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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清时期，我国知识分子自发产生、且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近代图书馆学色彩的思想萌芽及实践，是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学科起源的重要环节。本文选取张之洞为代表，盖因其作为晚清重要的政治领军人物，在文化教育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孕育自传统文化土壤的可能性，对此可能性进行梳理和归纳，可有助于全面构建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史的学科体系。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张之洞 图书馆史 近代图书馆事业
分类号 G250.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0.11.012
The Thought Germination of Local Library in the Reform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Zhang Zhidong’s Thought Evol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Library Cause in China as an Example
Zhang Xiaoxin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thought sprouting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ich had the color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to a certain extent， wa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origin of Chinese modern library science. This paper selects Zhang Zhido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because he w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lead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eforms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To some extent， these reforms demonstrated the possibility that modern library science of our country was bred from the soi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umming up the possibilities can help to construct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Zhang Zhidong. Library history. Modern librarianship.
圖书馆学界对张之洞的研究，大抵围绕张氏所撰《书目答问》及其书中体现出的目录学思想进行阐发，集中于学术流变、书目分类、导读意义等方面。然而，将张之洞放入时代背景分析并探讨其思想演变的研究比较缺乏，更鲜有从近代图书馆学视野出发展开的论述。近来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张之洞《书目答问》中体现出的知识观和人才观，提出超越目录学学科视域揭示《书目答问》的学术价值[1]，深化了图书馆领域对张之洞的研究内容，可仍然囿于《书目答问》一书所揭示的范围。笔者认为，充分挖掘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晚清封建士大夫阶层在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演变轨迹，有助于切实还原扎根于我国本土文化土壤中的图书馆学萌芽场景，而选取张之洞作为研究对象，一是由于张之洞作为晚清名臣，在文化教育领域开展了众多的实践改革，有着巨大影响;二是由于其生平事迹中曾数次参与到实际的图书馆事业建设之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以时间线索梳理张之洞处身时代困局当中，对图书馆从认识到接纳，再到参与实际建设的过程，揭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诞生之际本土文化自发驱动力的推动作用，从而更为客观地认识到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独特性质。
1 张之洞与图书馆相关事业的渊源
1.1 超越目录学功用的《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的刊刻，使张之洞成为改革传统四部分类法的近代第一人。由于其刊行于西学渐盛之际，《书目答问》在分类目录上进行了改革创新。首先是在四部之外设丛书部，其次是将西洋翻译过来的书籍放入子部的兵家类和天文算法类，打破了传统以经学为主导的学术体系。《书目答问》刊刻后流传盛广，仕门学子，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册、家置一编的程度[2]，成为其时立志于救国图强的文人学子可资参考的权威书目。《书目答问》五部分类法在近代图书分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也是使张之洞得以进入近代图书馆学研究视野的重要因素，但张之洞的突出贡献，不应被限制在目录学领域，而是应该置于历史情境下来考察。 《书目答问》初刻于四川省尊经书院，与张之洞的学政身份密切相关，它的编撰因此与晚清书院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脱离或忽视书院教育的背景来谈《书目答问》，自然不可能全面，甚至会出现一些认识上的盲点[3]。按照部分学者的观点，从编撰《书目答问》开始，张之洞的学术取向中已包含“西学”，虽然他对西学的追崇只停留在“技艺层面”，并最终发展成为“中体西用”的主张[4]。《书目答问》虽然是一部极受文人士子欢迎的目录学著作，其问世之初却遭受了众多目录版本学家的批评，因其取材编排多列举清人著述以及通行版本，大大有别于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考察张之洞编撰此书的深意，其目的并不仅在于“指示读书门径”，初衷乃在于“借此调整与改变以往学政衡文校士与教士的方式，更有深意在于劝勉士绅刊刻书籍，以文治润色中兴，积极应对晚清大变局。[5]”与此相对应的是，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编撰中尽显对时代潮流的把握，除设置“丛书”类收纳今人著述外，所附“别录”，包括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和童蒙幼学各书，其主旨乃在于切合实际。也因为它很好地体现了当时图书出版的状况，具备极强的生命力，这个五部分类法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编纂国家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仍在沿用[6]。 可见，虽然长久以来《书目答问》被视作近代版本目录学的经典著述，但张之洞的本意更多地在通过该书传达出他所坚守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带动中国本土文化的转型，进而达到富国强民的最终目的，这也印证了张之洞对《书目答问》一书的定位。“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7]”也即是说，虽然《书目答问》的主要功能在于“指示读书门径”，但其最终目标是为了通过恰当的书目选择，影响书院乃至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而造就时代需要的人才，从这个立意上来说，《书目答问》就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目录学范围。
1.2 家国危机映射下的文教改革实践
