菩萨，就是梁武帝萧衍。作为南朝的属地越州，正是在这时候扩大了佛教的影响。隋炀帝杨广一方面骄奢淫逸，一方面又笃信佛教，正是在他的王朝中，又促进了南北禅宗合一。盛唐之时，佛寺多多。虽有唐武宗发起的“会昌法难”，但这只是一次短暂而又激烈的毁佛运动，它很快随着武宗的去世而宣告结束。
隋唐，越州佛教兴盛，高僧云集，高丽、日本诸国来华僧人多至境内名刹求法，一时成为江南佛教中心。“峰山道场”的诞生，既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亦是其所以跻身江南著名道场的题中之义，更是晋室南渡后日趋繁华的越地成为江南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佛教文化）重镇的最好见证。是啊，尽管在不断矗立的高楼大厦的比衬下，“峰山道场”正日益减弱着其当年的巍峨和轩昂，但其终究是一把标杆和尺子，标志和丈量着新古越大地这块土地历史文化的标高和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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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山道场”之兴盛，正是隋唐越州佛教兴盛时期。然而，因非取名寺院而是道场，故有人误将此“道”与彼“道”联系在了一起，其实不是。佛教是虔诚崇拜，望立地成佛；道教是虔诚炼丹，渴求成仙。佛教与道教弘扬佛法、传道之所，名称各不相同，佛教是庵、寺院、道场，道教是宫、观、道院。佛教的道场，自可追溯至隋大业二年（公元606年）炀帝皈依佛教改嘉祥寺为“道场”。这大约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出现“道场”两字，自此道场为佛地风行。然而，寺院与道场，也有一定的倚重，恍如现今大学与研究院所相似。教学场地是大学院校，研究之处为院所。寺院与道场亦是如此。《绍兴县志》载：“南朝，绍兴佛教理论兴起，出现慧皎、昙斐、洪偃、惠举智永等一代佛教理论家”，“隋代，境内佛教始有新教学、新宗派建立。高僧吉藏于嘉祥寺对大乘佛教中观学派之《中论》、《百论》及《十二门论》学说进行研习，演讲达十五年之久，创宗立说……隋大业二年炀帝皈佛教，改嘉祥寺为道场。”从中不难看出，道场有研修佛学、宗立说之功能。
“峰山道场”，其与佛有缘，佛迹厚重，一定程度上，怕是得益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要知道，峰山在当年会稽东岳之西，是明州（现宁波）至越州的水陆中转码头。而翻阅隋唐时期地图，则可一眼看出会稽东岳至峰山路能直达。明州至越州水路有百官渡口，接近峰山。而天台国清寺至峰山，则可由剡溪经舜江（今曹娥江）亦能直达峰山。陆路骑马坐轿或行走均可，明州经驿亭驿站可直达百官渡口而至峰山，越州从郡治至峰山由古栈道直达。从山的本义出发，峰山自不能与普陀山、天台山相比，然而，其享尽地理之利，借交通之便，自佛缘广结，佛迹颀厚。“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诚乃此之谓也。 “峰山道场”，更多地呈现出淡泊和冷清，使得你在悠然和闲适里，清晰地触摸一种熟稔的亲切与平和，真切地体验一种至性的情趣和雅韵。假若有一天，你闯进缜密的雨幕里，倚在道场一隅，定定地张望法师浅浅诵经，低敲木鱼，你就会成为一条在历史和现实、在沉静和喧嚣里痴痴匍匐的鱼，以致突然对佛法有了一种全新的感知和理解，而这一切全是凭了一种心境的打造。
峰山有幸，幸在与佛有姻；与佛有姻，姻在与大师有缘。据记载：顺晓和尚居“镜湖（即绍兴鉴湖）东岳峰山道场”。宋代以前，鉴湖区域东侧直抵峰山。东岳便是鉴湖东端之山，“峰山道场”是顺晓和尚修研佛理、传授佛法的地方。
提到顺晓和尚，便须提及日僧最澄。唐贞元廿年（公元804年），最澄和尚随第12次遣唐使入唐至明州求法。先在明州景福律寺学习，后转赴台州临海，在天台山佛胧寺（属天台宗）学习。其时，天台宗集合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加以整理和发展而成一家之言，并与三论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和禅宗等一起，纷然蔚起。天台宗渊源于北齐、南陈，创于隋而盛于唐。亦称为“法华宗”。该宗当时得到朝野的支持和信奉，对隋唐以后成立的各宗派多有影响。日本僧人最澄到中国学习天台宗，回国后，被天皇封为“传教大师”，开创了日本天台宗，后天台宗在平安时代（公元784-1192年），与真言宗并列发展，史称“平安二宗”。