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自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利维坦》（1651）中表达出设计社会的雄心，以及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其《政治算术》（1690）中提出可以对社会进行测量和预知以来，现代社会科学一直把在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对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给予解释与预测作为基本目标。其中，“预测”又是以“解释”为基础的深层目标。[1]而在对未来的预测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即是对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对于行动主体而言未预料、未预期的结果进行提前探知，并在此基础上及早应对。
1936年，默顿（Robert K. Merton）发表《有目标的社会行动之未预结果》，提出了“社会层面的行动规划与设计究竟怎样才能可行，或者能否可行”这样直指社会科学本质的核心性问题。在默顿从行动角度对可能导致“未预结果”的五大因素进行了探究[2]之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行动者的“认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与“意图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进行了着重强调；[3]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对“嵌入性”（Embeddedness）进行了基于市场行动者的目标转化的分析；[4]利纳雷斯（Francisco Linares）对不同的行动者与其他群体互动时的不同目标及策略进行了分析；[5]迈尔（John W. Meyer）等对现代制度，特别是政府制度的实质作用作了深入研究；[6]Portes更是将个人在该领域的研究作为自己就职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标志性成果来展示。[7]看起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壮观。
但是，伴随着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而来的，却并非是对该领域的研究日益透彻。恰恰相反，该领域的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不可测化”[8]的倾向，众多学者似乎日益表现出对于“预测及控制”的力不从心，甚至已经有学者认为对于行动进程的预测与控制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能做的只有适应进程的变化而已。[7]吉登斯、贝克（Ulrich Beck）等人甚至质疑现代社会管理能力的有效性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效用。[9]
尽管意识到了该领域研究的艰难性，仍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学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将精力与热情投入到这一议题的研究之中。因为归根结底，对于社会运行进程的预测及对其中未预结果的前瞻与控制是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难以割舍的抱负与期盼。而且，该领域的确也不时出现若干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阎耀军先生的专著《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10]正是这样的成果。
阎耀军先生在社会预测预警领域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大约在六年前，他已出版了两本相关专著：《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11]和《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12]分别对于科学的社会预测的理论与方法实践进行了细致阐述。在这两本书付梓之际，他即言明，该领域的研究仅有理论与方法尚不充足，还需有相应的应用技术；仅有预测与预警还不完全，还应有对未来结果的预控。而他最近出版的这部《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正是对社会预控理念与技术缺失的回应。该书直面的正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的“不可测”倾向。其要回答的问题是“对社会进程的预测与控制究竟是否可行？”作者的观点是只要我们“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控制方式”，[10]（20-22）那么对于社会的预测与控制就应该是可行的。而在阎耀军先生看来，该领域改革与创新的核心点，就是建立新的“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模型和科学的预警工具。
二
社会预测的核心难点为何？对于这个问题，默顿认为，社会性行动的五方面因素导致了各种不可测、不可控的未预结果的产生， 1.忽视，即相关知识的缺乏。2.失误，即行为的误差，特别是基于过去经验所导致的误差。3.对直接利益的迫切需求所导致的“主动忽视”。4.基本价值，即引导行动者的特定指导价值。5.预言作用，指对于现实的论断（不论真假）本身就会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并反过来对现实产生影响。[2]总体而言，默顿是从行动者以及预测者本身的局限性角度来探究这一问题的。
默顿的这一思路后来遭到了吉登斯等人的反驳。吉登斯认为默顿忽视了行动者及预测者的“认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与“意图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应当在对行动者的意图进行明确区分的基础之上明确复杂的人类行动中的各种行为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分析。[3]在此意义上，尽管我们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但我们可以尽量尝试将这种局限性降低，从而对行动的发展进程进行某种预测。从某种程度上说，阎耀军先生顺和了吉登斯的思路，其所提出的“前馈控制”方法的核心也正是将各类社会行动模式化，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与监控，从而期望实现对社会行动发展的预测。该著从三个角度对这一思路进行了阐释：1.阻碍前馈控制得以建立的四重障碍、三大瓶颈；2.应对阻碍的方法：建立“社会风险模拟器”及其一般模式；3.在一般模式指导下的具体实践应用。
“前馈控制”原本是科学实验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事先分析和评估即将输入系统的扰动因素对输出结果的影响，并将期望的管理目标同预测结果加以对照，在出现问题之前就发现，事先制定纠偏措施，预控不利扰动因素，将问题解决在萌芽或未萌状态”。[10]（28-29）简而言之，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应对方式通常有“应急”与“预警”两种。前者属于反馈型控制，而后者属于前馈型控制。在阎耀军先生看来，有四重障碍阻挡了前馈控制的发展，即社会预测和预警的困难性、危机预报的自风险性、危机事件的长周期性和为官执政的短期性、政绩考核制度不完善。[10]（73-75）而在前馈控制的发展中，预警工具的科学化是一个关键要素，但受到三大瓶颈的制约，分别是评估工具科学化问题、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及集成化创新问题。[10]（75-78）在这样的制约下，传统制度模式的前馈控制机制很难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 阎耀军先生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真正建立起一个对于不同类别社会行动的动态、切实并尽可能完备的预警模式化工具，从而实现社会预警的科学化。他给出的答案是开发“社会风险模拟器”。这一概念是从国外的“政策模拟器”和“军事作战仿真模拟”演化而来，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对社会风险的识别及有针对性的政策推演。[10]（78-80）为此需要结合社会风险问题进行建模和仿真，通过多种情景下的社会风险问题起因研究，以及多主体的社会安全内在机理研究，提出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的理论分析模型并据此建立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模式。一般化的前馈控制模式需要遵循三大原则：即以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为前提的原则（或超前预测原则），预警预报和预案启动制度化链接原则（或未萌先动原则），依赖可操作性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原则（或操作务实原则）。[10]（81-84）与之相对的，前馈控制的一般模式由三大模块构成：扰动因素预警模块、预警预控连锁模块、扰动因素预控模块，三模块按流程相连，从而形成了一个动态控制过程。
