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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短视频作为一种网络流行的文化现象，凭借其“短”而“小”的媒介特征，深度嵌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是大学生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是大学生形成对国家、民族、社会认同的重要场域。国家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科学的新闻观念建构的结果。以往理论研究发现与国家有关的多种题材的新闻报道均有助于促进国家认同。本研究进一步从实证角度出发，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通过单因素组间实验设计，探查不同内容的短视频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差异。结果发现，被试观看历史文化、国家实力、领土争端类短视频后，内隐测验指标D分数均显著大于0，表明观看与国家有关内容的短视频可以显著提升个体的国家认同;观看历史文化题材短视频的大学生，其D分数显著高于其他三类短视频组，表明历史文化类题材的短视频能够更好地促进个体的国家认同。
关键词短视频;国家认同;内隐态度;大学生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6.001
1引言
2019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短视频新栏目《主播说联播》，它充分整合了《新闻联播》和短视频传播各自的特点，凭借篇幅短小、评述深入浅出，自上线后便圈粉无数（金旭阳， 2021）。短视频作为一种网络流行的文化现象，凭借其“短”而“小”的媒介特征，符合网络传播“碎片化”的特点（蒲清平， 谭竹希， 2020），移动通信技术赋予短视频的便捷性满足了碎片化时代人们对媒介消费需求的变化（崔波等， 2020）。短小的视频内容更符合青年人网络信息浏览习惯，其表达方式与青年人的沟通方式更加契合（李勇， 2019），因此受众群体越来越趋于年轻化。截至2019年5月，我国短视频忠实用户主要为90后和00后及学生群体，且呈现高学历特征（隋文馨等， 2021）。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主流媒体政治传播的手段和话语方式也经历着创新变革（吴晔等， 2021），借助短视频平台的优势传递国家意识，不仅传播速度快、流量大，也能迅速增强受众与国家的情感联结与情感归属（朱佳妮等， 2019）。短视频作为大学生群体乐于使用的媒介，它既满足了大学生网络社交和娱乐的需要，也满足了他们对了解国家发展动态的信息需要。与国家有关的短视频内容表现出简短化、语言流行化、年轻化等特点，使大学生群体更易与国家产生情感共振与关系认同（吴晔等， 2021）。
短视频深度嵌入大学生的日常体验中，是大学生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是大学生形成对国家、民族、社会认同的重要场域（隋文馨等， 2021）。国家认同可以理解为个人承认并接受他们属于一个国家的事实（Huddy， 2001; Smith， 2001）。从心理过程来讲，是关于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是怎样的心理过程（Keane， 1994）;从个人意义来讲，建构国家认同可以使个体觉察国家赋予自身的身份意义，保障本体性安全（金太军， 姚虎， 2014）;从社会意义来讲，国家认同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是维护国家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基础保障（周平， 2013）。而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建构对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交融，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意义重大（陈达云， 2012; 杨鹍飞， 2015）。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均较为强烈（崔海亮， 2013），但近年来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张勇等， 2014），因此，增强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义重大。短视频平台恰恰开辟了促进国家认同的新途径，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新方式（赵美荻， 2020），建设新型主流媒体也已成为党和政府对我国媒体发展的战略要求（吴晔等， 2021）。