张之洞历任四川學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期间，先后创办了尊经书院、经心书院、广雅书局、广雅书院、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等文化教育机构。张之洞的教育及文化思想在这些教育机构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其教育理念也体现出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概括言之，就是对西学的态度和观念演变。他早期在四川学政任上所创办的尊经书院，以北宋胡瑗（安定）的“湖学弟子”为典范，整个办学设想基本未见“西力”的影响。这也和中国传统书院历来讲求“重在自修”“自求多福”，原不怎么特别注重“管理”（仅整体上概而言之）有关[8]。尊经书院创办的初衷，是为了弥补当时旧式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造就不广”的弊端，为了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张之洞为尊经书院设置了一系列章程，包括藏书及借书制度。有学者因此特意指出，尊经书院的例子多少提示着近代中国的传统书院教育在尚未怎么受到“西法”影响之际，其自身演进的内在理路即已孕育了与“西式学堂办法”相向而行的倾向[9]。但随着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日益弱势，强烈的家国危机映射出中国传统教育面临国家危亡时的无力，张之洞任湖北总督期间，开始推行一系列渗透了西方教育元素的改革，兼备中西学浓厚色彩的近代教育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1891年，张之洞创办湖北算学学堂，开设方言、商务两科。1893年，创立湖北自强学堂，学制5年，设置方言（英、法、德、俄四科，后增设日语）、格致、算学、商务四科。1898年，建成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后更名为高等农业学堂）和湖北工艺学堂（后更名为湖北工业学堂）。期间张之洞还设置了一些专门学堂，如师范学堂、军事、警察学堂等，从这些学堂的名称选取和学科设置中，不难看出其与创建书院时期不同的思想历程。按其时社会需求来看，“西学”成为救国图强的重要途径，张之洞在创办两湖书院时有意识地加大了西学讲授的内容比重，设经学、史学、舆地、时务四门，后又增加格致、体操课程，规定算学为学生通习课程，从实践来看，张之洞主导变革了传统书院的教学内容 [10]。随着民族危机的迫近，传统经学显然缺乏力揽狂澜的魄力，向西方探寻先进的技术理念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识，1898年3月，张之洞上奏设立湖北工艺学堂，建议“选募东洋工学教习二人，一教理化学，一教机器学[11]”。有学者指出张之洞趋向于西学的办学理念，体现了“张氏欲以制度落实其“中体西用”的观念，他在趋新方面的某些革命性突破，也正体现在其办学理念之中[12]”。正因为张之洞对武汉文教的锐意系统改革，为武汉成为近代全国首屈一指的文教中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3]。我国最早的近代公共图书馆之一——湖北图书馆落址武汉，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高等学府——文华大学图书科亦出现在武汉，不能不说均与张之洞在湖北的文教改革有密切关联。
1.3 新式教育制度设计与具体图书馆实践
随着“博通时务，讲求实学”的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彻底变革已成为举国共识，清政府在此内忧外患的困局下，不断尝试推行新的学制改革。1898年5月，张之洞与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一道向朝廷上奏《妥议科举新章折》，提出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增加实用科目的主张，建议科举考试应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考试内容应涉及“中学经济”，即“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西学经济”，即“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14]。1904年1月，张之洞主导下的《癸卯学制》颁行，将整个学堂体系划分为初、中、高三级，在横向上又划分为普通、师范、实业三类，每一级每一类都尽可能地根据实用的标准而设置课程。《癸卯学制》彻底革新了传统中国的教育体系，确立了近代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而在兴学改革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图书馆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倡议建设学堂的同时，也着手筹建相应的图书馆机构，于1904年设“学堂应用图书馆”，以满足采购各学堂学术用品所需。同年，湖北图书馆成立。
张之洞早在广东设立广雅书院时期就注重藏书建设，推动了学堂开展藏书建设的风气，因此其创设的诸所学堂也重视收集藏书并提供利用，例如在两湖总师范学堂，设有南北两个书库供师生阅览图书、报刊、杂志。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梁主张从振兴教育、孕育人才、开通民智入手，具体措施有设学校，开报馆，建图书馆等。在这样的时代思潮影响下，张之洞必然也意识到建设图书馆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他的极力促成下，湖北、湖南图书馆得以成功创办。湖北图书馆作为我国近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其成功开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差不多时间创建的湖南图书馆，同样被视为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锋。可以说，近代图书馆率先出现在湖南湖北，与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广泛开展的文教改革实践有密切关系。自此，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由此迈向长足发展的道路。
湖北图书馆成立后，张之洞赴京为军机大臣，仍保持了建设图书馆的热情。宣统元年（1909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张之洞还在上奏请设京师图书馆，虽然在其生前未能等到京师图书馆落成，但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清廷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倡议各省设立公共图书馆，各省公共图书馆相继蓬勃建立起来，自此，我国图书馆事业不再囿于传统藏书楼的封闭模式，正式迈向以平等、开放为标志的近代化新征程。 2 晚清文教思潮孕育中的本土图书馆思想萌芽
作为晚清举足轻重的政治文教人物，张之洞对待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演变态度，反映了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致力于文化教育变革的过程中，自发地意识到图书馆对于实现文教改革目标的重要性。
2.1 从《书目答问》的微观导读层面到《癸卯学制》的宏观制度建设
《书目答问》影响了几代中国学人，是近代目录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图书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书目答问》是张之洞参与到书目导读领域的一次成功尝试，学界因此将张之洞视为近代重要的目录学家。从历史背景来考察，彼时的中国知识系统正值以四部为框架转向以学科为主体的新知识系统的关键时期，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被学者译介的西學书籍，正迫切需要四部以外的分类框架将其纳入知识体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无疑是其典型代表[15]。但作为洋务派首领和晚清治世大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之后不再涉足目录学领域，而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持续地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在其晚年推广和主导了《癸卯学制》的确立。这意味着随着时代思潮演进和个人认识的发展，张之洞意识到单纯为士人指示读书门径或是在教学内容中加入西学已经不能减缓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变革。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吻合近代史发展中物质→制度→文化的演变规律[16]，这虽然是张之洞个人的自觉选择，但也暗暗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百余年前的《癸卯学制》改革，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节点，它是在1902年拟定、却未得以实施的《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基础上，由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再次修订、确立下来的教育体制。核心体系取法日本，仿照日本中小学模式设置从小学到大学的普及教育，由此改造十九世纪晚期以来新式学堂分散、单一，只看中简单的技艺性教学、不重视普通教育的弊端。按相关学者的考察，《癸卯学制》所设立的普通教育体制，既体现了现代教育的内在需求，又反映了西学东渐大背景下传统体制的应对，张之洞在这个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作用[17]，从《书目答问》到《癸卯学制》的转变，正好反映了张之洞在文教改革事业上的不断总结和升华。