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建模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社会学者真正关心的是这样的研究技术究竟能否以及如何作用于现实社会。阎耀军先生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介绍了在一般模式指导下的三个具体应用案例。分别是：对我国社会稳定施行前馈控制的尝试；在我国信访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在我国民族关系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在三个应用案例中，作者都遵循以下的流程：
通过三个案例的展示，作者详细讲解了他的“前馈控制机制”在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行动时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将该种行动动态模式化，并在此模式化的基础上对前路中的危机进行提前预警，以及这样的机制有哪些优劣之处。从而希望证明作者“社会进程可测、可控”的核心观点。
三
人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社会进程，这实际上是社会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之一。以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等人为代表的自信者相信我们可以“设计”（design）这个社会，[13]也有一批学者感叹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与因果关系的难觅性。[7]我们究竟能否看到甚至设计我们前方的道路，这既是公众对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个质询，也是学者们不应回避的诘问。阎耀军先生用他的这本新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自己的回应。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仅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更是结合众多新兴的学科和理论，如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突变论等，以及数学、计算机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从而有了一个区别于前人的独特的研究进路。
不过，由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复杂特性及科学探索的本质属性，也使得这种进路本身同样会带来许多值得思考和讨论之处。
其一，解决主体局限性的大数据的可靠性问题。为了解决默顿等人所担心的行动及预测主体的局限性问题，阎耀军先生采用的解决办法即是对众多数据资料的统一分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人”的局限性。在计算机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今天，此思路确为可试之路。但是，该思路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在于整个建模、分析、预测所依赖的大数据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这涉及两方面的数据：一是客观的，但却常常充斥争议的数据，比如当下中国的官员切实收入、中国各类宗教的信众人数、各种歧视性疾病（如艾滋病、甲肝等）的确切患者数等 。在社会分析及预测领域，越是这种争议性的数据越是对未来的发展起核心作用。但如果这些数据本身的可信性就不强，又怎能基于此而对未来进行预警呢？二是主观指标，比如在建立民族关系预警模型中使用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满意度”等指标。[10]（130-132）这些指标本身所包含的含义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即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大规模数据收集过程中，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操作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其二，社会预测的反身性问题。利纳雷斯在继承默顿的“自证预言”思路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由于预测的加入，社会行动本身就会变成以每次预测为节点的非直线型行动。[5]每次预测以及预测所看到的问题，结合行动中业已出现的问题，都会对行动本身产生影响，从而使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而这一点，实际上恰恰是社会预测本身蕴涵的一个吊诡问题。因而对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研究，或许也应该考虑到社会预测本身通过对政策的作用对于未来的发展究竟有何影响。
其三，预测结果的定位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该领域研究的核心争议（未来是否可测）的延伸，即我们如何看待一个预测或预警结果？正如前文所言，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呈现一种不可测化趋势，而这样的趋势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当下学人们对数代前辈学人研究成果的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传统的制约因素如行动及预测主体的局限性、价值观引导、外部不可抗力因素等依然存在，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的行动因素也纷纷出现，如全球经济政治的一体化、自媒体的迅猛发展、社会流动的急速化、各阶层社会心理的边缘化等等。当然，时代的发展不仅给社会预测带来了阻碍性因素，亦带来了前人无法想象的优势。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大数据分析、及时迅速的资料收集与反馈，基于多元化媒体对于预测结果的公众审视与批评等等，这些都使得对于社会行动的预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适宜条件。在这种利弊并存的时代，如何审视和定位社会预测研究及其与社会管理实践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这样创新性的，采用前人未曾尝试过的新的方式对社会行动的预测、预警结果，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审视与定位，这也是需要思考的。