国家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建构的过程与结果（叶欣， 2015; 张荻， 2015）。传播学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表明，媒介在发展、增强和激活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Anderson， 1983; Entman， 1991; Rivenburgh， 1997， 2000），国家认同是科学的新闻观念建构的结果（张荻， 2015）。媒介传播的内容作用于受众，使受众在国家认同上的认知发生改变（邵培仁， 2007）。媒介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通过聯系与国家认同相关的现实事件，并在传播中突显出来，从而激活个体的国家认同（Entman， 1993）。种族、文化、领土、经济和法律政治等国家认同要素都有助于个体形成真实的自我意识，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信仰、动机、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从而建构出个体的国家认同（Smith， 1991）。研究发现，与国家有关的多种题材的新闻报道都有助于促进国家认同（陆丹， 谢慧铃， 2015; 周金钰等， 2019）。针对具体的国家热门事件，个体的媒介使用频率越高，会对显性表征的民族主义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加强了个体的国家认同感（蒋叶莎， 罗教讲， 2016; 陆晔， 2010）。此外，对领土冲突的报道使个体强烈感受到外群体的威胁，导致个体增加对内群体的偏好，继而更加认同自己的国家（Nelson， 2009）。对国家实力的传播也可以突显出内群体的优势和外群体的劣势，作为内群体成员会发展出积极的社会区分，从而加强个体归属的合理性、提高内群体成员的自尊感，继而形成更高水平的国家认同（Festinger， 1954）。此外，历史文化类题材的内容也可以增强个体的国家认同，因为这类内容不仅可以突显出国家的文化属性，还能唤醒个体对国家的历史记忆。文化属性是国家认同中的动力源，也是国家认同深厚的基础（门洪华， 2013），个体通过与文化内容互动，可以快速启动个体的文化属性，当与历史记忆互动时，符号或话语标识引发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情感，继而增强了个体的国家认同（Connerton， 1989）。
以上研究多从理论角度阐述媒介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鲜有实证依据探究不同内容的短视频在影响国家认同中的效果差异。本研究从大学生高频接触短视频的现实行为出发，考查不同内容的短视频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差异。对于国家认同的测量，不同学科侧重的方法有所区别，心理学更关注认知、情感、态度等变量（管健， 荣杨， 2021），而这些内容也是传播效果研究中因变量测量的三个重要层面（喻国明， 韩婷， 2019）。内隐态度主要探查知觉阈限下潜意识的认知态度，因而避免了社会称许性的影响，其程序规范、指标客观，因此内容效度优于传统态度研究的主观报告法（李思屈， 诸葛达维， 2016）。因此，本研究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考查民族地区大学生在观看不同内容的短视频后，其国家内隐态度上的差异，以期为国家宣传提供科学依据。 由于在新媒體中，与国家有关的短视频主要涉及历史文化、领土争端和国家实力的相关题材。结合前人提出的理论依据，这三种题材对个体国家内隐态度均存在影响作用，故而提出假设1：观看历史文化、领土冲突和国家实力类短视频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内隐态度均显著高于观看娱乐自然类短视频的大学生。由于不同题材在建构国家认同的心理路径的不同：国家实力类题材通过内外群体比较增强国家认同，领土冲突类题材通过强化外部威胁增强国家认同，历史文化类题材则是基于文化属性和历史记忆增强国家认同。因此基于文化属性和历史记忆是建构对国家的深层次情感，因此提出假设2：相比其他题材短视频，历史文化类短视频对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的作用最大。
2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随机选取160名宁夏大学本科生（其中女性81人），年龄范围18至23岁（M=20， SD=1.2）。将160人随机分配至3个实验组、1个控制组，每组40人。 使用G*power 3.1软件（Faul， Erdfelder， Lang， & Buchner， 2007）计算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样本量，设置α=0.05，效应量=0.3，power=0.8，组数为4时，计算出最小样本量为128，因此本研究中的被试量符合统计要求。被试在实验前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通过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2.2实验材料
短视频材料的选取：短视频内容节选自学习强国、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社交圈等APP平台，视频平均时长35秒。视频内容分为4类：历史文化类、领土争端类、国家实力类、娱乐自然类。每种类型的短视频内容均为30个。为便于后续实验操作，使用Adobe Premiere CS6软件将每类视频剪辑并单独制作成一个视频文件，作为后续实验前的启动材料。
