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谢觉哉，可以说无人不晓，但要说到谢老的秘书生涯，恐怕鲜为人知。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谢老曾多次担任秘书职务，早在瑞金苏区，谢老就被老百姓称为“人民的秘书长”。1933年在中央苏区，还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早年的秘书经历不仅凝聚着谢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也为今天的秘书人员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晚清秀才投身革命
　　
　　公元1884年4月27日(清光绪十年)谢觉哉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堆资山肖家湾，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学名维，“觉哉”是在大革命失败，党转入地下斗争后用的名字。
　　少年时代的谢觉哉就读于私塾，勤奋好学，1905年7月，考中了中国最末一科秀才。他却声言“不是父母在，决不干这事”，并贴出了这样一幅对联：
　　十数年笔舞墨歌，赢得一张倒票；
　　两三月打躬作揖，赚来几串现钱。
　　对联深刻地嘲弄了腐朽的科举制度，表达了他不愿再重复《儒林外史》人物可悲的人生道路的志向。后来，在这种志向的推动和五四思潮的影响下，谢觉哉和许多革命志士一样，尝试执教、从医、学商，探索教育救国的道路，并与好友何叔衡、姜梦周、王凌波在宁乡县云山学堂开辟教育阵地，宣传革命，培养人才。因为他们四人都留着长长的八字胡，被称为“宁乡四髯”，此时，谢觉哉开始向革命的新文化战士转变。
　　1920年8月，谢觉哉应何叔衡之邀到长沙主编《湖南通俗报》，办报期间，他结识了毛泽东等人，并参加了“新民学会”，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个晚清秀才投身革命洪流，走上了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谢觉哉虽然在思想上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但举手投足之间仍透露出一种秀才式的儒士风度，正如毛泽东对他的第一印象——“谢胡子睿智谦和、诚实可信”。而这种睿智谦和的儒士风度还屡次帮助他化险为夷。
　　第一次是在1930年，谢觉哉主办《上海报》期间，他担负散发传单任务时被捕了；另一次则是1931年秋，在湘鄂西苏区，红军撤退，谢觉哉来不及转移被捕了。每次，谢觉哉都自称是私塾先生，敌人见他身着长马褂，蓄着八字胡，头发胡子花白，说话还时不时“之、乎、者、也”的，举手投足活象个老学究，一点也不同于他们印象中的“激烈”的共产党人，便信以为真。谢觉哉以独特的儒士风度麻痹了敌人，凭借自己的机敏和沉着虎口脱险。
　　后来，谢觉哉又辗转去了中央苏区，毛泽东一见到他，充满深情地说“你可来了，一路上辛苦了。”“我已经考虑好了，我这里正缺人，我们继续合作吧。”于是，1933年谢觉哉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工作紧张，生活很艰苦，毛泽东习惯晚上工作，谢觉哉常常陪他夜里办公，夜以继日。有一天晚上，毛泽东看着胡子花白的谢老，深情地说：“谢胡子，你白天吃这点子粮食，够了吗?”谢老说：“也够了。”毛泽东笑了笑说：“我去弄个南瓜，你去找点柴草来，咱们煮南瓜吃。”他们俩分头弄来东西，高高兴兴地在月光下煮南瓜，吃饱了就接着办公。就这样，他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此后，谢觉哉还作过中央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35年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代理最高法院院长，1939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与秘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办报撰文健笔一支
　　
　　何叔衡推荐谢觉哉主编《湖南通俗报》，是觉得他文学根底深；毛泽东也格外敬重谢老的博学和写作才能，常对人说，“湖南有个谢胡子，会写文章，会编报”，看来在中央苏区时选中谢觉哉作他的秘书也是事出有因的。谢觉哉从小接受的私塾教育，已使他具有了深厚的国学底蕴；此后他对新学的极大兴趣，对大量中外书籍的广泛阅读，又使他具有了很强的理论功底；同时，长期的办报活动也锻炼了他的文笔，而所有这些，为他今后多次从事秘书工作埋下了伏笔。
　　谢觉哉一生曾秘密或公开地办过多种报刊。1926年任《湖南民报》总编；1927年“马日事变”后，曾在汉口办过《大江报》；1928年在上海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29年主编《上海报》；1931年在湘鄂西根据地主编《工农口报》。其间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后来担任秘书职务，谢觉哉又在井冈山的《红色中华》、陕北的《新中华报》、延安的《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文章。建国之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是十分热情地为《人民日报》等报刊撰稿。他用那支战斗之笔，为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如董老在诗中评价的那样：“传家绝业诗千首，报国多方笔一枝；屡有文章惊海内，从无渣滓扰襟期。”
