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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诗人、作家路易·艾黎（1897-1987）是数十年如一日献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位最著名的国际友人之一。他由澳大利亚乘船于1927年4月21日抵达中国上海。1934年加入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协助掩护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后与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一起，共同为战时的中国“工合”（即“工业合作社”简称）运动蓬勃发展立下不可磨灭的汗马功劳。四十年代中期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培黎工艺学校。1953年定居北京。“文革”高潮中，艾黎面临冲击迫害时，宋庆龄曾挺身而出，亲笔撰写证明信，出面予以保护。艾黎热爱生活和写作。一生著译达六十多部，如《艾黎诗选》、《艾黎自传》、《在中国的六个美国人》、《唐宋诗选》等。
共同愿望，为圆满开好雪峰纪念会而尽心竭力
1986年1月31日是冯雪峰逝世十周年纪念日。3月间，中国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鲁迅博物馆等十六个单位联合召开了雪峰学术讨论会；此前约400人出席了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的人气甚旺的纪念座谈会：胡乔木到会致辞，韦君宜、莫文骅、唐弢、黄源、赖少其、姜椿芳等各界知名人士先后讲话，因身体不适未能与会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作书面发言，受到与会者瞩目。
当初邀请艾黎出席雪峰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是由我主动提出，经领导同意，而后前往台基厂二号中国对外友协院内其住处，当面将请柬递交给他的。我之所以萌发这一想法，还得从我对雪峰的认识及前后两次不同时段参加有着天壤之别的雪峰追悼会时内心深刻感受与强烈震撼谈起。
从杭州西子湖畔登上诗坛的冯雪峰，其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而又带有一定悲剧色彩的人生履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革命斗争的曲折复杂与艰辛残酷。二十年代初期，其洋溢青春气息和清新风格的诗作，不仅为他赢得“湖畔”诗人的美誉，还曾被青年毛泽东欣赏和关注。其后，曾到北京大学一边旁听鲁迅讲课，一边刻苦自修日语；并在北伐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中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他和 “左联”主帅鲁迅以及瞿秋白一起，三人于共同对敌的反文化围剿斗争中结下感人至深的战斗情谊。随后，在中央苏区瑞金任党校副校长时与受王明路线排挤的毛泽东经常往来，倾心交谈，向其生动描述鲁迅的方方面面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主要话题之一。不久，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当毛泽东意外获悉瞿秋白被反动派杀害的噩耗时，曾特意告知雪峰并沉痛地说：“不仅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①还曾多次将很难弄到的纸烟特意送些给雪峰。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会见雪峰并称赞说：“好几年来还没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真实之歌》这样好的作品”。②
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是国家级专业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首任社长，还是党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威望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但在惊心动魄的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政治风浪中，却被当时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周扬等权势者，出于个人恩怨和企图改写三十年代中期一桩涉及鲁迅的“文坛公案”的历史，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后，以一次所谓“爆炸性的发言”③和几次揭发批判会，便用莫须有罪名，将鲁迅的学生和战友冯雪峰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开除党籍；以至最高领导将其视为右派的典型，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得出结论说：“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④六十年代中期，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席卷神州大地，瞿秋白等一些党的著名领导人都纷纷被打成“叛徒”；这时虽早已摘帽但当年毕竟是曾被《人民日报》以通栏醒目标题点名的“大右派”冯雪峰，再次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不足为怪。1976年初，在“文革”浩劫中曾力挽狂澜苦撑危局而鞠躬尽瘁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使冯雪峰悲愤欲绝，肺癌病情陡然加重，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并多次要求恢复党籍的他，不久便含冤去世。