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材料的选取：（1） 通过自由联想测验筛选SC-IAT的刺激材料。另外随机选取被调查者206人（其中女性100人），要求尽可能多地写出由“中国”联想到的词语（词性不限）。经自由联想测验共收集词语2503频次，研究者对词语进行整理后得到947个有效词语，再依据词性对词语进行分类汇总。根据孙清兰（1992）提出的对高频词与低频词的界分及词频估算法，筛选出15个高频积极形容词和15个名词。（2） 由于通过自由联想测验得到的消极形容词较少，因此研究者从《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另外选取15个描述国家的消极形容词。（3） 20名汉语言专业的高校教师对由自由联想测验收集的15个积极形容词和由汉语词典选取的15个消极形容词的效价进行7等级评分（非常消极-3，非常积极+3）。通过教师评定，最终选取评分最高的8个形容词作为积极属性词（分别为：和谐、文明、开放、友善、包容、正义、发达、繁荣）、评分最低的8个形容词作为消极属性词（分别为：野蛮、混乱、冷漠、动荡、狭隘、闭锁、落后、腐败）。（4） 教师根据与“中国”的近似度对15个名词进行7等级评分（完全无关-3，完全一致+3），根据每个词语的平均分筛选出SC-IAT的概念词（分别为：中国、华夏、中华、九州）。
2.3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测查被试对国家的内隐态度。SC-IAT是对传统内隐联想测验的修正，用来测量个体和单一态度对象之间的联结强度（温芳芳， 佐斌， 2007）。实验包括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均包含24个练习试次和48个正式试次。第一部分（相容阶段）将概念词与积极属性词均设置为D键反应，消极属性词独立设置为K键反应;第二部分（不相容阶段）将积极属性词设置为D键反应，概念词和消极属性词设置为K键反应。为预防反应偏差，平衡左右按键次数（见表1）。
2.4 程序
本研究采用组间实验设计，每组被试通过手机观看一种类型的视频，然后完成后续的SC-IAT。被试距离电脑屏幕70cm，电脑屏幕分辨率为1366×768。在SC-IAT的每一试次中，屏幕首先出现一个500 ms的注视点“+”提示，然后以2000 ms呈现一个“目标词”，在相容任务中，如果目标词是名词或者积极形容词则按D键，如果目标词是消极形容词则按K键;在不相容任务中，若出现的目标词为积极属性词则按D键，若目标词为概念词和消极属性词则按K键。接着呈现500 ms的反馈，正确反应出现“√”，错误反应出现“×”最后出现1000 ms的空白屏。整个实验过程要求被试尽可能快速且准确地做出按键反应。实验流程见图1：
2.5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D分数作为内隐效应的测量指标。根据Karpinski和Steinman（2006）的计算方法：（1）剔除反应时低于350 ms或高于10000 ms的数据;（2）矫正错误反应的反应时，将其替换成所属实验部分中正确反应的平均反应时加上400 ms的额外惩罚;（3）计算不相容条件与相容条件的平均反应时之差，再除以所有正确反应（不包含原先错误反应）的反应时标准差，所得数值即为D分数。D值为正，代表个体具有积极的内隐态度，分数越高，表明对国家的内隐态度越积极，即国家认同水平越高; D值为负，代表个体具有消极的内隐态度，分数越低，表明对国家的内隐态度越消极，即国家认同水平越低。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组别：历史文化、领土争端、国家实力、控制组）组间实验设计（娱乐自然组为控制组），不同组别被试观看不同类型的短视频，因变量为SC-IAT任务上的反应时、正确率及D分数。
3结果
3.1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反应时与正确率
以实验条件为自变量，分别以反应时和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在反应时上， 相容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M=994.88， SD=409.12）显著小于不相容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M=1053.75， SD=459.89）， t（159）=-4.18， p<0.001， d=0.33。在正确率上，相容条件的平均正确率（M=0.91， SD=0.10）显著高于不相容条件的平均正确率 （M=0.87， SD=0.12）， t（159）=5.93， p<0.001， d=0.47。以上结果说明，相较于不相容条件，整体上被试在“国家”与“积极属性词”作同一按键反应的相容条件下的反应更加快速且更加准确，表明他们对“中国”与“积极属性词”的内部联结更紧密。 3.2D分数
研究计算得出D分数，按照大小降序排列依次为：历史文化（M=0.79）、国家实力（M=0.40）、领土争端（M=0.17）、控制组（M=0.13）。从D分数可以看出，被试对国家的内隐态度总体是积极的。
为了探查四种类型短视频对个体国家认同的影响程度，将不同组别被试的D分数与“0”对比，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实验处理组被试的D分数均显著大于0（历史文化组： t=5.72， d=1.89; 国家实力组： t=2.06， d=0.65; 领土争端组： t=1.48， d=0.47; ps<0.05），而控制组不显著（t=2.21， d=0.70， p>0.05）。