13世纪由此宗分出日莲宗。此是后话，暂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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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最澄和尚，在天台学一家之法门，并取得法华真经后准备回国，由于遣唐使在长安办事未回，明州刺史郑审则接待他，得悉最澄已习得天台一派佛法，郑便告之，还值得去越州学习密宗佛法。最澄一行接了明州度牒，乘舟经宁绍运河抵达曹娥江，即峰山，幸遇时在“峰山道场”弘法的顺晓和尚。
密宗出于印度后期佛教中与显教相对而言的密教，由唐玄宗开元中梵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翻译传播而成。其时，顺晓向最澄传授了密宗佛法的“两部灌顶”和部分“种种道具”，并介绍其去绍兴龙兴寺寂照和尚处购买了其他一部分“种种道具”……
当我们为一种精神的伟大而震惊而叹服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当初这种精神从萌芽到形成之过程的艰难和困苦，就像我们为一条大河的浩荡而激昂而感动的时候，往往忽视了那些水珠、那些溪流为了汇聚大河，而有过的坎坷和曲折一样。事实上，艰难困苦、坎坷曲折的过程，远比伟大和浩荡更令人感奋、更令人刻骨铭心。我不知道那几百个日日夜夜能否用坚毅、忍耐、刻苦、虔诚以致牺牲、殉道所能描述和概括。
站在低矮的房子前，我常会想起俞平伯先生的《陶然亭的雪》：“因房这样矮而洁，窗这样低而明……对面或侧面的火光常浅浅耀在我的纸窗上，似比月色多了些静穆，还多了些凄清。”我总以为，这样的夜晚，更宜于最澄诵经研习，而静穆、凄清不也是最澄企求的吗？而当青灯黄卷下那些佛法教义被破解之时，当那些睿智的思想与自己的感情融为一体之时，一轮旭日，一轮智慧的旭日，一轮人格的旭日，一轮精神的旭日，正从那块古老而丰润的黄土丘陵中冉冉升起。
走近“峰山道场”，等于走近了最澄，走进了这位法师生活过的实实在在的空间。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让人觉得那样的亲切、熟稔而又充满神秘。我忽而想起，最澄离开这里已经有千余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佛事、佛情，如秋风掠过树梢的一阵叹息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院子里徘徊，墙外斑驳的松杉在风中摇曳，夕阳的余晖映着一角青苔暗长的高墙，又把它的影子投射于庭前。我不知道，这千余年来，这里曾经走过谁？曾经有谁邂逅？曾经有什么样的抚今追昔？
时光给谁的也不会太多。懂得生活的人，往往会把每一段时光都雕刻得精致而有韵味。最澄在有限时光的页脚上，谱写下浪漫的絮语，在时光的眉心里，点上幸福的真谛，他一点一滴地品味时光，享受时光，并努力在时光的背影里，留下人生最美丽的幻影……最澄带走了102部（115卷）密宗经书和道具、法器，从而令自己在中国取经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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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由因生，事待理成；所造之因，必有所结之果；所结之果，亦必有所造之因。人生的因果，有善恶两面，种善因获乐果，种恶因获苦果。该是受佛教这种因缘报果思想的驱使，为还愿，为解思念之苦。数年后，最澄法师重回峰山。然而，终究是物在人离，一股莫名的沧桑之情在心中油然升起。见不到顺晓大师，最澄的心情自是沉郁寡欢。让什么来表达自己对大师的忆念呢？用什么来表达对这块曾经造化自己的佛地的感念呢？此刻他心中萌生了一个开山凿佛的念头，于是鸠工觅材，历经风雨，在峰山上凿就佛胸像。
佛胸像，仍然是“峰山道场”众多长满了历史的苍苔和敲戳着文化印痕的构筑中，最令人缱绻、最使人感慨以致块垒于胸久难释怀的所在。
