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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双胞胎为何总爱穿得一样?
当中国人听说我有3兄弟时，他们多少有点羡慕。当他们发现我和弟弟是一对双胞胎时，就更是啧啧称羡了。在中国，人们必须遵守独生子女政策，生一对双胞胎就和中大奖一样稀罕。对很多家庭来说，生第二胎必须缴纳高额罚款，甚至会丢掉工作(如果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生双胞胎则不会带来任何惩罚。
中国的双胞胎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他们的父母总是让他们穿得一模一样。在美国，父母们也会这样做，但远不如中国普遍。
我和弟弟小时候，父母常常给我们买相似的衣物，但总会挑选不同的颜色或款式，他们从不把我们穿得一模一样。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让双胞胎穿得完全一样，会使他人不把双胞胎当作单独的个体来看待，而且也不容易分辨双胞胎。
最近，我和朋友弗兰克在武夷山度过了两天，我们一起拜访了他的朋友玖洁(音译)。玖洁40岁出头，有一对10来岁的双胞胎女儿。每次我看到姐妹俩，她们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白底黑点的衣服。
当玖洁开车载着我和弗兰克兜风的时候，我和她讨论起“双胞胎总是被打扮成一样”这个话题。“我发现很多中国的双胞胎总是穿得一模一样，”我说。“是的，没错。难道在美国不是那样吗?”她回答。“有时候是，但一般情况下他们都穿得不同。”我告诉她，然后向她解释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并且举了我和弟弟的例子。
“中国人认为双胞胎就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长相一样，所以他们也应该穿得一样，对吗?等他们长大了，也许就是念高中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自己挑选衣服了，如果想穿得不同，他们完全可以。”
尽管我对她的回答并不感到意外，但听到一位母亲说她的两个孩子“完全一样”，还是让我觉得不太舒服。当然，抚养子女是一门个人艺术，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会有不同的观念。这样的例子却让我思考。我明白，在西方，将双胞胎打扮得一模一样，会使他们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中深受其害。但在中国，人们并不推崇个人主义，我无法确定，双胞胎们都穿成一样是否会带来同样的负面影响。
二手房与二手女人
中国人与北欧人在许多方面的看法不一样。比如说买房吧，中国人都是买新房，买二手房好像不够给力，不够有面子。这和找对象相似，比如说找个女人成家吧，中国人不言而喻是指娶新娘，即找一个从未结过婚的女人、最好是从未谈过恋爱的“一手女人”成家。娶一个曾经结过婚的“二手女人”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近年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单身女人、离异女人等概念已被社会接受。然而，人们在考虑终身大事的时候，曾经被别人拥有过的“二手女人”仍然不是首选。
在北欧，情况则大不相同。先说买房吧，北欧人在选房时非常关心这个房子曾经被几个主人拥有过。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曾有多个房主的房子的市场价值会更高。
北欧人的恋爱观和选房观相似。在北欧，二手女人好像更有魅力，更让男人们心动。北欧人在找对象时，最不关心的就是对方过去谈没谈过恋爱、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孩子。有孩子反而是件让人暗暗高兴的大好事，这样轻松过户的孩子在瑞典语里被称为“奖金娃”(bonusbarn)。
身边的例子太多了。最近在野松达滑雪期间，认识了一对中年瑞典夫妇，男的叫帕特里克，女的叫莫妮卡，他们有4个孩子。第一次见面，莫妮卡就兴致勃勃地说她的前男朋友是新加坡人，她不仅去过新加坡订婚，还见了前男友的爸爸妈妈，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莫妮卡的丈夫帕特里克和我们一样，饶有兴致地听她讲年轻时的罗曼史，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
为什么北欧人能真心地接受二手女人和二手房呢?原来北欧的二手女人“市场”巨大，什么样的年龄段都有，她们个个充满活力，富有魅力。北欧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很好，孩子在心理上和生活上基本上不会被父母分手所影响，这使得女人们在可去可留的时候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二手女人的价值在于，她们能从以前每一次的情感中甚至痛苦中领悟出更深层的哲理，这是人生最难得的动力。