尽管提出上述探讨，我们对阎耀军先生在《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中所做的富于创新的研究工作仍然高度赞赏。该著按照普遍阐释与具体应用相结合的展示逻辑，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具体案例，将理论、方法与应用技术（特别是计算机软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机制及具体应用技术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当然，一如作者此前出版的《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和《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该著仍然只是作者长期致力的研究课题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作者在该著结尾也指出了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应进方向，如前馈控制模式的分类研究，人工智能危机剧情生成系统研究，社会危机态势推演系统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课题的完成，无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实现对社会的科学理解、探求社会变迁规律，进而引导社会有序运行和持续发展，既是一项包含巨大挑战的智力探险，又是充满乐趣和意义的学术事业。在分享阎耀军先生的系列研究成果之后，掩卷深思，我们在钦佩其持之以恒、敢于创新的研究精神的同时，也对其后续成果充满了期待。
参考文献：
[1]Martin， M. J. and L. C. MacIntyre.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M]. Cambridge， MIT Press，1994.
[2]Merton， R. K.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 ，（1）： 894-904.
[3]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M].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4]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 481-450.
[5]Linares， F. .Weak and Strong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gent’s Rationa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Outcomes in Systems of Action[J]. The Open Sociology Journal，2009，（2）： 1-9.
[6]Meyer， J.， et al.World Expansion of Mass Education，1879-1980[M].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2，65： 128-149.
[7]Portes， A.. The hidden abode： Sociology as analysis of the unexpected[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65 （1）： 1-18.
[8]Reuter， P.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drug policies[M].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2009.
[9]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 周云红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0]阎耀军. 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1]阎耀军.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2]阎耀军.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3]Coleman， J. S.. The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y： 1992 Presidential Addres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3，58： 1-15.
责任编辑：翟 祎
自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利维坦》（1651）中表达出设计社会的雄心，以及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其《政治算术》（1690）中提出可以对社会进行测量和预知以来，现代社会科学一直把在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对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给予解释与预测作为基本目标。其中，“预测”又是以“解释”为基础的深层目标。[1]而在对未来的预测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即是对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对于行动主体而言未预料、未预期的结果进行提前探知，并在此基础上及早应对。
1936年，默顿（Robert K. Merton）发表《有目标的社会行动之未预结果》，提出了“社会层面的行动规划与设计究竟怎样才能可行，或者能否可行”这样直指社会科学本质的核心性问题。在默顿从行动角度对可能导致“未预结果”的五大因素进行了探究[2]之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对行动者的“认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与“意图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进行了着重强调；[3]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对“嵌入性”（Embeddedness）进行了基于市场行动者的目标转化的分析；[4]利纳雷斯（Francisco Linares）对不同的行动者与其他群体互动时的不同目标及策略进行了分析；[5]迈尔（John W. Meyer）等对现代制度，特别是政府制度的实质作用作了深入研究；[6]Portes更是将个人在该领域的研究作为自己就职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标志性成果来展示。[7]看起来，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已经蔚为壮观。
但是，伴随着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而来的，却并非是对该领域的研究日益透彻。恰恰相反，该领域的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不可测化”[8]的倾向，众多学者似乎日益表现出对于“预测及控制”的力不从心，甚至已经有学者认为对于行动进程的预测与控制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能做的只有适应进程的变化而已。[7]吉登斯、贝克（Ulrich Beck）等人甚至质疑现代社会管理能力的有效性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效用。[9]
尽管意识到了该领域研究的艰难性，仍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学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将精力与热情投入到这一议题的研究之中。因为归根结底，对于社会运行进程的预测及对其中未预结果的前瞻与控制是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难以割舍的抱负与期盼。而且，该领域的确也不时出现若干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阎耀军先生的专著《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10]正是这样的成果。
