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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身份犯的概念
美国的少年身份犯（Juvenile Status Offenses）的其中一层定义是“仅对孩子而言是非法”的行为，另一层则是指非刑事犯罪的不端行为（noncriminal misbehavior）。身份犯少年是指那些违反了规范少年行为的法律并且处于少年法院管辖的年龄段的少年。这些不端行为对于孩子而言是违法的，但是对于成年人而言是不违法的。这些行为包括逃学、饮酒、滥用精神药品、离家出走、不服父母管教、性行为等。可以说是少年这一身份，让孩子们成为了身份犯的主体。这里的“少年”的年龄上限，虽然各州的法律规定略有不同，但大体上可认为是未满18周岁。
少年身份犯的主要特征是两个，一是主体必须是少年，成年人不可能构成少年身份犯的主体；而是身份行为未达到犯罪标准，否则就是刑事犯。典型的少年身份行为包括逃学、离家出走、不服监护人管教、饮酒、违反宵禁令等。
少年身份犯的形成原因
首先是环境的影响。这种环境包括家庭的环境和学校的环境。从前者来说，一般是家庭暴力，或者是父母疏于关爱；从后者而言，包括低效而无聊的教学方式、学校和老师对学生逃课漠不关心以致不及时通知学生的家长，还有所谓“校霸”的存在使学生想远离学校。这些环境因素，都促使想逃离学校，逃离家庭，到大街上通过各种“活动”去寻找“慰藉”。
其次是少年自身的因素。少年是纯如白纸的心灵使他们特别喜欢模仿他人的言行举止。如果他模仿的对象是位优秀者，无疑是幸运的；但如果他模仿了一位不良少年或者其他行为不端者，那么他跟着做出不良行为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少年的本性都是活泼、好动、贪玩的，因此，对于大多数的少年而言，不良的模仿对象由于更容易迎合他们这一本性而更受他们的欢迎。另外，少年叛逆的习性也是身份罪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特别是对于那些平时受到家长和学校十分严厉地管束的少年而言，与父母和校方作对的情绪更加高涨。
美国的少年身份犯处遇措施
在美国，并不是所有的少年身份犯案件都会进入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很多案件在被起诉到少年法院之前，就通过庭前转向处遇程序解决了。所以，美国的少年身份犯处遇制度，大约可分为庭前和司法两种。所谓庭前，就是指那些在少年法院以外的程序解决的案件，而庭后则是指少年法院对自己受理的少年身份犯案件的被告人所裁决的处遇措施。
庭前转向处遇
佛罗里达州的做法在美国具有比较典型的代表意义。该州对待少年身份犯人的制度告诉了我们另一个身份犯少年因早期干预而获益的例子。和纽约所要求的庭前转向处遇相似，佛州的法令要求少年身份犯人或者“需要服务的孩子和家庭（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need of service,CINS/FINS）”越来越多地接受到有家庭参与的服务。并且，法令还要求司法程序只能在所有可能的替代程序皆用尽而仍不能产生效果的时候才能启动。
佛州的少年身份犯处遇制度中，包含着一个由两个阶段组成的处理CINS/FINS案件的方法 。在第一阶段，FINS会被告知它可以自愿参与转向处遇服务，包括家庭拘留、家庭和个人的顾问服务、家庭危机评估和社区矫正。只有当实施了这些服务以后，各方才能够考虑是否要起诉该CINS的问题。如果该家庭拒绝参与FINS服务，或者在该服务实施完毕后对其效果不满意，佛罗里达少年司法部（Florida Department of Juvenile Justice,DJJ）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构会实施“案件顾问”方案，该方案将少年及其家庭召集起来开会，讨论如何才能让他们参与到这个计划中去。如果该家庭接受这个计划，那么一位案件管理人将会被指派去帮助他们。如果该家庭仍然拒绝“案件顾问”方案提出的计划，或者该家庭实施“案件顾问”方案提出的计划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才能走法庭程序这条路。
佛州将庭前转向处遇服务作为对被诉少年身份犯人及其家庭的必经程序该州的相关法令详细描述了庭前转向处遇服务的流程，实际上就是将法庭程序的启动限制在其他的服务措施都用尽并且被证明没有作用的前提下。通过这样的规定，这些州节约了金钱和司法资源，却取得了比单纯的司法程序更好的效果。
司法程序