《书目答问》刊行于1874年，时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正值盛年，政治生涯正在起步。《癸卯学制》施于1907年，距张之洞离世只有五年光景，当属张之洞暮年的奋力一搏。《癸卯学制》的施行，代表着中国的近代教育体系得到了官方正式确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它的制定主体毕竟是具备深厚本土文化滋养的知识分子、官员阶层，所以不可能做到全面地取法西方教育体制，所以有学者考证，若细按《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与《奏定学务纲要》的文脉，不难发现其间尚有一些相当突兀的部分，与取自西洋、日本的近代教育模范格格不入[18]。虽然如此，《癸卯学制》已经是旧制度下焕发出来的绝佳生命力量，从编撰《书目答问》到制定《癸卯学制》，张之洞完美诠释了晚清士大夫阶级努力寻求变革的积极态度。虽然他的种种努力在后来的革命浪潮中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但就当时的局面而言，张之洞的挣扎也为近代中国的文教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2.2 西学压制下坚守中学的努力
晚清一代的学术发展，一直处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纠葛之中，早在《书目答问》问世百余年前，清廷编修《四库全书》就曾困于汉宋之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相似的一幕又在上演，不过已然演变成为中西之争。与前者的趋于调和不同，中西之争最终以西学压倒性胜利结束，但西学的全面胜利并不是一蹴而就毫无曲折，在中西对抗的过程中，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就传达了对中学的坚守态度。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运用“经济—社会—思想”的思路，认为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变化，反映到思想界从而引发变革。清代立国之初，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顺利，有意推行宋明理学，且把“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反向运用的“以汉制汉”的特殊手段[19]。康熙帝着意扶持理学，到了乾隆中叶以后汉学又开始兴盛起来，表面上形成了“汉宋之争”的场面。由于“汉学”和“宋学”都属传统经学范围，“汉宋之争”虽在乾嘉年间达到高潮，但彼时学界仍然存在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如被认为“汉学之大本营”的《四库全书总目》，一般被视作汉学之体现，但依据学者的考证，以纪昀为代表的总纂官并没有对由宋学家撰写的、偏向宋学的提要予以批判，从思想上并没有予以根本改撰[20]。有学者认为，汉学与宋学最终趋于互相调和，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21]。晚清时期，学术界的争论焦点全面从汉宋转向中西之争，固然属西方势力直接干预的结果，但其间也蕴含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是今天考论近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不可忽略的。
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洋务派就寄希望于引入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救国图强，但引入西学到何种程度，却一直是个争论不断的议题。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派提出“中体西用”，革命派号召全盘西化，论争贯穿了半个多世纪。正所谓，“古今中外”之间的紧张与汇合，是中国近代学术的最为鲜明的特色[22]。在这个各方角力的过程中，西学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的结果容易让人们忽视中西之学互相论争的长期曲折过程，也掩盖了西学猝然立足下中华本土文化的传承现实。
对中学的坚守一直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在面临西学日盛时的坚定立场，晚清之际这一政治文化团体的种种努力，其实并没有因西学体系的全面设立而消融，而是包裹上西学的外壳融入到了新的制度体系中。西学的全面胜利，表面上虽然是西方文化的全面输入造成的，但其实还包含了中华本土文化力量演变叠加的结果。就近代图书馆学的演进发展来说，早在清乾隆年间，就有学者著《儒藏说》倡导储藏天下之书“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并且拟定《儒藏条约三则》用于指导具体的藏书实践，涉及书籍来源、经费、地点选择、藏书管理、人事及借阅制度等[23]。1876年徐寿暨英国人傅兰雅在上海创办的格致书院，不仅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之先河，其所设立的藏书楼在辅助教学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光绪年间的潘克先在《中西书院文艺兼肄论》中，论述推广书院以培养人才的重要举措就包括了“购藏书以供讲习”，要求“院中必多备经史子集自不待言，而又必广购西书以为诸生朝夕讲贯”[24]。而民国初年的诸多新式学堂，也是在传统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我国早期近代图书馆所制定的章程，大部分也来源于传统书院的藏书条例[25]。这些历史实践无不彰显出我国本土图书馆学的萌芽态势。张之洞作为“中体西用”说的坚决拥护者，直到晚清末年，还在《劝学篇》《奏定学堂章程》中大力推行读经、讲经在近代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癸卯学制》也规制了相当数量的经学课程，以当时文化教育界追求全面转轨西方的趋势来看，张之洞这样的做法难免有逆时代潮流的意味，但恰恰体现了其时文教改革者对中学的坚守。 惜乎辛亥革命之后，时代发展已没有留给中学持续坚守的空间，民国初年教育部正式下文停止中小学经学教育，为近代教育的中西之争划上句点。但如前所述，西学体系的架构并不意味着中学的完全消失，就近代学科体系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来看，整个历程也与中华传统学术分类密不可分。
2.3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分立
我国旧有学科体系反映在已有的图书分类体系之中。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以《七略》为标志的六分法开始，到唐代修《隋书经籍志》定下完善的四部分类体例，此后虽曾陆续出现如南朝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略有不同的分类论述，但大抵不出经、史、子、集的四部类分范围。直到19世纪中后期，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西学各科目图书渐次增多，传统四部分类体系已难以适用，采用新的图书分类、设置新的学科内容才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特别鸦片战争之后朝野上下大力推行经世之学，近代学堂、书院等大多以讲授西方格致科目为主业，传统的经理之学受到冲击，引发了学堂、书院的课程科目改革浪潮。但需要注意的是，晚清时期的新兴分类体系，大抵在四部分类的框架内进行调整和改革，而不是直接移植和沿用西方的分类框架。