再者，北欧二手房质量不错，甚至比一手房还好。在瑞典生活20多年，我搬家数次，发现那些几十年下来只有一个主人的别墅保养得都不好。每回遇到这样的房子，我都要在心里说房主一句：“你真是糟蹋了这么好的房子，早就该出手了。”倒是转过好几次手的房子质量很好，原因是新房主都舍得花钱保养自己的房子。时间一长，二手房的价值反而凸显出来了。
我拿二手房和二手女人做比喻，在说明二者本身价值的同时，也想说明这个比喻对管理一手房、爱护一手女人、过好“一手生活”的意义。追求一手房和一手女人不可厚非。但在情感生活里若不继续学习、继续投资、继续创新，一手生活会成为煎熬。如果像北欧人那样，把一手房当成二手房来管理，把一手女人当成二手女人那样来理解、欣赏、呵护，一手生活才更有意义，才能走得更远。
跟着中国旅行团游欧洲(三)
我和一对上海来的年轻夫妇一同从马克思故居信步踱回巴士。妻子叫郭艳瑾，今年29岁，性格随和。她自称凯伦(Karen)，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的财务部工作。丈夫顾晓杰是环卫部门的行政人员，英文名字叫汉迪·(Hartdy)。汉迪很潇洒，有副橄榄球前锋的身板，身高1.83米，胸部厚实。他穿着栗色毛衣，上面有个高尔夫球袋装饰，不过当我问及他是否高尔夫球手时，他笑了，说“高尔夫是有钱人的运动。”
为了这次旅行，汉迪和凯伦攒了好几个月的钱，而且接受了父母资助。李导怂恿我们不要因为太操心钱的事而糟蹋了这次旅行——他建议我们不要把标签上的价格当成欧元，而假装那是人民币—但是汉迪和卡伦仍然精打细算。几天来，他们能跟我说出我们在五个国家买的每一瓶水的确切价格。
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当普通公民拥有了五千美元的可支配收入之后，才开始涌现出大量游客到国外旅游。但是城镇居民收入现在刚到这个水平一半的中国，却依靠数量巨大的团购票，以及对偏远的郊区酒店无情杀价，使这种旅游变得价格适中。
回到车上后，金色巴士继续在法国香槟一阿登大区(Champagne-Ardenne)颠簸西行。车窗外是萧瑟的矮树。一直对效率要求很高的李导打算特别破例一次。他说：“我们得习惯这个事实，欧洲人有时候行动缓慢。”他接着说，在中国购物的时候，“我们常常三个人同时把要买的东西摆在柜台上，年纪大的女士给三个人找钱都不会出错。但欧洲人不那样。”他接着说，“我没有说他们笨的意思。他们要是笨的话，就不可能开发出那么多需要精细运算的技术。他们只是处理数学的方式不同罢了。”
谈话结束前他给了些建议：“让他们照自己的方式来吧，因为我们太着急的话他们会觉得被人催着，那样会让他们脾气不好，我们还以为他们在歧视我们，其实并不是那 么回事。”
他还不时地对欧洲的生活水准之高表示惊叹——用波尔多酒的平均价格或者营养好的荷兰人的平均身高等统计数字对我们进行狂轰滥炸——也许以前中国游客会对欧洲经济表示赞叹，但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李导对地中海的生活方式做了个很精彩的展现：“慢慢醒来，刷牙，泡一杯浓咖啡，在咖啡的浓郁香气中啜饮。”大家都笑了。“以那种节奏生活的话，他们的经济怎么可能持续增长呢?不可能。“他接着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老百姓勤劳苦干的国家经济才会增长。”
中国富豪“飞”越低空手续
这是一座灰蒙蒙的沿海城市，中国企业新贵云集于此。在这里，人们取得成功的最新标志不是拥有奔驰车，甚至也不是拥有宾利，而是有一架直升机。在温州的超级富豪中，10人当中可能就有1人拥有直升机。关宏升(音)有3架直升机。戴着金项链、爱开游艇、做生意发了财的关说：“对我们来说，一周的工作时间在804,时以上，所以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快。”他说，没有比开直升机兜风更能缓解他赚大钱的压力。
他说：“只有在那时我才能真正放松。”不过这要是合法的就更好了。
关先生和他的朋友没有合法的飞行手续，属于“黑飞者”。作为第一批能拥有私人飞机的中国富人，他们在空中与军队发生了冲突，因为中国军队控制着领空，从未考虑过私人飞机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情，更不用说批准了。
仅仅提出起飞的请求就可能需要在各部门奔波好几天，最终仍然会遭到拒绝。申请降落又是一番激战。所以黑飞者偷偷地升空，在当局不大可能注意的地方飞来飞去，偶尔对地面造成重大破坏，面临会将普通中国人罚到只能靠社会救济、但对这些富豪来说并没有多少威慑作用的罚款。
中国登记在册的私人飞机可能有1000架，没有人知道其中有多少在黑飞。但在北京经营一家小飞机租赁和飞行员培训公司的曹魏(音)说，未登记的飞机有好几百架，都在黑飞。他说，黑飞的大部分都是直升机，直升机很受欢迎，因为它们不需要跑道。