由于工作关系，我与晚年的雪峰有过一些接触，特别是“文革”后期，我有幸亲耳聆听了他与胡愈之一起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两次重要谈话，还与有关同志认真整理了讲话记录稿，以后又请他们亲自过目审核订正。⑤当时看到胡愈老对身处逆境的雪峰是那么信任、关切、真诚相待，使我非常感动，对生平坎坷的雪峰更加充满了敬佩与同情。1976年2月16日，我争取到机会参加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受到与会人数、规格等严格限制的雪峰追悼会。当仪式开始庄严的哀乐声响起时，我急切盼望亲耳听到来自高层有关方面审定的“悼词”，能对雪峰的一生是非功过做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所谓“盖棺论定”嘛！岂料，默哀后并无官方代表上台致悼词；约片刻却看到站在前排的几位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叶圣陶、茅盾、胡愈之，还有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领导的张仲实等，或由人搀着，或自扶手杖，缓步向主席台旁走去，对雪峰家属慰问握手，然后一一离开会场。很快追悼会便在非常低沉、令人难以诉说的异常压抑悲戚的氛围中结束。从未参加过这种样式场面追悼会的我，自然惊诧莫名！事后方知，原来当时“四人帮”对追悼会事先曾下达指令：不得见报、不准致悼词、亲属不准讲话，并限制参加人数，至多为200人。连追悼会竟也开成“史无前例”，这真是又一种法西斯式专政！
山穷水尽，柳暗花明。1979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为雪峰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和党籍。经过一番筹备和意想不到的曲折，11月17日在北京西苑饭店大礼堂终于隆重举行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主持的雪峰追悼会。胡耀邦、王震和巴金、冰心、叶圣陶、艾青等千余人参加，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对雪峰革命的一生作了很高评价。特别是当我看到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茅盾送的花圈以及众多知名作家、学者、文化人敬送的挽联、挽诗与1976年的追悼仪式场面形成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真令人扬眉吐气，感慨万千。而丁玲等人题写的众多挽联，如“生为人杰捍卫党的旗帜 死犹鬼雄笔扫尘世妖狐”、“一生献身以笔代枪为党义无反顾 廿载沉冤抱屈受辱今朝功过分明”、“尊崇一个忠诚正直的人 鄙视所有阴险毒辣的鬼”等等，读后更是刻骨铭心、令人震撼。
正是基于这种深切的感受，我和大家一样，十分希望将难得一遇的雪峰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开得更为隆重热烈些，尽量不留下任何一点遗憾。尽管当时已邀请到与雪峰有关的在京党、政、军和文化界方方面面的知名人士出席会议；但艾黎老是我熟知并仰慕已久的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如果艾黎老能接受邀请前来，必将为会议增光添彩，形成一个亮点，受到热烈欢迎。
三十年代，鲁迅寓所一次
非同寻常的聚会与采访
从表面上看，艾黎与雪峰并无深交，但两人早在三十年代就曾在极其特殊的背景环境下有过“一面之缘”，这次看似两人偶然的邂逅，其实蕴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何况鲁迅寓所这次重要的四人秘密聚会，不仅鲜为人知，还带有某种传奇色彩。这也是我想邀请艾黎出席雪峰纪念座谈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是1936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位于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的鲁迅家中正悄悄聚会着三位神秘的来客。一位是日前刚刚从陕北奉命来上海的鲁迅的学生与战友冯雪峰，临行前，总书记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曾分别找他谈话，分析形势，布置任务。他于4月25日抵达上海，翌日搬住到鲁迅家中的三楼准备按着党中央领导的指示秘密开展工作：在上海设法建立地下电台，尽快将重要情报发给陕北；与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闻天还曾再三叮嘱他：“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⑥原因是，中央红军长征后，与上海地下党久已失去联系；由于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党内出现许多叛徒，地下组织损失惨重。而在此困难时刻，陕北党中央却收到鲁迅、茅盾联名的祝贺红军东渡黄河，取得东征胜利的贺信。