去“峰山道场”拜谒，拾级而上，在峰山山顶东侧崖壁上便能看到这尊佛胸像。佛胸像依山开凿，通高3.4米，其中头高2.3米，周长6.1米；肩宽3.3米。发髻高踞，宽额广颐，身着圆领通肩袈裟，法相庄严，透着一种王者之气。修长的秀目微微俯视，恰与礼佛者仰视的目光交汇。丰满的面庞上，嘴角略翘，两唇稍厚，微含笑意，倒也透出点古朴与豁达。所有这一切，交织出一派雄伟庄严气势却又不失睿智与慈祥。尤其让我不舍离去的是它那恬淡静穆中所显示出的一种无喜无悲无思无虑无欲无忧的宁和纯静心态，一下子就荡尽我内心中的浊躁与不安，让我经受了一次心灵的净化。忆起德国启蒙时代的艺术史专家文克尔曼的话：希腊造型艺术所表现的最高的美的理想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我知道，正是这佛胸像所体现的纯净与静穆真正地打动了我，震撼着我的心。这尊佛胸像圣洁宁静，超凡绝尘，而且又是这样贴近人生，让人感到亲切善良，勃发出一种催人向上的感觉。与其说它是彼岸之神，倒不如说是现实社会中理想人性的最高典范。 因为年代久远之故，以及后来人为的破坏，佛胸像自不能如当年那样鲜亮、光彩，但最澄其情其愿早已深深嵌入其中，却终究未能被风吹雨打去。细细回味，这不也是最澄鉴因如果，避恶趋善，净化生命本体，发扬人性光辉的结果吗？置身佛胸像阁，凭栏临风，会顿觉仙风道骨，超凡脱尘。向前望去，天地一色，一片空灵。
有位哲人说过：一个地方有雕塑，这个地方仿佛就被一种物质的文化现象凝固起来了。比如希腊罗马，倘若没有以后发现的众多雕像，像维纳斯和拉奥孔，它们的灿烂文明便要大打折扣了；再比如敦煌，倘若没有莫高窟，即使历史上曾经是佛教文化的中心，对于当代人而言，它能有什么特殊意义呢？“峰山道场”，自尽得其神韵。这尊佛胸像，与其说是给当时的人们领略的，不如说是给后来的人们
留作时代见证的。于是，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而今为什么到绍兴、上虞来的游人，往往直奔峰山。峰山的有名，并不在于有大殿，大殿到处都有，但出自最澄之手，饱蘸敬佛、崇佛深情，充满传统日本禅意和暗藏几分日本传统画派笔韵的佛胸像只有一个。
古老而安详的佛胸像，尽管已经有些许模糊，但笑容依然如故，从容大度如故，俯瞰众生如故。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他全然不顾，永远抬头放眼，目光穿越得很远很远，锐利而平和，超然物外，洞穿人世洞穿宇宙，一直到如今，一直到永远。他的神色曾经浸染了每一个流动于此的生命。作为众多越州人世世代代心中认定的福祉，香火在他的脚下经年缭绕。
伫立在佛胸像旁，我发现了一株生长于石缝中的大茶树，它舒展开满丛的绿叶。于是，突然想到最澄是喜欢茶的。想当年，夜正静谧着，而杯中淡淡的茶色，可赏可饮。在雅致的茶香里，赏茶的最澄自是将思绪深深地融入了杯中的境界。尤是在明月悬空的夜晚，隔一扇大窗取一碟月光佐茶，最澄怎能不迷醉？因了佛缘而结茶缘，当年最澄在“峰山道场”灌顶受法后，又从越州上虞带得《茶经》及茶籽引种至日本，从此使日本成为最早得到中国茶种的国家。之于弘扬佛法，引茶或许只是一种附带的副产品，然而，这其中是不是亦暗合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佛缘呢？
最澄再次离开“峰山道场”之时，虽有惆怅，但亦释然。那尊佛胸像，恍如一枚记忆的火漆，将思乡（第二故乡）的情感牢牢地册封起来，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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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灯黄卷云游，布衣素食苦旅。为一代高僧的最澄大师，后辈的精神仰望和心灵诚服岂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而作为最澄先后两次踏履的“峰山道场”，它所承载、所散发的文化底蕴、人生底蕴乃至生命的底蕴，犹如那丛清瘦倔强的茶树，总有一种清香无声地弥漫，淡泊而绵长。
对于最澄，最令人探寻和感怀的大概是其漂洋过海。其实，你如果能在“峰山道场”的夕阳里，静静地坐上一会儿或默默地伫立良久的话，也许你便多少能感悟一些此中的因缘和根由。就像树到一定时候终要分杈，种子到一定时候必然抽芽一样，作为一种生存的状态或生命的状态，最澄到中国研佛习法，更多的是偶然中的必然，所谓佛家“随缘而定”的“造化”。
“峰山道场”，在千余年来的漫长岁月中，曾一度衰落。其过去的辉煌历史亦因失传而鲜为人知。是啊，“峰山道场”远离灯火辉煌，坚强地支撑着深情的凝视。它把厚重的寓意写在大地上，与山的伫立彼此映照，最终铸炼成一种寻常人所难具备的品质，沉着、从容、朴实、深厚、忍耐、昭示，把痛苦与丧失当成身后的历史，在阳光和风雨中挣扎，坚韧地在命运的途中点燃心中即将熄灭的梦想，演绎凤凰再生的火焰。