曹说：“你不需要很大的地方，可以有很灵活的飞行计划。例如你的家离高尔夫球场有几公里，你就可以钻进直升机，低空飞行，然后到达那儿。这是很难被发现的。”
情况也许是这样，但黑飞的飞行员也陷入了很多困境。在大城市上空飞行的一些直升机曾被误当成不明飞行物，2010年7月在杭州机场上空进行夜间飞行的一架直升机曾导致机场封锁，民航班机延误。
曹和其他人说，好消息是政府正在修改规定。首先是在广州和沈阳飞行管制区试点低空开放。不过根据现有计划，中国的空域在2020年之前不会对私人飞机完全开放。
当中国人听说我有3兄弟时，他们多少有点羡慕。当他们发现我和弟弟是一对双胞胎时，就更是啧啧称羡了。在中国，人们必须遵守独生子女政策，生一对双胞胎就和中大奖一样稀罕。对很多家庭来说，生第二胎必须缴纳高额罚款，甚至会丢掉工作(如果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生双胞胎则不会带来任何惩罚。
中国的双胞胎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他们的父母总是让他们穿得一模一样。在美国，父母们也会这样做，但远不如中国普遍。
我和弟弟小时候，父母常常给我们买相似的衣物，但总会挑选不同的颜色或款式，他们从不把我们穿得一模一样。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让双胞胎穿得完全一样，会使他人不把双胞胎当作单独的个体来看待，而且也不容易分辨双胞胎。
最近，我和朋友弗兰克在武夷山度过了两天，我们一起拜访了他的朋友玖洁(音译)。玖洁40岁出头，有一对10来岁的双胞胎女儿。每次我看到姐妹俩，她们都穿着一模一样的白底黑点的衣服。
当玖洁开车载着我和弗兰克兜风的时候，我和她讨论起“双胞胎总是被打扮成一样”这个话题。“我发现很多中国的双胞胎总是穿得一模一样，”我说。“是的，没错。难道在美国不是那样吗?”她回答。“有时候是，但一般情况下他们都穿得不同。”我告诉她，然后向她解释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并且举了我和弟弟的例子。
“中国人认为双胞胎就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他们长相一样，所以他们也应该穿得一样，对吗?等他们长大了，也许就是念高中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自己挑选衣服了，如果想穿得不同，他们完全可以。”
尽管我对她的回答并不感到意外，但听到一位母亲说她的两个孩子“完全一样”，还是让我觉得不太舒服。当然，抚养子女是一门个人艺术，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会有不同的观念。这样的例子却让我思考。我明白，在西方，将双胞胎打扮得一模一样，会使他们在一个强调个人主义的社会中深受其害。但在中国，人们并不推崇个人主义，我无法确定，双胞胎们都穿成一样是否会带来同样的负面影响。
二手房与二手女人
中国人与北欧人在许多方面的看法不一样。比如说买房吧，中国人都是买新房，买二手房好像不够给力，不够有面子。这和找对象相似，比如说找个女人成家吧，中国人不言而喻是指娶新娘，即找一个从未结过婚的女人、最好是从未谈过恋爱的“一手女人”成家。娶一个曾经结过婚的“二手女人”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近年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单身女人、离异女人等概念已被社会接受。然而，人们在考虑终身大事的时候，曾经被别人拥有过的“二手女人”仍然不是首选。
在北欧，情况则大不相同。先说买房吧，北欧人在选房时非常关心这个房子曾经被几个主人拥有过。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曾有多个房主的房子的市场价值会更高。
北欧人的恋爱观和选房观相似。在北欧，二手女人好像更有魅力，更让男人们心动。北欧人在找对象时，最不关心的就是对方过去谈没谈过恋爱、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孩子。有孩子反而是件让人暗暗高兴的大好事，这样轻松过户的孩子在瑞典语里被称为“奖金娃”(bonusbarn)。
身边的例子太多了。最近在野松达滑雪期间，认识了一对中年瑞典夫妇，男的叫帕特里克，女的叫莫妮卡，他们有4个孩子。第一次见面，莫妮卡就兴致勃勃地说她的前男朋友是新加坡人，她不仅去过新加坡订婚，还见了前男友的爸爸妈妈，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莫妮卡的丈夫帕特里克和我们一样，饶有兴致地听她讲年轻时的罗曼史，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