假如佛州的第一阶段处遇计划失败，那么FINS案件将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庭后程序。由于前述的庭前转向处遇程序被证明已经失败，那么身份犯少年只能被送到少年法庭接受审判。在这种情况下，这名少年会被认为是“罪错少年”，法庭会据此裁定该少年应当适用什么处遇措施。比较轻的做法，是让少年从事某些社会服务，并要求少年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并参与到相关的社会服务中去。那些有父母参与的社会服务（比如父母培训班、家庭顾问服务）的目的是教育父母，并改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少年及其家庭往往会得到律师的帮助，一方面使他们获得更好的矫正效果，另一方面，如果在矫正的过程中他们受到了各方面的人为侵害，律师可以帮助他们主张权利。
如果这名少年的身份行为的情节较为严重，那么仅仅适用社会服务很可能畸轻而达不到理想的矫正效果，这时候缓刑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办法。缓刑的历史比较悠久，目前对身份犯少年的适用比较普遍。在缓刑考验期内，少年还在原社区，继续原来的活动，同时也要遵守某些条件。这种条件有两个类型：一是少年自愿遵守的条件，一般是上文提到的庭前程序之中存在；二便是少年必须遵守的条件，是由法院经过正式审判程序确定的。在此笔者只谈后者。对于被适用缓刑的少年，除了必须定期与缓刑监督官见面以外，法官的缓刑令通常还包括诸如宵禁令、社区服务、戒毒顾问、周末不得外出、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等。而且，少年身份犯的情节越严重，缓刑的条件也会越严格，比如看管更严、与缓刑监督官见面更加频繁等。法官会定期通过正式的审查和听证来跟进少年的矫正情况，而在听证间隔期，则由缓刑监督官进行某些非正式的审查，以保证法官能在正式听证时获得需要的信息。如果少年满足了缓刑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法官就可以结案。如果少年违反了条件（包括违反一项和多项），则可以撤销缓刑，并刚重新选择更为严厉的处遇措施，例如把少年监禁在少年拘置所。
实际上，大多数州都允许法院采取监禁这种将少年身份犯人带离其家庭的做法（甚至JJDPA也并未完全禁止对身份犯少年适用拘留），而不是必须判决采用额外的不是那么严格的或者更为适合的替代措施。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目前法院的监禁适用率和几十年前相比大大降低，但仍没办法回避法院确实倾向于孩子关起来的事实，让他们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显然，这一程序没有考虑到这个孩子和其父母的意愿。孩子的父母把孩子起诉到法院，只是想借助官方的力量，教育一下孩子，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呆在家里。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是，第一，把包括身份犯在内的少年犯罪者监禁在家庭之外，对于身份犯少年是十分不公正的。实际上，哪怕一个孩子同时身兼9项身份行为，他都没有另一名只犯下一项刑事罪名的少年恶劣。把两种社会危害性程度差别很大的少年处以同一种惩罚措施是显失公平的。第二，这种做法对于矫正少年，减少再犯率实在是效果有限。把少年带离其家庭和社区的惩罚性措施，很难从长远的角度解决这些少年的问题。例如，从1996年到2005年的一系列的调查研究表明，50%到70%的被监禁在大型少年拘置所的少年在被释放后的两年内再次被监禁。显然，决策者们必须重新考虑将少年身份犯人监禁在少年拘置所的问题。
另外，当少年被带离家庭，并被强行“安放”在专业的拘留所时，导致他引起法庭关注的与家庭的冲突会越来越激烈。2002年，维拉司法研究所的一个调查项目表明，把少年身份犯人安置在专业庇护所、寄养院或者教养院，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缓和家庭矛盾，但是这种父母与孩子的长期分离，从长远来看，只能导致矛盾的加重。所以，维拉司法研究所呼吁，在庭后程序中，增加缓刑的适用，并提高父母的参与度，每次不超过一个星期。如果适用缓刑，则少年及其家庭可以接受直接有效的服务，来解决家庭矛盾，矫正少年的品行。
