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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学者为了适应国家意识形态的改造，在文学批评的思想原则与学术方法上作了有意识的调整。钱锺书《宋诗选注》出版后，其诗学标准经受了“大跃进”时期青年学者的激烈批判与资深学者的温和肯定。“文革”结束后钱锺书回顾了编纂该书的学术得失与历史心态，反映了顺应潮流与坚守自我的艰难。《宋诗选注》的批评论争如同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呈现了“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政治与编选者文学信念之间的矛盾与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