一般认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最早打破四部分类的目录学尝试，但其实早在清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学者们就已然开始将西学书籍纳入子部进行著录。《四库总目》在“子部·天文算法类”中收录了数十部明清西方传教士及中土人士译著的西方科学书籍，如利玛窦的《乾坤体义》、熊三拔的《表度说》、阳玛诺的《天问略》、徐光启的《新法算书》等，将非自我的西方学术典籍融入《总目》，其理论基础是“西学中源”[26]，也可看作是后來张之洞“中体西用”说的理论来源。张之洞在创立广州广雅书院、湖北自强学堂、湖北两湖书院的基础上，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配置模式，主张废除传统理学、文学两门课程，保留经学、史学、地舆学、算学外，再加上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将学术门类扩展为“八门”。1901年，又综合当时各国大学分科设置情况，以日本“六科分立”制为蓝本，提出了经学、史学、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工学的“七科分学”方案[27]184-185。民国初年，教育部正式规定大学取消经学科，设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七科，这个“七科之学”方案，基本上是在1903年张之洞之“八科分学”和王国维之分科方案基础上形成的[27]197，预示着中国以传统“四部之学”为主导地位的知识系统，终于完成了近代学术分科性质的转变。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是我国近代史上各种政治、经济危机背景下学术流变演进的结果。在这个持续前进但又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我国近代学科体系依循西学的基本框架建构起来，但这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无奈选择，并不意味着带来的都是正面影响。桑兵教授就认为，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影响至深且远[28]，设若中国近代化的转变不是处于内外交困的特殊时期，那么我国传统“四部”到近代“七科”的演变是否仍旧如此？这是值得今日学者深思的问题。
通过上述对近代学科设置的路径演变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本土文化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的挣扎和延伸。梁启超将清代学术的走向描述为考据学→公羊学→西学[29]，这条线索本身就暗含了我国近代所引入的西学，无法脱离我国旧有学术文化传统的意味。从我国近代图书分类法的发展过程来看，我国中西新旧图书统一混合分编经历了以中学统摄西学和以西学统摄中学两大历史阶段，前者如1904年《古越藏书楼书目》，后者如1911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最终，古代典籍在“科学”或“学科”的名义下被重新解读，并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予以重组，从而使中国传统的知识观念和知识体系获得了近代形态，成为传统学术近代化的重要方式[30]。事实上，自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以来，我国在图书分类法的设置上就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而是一直在仿杜、补杜、改杜的基础上持续本土化和民族化，这是张之洞等传统知识分子长期坚守中学承继的结果，表明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体系的建立，并不全然借力于西方新式教育理念。
3 结语
晚清之际中国人被迫打开国门，卷入近代化浪潮，也开始了对西方的考察，包括对西方图书馆的了解[31]，因此一般认为我国近代图书馆是“欧风美雨”的产物，这个观点忽略了中国近代图书馆起步之初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国近代图书馆虽然最终效法西方体制，确立了西方式的近代图书馆制度，但它的起源和发展从始至终都是在中华本土文化土壤中滋养、融合、发展起来的。程焕文就曾肯定清代藏书观念在理论指向性和实践操作性上对近代图书馆的正向激励作用[32]。民国初年全国各行省推行的公共图书馆建设，乃至更晚时候的“新图书馆运动”，本质上都具有深厚的本土文化色彩。
有学者考察近代书院改制时指出，书院改制更多的是出于晚清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下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未必符合教育规律[33]，我国近代图书馆体系猝然以西方图书馆为参照建立起来，也未必符合图书馆的发展规律。中国的近代图书馆学，从一开始就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图书馆学，只是其本土文化内核被掩盖在了西方更为先进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手段下，我们今天应该剥去这层西方式外壳，挖掘潜藏于其中的本土化内涵，以更为有力地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事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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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新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湖南长沙，410000。
（收稿日期：2020-08-08 编校：左静远，刘 明）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张之洞 图书馆史 近代图书馆事业
分类号 G250.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0.11.012
The Thought Germination of Local Library in the Reform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Zhang Zhidong’s Thought Evol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Library Cause in China as an Example
Zhang Xiaoxin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thought sprouting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ich had the color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to a certain extent， wa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origin of Chinese modern library science. This paper selects Zhang Zhido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because he w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lead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eforms in the field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To some extent， these reforms demonstrated the possibility that modern library science of our country was bred from the soi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umming up the possibilities can help to construct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Zhang Zhidong. Library history. Modern librarianship.