另一位秘密来客是有着共产国际背景，早在1929年即来到上海并与鲁迅结识，还能用德语与鲁迅对话交流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她与冯雪峰也因过去一同从事左翼文化活动而熟悉相知了。第三位参加秘密聚会者，可称之为鲁迅家的“稀客”：这就是此前只在其它某些场合，例如共同出席庆贺苏联十月革命节的宴会等，与鲁迅见过几面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今晚他被史沫特莱“抓差”，充作翻译，前来鲁迅寓所造访还是第一次；自然，他与身负重要使命，刚从陕北前来上海秘密开展“统战”等工作的冯雪峰会晤，纯属偶然巧遇。
中外几位著名文化人的这次非同寻常的聚会与采访，曾给当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主人鲁迅不久病重辞世外，其他人都曾留下相关回忆和描述。
心有灵犀，五十年后诗人艾黎
深情撰写“忆雪峰”
1984年秋，以邓颖超为名誉会长，黄华任会长的 “中国三S研究会”（即享誉全球的美国三位著名记者和作家：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他们的英文姓都以S打头）成立大会于9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发起人之一和顾问的路易·艾黎曾在会上作精彩发言，这是我首次近距离一睹艾黎的演说风采，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翌年7月19日在呼和浩特举行的纪念斯诺诞辰8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与艾黎老多次接触交流。
1986年大约是2月中旬左右吧，我带着介绍信和请柬前往美丽幽静的台基厂对外友协大院，准备拜访半年多未见的艾黎老，并当面送呈请柬。接待我的一位较负责同志知道来意后，似乎面有难色，犹豫片刻后，她终于慢慢解释说：艾老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欠佳，大夫嘱咐他尽量减少外出与社会活动，要安心静养一段以恢复健康，所以不可能出席座谈会……听到这一席话犹如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美好的期望瞬间已化为泡影。但并不甘心空手而归的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既然身体欠佳，我更应当探望一下，并拿出一本精装的《雪峰文集》示意要当面送给他，见一面看看就走，绝不会影响他休息。她自然无法挡驾，点头表示同意，只是叮嘱要掌握好时间。
当我怀着忐忑不安与有点好奇的心情走进宽敞明亮的艾黎书房时，见到他已笑嘻嘻地站起来，走前两步与我握手。看着他魁梧的身躯与焕发着神采的笑容，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平静下来，因为一切比我刚才预想的要好。当我坐下询问他的健康状况时，他指指手臂说，前一段时间确实感到有些疲劳，胳膊皮肤痒痒，晚上睡眠欠佳，经服药理疗现已好多了。于是，我说明来意，并将集中收有雪峰诗作：《湖畔》、《春的歌集》、《真实之歌》、《灵山歌》等的《雪峰文集》第一卷递送给他。他当即欣喜地打开扉页，凝神端详着雪峰肖像好一会说：呵！是他，是他，真没想到这个长征老战士还是一个大诗人呀，他写了这么多诗。一面又用手抚摩着封面由叶圣陶题字的精装的文集，连连称赞说，印得漂亮，太好了，太好了。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然后关切地问起雪峰生前情况。我简略概括地叙述了他并不太了解的雪峰后半生的坎坷遭遇，强调这次隆重召开纪念座谈会的意义以及原想请他出席发言的愿望。他仔细听完后对雪峰1936年以来经历的各种磨难颇感意外并深表同情。尤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对纪念座谈会似乎很感兴趣，明确表示，只要有可能，他很乐意接受邀请参加并发言。考虑到他的健康，我说大夫不是嘱咐您多休息少外出吗？他立刻很乐观自信地说，现在已日渐恢复好多了，而且离座谈会召开还有好多天呢！听了他爽快地表态，令我大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感觉，真是喜出望外，从心底对他表示感谢！谈话不知不觉间已过去约40分钟，我赶忙起身拜谢告辞。
临到座谈会召开的头一天上午，突然接到来自对外友协的电话，一问方知是艾黎老的秘书。他说艾老原想出席座谈会，但因与医院的定期理疗时间冲突，大夫不同意打乱原有规律进行调整，所以明日不能践约赴会，但发言稿已写好……于是我立即放下手头工作，赶忙前往取回这份来之不易的发言稿，因为它凝聚着一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艾黎对一位久经考验的著名共产党人雪峰的真挚情意和深切怀念，是值得我们珍存的一份手迹。当天傍晚便请一位硕士友人匆匆译出，晚间又恳请人用工整的字迹誊写清楚，终于赶在翌日上午请人庄重地宣读，当作著名国际友人艾黎的“书面发言”，起到一定的良好效果；因为我亲耳听到会场上有人轻声地议论：呵，没想到艾黎和雪峰还有这么一段巧遇缘分，他今天要是能亲自出席该有多好啊。
2011年3月31日完稿于京郊天通东苑
（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责任编辑 周峥嵘