佛讲缘，缘无时不在，缘无处不在。1996年，浙江省旅游局的何思源先生在赴日本考察中，于日本比睿山延历寺，偶然发现最澄曾到过“峰山道场”求学的踪迹。回国后，省旅游局组织专家和宗教人士，从古水利学、密宗史与地方史志等研究入手，并在绍兴、上虞一带踏勘山峰数十座，最终才得出上虞的峰山确是最澄受法地的考证结果。而后，日本天台宗宗典编辑所所长野本觉成又数次率队来上虞“峰山道场”进行考察，最后获得日本天台宗总本山召开专门会议的共同认可。
1999年5月，这是一个让世人共同铭记的年月。由日本国佛教协会会长、天台宗座主渡边惠进为名誉团长的天台宗朝拜团一行240多人莅临峰山考察朝拜，渡边惠进先生还亲自题写了“传教大师最澄峰山受法灵迹碑”。碑既立于峰山之上，便再次令曾经千年寂寞的“峰山道场”再现昔日的辉煌。站在“峰山道场”之巅，极目远眺，不禁浮想联翩，我想到了日本的学者井真成。19岁那年，他与阿倍仲麻吕一起到了中国；公元734年，他在长安去世了，他永远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了中国。唐玄宗得知消息，立即下诏追封官职并予以厚葬。厚葬的墓志铭上郑重地记下井真成的祖国“日本”，并根据唐玄宗的吊伤之情写道：“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2004年，墓志铭神奇地出土了。再过一年，墓志铭运到日本东京展出。有一天，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平山郁夫先生站在那里大声地说：“21世纪的今天，日中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坎坷，不少有识之士为之担忧。对我来说，墓志铭的发现，就像听到了超越1200年的声音，呼唤日中两国人民要友好相处。”说得多好啊！“峰山道场”不仅记载了中日佛教界的盛事，也见证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一段历史吗？笔者曾去过日本，一路上遇到过大量的日本文化人和普通市民。听下来，几乎没有一个忘记了唐代，没有一个不歌颂友情，没有一个不谴责战争，没有一个不企盼和平。而今，我们重读最澄及其“峰山道场”，亦是出于一样的心愿：和平和友谊，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峰山道场”，永远风景孤傲。越韵千余年经年缭绕，后工业时代难以想见的宁谧、悠远，从埋藏进了大段光阴的厚重老殿里溢出，从透着素雅明快的雕梁画栋里溢出，从房顶的每块陶塑瓦脊里溢出，从每一道雕纹、每一束老藤里溢出。“峰山道场”，永远宣叙着幽渺、沉静，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洌。
小雨淅淅沥沥，带着春天的味道堆满了墙角，我迷失在砖石间虬出老藤的小径上，满园的绿意滋润着我干涩的眼睛和情绪，如沙漏般的思绪萦回着，空白着，无所思也无所想。一花一世界，一物一太极。当摆脱了心为形役，从繁杂中抽身，注目一下简单的事物，就会发现一个圆融、丰盈、安谧、自足、灵妙且变动不居的世界，给人以深深的滋养，对被事物所累所烦的现代人实在有着强大的消解力，足以让人忘了自己本真以外的任何东西不过浩荡历史长河里之沧海一粟。
雨，还在下，且正猛，漫步“峰山道场”，被雨牵引和裹挟着。由远及近、由小到大、由疏而密地潺潺流淌，穿起了山与树。这水不是忘川水，也不是忘情水，而是三丈红尘之外的甘露，是从天降临灌顶的醍醐，是斟自自然之杯的天籁，清静了我蒙尘的凡俗之心，掸抚了我浮躁驿动的足音，沐我赐我一身禅思与慧根。
往事如烟，然而，往事并不如烟。步出“峰山道场”，千余年前的一桩一件，都历历在目。只是发端于中国的天台宗，以及早自成体系的密宗，在跨越不同时空以后，亦须对各自教义作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正确阐释。要知道，这些传统佛教中，蕴含着大量的和平、非暴力、自然、和谐、慈悲、中道、平等、均衡发展等观念，这些观念在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和平等方面是有益的。与时俱进，自同样适用于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它们都可以发掘各自教义中的积极因素，结合中国的实际，以各自的方式做出不同的贡献。
在一次次走进“峰山道场”的内腹与肌理之后，它那蕴涵生命的气象，才渐次在心里变换为一种用一生都无法参透的神韵。一切的自然景致，都是人的背景；一切人的背景，都是通向神圣的天桥。峰山成为道场，使一段生命轮回的地带，被赋予了神秘的主题。越地因此而生动。哦，“峰山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