圖书馆学界对张之洞的研究，大抵围绕张氏所撰《书目答问》及其书中体现出的目录学思想进行阐发，集中于学术流变、书目分类、导读意义等方面。然而，将张之洞放入时代背景分析并探讨其思想演变的研究比较缺乏，更鲜有从近代图书馆学视野出发展开的论述。近来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张之洞《书目答问》中体现出的知识观和人才观，提出超越目录学学科视域揭示《书目答问》的学术价值[1]，深化了图书馆领域对张之洞的研究内容，可仍然囿于《书目答问》一书所揭示的范围。笔者认为，充分挖掘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晚清封建士大夫阶层在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演变轨迹，有助于切实还原扎根于我国本土文化土壤中的图书馆学萌芽场景，而选取张之洞作为研究对象，一是由于张之洞作为晚清名臣，在文化教育领域开展了众多的实践改革，有着巨大影响;二是由于其生平事迹中曾数次参与到实际的图书馆事业建设之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以时间线索梳理张之洞处身时代困局当中，对图书馆从认识到接纳，再到参与实际建设的过程，揭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诞生之际本土文化自发驱动力的推动作用，从而更为客观地认识到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独特性质。
1 张之洞与图书馆相关事业的渊源
1.1 超越目录学功用的《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的刊刻，使张之洞成为改革传统四部分类法的近代第一人。由于其刊行于西学渐盛之际，《书目答问》在分类目录上进行了改革创新。首先是在四部之外设丛书部，其次是将西洋翻译过来的书籍放入子部的兵家类和天文算法类，打破了传统以经学为主导的学术体系。《书目答问》刊刻后流传盛广，仕门学子，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册、家置一编的程度[2]，成为其时立志于救国图强的文人学子可资参考的权威书目。《书目答问》五部分类法在近代图书分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也是使张之洞得以进入近代图书馆学研究视野的重要因素，但张之洞的突出贡献，不应被限制在目录学领域，而是应该置于历史情境下来考察。 《书目答问》初刻于四川省尊经书院，与张之洞的学政身份密切相关，它的编撰因此与晚清书院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脱离或忽视书院教育的背景来谈《书目答问》，自然不可能全面，甚至会出现一些认识上的盲点[3]。按照部分学者的观点，从编撰《书目答问》开始，张之洞的学术取向中已包含“西学”，虽然他对西学的追崇只停留在“技艺层面”，并最终发展成为“中体西用”的主张[4]。《书目答问》虽然是一部极受文人士子欢迎的目录学著作，其问世之初却遭受了众多目录版本学家的批评，因其取材编排多列举清人著述以及通行版本，大大有别于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考察张之洞编撰此书的深意，其目的并不仅在于“指示读书门径”，初衷乃在于“借此调整与改变以往学政衡文校士与教士的方式，更有深意在于劝勉士绅刊刻书籍，以文治润色中兴，积极应对晚清大变局。[5]”与此相对应的是，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编撰中尽显对时代潮流的把握，除设置“丛书”类收纳今人著述外，所附“别录”，包括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和童蒙幼学各书，其主旨乃在于切合实际。也因为它很好地体现了当时图书出版的状况，具备极强的生命力，这个五部分类法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编纂国家级《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仍在沿用[6]。 可见，虽然长久以来《书目答问》被视作近代版本目录学的经典著述，但张之洞的本意更多地在通过该书传达出他所坚守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带动中国本土文化的转型，进而达到富国强民的最终目的，这也印证了张之洞对《书目答问》一书的定位。“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7]”也即是说，虽然《书目答问》的主要功能在于“指示读书门径”，但其最终目标是为了通过恰当的书目选择，影响书院乃至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而造就时代需要的人才，从这个立意上来说，《书目答问》就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目录学范围。
1.2 家国危机映射下的文教改革实践
张之洞历任四川學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期间，先后创办了尊经书院、经心书院、广雅书局、广雅书院、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等文化教育机构。张之洞的教育及文化思想在这些教育机构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其教育理念也体现出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概括言之，就是对西学的态度和观念演变。他早期在四川学政任上所创办的尊经书院，以北宋胡瑗（安定）的“湖学弟子”为典范，整个办学设想基本未见“西力”的影响。这也和中国传统书院历来讲求“重在自修”“自求多福”，原不怎么特别注重“管理”（仅整体上概而言之）有关[8]。尊经书院创办的初衷，是为了弥补当时旧式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造就不广”的弊端，为了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张之洞为尊经书院设置了一系列章程，包括藏书及借书制度。有学者因此特意指出，尊经书院的例子多少提示着近代中国的传统书院教育在尚未怎么受到“西法”影响之际，其自身演进的内在理路即已孕育了与“西式学堂办法”相向而行的倾向[9]。但随着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日益弱势，强烈的家国危机映射出中国传统教育面临国家危亡时的无力，张之洞任湖北总督期间，开始推行一系列渗透了西方教育元素的改革，兼备中西学浓厚色彩的近代教育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1891年，张之洞创办湖北算学学堂，开设方言、商务两科。1893年，创立湖北自强学堂，学制5年，设置方言（英、法、德、俄四科，后增设日语）、格致、算学、商务四科。1898年，建成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后更名为高等农业学堂）和湖北工艺学堂（后更名为湖北工业学堂）。