附录：艾黎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文译稿（张姗姗译）
1935年末或1936年初的旧上海（我记不清到底是哪一年了）。一天深夜。艾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突然造访，对我说：“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尽你的全力作个‘翻译员’!”于是我们便一同上路。路上，我问史沫特莱，到底要我尝试翻译哪一种语言或方言?她回答说：今晚的“翻译对象”来自长征路上的红军，他将向鲁迅作一个汇报；史沫特莱本人也要用他提供的材料写一篇报道。见面后我们发现，这个来自红军部队的人原来就是冯雪峰——著名的安徽籍（按：应为浙江籍）知识分子。他报告的主题是张国焘与毛主席在川西阿坝藏族地区的“两河口会晤。”。冯雪峰细述了张国焘是如何像一位国民党军官一样为他的本部簇拥着驾马而至；毛主席又是多么的迅捷敏悟、率直简朴——从而在毛主席和衣衫褴褛的长征战士们中间，张国焘是多么的刺眼和突兀。
冯雪峰认为，张国焘以他的姿态和言论破坏了共产党部队的团结与统一。由于我翻译的不力，冯雪峰有些生气；这时鲁迅走到我身边，在我的杯中重新斟满热茶，并用低沉的耳语对我很说了些鼓励的话。当然，鲁迅本人对于冯雪峰的这番叙述是了然于胸的：他随后帮助史沫特莱完成了她为莫斯科《国际新闻通讯》（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创作的新闻特写——这很可能就是真正传到西方去的第一篇“长征特稿”。
今天，冯雪峰能得到大家这样的纪念实在是太好了!他是最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之一;为此，他的业绩和美德能被人们忆起，他的事迹和经历能被落实成文字载入历史，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
衷心祝这次座谈会成功。
（我因身体欠佳不能与会。为此我深感遗憾并深表歉意。对于大家的盛情邀请，我非常感激。）
路易·艾黎 北京
1986年3月6日
注释：
① 冯夏熊：《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见《冯雪峰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② 冯夏熊：《冯雪峰传略》，见《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
③ 张小鼎：《〈鲁迅全集〉四大版本编印纪程》，参见其中“1958年10卷本含注释版〈鲁迅全集〉”一节有关文字，载《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4期，第175-177页。
④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7页、481页。
⑤ 参见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载《鲁迅研究资料》（1），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又见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雪峰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⑥ 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6页。
共同愿望，为圆满开好雪峰纪念会而尽心竭力
1986年1月31日是冯雪峰逝世十周年纪念日。3月间，中国作协、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鲁迅博物馆等十六个单位联合召开了雪峰学术讨论会；此前约400人出席了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召开的人气甚旺的纪念座谈会：胡乔木到会致辞，韦君宜、莫文骅、唐弢、黄源、赖少其、姜椿芳等各界知名人士先后讲话，因身体不适未能与会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作书面发言，受到与会者瞩目。
当初邀请艾黎出席雪峰逝世十周年的纪念会，是由我主动提出，经领导同意，而后前往台基厂二号中国对外友协院内其住处，当面将请柬递交给他的。我之所以萌发这一想法，还得从我对雪峰的认识及前后两次不同时段参加有着天壤之别的雪峰追悼会时内心深刻感受与强烈震撼谈起。
从杭州西子湖畔登上诗坛的冯雪峰，其跌宕起伏颇具传奇而又带有一定悲剧色彩的人生履历，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革命斗争的曲折复杂与艰辛残酷。二十年代初期，其洋溢青春气息和清新风格的诗作，不仅为他赢得“湖畔”诗人的美誉，还曾被青年毛泽东欣赏和关注。其后，曾到北京大学一边旁听鲁迅讲课，一边刻苦自修日语；并在北伐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白色恐怖中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代，他和 “左联”主帅鲁迅以及瞿秋白一起，三人于共同对敌的反文化围剿斗争中结下感人至深的战斗情谊。随后，在中央苏区瑞金任党校副校长时与受王明路线排挤的毛泽东经常往来，倾心交谈，向其生动描述鲁迅的方方面面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主要话题之一。不久，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当毛泽东意外获悉瞿秋白被反动派杀害的噩耗时，曾特意告知雪峰并沉痛地说：“不仅仅是你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①还曾多次将很难弄到的纸烟特意送些给雪峰。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会见雪峰并称赞说：“好几年来还没看到过像《乡风与市风》、《真实之歌》这样好的作品”。②