为进一步探查不同类型短视频对个体国家认同的影响差异，以组别为自变量，以D分数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图2）。结果表明，不同实验处理下被试的D分数存在显著差异， F（3，156）=4.89， p<0.05， η2=0.09，进一步的事后比较发现，历史文化组的D分数显著高于国家实力、领土争端和控制组，而国家实力、领土争端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结果见图2。
4讨论
本研究的实验结果发现，被试观看历史文化、国家实力、领土争端类短视频后，内隐测验指标D分数均显著大于0，说明观看与国家有关的短视频可以显著提升个体对国家认同的积极内隐态度，而无关视频（娱乐自然类）则不具备这个效果，结果支持了假设1。观看历史文化类短视频的被试，其国家认同内隐态度指标显著高于其他三类短视频组，说明历史文化类题材的短视频能够更好地促进个体形成积极的国家认同，增强国家认同感，结果验证了假设2。
历史文化、国家实力和领土争端类短视频均可以显著提高个体的国家认同。首先，国家历史、传统文化等要素是国家认同形成和巩固的天然因素，历史记忆是历史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它不仅是对国家历史的叙述，更是对国家认同的关键性叙事（彭斌， 2018），也是国家认同教育的重要资源（吴玉军， 2019）。文化属性是国家认同中的动力源，是国家认同深厚的基础（门洪华， 2013）。个体通过与文化内容的互动能够快速启动个体的文化属性。历史文化是国家保持自身统一性的精神文化基础，个体的国家认同感增强与历史文化的特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国家实力是巩固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国家认同的稳固程度。个体通过比较内群体的优势从而激发出作为内群体成员的自尊感，进而发展出内群体偏爱， 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国家认同 （Festinger， 1954），这是通过外在比较产生自尊感的一种建构国家认同的心理路径。其次，从媒体传播的频率、广度的角度来看，国家实力类的新闻内容数量居多，也有利于个体建构国家认同。领土是个体的生存之地，个体对领土形成一种复杂的情感，这种复杂的情感可以被分为依赖感、归属感和依附感，而个体对领土的情感，主要来源于个体围绕领土展开的冲突、斗争和争端（殷冬水， 2016）。领土争端类短视频通过外部威胁侵犯个体与领土之间的认同来达到启动国家认同的一种由负性情感转化为国家认同的心理路径。本研究从短视频的传播角度和心理路径来阐述不同传播内容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
历史文化论认为，国家文化观念在构建个体国家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Anderson， 1983）。历史文化类的视频内容是基于我国重要历史事件、经典文化等生成，重要“历史”事件的传播能够激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及民族大家庭意识和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刘燕， 2009; 张媛， 2013）。从国家认同的历史维度来看，历史是个体对过去的共同意识或怀旧情绪，是对一种历史身份的认同，它将不同的世代联系在一起。从国家认同的文化维度来看，文化是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和态度，它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制度和行为态度， 从而使得每一代人遵循相同的准则和法理 （Hajiani， 2000）。个体通过分享共同的文化产生较强凝聚力的国家观念、 集体情感和国民意识 （叶欣， 2015）。研究多元文化的香港人发现，代表中华文化属性的物品能显著启动多元文化者的国家认同 （Hong， et al.， 2000），因为当与个体相关文化的身份变得突出时，个体会越来越认同身份所代表的内群体（Tajfel & Turner， 1979）。因此，历史文化类短视频能够通过快速启动个体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从而确定自己的国家属性，进而强化了受众的国家认同。
根据新闻报道框架的“梯次模型”归类，价值框架在新闻报道框架中决定着议题框架、话语框架与修辞框架（周琳， 2011）。国家实力与领土争端的短视频在新闻传播中所传递的价值框架必须基于客观事实、数据变化或法律依据，它们相对于历史文化在修辞框架中缺少传播语言上的引导，在启动个体与国家情感的共情方面相对较弱。另外，由双向加工模型可以推测，个体在观看视频时可能存在基于理性的分析式系统和基于感性的启发式系统（Evans， 2003），领土争端与国家实力短视频的受众更可能采用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通过对比数据的变化、客观内容的发展、以及官方态度获得传播价值。而历史文化在传播时的表达要素较为感性和主观，例如温婉的语言、古典诗词以及背景音乐等元素更易啟动直觉系统。从内容的呈现上来看，独特的中国元素也更容易启动个体的国家情感，增强个体的国家认同（Tajfel & Turner， 1979）。另外，历史文化所传递的价值体系凸显了“华夏”“炎黄子孙”等意识，这些信息能迅速与个体的国家认同建立起共情联系（叶欣， 2015）。但是，关于不同视频是如何增强国家认同感，即通过何种心理机制发挥影响，这一问题还需要后续更多的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单类内隐联想测验，比较了历史文化、领土争端、国家实力和娱乐自然类短视频在增强民族地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作用。