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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社会学教授朱丽叶·朔尔（Juliet Schor）并不是第一个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所谓共享经济的人。不过，她新近出版的《零工经济之后：被绑架的共享经济如何回转》（After the Gig： How the Sharing Economy Got Hijacked and How to Win It Back，加州大学出版社，2020年）一书，却以更为长远和深入的视角审视了这些基于平台的商业活动，这要归功于她和她的研究生团队自2011年以来完成的一系列研究。这本书追溯了本地交通和旅游住宿等中介服务公司的演变历程，讲述它们如何从原先的准理想主义者，发展为常以牺牲服务人员的利益实现收入增长的纯商业企业。身为社会学家的朔尔不仅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曾在哈佛大学讲授经济学长达17年之久。最近，《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评论》（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与朔尔进行了对话，希望能揭示共享经济有哪些不足之处，以及如何改进。
这些平台在创立之初大多带有理想主义的烙印。创始人通常会倡导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共赢。在经济方面，他们认为平台会给予劳动者更多的自由——劳动者可以自行规划工作时间，而且没有老板管束。由于很多平台都是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时期创立的，它们也为当时很难找到固定工作的人提供了一个获得收入的机会。
从社会角度来看，此类平台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宣传点。这些个性化的经济关系将有助于形成更强的社会联系。它们承诺会带来环境效益，尤其是减少碳排放。驾车去某一目的地的司机，会顺道捎上要去往相同方向的乘客，从而避免了乘客独自出行会产生的碳排放。这就是共享出行的初衷。爱彼迎（Airbnb）希望少建新酒店，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住房为人们提供住宿。TaskRabbit的源起则是因为创始人在需要购买狗粮时，萌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如果我能找到已经在商场里的某个人，让他顺道把狗粮帮我捎过来，这样岂不是很好？”
当然，事情并没有按预想的方式发展。其中一些共享主张一提出来，就让人觉得不靠谱。不过，当平台接受了来自投资人更多的资本时，绑架就发生了。资本的进入带来增长压力，增长压力继而又导致平台的商业化。这些平台不是通过共享过剩生产力（譬如汽车上空出的座位或住宅里空出的房间）来提高经济效率，而是通过增加商业活动来实现增长。驾驶者为了提供共享出行服务而购买汽车；人们购买并出租整栋房屋，而不仅仅是空出的房间。
增长和赢利压力导致薪酬被压低，工作环境恶化。最初的“共享”理念，有时候会演变成穷凶极恶的商业活动。
它们没有创造出当初承诺的利益。在经济方面，平台没有为劳动者提供体面的薪酬和工作条件。不光是公司压低工资，长期的劳动力供应过剩也导致薪酬水平降低。这对于我们所说的“依赖性谋生者”（dependent earner）而言非常残酷，因为这些人需要仰仗这份工资来养家，而不只是靠它多赚一些钱。我们发现，利用这些平台来维持生计即便并非不可能，也异常艰难。除此之外，平台还将大部分风险从公司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后者会被归类为独立承包人，而非公司雇员。
在社会層面，随着平台的发展壮大，它们变得更像传统企业。网约车服务刚上线时，乘客坐在前排，可以和司机聊聊天。到了2019年，优步（Uber）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上添加了一个按钮，让用户可以选择“静音模式”，这基本上就等于在告知司机：“闭嘴，专心开你的车。”
至于环境层面，网约车服务不仅没有减少碳排放，反而导致更多汽车上路，交通拥堵更加严重，还让人们规避了公共交通服务。爱彼迎让住宿成本大幅降低，但同时也诱导了更多的旅游活动。
首先，疫情彻底改变了需求。最大的两个共享平台——优步和爱彼迎——已经出现了需求崩溃。优步凭借Uber Eats进军送餐服务领域。随着网购和杂货配送需求的激增，其他公司也纷纷跟进。起初，围绕着安全问题产生了很多争论，例如是否要为劳动者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和病假工资，但所有公司都颇为主动地满足了这些要求。
其次，由于失业率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这些平台工作。这就导致了供给过剩，劳动者要获得派单变得愈发困难。网约车的空载时间越来越长，因为缺少打车的需求。司机们已经开始使用智能程序来抢单。
可以这么说。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劳动者会运用各种招数来操纵算法。例如，他们会使用多部手机。快递员会通过输入错误信息来影响他们被分派的任务类型。举例来说，如果不想派送太重的包裹，他们就会告知平台自己骑的是自行车。他们可以随便做点什么打发时间，然后更改信息，获得自己想要的派单。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牢记，这些算法学习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在劳动者制定对策的同时，算法也总在不断变化中。这是一个加速版的猫鼠游戏。