期间张之洞还设置了一些专门学堂，如师范学堂、军事、警察学堂等，从这些学堂的名称选取和学科设置中，不难看出其与创建书院时期不同的思想历程。按其时社会需求来看，“西学”成为救国图强的重要途径，张之洞在创办两湖书院时有意识地加大了西学讲授的内容比重，设经学、史学、舆地、时务四门，后又增加格致、体操课程，规定算学为学生通习课程，从实践来看，张之洞主导变革了传统书院的教学内容 [10]。随着民族危机的迫近，传统经学显然缺乏力揽狂澜的魄力，向西方探寻先进的技术理念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识，1898年3月，张之洞上奏设立湖北工艺学堂，建议“选募东洋工学教习二人，一教理化学，一教机器学[11]”。有学者指出张之洞趋向于西学的办学理念，体现了“张氏欲以制度落实其“中体西用”的观念，他在趋新方面的某些革命性突破，也正体现在其办学理念之中[12]”。正因为张之洞对武汉文教的锐意系统改革，为武汉成为近代全国首屈一指的文教中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3]。我国最早的近代公共图书馆之一——湖北图书馆落址武汉，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高等学府——文华大学图书科亦出现在武汉，不能不说均与张之洞在湖北的文教改革有密切关联。
1.3 新式教育制度设计与具体图书馆实践
随着“博通时务，讲求实学”的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彻底变革已成为举国共识，清政府在此内忧外患的困局下，不断尝试推行新的学制改革。1898年5月，张之洞与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一道向朝廷上奏《妥议科举新章折》，提出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增加实用科目的主张，建议科举考试应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考试内容应涉及“中学经济”，即“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西学经济”，即“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14]。1904年1月，张之洞主导下的《癸卯学制》颁行，将整个学堂体系划分为初、中、高三级，在横向上又划分为普通、师范、实业三类，每一级每一类都尽可能地根据实用的标准而设置课程。《癸卯学制》彻底革新了传统中国的教育体系，确立了近代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而在兴学改革的过程中，张之洞认识到图书馆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倡议建设学堂的同时，也着手筹建相应的图书馆机构，于1904年设“学堂应用图书馆”，以满足采购各学堂学术用品所需。同年，湖北图书馆成立。
张之洞早在广东设立广雅书院时期就注重藏书建设，推动了学堂开展藏书建设的风气，因此其创设的诸所学堂也重视收集藏书并提供利用，例如在两湖总师范学堂，设有南北两个书库供师生阅览图书、报刊、杂志。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梁主张从振兴教育、孕育人才、开通民智入手，具体措施有设学校，开报馆，建图书馆等。在这样的时代思潮影响下，张之洞必然也意识到建设图书馆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在他的极力促成下，湖北、湖南图书馆得以成功创办。湖北图书馆作为我国近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其成功开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差不多时间创建的湖南图书馆，同样被视为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锋。可以说，近代图书馆率先出现在湖南湖北，与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期间广泛开展的文教改革实践有密切关系。自此，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由此迈向长足发展的道路。
湖北图书馆成立后，张之洞赴京为军机大臣，仍保持了建设图书馆的热情。宣统元年（1909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张之洞还在上奏请设京师图书馆，虽然在其生前未能等到京师图书馆落成，但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清廷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倡议各省设立公共图书馆，各省公共图书馆相继蓬勃建立起来，自此，我国图书馆事业不再囿于传统藏书楼的封闭模式，正式迈向以平等、开放为标志的近代化新征程。 2 晚清文教思潮孕育中的本土图书馆思想萌芽
作为晚清举足轻重的政治文教人物，张之洞对待图书馆事业建设的演变态度，反映了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致力于文化教育变革的过程中，自发地意识到图书馆对于实现文教改革目标的重要性。
2.1 从《书目答问》的微观导读层面到《癸卯学制》的宏观制度建设
《书目答问》影响了几代中国学人，是近代目录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图书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书目答问》是张之洞参与到书目导读领域的一次成功尝试，学界因此将张之洞视为近代重要的目录学家。从历史背景来考察，彼时的中国知识系统正值以四部为框架转向以学科为主体的新知识系统的关键时期，鸦片战争之后大量被学者译介的西學书籍，正迫切需要四部以外的分类框架将其纳入知识体系，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无疑是其典型代表[15]。但作为洋务派首领和晚清治世大臣，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之后不再涉足目录学领域，而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持续地开展了一系列改革，在其晚年推广和主导了《癸卯学制》的确立。这意味着随着时代思潮演进和个人认识的发展，张之洞意识到单纯为士人指示读书门径或是在教学内容中加入西学已经不能减缓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变革。从这一层意义上说，吻合近代史发展中物质→制度→文化的演变规律[16]，这虽然是张之洞个人的自觉选择，但也暗暗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百余年前的《癸卯学制》改革，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节点，它是在1902年拟定、却未得以实施的《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基础上，由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再次修订、确立下来的教育体制。核心体系取法日本，仿照日本中小学模式设置从小学到大学的普及教育，由此改造十九世纪晚期以来新式学堂分散、单一，只看中简单的技艺性教学、不重视普通教育的弊端。按相关学者的考察，《癸卯学制》所设立的普通教育体制，既体现了现代教育的内在需求，又反映了西学东渐大背景下传统体制的应对，张之洞在这个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作用[17]，从《书目答问》到《癸卯学制》的转变，正好反映了张之洞在文教改革事业上的不断总结和升华。