结果表明，观看与国家有关内容的短视频可以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相对于展示国家实力和领土争端的短视频，历史文化类题材的短视频能够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这些结果提示有关部门应当加大手机短视频中对国家历史文化类内容的传播力度，创新内容形式，利用历史文化的独特属性提升青年受众的国家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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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短视频;国家认同;内隐态度;大学生
分类号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1.06.001
1引言
2019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短视频新栏目《主播说联播》，它充分整合了《新闻联播》和短视频传播各自的特点，凭借篇幅短小、评述深入浅出，自上线后便圈粉无数（金旭阳， 2021）。短视频作为一种网络流行的文化现象，凭借其“短”而“小”的媒介特征，符合网络传播“碎片化”的特点（蒲清平， 谭竹希， 2020），移动通信技术赋予短视频的便捷性满足了碎片化时代人们对媒介消费需求的变化（崔波等， 2020）。短小的视频内容更符合青年人网络信息浏览习惯，其表达方式与青年人的沟通方式更加契合（李勇， 2019），因此受众群体越来越趋于年轻化。截至2019年5月，我国短视频忠实用户主要为90后和00后及学生群体，且呈现高学历特征（隋文馨等， 2021）。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主流媒体政治传播的手段和话语方式也经历着创新变革（吴晔等， 2021），借助短视频平台的优势传递国家意识，不仅传播速度快、流量大，也能迅速增强受众与国家的情感联结与情感归属（朱佳妮等， 2019）。短视频作为大学生群体乐于使用的媒介，它既满足了大学生网络社交和娱乐的需要，也满足了他们对了解国家发展动态的信息需要。与国家有关的短视频内容表现出简短化、语言流行化、年轻化等特点，使大学生群体更易与国家产生情感共振与关系认同（吴晔等， 2021）。
短视频深度嵌入大学生的日常体验中，是大学生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是大学生形成对国家、民族、社会认同的重要场域（隋文馨等， 2021）。国家认同可以理解为个人承认并接受他们属于一个国家的事实（Huddy， 2001; Smith， 2001）。从心理过程来讲，是关于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是怎样的心理过程（Keane， 1994）;从个人意义来讲，建构国家认同可以使个体觉察国家赋予自身的身份意义，保障本体性安全（金太军， 姚虎， 2014）;从社会意义来讲，国家认同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是维护国家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的基础保障（周平， 2013）。而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建构对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交融，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意义重大（陈达云， 2012; 杨鹍飞， 2015）。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认同感均较为强烈（崔海亮， 2013），但近年来存在许多不和谐的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张勇等， 2014），因此，增强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意义重大。短视频平台恰恰开辟了促进国家认同的新途径，成为构建国家认同的新方式（赵美荻， 2020），建设新型主流媒体也已成为党和政府对我国媒体发展的战略要求（吴晔等， 2021）。
国家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建构的过程与结果（叶欣， 2015; 张荻， 2015）。传播学关于国家认同的研究表明，媒介在发展、增强和激活国家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Anderson， 1983; Entman， 1991; Rivenburgh， 1997， 2000），国家认同是科学的新闻观念建构的结果（张荻， 2015）。媒介传播的内容作用于受众，使受众在国家认同上的认知发生改变（邵培仁， 2007）。媒介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通过聯系与国家认同相关的现实事件，并在传播中突显出来，从而激活个体的国家认同（Entman， 1993）。种族、文化、领土、经济和法律政治等国家认同要素都有助于个体形成真实的自我意识，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信仰、动机、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从而建构出个体的国家认同（Smith， 1991）。