首先是法规。目前，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规范这些服务，这样做可以使为平台跑单成为更加可行的全职工作。加利福尼亚州最近通过的第5号议会法案（Assembly Bill 5），就为雇员分类设置了新标准，这意味着很多临时工会被归类为员工，因而有资格获得最低工资保障和其他福利。美国其他地区也拟出台一些类似法规。2020年7月，马萨诸塞州的首席检察官对来福车（Lyft）和优步两家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它们将旗下平台的司机错分为独立承包人。纽约市出租车和礼车管理局（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则为网约车司机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 不过，在游说方面，尤其是在美国各州层面的游说上，各大平台公司可谓大获成功，这导致我们现在很难对其实施监管。在网约车业务和短期住宿业务领域，很多州都已经通过了所谓的“先占法”（preemption law）。如此一来，对于一些想进行监管的城市而言，颁布相关法规反倒成了非法行为。
但与此同时，平台合作社（platform cooperative）这一更具创新性的方案出现了。这些平台的拥有者就是它们的用户，也就是在平台赚取收入的劳动者。我的团队已经完成了针对Stocksy的相关研究。我们相信，这应该是首个针对平台合作社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对象Stocksy，是一个由1，000多位专门提供照片库服务的摄影师组成的群体。这些摄影师拥有并自主管理该平台，从而避免了大部分和劳务相关的问题。另外，我们还发现，家庭保洁、驾车出行、保健、翻译、外卖和单车速递等领域也开始出现了平台合作社。让劳动者对工作环境有更多的掌控，从而回归我们对于共享经济的初心，从这一点来说，平台合作社称得上是激动人心的一大新发展。
和常规的平台公司一样，平台合作社也会使用算法，因此它们也能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和交易费用节省。算法消弭了整个管理层级，但平台合作社的劳动者能够掌控算法以及任务的完成方式。
以人力资源为例。这些平台公司几乎没有人力资源管理，至少对于那些受雇于平台的人来说是如此。应用程序的流程是自动化的。平台提供培训视频。“绩效评估”由消费者通过评价来完成。另外，监督者也是不存在的。美国的企业通常会有很多监督層级。但这些平台上没有任何监督者——算法会告诉你去往哪里，做些什么；如果你没有照办，算法一目了然。所以说，平台公司淘汰了海量的现代企业。
欧洲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平台合作社，叫Smart，它服务于所有类型的自由职业者。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模式。这些自由职业者可以自己定价，但共享收益、共同管理并共收款项，等等。
我比较乐观。我觉得我们会见证平台合作社的成长。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是否能发展到足够壮大，向更强大的对手发起挑战。
值得重申的一点是，新冠疫情暴发所导致的需求崩塌，让那些大平台处于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随着市场逐渐回暖，这或许会让某些替代者更易于崭露头角。我认为，平台会向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发展。如果国家对大型科技公司实施严格监管，逐渐走向公正公平，积极消灭社会中的极端不平等，那么这些就是公正平台出现的好兆头。
翻译：徐黄兆
你所说的共享经济被绑架，具体是指什么？
这些平台在创立之初大多带有理想主义的烙印。创始人通常会倡导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共赢。在经济方面，他们认为平台会给予劳动者更多的自由——劳动者可以自行规划工作时间，而且没有老板管束。由于很多平台都是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时期创立的，它们也为当时很难找到固定工作的人提供了一个获得收入的机会。
从社会角度来看，此类平台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宣传点。这些个性化的经济关系将有助于形成更强的社会联系。它们承诺会带来环境效益，尤其是减少碳排放。驾车去某一目的地的司机，会顺道捎上要去往相同方向的乘客，从而避免了乘客独自出行会产生的碳排放。这就是共享出行的初衷。爱彼迎（Airbnb）希望少建新酒店，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住房为人们提供住宿。TaskRabbit的源起则是因为创始人在需要购买狗粮时，萌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如果我能找到已经在商场里的某个人，让他顺道把狗粮帮我捎过来，这样岂不是很好？”
当然，事情并没有按预想的方式发展。其中一些共享主张一提出来，就让人觉得不靠谱。不过，当平台接受了来自投资人更多的资本时，绑架就发生了。资本的进入带来增长压力，增长压力继而又导致平台的商业化。这些平台不是通过共享过剩生产力（譬如汽车上空出的座位或住宅里空出的房间）来提高经济效率，而是通过增加商业活动来实现增长。驾驶者为了提供共享出行服务而购买汽车；人们购买并出租整栋房屋，而不仅仅是空出的房间。
增长和赢利压力导致薪酬被压低，工作环境恶化。最初的“共享”理念，有时候会演变成穷凶极恶的商业活动。
这些公司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它们没有创造出当初承诺的利益。在经济方面，平台没有为劳动者提供体面的薪酬和工作条件。不光是公司压低工资，长期的劳动力供应过剩也导致薪酬水平降低。这对于我们所说的“依赖性谋生者”（dependent earner）而言非常残酷，因为这些人需要仰仗这份工资来养家，而不只是靠它多赚一些钱。我们发现，利用这些平台来维持生计即便并非不可能，也异常艰难。除此之外，平台还将大部分风险从公司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后者会被归类为独立承包人，而非公司雇员。