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仅是国家级专业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首任社长，还是党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威望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但在惊心动魄的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政治风浪中，却被当时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周扬等权势者，出于个人恩怨和企图改写三十年代中期一桩涉及鲁迅的“文坛公案”的历史，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后，以一次所谓“爆炸性的发言”③和几次揭发批判会，便用莫须有罪名，将鲁迅的学生和战友冯雪峰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开除党籍；以至最高领导将其视为右派的典型，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得出结论说：“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④六十年代中期，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迅猛席卷神州大地，瞿秋白等一些党的著名领导人都纷纷被打成“叛徒”；这时虽早已摘帽但当年毕竟是曾被《人民日报》以通栏醒目标题点名的“大右派”冯雪峰，再次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不足为怪。1976年初，在“文革”浩劫中曾力挽狂澜苦撑危局而鞠躬尽瘁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使冯雪峰悲愤欲绝，肺癌病情陡然加重，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并多次要求恢复党籍的他，不久便含冤去世。
由于工作关系，我与晚年的雪峰有过一些接触，特别是“文革”后期，我有幸亲耳聆听了他与胡愈之一起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两次重要谈话，还与有关同志认真整理了讲话记录稿，以后又请他们亲自过目审核订正。⑤当时看到胡愈老对身处逆境的雪峰是那么信任、关切、真诚相待，使我非常感动，对生平坎坷的雪峰更加充满了敬佩与同情。1976年2月16日，我争取到机会参加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受到与会人数、规格等严格限制的雪峰追悼会。当仪式开始庄严的哀乐声响起时，我急切盼望亲耳听到来自高层有关方面审定的“悼词”，能对雪峰的一生是非功过做出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所谓“盖棺论定”嘛！岂料，默哀后并无官方代表上台致悼词；约片刻却看到站在前排的几位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叶圣陶、茅盾、胡愈之，还有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领导的张仲实等，或由人搀着，或自扶手杖，缓步向主席台旁走去，对雪峰家属慰问握手，然后一一离开会场。很快追悼会便在非常低沉、令人难以诉说的异常压抑悲戚的氛围中结束。从未参加过这种样式场面追悼会的我，自然惊诧莫名！事后方知，原来当时“四人帮”对追悼会事先曾下达指令：不得见报、不准致悼词、亲属不准讲话，并限制参加人数，至多为200人。连追悼会竟也开成“史无前例”，这真是又一种法西斯式专政！
山穷水尽，柳暗花明。1979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为雪峰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和党籍。经过一番筹备和意想不到的曲折，11月17日在北京西苑饭店大礼堂终于隆重举行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主持的雪峰追悼会。胡耀邦、王震和巴金、冰心、叶圣陶、艾青等千余人参加，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对雪峰革命的一生作了很高评价。特别是当我看到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茅盾送的花圈以及众多知名作家、学者、文化人敬送的挽联、挽诗与1976年的追悼仪式场面形成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真令人扬眉吐气，感慨万千。而丁玲等人题写的众多挽联，如“生为人杰捍卫党的旗帜 死犹鬼雄笔扫尘世妖狐”、“一生献身以笔代枪为党义无反顾 廿载沉冤抱屈受辱今朝功过分明”、“尊崇一个忠诚正直的人 鄙视所有阴险毒辣的鬼”等等，读后更是刻骨铭心、令人震撼。