研究发现，与国家有关的多种题材的新闻报道都有助于促进国家认同（陆丹， 谢慧铃， 2015; 周金钰等， 2019）。针对具体的国家热门事件，个体的媒介使用频率越高，会对显性表征的民族主义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加强了个体的国家认同感（蒋叶莎， 罗教讲， 2016; 陆晔， 2010）。此外，对领土冲突的报道使个体强烈感受到外群体的威胁，导致个体增加对内群体的偏好，继而更加认同自己的国家（Nelson， 2009）。对国家实力的传播也可以突显出内群体的优势和外群体的劣势，作为内群体成员会发展出积极的社会区分，从而加强个体归属的合理性、提高内群体成员的自尊感，继而形成更高水平的国家认同（Festinger， 1954）。此外，历史文化类题材的内容也可以增强个体的国家认同，因为这类内容不仅可以突显出国家的文化属性，还能唤醒个体对国家的历史记忆。文化属性是国家认同中的动力源，也是国家认同深厚的基础（门洪华， 2013），个体通过与文化内容互动，可以快速启动个体的文化属性，当与历史记忆互动时，符号或话语标识引发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情感，继而增强了个体的国家认同（Connerton， 1989）。
以上研究多从理论角度阐述媒介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鲜有实证依据探究不同内容的短视频在影响国家认同中的效果差异。本研究从大学生高频接触短视频的现实行为出发，考查不同内容的短视频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差异。对于国家认同的测量，不同学科侧重的方法有所区别，心理学更关注认知、情感、态度等变量（管健， 荣杨， 2021），而这些内容也是传播效果研究中因变量测量的三个重要层面（喻国明， 韩婷， 2019）。内隐态度主要探查知觉阈限下潜意识的认知态度，因而避免了社会称许性的影响，其程序规范、指标客观，因此内容效度优于传统态度研究的主观报告法（李思屈， 诸葛达维， 2016）。因此，本研究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考查民族地区大学生在观看不同内容的短视频后，其国家内隐态度上的差异，以期为国家宣传提供科学依据。 由于在新媒體中，与国家有关的短视频主要涉及历史文化、领土争端和国家实力的相关题材。结合前人提出的理论依据，这三种题材对个体国家内隐态度均存在影响作用，故而提出假设1：观看历史文化、领土冲突和国家实力类短视频的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内隐态度均显著高于观看娱乐自然类短视频的大学生。由于不同题材在建构国家认同的心理路径的不同：国家实力类题材通过内外群体比较增强国家认同，领土冲突类题材通过强化外部威胁增强国家认同，历史文化类题材则是基于文化属性和历史记忆增强国家认同。因此基于文化属性和历史记忆是建构对国家的深层次情感，因此提出假设2：相比其他题材短视频，历史文化类短视频对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的作用最大。
2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随机选取160名宁夏大学本科生（其中女性81人），年龄范围18至23岁（M=20， SD=1.2）。将160人随机分配至3个实验组、1个控制组，每组40人。 使用G*power 3.1软件（Faul， Erdfelder， Lang， & Buchner， 2007）计算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样本量，设置α=0.05，效应量=0.3，power=0.8，组数为4时，计算出最小样本量为128，因此本研究中的被试量符合统计要求。被试在实验前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通过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2.2实验材料
短视频材料的选取：短视频内容节选自学习强国、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社交圈等APP平台，视频平均时长35秒。视频内容分为4类：历史文化类、领土争端类、国家实力类、娱乐自然类。每种类型的短视频内容均为30个。为便于后续实验操作，使用Adobe Premiere CS6软件将每类视频剪辑并单独制作成一个视频文件，作为后续实验前的启动材料。
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材料的选取：（1） 通过自由联想测验筛选SC-IAT的刺激材料。另外随机选取被调查者206人（其中女性100人），要求尽可能多地写出由“中国”联想到的词语（词性不限）。经自由联想测验共收集词语2503频次，研究者对词语进行整理后得到947个有效词语，再依据词性对词语进行分类汇总。根据孙清兰（1992）提出的对高频词与低频词的界分及词频估算法，筛选出15个高频积极形容词和15个名词。（2） 由于通过自由联想测验得到的消极形容词较少，因此研究者从《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另外选取15个描述国家的消极形容词。（3） 20名汉语言专业的高校教师对由自由联想测验收集的15个积极形容词和由汉语词典选取的15个消极形容词的效价进行7等级评分（非常消极-3，非常积极+3）。通过教师评定，最终选取评分最高的8个形容词作为积极属性词（分别为：和谐、文明、开放、友善、包容、正义、发达、繁荣）、评分最低的8个形容词作为消极属性词（分别为：野蛮、混乱、冷漠、动荡、狭隘、闭锁、落后、腐败）。（4） 教师根据与“中国”的近似度对15个名词进行7等级评分（完全无关-3，完全一致+3），根据每个词语的平均分筛选出SC-IAT的概念词（分别为：中国、华夏、中华、九州）。