在社会層面，随着平台的发展壮大，它们变得更像传统企业。网约车服务刚上线时，乘客坐在前排，可以和司机聊聊天。到了2019年，优步（Uber）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上添加了一个按钮，让用户可以选择“静音模式”，这基本上就等于在告知司机：“闭嘴，专心开你的车。”
至于环境层面，网约车服务不仅没有减少碳排放，反而导致更多汽车上路，交通拥堵更加严重，还让人们规避了公共交通服务。爱彼迎让住宿成本大幅降低，但同时也诱导了更多的旅游活动。
新冠疫情对这种情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首先，疫情彻底改变了需求。最大的两个共享平台——优步和爱彼迎——已经出现了需求崩溃。优步凭借Uber Eats进军送餐服务领域。随着网购和杂货配送需求的激增，其他公司也纷纷跟进。起初，围绕着安全问题产生了很多争论，例如是否要为劳动者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和病假工资，但所有公司都颇为主动地满足了这些要求。
其次，由于失业率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这些平台工作。这就导致了供给过剩，劳动者要获得派单变得愈发困难。网约车的空载时间越来越长，因为缺少打车的需求。司机们已经开始使用智能程序来抢单。
所以说，在尝试用技术对抗技术的过程中，劳动者变得越来越精明了？
可以这么说。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劳动者会运用各种招数来操纵算法。例如，他们会使用多部手机。快递员会通过输入错误信息来影响他们被分派的任务类型。举例来说，如果不想派送太重的包裹，他们就会告知平台自己骑的是自行车。他们可以随便做点什么打发时间，然后更改信息，获得自己想要的派单。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牢记，这些算法学习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在劳动者制定对策的同时，算法也总在不断变化中。这是一个加速版的猫鼠游戏。
你觉得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可以“扭转”目前的共享经济？
首先是法规。目前，各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规范这些服务，这样做可以使为平台跑单成为更加可行的全职工作。加利福尼亚州最近通过的第5号议会法案（Assembly Bill 5），就为雇员分类设置了新标准，这意味着很多临时工会被归类为员工，因而有资格获得最低工资保障和其他福利。美国其他地区也拟出台一些类似法规。2020年7月，马萨诸塞州的首席检察官对来福车（Lyft）和优步两家公司提起诉讼，指控它们将旗下平台的司机错分为独立承包人。纽约市出租车和礼车管理局（Taxi and Limousine Commission）则为网约车司机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 不过，在游说方面，尤其是在美国各州层面的游说上，各大平台公司可谓大获成功，这导致我们现在很难对其实施监管。在网约车业务和短期住宿业务领域，很多州都已经通过了所谓的“先占法”（preemption law）。如此一来，对于一些想进行监管的城市而言，颁布相关法规反倒成了非法行为。
但与此同时，平台合作社（platform cooperative）这一更具创新性的方案出现了。这些平台的拥有者就是它们的用户，也就是在平台赚取收入的劳动者。我的团队已经完成了针对Stocksy的相关研究。我们相信，这应该是首个针对平台合作社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的研究对象Stocksy，是一个由1，000多位专门提供照片库服务的摄影师组成的群体。这些摄影师拥有并自主管理该平台，从而避免了大部分和劳务相关的问题。另外，我们还发现，家庭保洁、驾车出行、保健、翻译、外卖和单车速递等领域也开始出现了平台合作社。让劳动者对工作环境有更多的掌控，从而回归我们对于共享经济的初心，从这一点来说，平台合作社称得上是激动人心的一大新发展。
和常规的平台公司一样，平台合作社也会使用算法，因此它们也能享受到数字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和交易费用节省。算法消弭了整个管理层级，但平台合作社的劳动者能够掌控算法以及任务的完成方式。
算法如何淘汰管理？你能举一些例子吗？
以人力资源为例。这些平台公司几乎没有人力资源管理，至少对于那些受雇于平台的人来说是如此。应用程序的流程是自动化的。平台提供培训视频。“绩效评估”由消费者通过评价来完成。另外，监督者也是不存在的。美国的企业通常会有很多监督層级。但这些平台上没有任何监督者——算法会告诉你去往哪里，做些什么；如果你没有照办，算法一目了然。所以说，平台公司淘汰了海量的现代企业。
Stocksy是出售商品（照片）的平台。你在书中提及的其他平台对于劳动者的准入门槛都较低。那些面向提供高技能服务的自由职业者的平台，情况又如何？
欧洲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平台合作社，叫Smart，它服务于所有类型的自由职业者。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模式。这些自由职业者可以自己定价，但共享收益、共同管理并共收款项，等等。
真正的共享经济应该为劳动者提供公正合理的平台，未来这种经济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比较乐观。我觉得我们会见证平台合作社的成长。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是否能发展到足够壮大，向更强大的对手发起挑战。
值得重申的一点是，新冠疫情暴发所导致的需求崩塌，让那些大平台处于一种非常不稳定的状态。随着市场逐渐回暖，这或许会让某些替代者更易于崭露头角。我认为，平台会向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发展。如果国家对大型科技公司实施严格监管，逐渐走向公正公平，积极消灭社会中的极端不平等，那么这些就是公正平台出现的好兆头。
翻译：徐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