正是基于这种深切的感受，我和大家一样，十分希望将难得一遇的雪峰逝世十周年纪念座谈会开得更为隆重热烈些，尽量不留下任何一点遗憾。尽管当时已邀请到与雪峰有关的在京党、政、军和文化界方方面面的知名人士出席会议；但艾黎老是我熟知并仰慕已久的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如果艾黎老能接受邀请前来，必将为会议增光添彩，形成一个亮点，受到热烈欢迎。
三十年代，鲁迅寓所一次
非同寻常的聚会与采访
从表面上看，艾黎与雪峰并无深交，但两人早在三十年代就曾在极其特殊的背景环境下有过“一面之缘”，这次看似两人偶然的邂逅，其实蕴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何况鲁迅寓所这次重要的四人秘密聚会，不仅鲜为人知，还带有某种传奇色彩。这也是我想邀请艾黎出席雪峰纪念座谈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是1936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在白色恐怖笼罩着的上海。位于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的鲁迅家中正悄悄聚会着三位神秘的来客。一位是日前刚刚从陕北奉命来上海的鲁迅的学生与战友冯雪峰，临行前，总书记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曾分别找他谈话，分析形势，布置任务。他于4月25日抵达上海，翌日搬住到鲁迅家中的三楼准备按着党中央领导的指示秘密开展工作：在上海设法建立地下电台，尽快将重要情报发给陕北；与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闻天还曾再三叮嘱他：“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⑥原因是，中央红军长征后，与上海地下党久已失去联系；由于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党内出现许多叛徒，地下组织损失惨重。而在此困难时刻，陕北党中央却收到鲁迅、茅盾联名的祝贺红军东渡黄河，取得东征胜利的贺信。
另一位秘密来客是有着共产国际背景，早在1929年即来到上海并与鲁迅结识，还能用德语与鲁迅对话交流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她与冯雪峰也因过去一同从事左翼文化活动而熟悉相知了。第三位参加秘密聚会者，可称之为鲁迅家的“稀客”：这就是此前只在其它某些场合，例如共同出席庆贺苏联十月革命节的宴会等，与鲁迅见过几面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今晚他被史沫特莱“抓差”，充作翻译，前来鲁迅寓所造访还是第一次；自然，他与身负重要使命，刚从陕北前来上海秘密开展“统战”等工作的冯雪峰会晤，纯属偶然巧遇。
中外几位著名文化人的这次非同寻常的聚会与采访，曾给当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主人鲁迅不久病重辞世外，其他人都曾留下相关回忆和描述。
心有灵犀，五十年后诗人艾黎
深情撰写“忆雪峰”
1984年秋，以邓颖超为名誉会长，黄华任会长的 “中国三S研究会”（即享誉全球的美国三位著名记者和作家：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他们的英文姓都以S打头）成立大会于9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发起人之一和顾问的路易·艾黎曾在会上作精彩发言，这是我首次近距离一睹艾黎的演说风采，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翌年7月19日在呼和浩特举行的纪念斯诺诞辰8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与艾黎老多次接触交流。
1986年大约是2月中旬左右吧，我带着介绍信和请柬前往美丽幽静的台基厂对外友协大院，准备拜访半年多未见的艾黎老，并当面送呈请柬。接待我的一位较负责同志知道来意后，似乎面有难色，犹豫片刻后，她终于慢慢解释说：艾老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欠佳，大夫嘱咐他尽量减少外出与社会活动，要安心静养一段以恢复健康，所以不可能出席座谈会……听到这一席话犹如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因为美好的期望瞬间已化为泡影。但并不甘心空手而归的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既然身体欠佳，我更应当探望一下，并拿出一本精装的《雪峰文集》示意要当面送给他，见一面看看就走，绝不会影响他休息。她自然无法挡驾，点头表示同意，只是叮嘱要掌握好时间。