当然，总体而言，在美国，主流的少年身份犯处遇制度已经不是司法程序所包含监禁等措施，而是庭前转向处遇，特别是其中的非专门机构矫正措施。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美国的少年身份犯（Juvenile Status Offenses）的其中一层定义是“仅对孩子而言是非法”的行为，另一层则是指非刑事犯罪的不端行为（noncriminal misbehavior）。身份犯少年是指那些违反了规范少年行为的法律并且处于少年法院管辖的年龄段的少年。这些不端行为对于孩子而言是违法的，但是对于成年人而言是不违法的。这些行为包括逃学、饮酒、滥用精神药品、离家出走、不服父母管教、性行为等。可以说是少年这一身份，让孩子们成为了身份犯的主体。这里的“少年”的年龄上限，虽然各州的法律规定略有不同，但大体上可认为是未满18周岁。
少年身份犯的主要特征是两个，一是主体必须是少年，成年人不可能构成少年身份犯的主体；而是身份行为未达到犯罪标准，否则就是刑事犯。典型的少年身份行为包括逃学、离家出走、不服监护人管教、饮酒、违反宵禁令等。
少年身份犯的形成原因
首先是环境的影响。这种环境包括家庭的环境和学校的环境。从前者来说，一般是家庭暴力，或者是父母疏于关爱；从后者而言，包括低效而无聊的教学方式、学校和老师对学生逃课漠不关心以致不及时通知学生的家长，还有所谓“校霸”的存在使学生想远离学校。这些环境因素，都促使想逃离学校，逃离家庭，到大街上通过各种“活动”去寻找“慰藉”。
其次是少年自身的因素。少年是纯如白纸的心灵使他们特别喜欢模仿他人的言行举止。如果他模仿的对象是位优秀者，无疑是幸运的；但如果他模仿了一位不良少年或者其他行为不端者，那么他跟着做出不良行为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少年的本性都是活泼、好动、贪玩的，因此，对于大多数的少年而言，不良的模仿对象由于更容易迎合他们这一本性而更受他们的欢迎。另外，少年叛逆的习性也是身份罪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特别是对于那些平时受到家长和学校十分严厉地管束的少年而言，与父母和校方作对的情绪更加高涨。
美国的少年身份犯处遇措施
在美国，并不是所有的少年身份犯案件都会进入少年法院的管辖范围。很多案件在被起诉到少年法院之前，就通过庭前转向处遇程序解决了。所以，美国的少年身份犯处遇制度，大约可分为庭前和司法两种。所谓庭前，就是指那些在少年法院以外的程序解决的案件，而庭后则是指少年法院对自己受理的少年身份犯案件的被告人所裁决的处遇措施。
庭前转向处遇
佛罗里达州的做法在美国具有比较典型的代表意义。该州对待少年身份犯人的制度告诉了我们另一个身份犯少年因早期干预而获益的例子。和纽约所要求的庭前转向处遇相似，佛州的法令要求少年身份犯人或者“需要服务的孩子和家庭（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need of service,CINS/FINS）”越来越多地接受到有家庭参与的服务。并且，法令还要求司法程序只能在所有可能的替代程序皆用尽而仍不能产生效果的时候才能启动。
佛州的少年身份犯处遇制度中，包含着一个由两个阶段组成的处理CINS/FINS案件的方法 。在第一阶段，FINS会被告知它可以自愿参与转向处遇服务，包括家庭拘留、家庭和个人的顾问服务、家庭危机评估和社区矫正。只有当实施了这些服务以后，各方才能够考虑是否要起诉该CINS的问题。如果该家庭拒绝参与FINS服务，或者在该服务实施完毕后对其效果不满意，佛罗里达少年司法部（Florida Department of Juvenile Justice,DJJ）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构会实施“案件顾问”方案，该方案将少年及其家庭召集起来开会，讨论如何才能让他们参与到这个计划中去。如果该家庭接受这个计划，那么一位案件管理人将会被指派去帮助他们。如果该家庭仍然拒绝“案件顾问”方案提出的计划，或者该家庭实施“案件顾问”方案提出的计划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才能走法庭程序这条路。
佛州将庭前转向处遇服务作为对被诉少年身份犯人及其家庭的必经程序该州的相关法令详细描述了庭前转向处遇服务的流程，实际上就是将法庭程序的启动限制在其他的服务措施都用尽并且被证明没有作用的前提下。通过这样的规定，这些州节约了金钱和司法资源，却取得了比单纯的司法程序更好的效果。
司法程序