2.3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测查被试对国家的内隐态度。SC-IAT是对传统内隐联想测验的修正，用来测量个体和单一态度对象之间的联结强度（温芳芳， 佐斌， 2007）。实验包括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均包含24个练习试次和48个正式试次。第一部分（相容阶段）将概念词与积极属性词均设置为D键反应，消极属性词独立设置为K键反应;第二部分（不相容阶段）将积极属性词设置为D键反应，概念词和消极属性词设置为K键反应。为预防反应偏差，平衡左右按键次数（见表1）。
2.4 程序
本研究采用组间实验设计，每组被试通过手机观看一种类型的视频，然后完成后续的SC-IAT。被试距离电脑屏幕70cm，电脑屏幕分辨率为1366×768。在SC-IAT的每一试次中，屏幕首先出现一个500 ms的注视点“+”提示，然后以2000 ms呈现一个“目标词”，在相容任务中，如果目标词是名词或者积极形容词则按D键，如果目标词是消极形容词则按K键;在不相容任务中，若出现的目标词为积极属性词则按D键，若目标词为概念词和消极属性词则按K键。接着呈现500 ms的反馈，正确反应出现“√”，错误反应出现“×”最后出现1000 ms的空白屏。整个实验过程要求被试尽可能快速且准确地做出按键反应。实验流程见图1：
2.5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D分数作为内隐效应的测量指标。根据Karpinski和Steinman（2006）的计算方法：（1）剔除反应时低于350 ms或高于10000 ms的数据;（2）矫正错误反应的反应时，将其替换成所属实验部分中正确反应的平均反应时加上400 ms的额外惩罚;（3）计算不相容条件与相容条件的平均反应时之差，再除以所有正确反应（不包含原先错误反应）的反应时标准差，所得数值即为D分数。D值为正，代表个体具有积极的内隐态度，分数越高，表明对国家的内隐态度越积极，即国家认同水平越高; D值为负，代表个体具有消极的内隐态度，分数越低，表明对国家的内隐态度越消极，即国家认同水平越低。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组别：历史文化、领土争端、国家实力、控制组）组间实验设计（娱乐自然组为控制组），不同组别被试观看不同类型的短视频，因变量为SC-IAT任务上的反应时、正确率及D分数。
3结果
3.1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反应时与正确率
以实验条件为自变量，分别以反应时和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在反应时上， 相容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M=994.88， SD=409.12）显著小于不相容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M=1053.75， SD=459.89）， t（159）=-4.18， p<0.001， d=0.33。在正确率上，相容条件的平均正确率（M=0.91， SD=0.10）显著高于不相容条件的平均正确率 （M=0.87， SD=0.12）， t（159）=5.93， p<0.001， d=0.47。以上结果说明，相较于不相容条件，整体上被试在“国家”与“积极属性词”作同一按键反应的相容条件下的反应更加快速且更加准确，表明他们对“中国”与“积极属性词”的内部联结更紧密。 3.2D分数
研究计算得出D分数，按照大小降序排列依次为：历史文化（M=0.79）、国家实力（M=0.40）、领土争端（M=0.17）、控制组（M=0.13）。从D分数可以看出，被试对国家的内隐态度总体是积极的。
为了探查四种类型短视频对个体国家认同的影响程度，将不同组别被试的D分数与“0”对比，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实验处理组被试的D分数均显著大于0（历史文化组： t=5.72， d=1.89; 国家实力组： t=2.06， d=0.65; 领土争端组： t=1.48， d=0.47; ps<0.05），而控制组不显著（t=2.21， d=0.70， p>0.05）。
为进一步探查不同类型短视频对个体国家认同的影响差异，以组别为自变量，以D分数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图2）。结果表明，不同实验处理下被试的D分数存在显著差异， F（3，156）=4.89， p<0.05， η2=0.09，进一步的事后比较发现，历史文化组的D分数显著高于国家实力、领土争端和控制组，而国家实力、领土争端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结果见图2。
4讨论
本研究的实验结果发现，被试观看历史文化、国家实力、领土争端类短视频后，内隐测验指标D分数均显著大于0，说明观看与国家有关的短视频可以显著提升个体对国家认同的积极内隐态度，而无关视频（娱乐自然类）则不具备这个效果，结果支持了假设1。观看历史文化类短视频的被试，其国家认同内隐态度指标显著高于其他三类短视频组，说明历史文化类题材的短视频能够更好地促进个体形成积极的国家认同，增强国家认同感，结果验证了假设2。