当我怀着忐忑不安与有点好奇的心情走进宽敞明亮的艾黎书房时，见到他已笑嘻嘻地站起来，走前两步与我握手。看着他魁梧的身躯与焕发着神采的笑容，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平静下来，因为一切比我刚才预想的要好。当我坐下询问他的健康状况时，他指指手臂说，前一段时间确实感到有些疲劳，胳膊皮肤痒痒，晚上睡眠欠佳，经服药理疗现已好多了。于是，我说明来意，并将集中收有雪峰诗作：《湖畔》、《春的歌集》、《真实之歌》、《灵山歌》等的《雪峰文集》第一卷递送给他。他当即欣喜地打开扉页，凝神端详着雪峰肖像好一会说：呵！是他，是他，真没想到这个长征老战士还是一个大诗人呀，他写了这么多诗。一面又用手抚摩着封面由叶圣陶题字的精装的文集，连连称赞说，印得漂亮，太好了，太好了。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然后关切地问起雪峰生前情况。我简略概括地叙述了他并不太了解的雪峰后半生的坎坷遭遇，强调这次隆重召开纪念座谈会的意义以及原想请他出席发言的愿望。他仔细听完后对雪峰1936年以来经历的各种磨难颇感意外并深表同情。尤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对纪念座谈会似乎很感兴趣，明确表示，只要有可能，他很乐意接受邀请参加并发言。考虑到他的健康，我说大夫不是嘱咐您多休息少外出吗？他立刻很乐观自信地说，现在已日渐恢复好多了，而且离座谈会召开还有好多天呢！听了他爽快地表态，令我大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感觉，真是喜出望外，从心底对他表示感谢！谈话不知不觉间已过去约40分钟，我赶忙起身拜谢告辞。
临到座谈会召开的头一天上午，突然接到来自对外友协的电话，一问方知是艾黎老的秘书。他说艾老原想出席座谈会，但因与医院的定期理疗时间冲突，大夫不同意打乱原有规律进行调整，所以明日不能践约赴会，但发言稿已写好……于是我立即放下手头工作，赶忙前往取回这份来之不易的发言稿，因为它凝聚着一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艾黎对一位久经考验的著名共产党人雪峰的真挚情意和深切怀念，是值得我们珍存的一份手迹。当天傍晚便请一位硕士友人匆匆译出，晚间又恳请人用工整的字迹誊写清楚，终于赶在翌日上午请人庄重地宣读，当作著名国际友人艾黎的“书面发言”，起到一定的良好效果；因为我亲耳听到会场上有人轻声地议论：呵，没想到艾黎和雪峰还有这么一段巧遇缘分，他今天要是能亲自出席该有多好啊。
2011年3月31日完稿于京郊天通东苑
（作者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
责任编辑 周峥嵘
附录：艾黎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文译稿（张姗姗译）
1935年末或1936年初的旧上海（我记不清到底是哪一年了）。一天深夜。艾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突然造访，对我说：“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尽你的全力作个‘翻译员’!”于是我们便一同上路。路上，我问史沫特莱，到底要我尝试翻译哪一种语言或方言?她回答说：今晚的“翻译对象”来自长征路上的红军，他将向鲁迅作一个汇报；史沫特莱本人也要用他提供的材料写一篇报道。见面后我们发现，这个来自红军部队的人原来就是冯雪峰——著名的安徽籍（按：应为浙江籍）知识分子。他报告的主题是张国焘与毛主席在川西阿坝藏族地区的“两河口会晤。”。冯雪峰细述了张国焘是如何像一位国民党军官一样为他的本部簇拥着驾马而至；毛主席又是多么的迅捷敏悟、率直简朴——从而在毛主席和衣衫褴褛的长征战士们中间，张国焘是多么的刺眼和突兀。
冯雪峰认为，张国焘以他的姿态和言论破坏了共产党部队的团结与统一。由于我翻译的不力，冯雪峰有些生气；这时鲁迅走到我身边，在我的杯中重新斟满热茶，并用低沉的耳语对我很说了些鼓励的话。当然，鲁迅本人对于冯雪峰的这番叙述是了然于胸的：他随后帮助史沫特莱完成了她为莫斯科《国际新闻通讯》（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创作的新闻特写——这很可能就是真正传到西方去的第一篇“长征特稿”。
今天，冯雪峰能得到大家这样的纪念实在是太好了!他是最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之一;为此，他的业绩和美德能被人们忆起，他的事迹和经历能被落实成文字载入历史，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
衷心祝这次座谈会成功。
（我因身体欠佳不能与会。为此我深感遗憾并深表歉意。对于大家的盛情邀请，我非常感激。）
路易·艾黎 北京
1986年3月6日
注释：
① 冯夏熊：《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见《冯雪峰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② 冯夏熊：《冯雪峰传略》，见《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页。
③ 张小鼎：《〈鲁迅全集〉四大版本编印纪程》，参见其中“1958年10卷本含注释版〈鲁迅全集〉”一节有关文字，载《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4期，第175-177页。
④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87页、481页。
⑤ 参见胡愈之、冯雪峰：《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载《鲁迅研究资料》（1），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又见冯雪峰《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谈话》，《雪峰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⑥ 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雪峰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