假如佛州的第一阶段处遇计划失败，那么FINS案件将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庭后程序。由于前述的庭前转向处遇程序被证明已经失败，那么身份犯少年只能被送到少年法庭接受审判。在这种情况下，这名少年会被认为是“罪错少年”，法庭会据此裁定该少年应当适用什么处遇措施。比较轻的做法，是让少年从事某些社会服务，并要求少年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并参与到相关的社会服务中去。那些有父母参与的社会服务（比如父母培训班、家庭顾问服务）的目的是教育父母，并改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少年及其家庭往往会得到律师的帮助，一方面使他们获得更好的矫正效果，另一方面，如果在矫正的过程中他们受到了各方面的人为侵害，律师可以帮助他们主张权利。
如果这名少年的身份行为的情节较为严重，那么仅仅适用社会服务很可能畸轻而达不到理想的矫正效果，这时候缓刑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办法。缓刑的历史比较悠久，目前对身份犯少年的适用比较普遍。在缓刑考验期内，少年还在原社区，继续原来的活动，同时也要遵守某些条件。这种条件有两个类型：一是少年自愿遵守的条件，一般是上文提到的庭前程序之中存在；二便是少年必须遵守的条件，是由法院经过正式审判程序确定的。在此笔者只谈后者。对于被适用缓刑的少年，除了必须定期与缓刑监督官见面以外，法官的缓刑令通常还包括诸如宵禁令、社区服务、戒毒顾问、周末不得外出、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等。而且，少年身份犯的情节越严重，缓刑的条件也会越严格，比如看管更严、与缓刑监督官见面更加频繁等。法官会定期通过正式的审查和听证来跟进少年的矫正情况，而在听证间隔期，则由缓刑监督官进行某些非正式的审查，以保证法官能在正式听证时获得需要的信息。如果少年满足了缓刑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法官就可以结案。如果少年违反了条件（包括违反一项和多项），则可以撤销缓刑，并刚重新选择更为严厉的处遇措施，例如把少年监禁在少年拘置所。
实际上，大多数州都允许法院采取监禁这种将少年身份犯人带离其家庭的做法（甚至JJDPA也并未完全禁止对身份犯少年适用拘留），而不是必须判决采用额外的不是那么严格的或者更为适合的替代措施。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目前法院的监禁适用率和几十年前相比大大降低，但仍没办法回避法院确实倾向于孩子关起来的事实，让他们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显然，这一程序没有考虑到这个孩子和其父母的意愿。孩子的父母把孩子起诉到法院，只是想借助官方的力量，教育一下孩子，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想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呆在家里。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是，第一，把包括身份犯在内的少年犯罪者监禁在家庭之外，对于身份犯少年是十分不公正的。实际上，哪怕一个孩子同时身兼9项身份行为，他都没有另一名只犯下一项刑事罪名的少年恶劣。把两种社会危害性程度差别很大的少年处以同一种惩罚措施是显失公平的。第二，这种做法对于矫正少年，减少再犯率实在是效果有限。把少年带离其家庭和社区的惩罚性措施，很难从长远的角度解决这些少年的问题。例如，从1996年到2005年的一系列的调查研究表明，50%到70%的被监禁在大型少年拘置所的少年在被释放后的两年内再次被监禁。显然，决策者们必须重新考虑将少年身份犯人监禁在少年拘置所的问题。
另外，当少年被带离家庭，并被强行“安放”在专业的拘留所时，导致他引起法庭关注的与家庭的冲突会越来越激烈。2002年，维拉司法研究所的一个调查项目表明，把少年身份犯人安置在专业庇护所、寄养院或者教养院，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缓和家庭矛盾，但是这种父母与孩子的长期分离，从长远来看，只能导致矛盾的加重。所以，维拉司法研究所呼吁，在庭后程序中，增加缓刑的适用，并提高父母的参与度，每次不超过一个星期。如果适用缓刑，则少年及其家庭可以接受直接有效的服务，来解决家庭矛盾，矫正少年的品行。
当然，总体而言，在美国，主流的少年身份犯处遇制度已经不是司法程序所包含监禁等措施，而是庭前转向处遇，特别是其中的非专门机构矫正措施。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