《书目答问》刊行于1874年，时年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正值盛年，政治生涯正在起步。《癸卯学制》施于1907年，距张之洞离世只有五年光景，当属张之洞暮年的奋力一搏。《癸卯学制》的施行，代表着中国的近代教育体系得到了官方正式确认，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它的制定主体毕竟是具备深厚本土文化滋养的知识分子、官员阶层，所以不可能做到全面地取法西方教育体制，所以有学者考证，若细按《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与《奏定学务纲要》的文脉，不难发现其间尚有一些相当突兀的部分，与取自西洋、日本的近代教育模范格格不入[18]。虽然如此，《癸卯学制》已经是旧制度下焕发出来的绝佳生命力量，从编撰《书目答问》到制定《癸卯学制》，张之洞完美诠释了晚清士大夫阶级努力寻求变革的积极态度。虽然他的种种努力在后来的革命浪潮中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但就当时的局面而言，张之洞的挣扎也为近代中国的文教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2.2 西学压制下坚守中学的努力
晚清一代的学术发展，一直处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纠葛之中，早在《书目答问》问世百余年前，清廷编修《四库全书》就曾困于汉宋之争，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相似的一幕又在上演，不过已然演变成为中西之争。与前者的趋于调和不同，中西之争最终以西学压倒性胜利结束，但西学的全面胜利并不是一蹴而就毫无曲折，在中西对抗的过程中，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就传达了对中学的坚守态度。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运用“经济—社会—思想”的思路，认为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结构变化，反映到思想界从而引发变革。清代立国之初，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顺利，有意推行宋明理学，且把“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反向运用的“以汉制汉”的特殊手段[19]。康熙帝着意扶持理学，到了乾隆中叶以后汉学又开始兴盛起来，表面上形成了“汉宋之争”的场面。由于“汉学”和“宋学”都属传统经学范围，“汉宋之争”虽在乾嘉年间达到高潮，但彼时学界仍然存在汉宋调和、汉宋兼采之风，汉学家与宋学家之间既相互贬抑，又彼此调和，兼采对方之长为己所用。如被认为“汉学之大本营”的《四库全书总目》，一般被视作汉学之体现，但依据学者的考证，以纪昀为代表的总纂官并没有对由宋学家撰写的、偏向宋学的提要予以批判，从思想上并没有予以根本改撰[20]。有学者认为，汉学与宋学最终趋于互相调和，预示着学术嬗变的契机已显现，学术演进将有新趋势[21]。晚清时期，学术界的争论焦点全面从汉宋转向中西之争，固然属西方势力直接干预的结果，但其间也蕴含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是今天考论近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不可忽略的。
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洋务派就寄希望于引入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救国图强，但引入西学到何种程度，却一直是个争论不断的议题。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派提出“中体西用”，革命派号召全盘西化，论争贯穿了半个多世纪。正所谓，“古今中外”之间的紧张与汇合，是中国近代学术的最为鲜明的特色[22]。在这个各方角力的过程中，西学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的结果容易让人们忽视中西之学互相论争的长期曲折过程，也掩盖了西学猝然立足下中华本土文化的传承现实。
对中学的坚守一直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在面临西学日盛时的坚定立场，晚清之际这一政治文化团体的种种努力，其实并没有因西学体系的全面设立而消融，而是包裹上西学的外壳融入到了新的制度体系中。西学的全面胜利，表面上虽然是西方文化的全面输入造成的，但其实还包含了中华本土文化力量演变叠加的结果。就近代图书馆学的演进发展来说，早在清乾隆年间，就有学者著《儒藏说》倡导储藏天下之书“以与天下万世共读之”，并且拟定《儒藏条约三则》用于指导具体的藏书实践，涉及书籍来源、经费、地点选择、藏书管理、人事及借阅制度等[23]。1876年徐寿暨英国人傅兰雅在上海创办的格致书院，不仅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之先河，其所设立的藏书楼在辅助教学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光绪年间的潘克先在《中西书院文艺兼肄论》中，论述推广书院以培养人才的重要举措就包括了“购藏书以供讲习”，要求“院中必多备经史子集自不待言，而又必广购西书以为诸生朝夕讲贯”[24]。而民国初年的诸多新式学堂，也是在传统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我国早期近代图书馆所制定的章程，大部分也来源于传统书院的藏书条例[25]。这些历史实践无不彰显出我国本土图书馆学的萌芽态势。张之洞作为“中体西用”说的坚决拥护者，直到晚清末年，还在《劝学篇》《奏定学堂章程》中大力推行读经、讲经在近代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癸卯学制》也规制了相当数量的经学课程，以当时文化教育界追求全面转轨西方的趋势来看，张之洞这样的做法难免有逆时代潮流的意味，但恰恰体现了其时文教改革者对中学的坚守。 惜乎辛亥革命之后，时代发展已没有留给中学持续坚守的空间，民国初年教育部正式下文停止中小学经学教育，为近代教育的中西之争划上句点。但如前所述，西学体系的架构并不意味着中学的完全消失，就近代学科体系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来看，整个历程也与中华传统学术分类密不可分。