阎耀军先生在社会预测预警领域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大约在六年前，他已出版了两本相关专著：《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11]和《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12]分别对于科学的社会预测的理论与方法实践进行了细致阐述。在这两本书付梓之际，他即言明，该领域的研究仅有理论与方法尚不充足，还需有相应的应用技术；仅有预测与预警还不完全，还应有对未来结果的预控。而他最近出版的这部《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正是对社会预控理念与技术缺失的回应。该书直面的正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的“不可测”倾向。其要回答的问题是“对社会进程的预测与控制究竟是否可行？”作者的观点是只要我们“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控制方式”，[10]（20-22）那么对于社会的预测与控制就应该是可行的。而在阎耀军先生看来，该领域改革与创新的核心点，就是建立新的“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模型和科学的预警工具。
二
社会预测的核心难点为何？对于这个问题，默顿认为，社会性行动的五方面因素导致了各种不可测、不可控的未预结果的产生， 1.忽视，即相关知识的缺乏。2.失误，即行为的误差，特别是基于过去经验所导致的误差。3.对直接利益的迫切需求所导致的“主动忽视”。4.基本价值，即引导行动者的特定指导价值。5.预言作用，指对于现实的论断（不论真假）本身就会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并反过来对现实产生影响。[2]总体而言，默顿是从行动者以及预测者本身的局限性角度来探究这一问题的。
默顿的这一思路后来遭到了吉登斯等人的反驳。吉登斯认为默顿忽视了行动者及预测者的“认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与“意图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应当在对行动者的意图进行明确区分的基础之上明确复杂的人类行动中的各种行为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分析。[3]在此意义上，尽管我们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但我们可以尽量尝试将这种局限性降低，从而对行动的发展进程进行某种预测。从某种程度上说，阎耀军先生顺和了吉登斯的思路，其所提出的“前馈控制”方法的核心也正是将各类社会行动模式化，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与监控，从而期望实现对社会行动发展的预测。该著从三个角度对这一思路进行了阐释：1.阻碍前馈控制得以建立的四重障碍、三大瓶颈；2.应对阻碍的方法：建立“社会风险模拟器”及其一般模式；3.在一般模式指导下的具体实践应用。
“前馈控制”原本是科学实验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事先分析和评估即将输入系统的扰动因素对输出结果的影响，并将期望的管理目标同预测结果加以对照，在出现问题之前就发现，事先制定纠偏措施，预控不利扰动因素，将问题解决在萌芽或未萌状态”。[10]（28-29）简而言之，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应对方式通常有“应急”与“预警”两种。前者属于反馈型控制，而后者属于前馈型控制。在阎耀军先生看来，有四重障碍阻挡了前馈控制的发展，即社会预测和预警的困难性、危机预报的自风险性、危机事件的长周期性和为官执政的短期性、政绩考核制度不完善。[10]（73-75）而在前馈控制的发展中，预警工具的科学化是一个关键要素，但受到三大瓶颈的制约，分别是评估工具科学化问题、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及集成化创新问题。[10]（75-78）在这样的制约下，传统制度模式的前馈控制机制很难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 阎耀军先生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真正建立起一个对于不同类别社会行动的动态、切实并尽可能完备的预警模式化工具，从而实现社会预警的科学化。他给出的答案是开发“社会风险模拟器”。这一概念是从国外的“政策模拟器”和“军事作战仿真模拟”演化而来，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对社会风险的识别及有针对性的政策推演。[10]（78-80）为此需要结合社会风险问题进行建模和仿真，通过多种情景下的社会风险问题起因研究，以及多主体的社会安全内在机理研究，提出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的理论分析模型并据此建立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模式。一般化的前馈控制模式需要遵循三大原则：即以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为前提的原则（或超前预测原则），预警预报和预案启动制度化链接原则（或未萌先动原则），依赖可操作性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原则（或操作务实原则）。[10]（81-84）与之相对的，前馈控制的一般模式由三大模块构成：扰动因素预警模块、预警预控连锁模块、扰动因素预控模块，三模块按流程相连，从而形成了一个动态控制过程。
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建模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社会学者真正关心的是这样的研究技术究竟能否以及如何作用于现实社会。阎耀军先生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介绍了在一般模式指导下的三个具体应用案例。分别是：对我国社会稳定施行前馈控制的尝试；在我国信访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在我国民族关系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在三个应用案例中，作者都遵循以下的流程：
通过三个案例的展示，作者详细讲解了他的“前馈控制机制”在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行动时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将该种行动动态模式化，并在此模式化的基础上对前路中的危机进行提前预警，以及这样的机制有哪些优劣之处。从而希望证明作者“社会进程可测、可控”的核心观点。
三
人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社会进程，这实际上是社会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之一。以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等人为代表的自信者相信我们可以“设计”（design）这个社会，[13]也有一批学者感叹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与因果关系的难觅性。[7]我们究竟能否看到甚至设计我们前方的道路，这既是公众对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个质询，也是学者们不应回避的诘问。阎耀军先生用他的这本新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自己的回应。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仅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更是结合众多新兴的学科和理论，如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突变论等，以及数学、计算机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从而有了一个区别于前人的独特的研究进路。
不过，由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复杂特性及科学探索的本质属性，也使得这种进路本身同样会带来许多值得思考和讨论之处。