历史文化、国家实力和领土争端类短视频均可以显著提高个体的国家认同。首先，国家历史、传统文化等要素是国家认同形成和巩固的天然因素，历史记忆是历史认同的前提和基础，它不仅是对国家历史的叙述，更是对国家认同的关键性叙事（彭斌， 2018），也是国家认同教育的重要资源（吴玉军， 2019）。文化属性是国家认同中的动力源，是国家认同深厚的基础（门洪华， 2013）。个体通过与文化内容的互动能够快速启动个体的文化属性。历史文化是国家保持自身统一性的精神文化基础，个体的国家认同感增强与历史文化的特性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国家实力是巩固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国家认同的稳固程度。个体通过比较内群体的优势从而激发出作为内群体成员的自尊感，进而发展出内群体偏爱， 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国家认同 （Festinger， 1954），这是通过外在比较产生自尊感的一种建构国家认同的心理路径。其次，从媒体传播的频率、广度的角度来看，国家实力类的新闻内容数量居多，也有利于个体建构国家认同。领土是个体的生存之地，个体对领土形成一种复杂的情感，这种复杂的情感可以被分为依赖感、归属感和依附感，而个体对领土的情感，主要来源于个体围绕领土展开的冲突、斗争和争端（殷冬水， 2016）。领土争端类短视频通过外部威胁侵犯个体与领土之间的认同来达到启动国家认同的一种由负性情感转化为国家认同的心理路径。本研究从短视频的传播角度和心理路径来阐述不同传播内容在国家认同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
历史文化论认为，国家文化观念在构建个体国家认同中起着重要作用（Anderson， 1983）。历史文化类的视频内容是基于我国重要历史事件、经典文化等生成，重要“历史”事件的传播能够激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及民族大家庭意识和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刘燕， 2009; 张媛， 2013）。从国家认同的历史维度来看，历史是个体对过去的共同意识或怀旧情绪，是对一种历史身份的认同，它将不同的世代联系在一起。从国家认同的文化维度来看，文化是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和态度，它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制度和行为态度， 从而使得每一代人遵循相同的准则和法理 （Hajiani， 2000）。个体通过分享共同的文化产生较强凝聚力的国家观念、 集体情感和国民意识 （叶欣， 2015）。研究多元文化的香港人发现，代表中华文化属性的物品能显著启动多元文化者的国家认同 （Hong， et al.， 2000），因为当与个体相关文化的身份变得突出时，个体会越来越认同身份所代表的内群体（Tajfel & Turner， 1979）。因此，历史文化类短视频能够通过快速启动个体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从而确定自己的国家属性，进而强化了受众的国家认同。
根据新闻报道框架的“梯次模型”归类，价值框架在新闻报道框架中决定着议题框架、话语框架与修辞框架（周琳， 2011）。国家实力与领土争端的短视频在新闻传播中所传递的价值框架必须基于客观事实、数据变化或法律依据，它们相对于历史文化在修辞框架中缺少传播语言上的引导，在启动个体与国家情感的共情方面相对较弱。另外，由双向加工模型可以推测，个体在观看视频时可能存在基于理性的分析式系统和基于感性的启发式系统（Evans， 2003），领土争端与国家实力短视频的受众更可能采用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通过对比数据的变化、客观内容的发展、以及官方态度获得传播价值。而历史文化在传播时的表达要素较为感性和主观，例如温婉的语言、古典诗词以及背景音乐等元素更易啟动直觉系统。从内容的呈现上来看，独特的中国元素也更容易启动个体的国家情感，增强个体的国家认同（Tajfel & Turner， 1979）。另外，历史文化所传递的价值体系凸显了“华夏”“炎黄子孙”等意识，这些信息能迅速与个体的国家认同建立起共情联系（叶欣， 2015）。但是，关于不同视频是如何增强国家认同感，即通过何种心理机制发挥影响，这一问题还需要后续更多的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单类内隐联想测验，比较了历史文化、领土争端、国家实力和娱乐自然类短视频在增强民族地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作用。结果表明，观看与国家有关内容的短视频可以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相对于展示国家实力和领土争端的短视频，历史文化类题材的短视频能够更好地促进民族地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这些结果提示有关部门应当加大手机短视频中对国家历史文化类内容的传播力度，创新内容形式，利用历史文化的独特属性提升青年受众的国家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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