　　谢觉哉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对写公文还有一套自己的见解。他说，第一要事实清楚，第二要观点清楚，第三要文字清楚。
　　首先“事实要清楚”，这就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政策，是写文件的先决条件。”对此，他深有体会。
　　1933年在中央苏区做秘书工作时，有一次他拟了一个开会的通知，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字未留全改了。那是召开“查田”会议的通知。改的原因有三：一是谢觉哉当时初到苏区，情况了解不多，对这次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并不十分清楚，未加調查研究就贸然动笔；二是来开会的都是农民，没有多少文化，谢觉哉以前写的东西都是给知识分子看的，这次的对象是农民，他们看不懂也听不懂；三是苏区正处在被“围剿”的时期，物资困难，来开会的人要自带碗筷、被单，这也是谢觉哉没有想到的，所以写的通知不符合实际情况。连写个简单的通知也不能没有调查研究，写其它文章就更不必说了。
　　其次，“观点要清楚”，文章的好坏由内容来决定。好的内容则必定是有思想见解的，至少在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点上能给人以启发。文章不一定写得很多，主要在于写得有用。
　　第三“文字要清楚”，做到通顺、简练、严谨，反复修改。“文章没有文章的架子，就是最好”，意思是说自然顺畅就是最好的文章。要锻炼到这种地步：想得到就说得出，说得出就写得出。应该自己逼自己，常写多写，笔杆子就能练出来。“不用一番苦功要做到文章清通，书写自由，是不可能的。”
　　这些见解是谢老从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尤其对公文写作来说，是经典的经验之谈，很值得今天的秘书人员学习。
　　
　　多方参政不辱使命
　　
　　谢觉哉以其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于秘书之位，谋领导之政，对国家的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谢觉哉很重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利用各种机会、各种方式从人民群众中了解实际情况，提倡从上到下要进行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在中央苏区担任秘书长时，每天工余之暇，走村串户，找老乡聊天，已成了他联系群众，体察民情的一个重要方法和习惯。他发现有一个村子的人天天到一两里地外的瑞金河挑水，就立即把这个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后来，毛主席与他亲自去找水源，很快替群众打了口井，这件事被传为美谈，谢觉哉也被称为“人民的秘书长”。
　　众所周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也是我国所特有的一项民主制度，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创意，是谢觉哉在延安时提出来的。当时边区召开参议会，谢觉哉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主持会议，并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向毛主席写了书面报告。提议将当时的“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大会”，他认为这在中国革命政权建设上是一个转折点，是人民民主制度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必然要求。毛主席看了他的报告后，立即回信称“此件很好”。
　　同时，在那段任职期间，谢老又为改善边区经济献计献策。他不顾身体衰弱，带病日夜赶写《花定盐池运销的研究》。因为“运盐问题已成为当时边区经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军事经费和财政收支的平衡，如得不到正确解决，抗日民主政权，也将难以巩固”。谢老不辞劳苦地查阅历史记载，收集运盐资料，为了慎重地解决好这个问题，还多次和毛主席研究探讨运盐方面的各种问题，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县乡来的基层干部或者农村士绅商讨疑难问题，最后终于完成了长达数万字的专题报告和说明材料。此外，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拟定了一个改善经济的具体计划，提交中央讨论。
　　法律工作方面，早在中央苏区担任毛主席秘书和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时候，谢觉哉就协助毛泽东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法令和条例办法，其中《选举法》就是他参与制定的一项重要法规。此后，在延安和西柏坡，他都参与了当时一些重要法令的制定工作，又为新中国的立法工作开路清基，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他曾在日记中写过这样一首诗：“政情民隐应常通，咫尺间如隔一城，安得浮云都扫尽，长安虽远若门庭。”作为秘书这样一个起上下联系作用的角色来说，就更不能如浮云敝日一般，成为领导和群众之间的障碍。而要深入群众，甘为公仆，做人民的秘书长。
　　谢觉哉的秘书生涯，在文字功夫上堪称翘楚，在参谋辅政上也是处处充满了闪光的智慧，而在工作作风上更是留下了令人赞叹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