2.3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分立
我国旧有学科体系反映在已有的图书分类体系之中。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以《七略》为标志的六分法开始，到唐代修《隋书经籍志》定下完善的四部分类体例，此后虽曾陆续出现如南朝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等略有不同的分类论述，但大抵不出经、史、子、集的四部类分范围。直到19世纪中后期，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西学各科目图书渐次增多，传统四部分类体系已难以适用，采用新的图书分类、设置新的学科内容才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特别鸦片战争之后朝野上下大力推行经世之学，近代学堂、书院等大多以讲授西方格致科目为主业，传统的经理之学受到冲击，引发了学堂、书院的课程科目改革浪潮。但需要注意的是，晚清时期的新兴分类体系，大抵在四部分类的框架内进行调整和改革，而不是直接移植和沿用西方的分类框架。
一般认为，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最早打破四部分类的目录学尝试，但其实早在清乾隆年间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学者们就已然开始将西学书籍纳入子部进行著录。《四库总目》在“子部·天文算法类”中收录了数十部明清西方传教士及中土人士译著的西方科学书籍，如利玛窦的《乾坤体义》、熊三拔的《表度说》、阳玛诺的《天问略》、徐光启的《新法算书》等，将非自我的西方学术典籍融入《总目》，其理论基础是“西学中源”[26]，也可看作是后來张之洞“中体西用”说的理论来源。张之洞在创立广州广雅书院、湖北自强学堂、湖北两湖书院的基础上，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配置模式，主张废除传统理学、文学两门课程，保留经学、史学、地舆学、算学外，再加上外政、天文、格致、制造四门西学，将学术门类扩展为“八门”。1901年，又综合当时各国大学分科设置情况，以日本“六科分立”制为蓝本，提出了经学、史学、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工学的“七科分学”方案[27]184-185。民国初年，教育部正式规定大学取消经学科，设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七科，这个“七科之学”方案，基本上是在1903年张之洞之“八科分学”和王国维之分科方案基础上形成的[27]197，预示着中国以传统“四部之学”为主导地位的知识系统，终于完成了近代学术分科性质的转变。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是我国近代史上各种政治、经济危机背景下学术流变演进的结果。在这个持续前进但又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我国近代学科体系依循西学的基本框架建构起来，但这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无奈选择，并不意味着带来的都是正面影响。桑兵教授就认为，全盘接受西式教育体制及其知识系统，导致中国的知识体系前后两分，影响至深且远[28]，设若中国近代化的转变不是处于内外交困的特殊时期，那么我国传统“四部”到近代“七科”的演变是否仍旧如此？这是值得今日学者深思的问题。
通过上述对近代学科设置的路径演变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本土文化力量在这个过程中的挣扎和延伸。梁启超将清代学术的走向描述为考据学→公羊学→西学[29]，这条线索本身就暗含了我国近代所引入的西学，无法脱离我国旧有学术文化传统的意味。从我国近代图书分类法的发展过程来看，我国中西新旧图书统一混合分编经历了以中学统摄西学和以西学统摄中学两大历史阶段，前者如1904年《古越藏书楼书目》，后者如1911年《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最终，古代典籍在“科学”或“学科”的名义下被重新解读，并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予以重组，从而使中国传统的知识观念和知识体系获得了近代形态，成为传统学术近代化的重要方式[30]。事实上，自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的《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以来，我国在图书分类法的设置上就不是单纯的“拿来主义”，而是一直在仿杜、补杜、改杜的基础上持续本土化和民族化，这是张之洞等传统知识分子长期坚守中学承继的结果，表明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体系的建立，并不全然借力于西方新式教育理念。
3 结语
晚清之际中国人被迫打开国门，卷入近代化浪潮，也开始了对西方的考察，包括对西方图书馆的了解[31]，因此一般认为我国近代图书馆是“欧风美雨”的产物，这个观点忽略了中国近代图书馆起步之初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国近代图书馆虽然最终效法西方体制，确立了西方式的近代图书馆制度，但它的起源和发展从始至终都是在中华本土文化土壤中滋养、融合、发展起来的。程焕文就曾肯定清代藏书观念在理论指向性和实践操作性上对近代图书馆的正向激励作用[32]。民国初年全国各行省推行的公共图书馆建设，乃至更晚时候的“新图书馆运动”，本质上都具有深厚的本土文化色彩。
有学者考察近代书院改制时指出，书院改制更多的是出于晚清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下一种无奈的政治选择，未必符合教育规律[33]，我国近代图书馆体系猝然以西方图书馆为参照建立起来，也未必符合图书馆的发展规律。中国的近代图书馆学，从一开始就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图书馆学，只是其本土文化内核被掩盖在了西方更为先进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手段下，我们今天应该剥去这层西方式外壳，挖掘潜藏于其中的本土化内涵，以更为有力地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事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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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新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湖南长沙，410000。
（收稿日期：2020-08-08 编校：左静远，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