其一，解决主体局限性的大数据的可靠性问题。为了解决默顿等人所担心的行动及预测主体的局限性问题，阎耀军先生采用的解决办法即是对众多数据资料的统一分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人”的局限性。在计算机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今天，此思路确为可试之路。但是，该思路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在于整个建模、分析、预测所依赖的大数据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这涉及两方面的数据：一是客观的，但却常常充斥争议的数据，比如当下中国的官员切实收入、中国各类宗教的信众人数、各种歧视性疾病（如艾滋病、甲肝等）的确切患者数等 。在社会分析及预测领域，越是这种争议性的数据越是对未来的发展起核心作用。但如果这些数据本身的可信性就不强，又怎能基于此而对未来进行预警呢？二是主观指标，比如在建立民族关系预警模型中使用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满意度”等指标。[10]（130-132）这些指标本身所包含的含义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即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大规模数据收集过程中，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操作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其二，社会预测的反身性问题。利纳雷斯在继承默顿的“自证预言”思路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由于预测的加入，社会行动本身就会变成以每次预测为节点的非直线型行动。[5]每次预测以及预测所看到的问题，结合行动中业已出现的问题，都会对行动本身产生影响，从而使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而这一点，实际上恰恰是社会预测本身蕴涵的一个吊诡问题。因而对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研究，或许也应该考虑到社会预测本身通过对政策的作用对于未来的发展究竟有何影响。
其三，预测结果的定位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该领域研究的核心争议（未来是否可测）的延伸，即我们如何看待一个预测或预警结果？正如前文所言，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呈现一种不可测化趋势，而这样的趋势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当下学人们对数代前辈学人研究成果的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传统的制约因素如行动及预测主体的局限性、价值观引导、外部不可抗力因素等依然存在，而众多前所未有的新的行动因素也纷纷出现，如全球经济政治的一体化、自媒体的迅猛发展、社会流动的急速化、各阶层社会心理的边缘化等等。当然，时代的发展不仅给社会预测带来了阻碍性因素，亦带来了前人无法想象的优势。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大数据分析、及时迅速的资料收集与反馈，基于多元化媒体对于预测结果的公众审视与批评等等，这些都使得对于社会行动的预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适宜条件。在这种利弊并存的时代，如何审视和定位社会预测研究及其与社会管理实践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这样创新性的，采用前人未曾尝试过的新的方式对社会行动的预测、预警结果，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审视与定位，这也是需要思考的。
尽管提出上述探讨，我们对阎耀军先生在《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中所做的富于创新的研究工作仍然高度赞赏。该著按照普遍阐释与具体应用相结合的展示逻辑，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具体案例，将理论、方法与应用技术（特别是计算机软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机制及具体应用技术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当然，一如作者此前出版的《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和《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该著仍然只是作者长期致力的研究课题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作者在该著结尾也指出了该领域未来研究的应进方向，如前馈控制模式的分类研究，人工智能危机剧情生成系统研究，社会危机态势推演系统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课题的完成，无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实现对社会的科学理解、探求社会变迁规律，进而引导社会有序运行和持续发展，既是一项包含巨大挑战的智力探险，又是充满乐趣和意义的学术事业。在分享阎耀军先生的系列研究成果之后，掩卷深思，我们在钦佩其持之以恒、敢于创新的研究精神的同时，也对其后续成果充满了期待。
参考文献：
[1]Martin， M. J. and L. C. MacIntyre.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M]. Cambridge， MIT Press，1994.
[2]Merton， R. K. .The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 ，（1）： 894-904.
[3]Giddens， A..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M].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4]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 481-450.
[5]Linares， F. .Weak and Strong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gent’s Rationa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Outcomes in Systems of Action[J]. The Open Sociology Journal，2009，（2）： 1-9.
[6]Meyer， J.， et al.World Expansion of Mass Education，1879-1980[M].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2，65： 128-149.
[7]Portes， A.. The hidden abode： Sociology as analysis of the unexpected[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65 （1）： 1-18.
[8]Reuter， P.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drug policies[M].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2009.
[9]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M]. 周云红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0]阎耀军. 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1]阎耀军.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2]阎耀军.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3]Coleman， J. S.. The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y： 1992 Presidential Addres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3，58： 1-15.
责任编辑：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