为什么北欧人能真心地接受二手女人和二手房呢?原来北欧的二手女人“市场”巨大，什么样的年龄段都有，她们个个充满活力，富有魅力。北欧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很好，孩子在心理上和生活上基本上不会被父母分手所影响，这使得女人们在可去可留的时候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二手女人的价值在于，她们能从以前每一次的情感中甚至痛苦中领悟出更深层的哲理，这是人生最难得的动力。
再者，北欧二手房质量不错，甚至比一手房还好。在瑞典生活20多年，我搬家数次，发现那些几十年下来只有一个主人的别墅保养得都不好。每回遇到这样的房子，我都要在心里说房主一句：“你真是糟蹋了这么好的房子，早就该出手了。”倒是转过好几次手的房子质量很好，原因是新房主都舍得花钱保养自己的房子。时间一长，二手房的价值反而凸显出来了。
我拿二手房和二手女人做比喻，在说明二者本身价值的同时，也想说明这个比喻对管理一手房、爱护一手女人、过好“一手生活”的意义。追求一手房和一手女人不可厚非。但在情感生活里若不继续学习、继续投资、继续创新，一手生活会成为煎熬。如果像北欧人那样，把一手房当成二手房来管理，把一手女人当成二手女人那样来理解、欣赏、呵护，一手生活才更有意义，才能走得更远。
跟着中国旅行团游欧洲(三)
我和一对上海来的年轻夫妇一同从马克思故居信步踱回巴士。妻子叫郭艳瑾，今年29岁，性格随和。她自称凯伦(Karen)，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的财务部工作。丈夫顾晓杰是环卫部门的行政人员，英文名字叫汉迪·(Hartdy)。汉迪很潇洒，有副橄榄球前锋的身板，身高1.83米，胸部厚实。他穿着栗色毛衣，上面有个高尔夫球袋装饰，不过当我问及他是否高尔夫球手时，他笑了，说“高尔夫是有钱人的运动。”
为了这次旅行，汉迪和凯伦攒了好几个月的钱，而且接受了父母资助。李导怂恿我们不要因为太操心钱的事而糟蹋了这次旅行——他建议我们不要把标签上的价格当成欧元，而假装那是人民币—但是汉迪和卡伦仍然精打细算。几天来，他们能跟我说出我们在五个国家买的每一瓶水的确切价格。
实际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当普通公民拥有了五千美元的可支配收入之后，才开始涌现出大量游客到国外旅游。但是城镇居民收入现在刚到这个水平一半的中国，却依靠数量巨大的团购票，以及对偏远的郊区酒店无情杀价，使这种旅游变得价格适中。
回到车上后，金色巴士继续在法国香槟一阿登大区(Champagne-Ardenne)颠簸西行。车窗外是萧瑟的矮树。一直对效率要求很高的李导打算特别破例一次。他说：“我们得习惯这个事实，欧洲人有时候行动缓慢。”他接着说，在中国购物的时候，“我们常常三个人同时把要买的东西摆在柜台上，年纪大的女士给三个人找钱都不会出错。但欧洲人不那样。”他接着说，“我没有说他们笨的意思。他们要是笨的话，就不可能开发出那么多需要精细运算的技术。他们只是处理数学的方式不同罢了。”
谈话结束前他给了些建议：“让他们照自己的方式来吧，因为我们太着急的话他们会觉得被人催着，那样会让他们脾气不好，我们还以为他们在歧视我们，其实并不是那 么回事。”
他还不时地对欧洲的生活水准之高表示惊叹——用波尔多酒的平均价格或者营养好的荷兰人的平均身高等统计数字对我们进行狂轰滥炸——也许以前中国游客会对欧洲经济表示赞叹，但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李导对地中海的生活方式做了个很精彩的展现：“慢慢醒来，刷牙，泡一杯浓咖啡，在咖啡的浓郁香气中啜饮。”大家都笑了。“以那种节奏生活的话，他们的经济怎么可能持续增长呢?不可能。“他接着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老百姓勤劳苦干的国家经济才会增长。”
中国富豪“飞”越低空手续
这是一座灰蒙蒙的沿海城市，中国企业新贵云集于此。在这里，人们取得成功的最新标志不是拥有奔驰车，甚至也不是拥有宾利，而是有一架直升机。在温州的超级富豪中，10人当中可能就有1人拥有直升机。关宏升(音)有3架直升机。戴着金项链、爱开游艇、做生意发了财的关说：“对我们来说，一周的工作时间在804,时以上，所以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快。”他说，没有比开直升机兜风更能缓解他赚大钱的压力。
他说：“只有在那时我才能真正放松。”不过这要是合法的就更好了。
关先生和他的朋友没有合法的飞行手续，属于“黑飞者”。作为第一批能拥有私人飞机的中国富人，他们在空中与军队发生了冲突，因为中国军队控制着领空，从未考虑过私人飞机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情，更不用说批准了。
仅仅提出起飞的请求就可能需要在各部门奔波好几天，最终仍然会遭到拒绝。申请降落又是一番激战。所以黑飞者偷偷地升空，在当局不大可能注意的地方飞来飞去，偶尔对地面造成重大破坏，面临会将普通中国人罚到只能靠社会救济、但对这些富豪来说并没有多少威慑作用的罚款。
中国登记在册的私人飞机可能有1000架，没有人知道其中有多少在黑飞。但在北京经营一家小飞机租赁和飞行员培训公司的曹魏(音)说，未登记的飞机有好几百架，都在黑飞。他说，黑飞的大部分都是直升机，直升机很受欢迎，因为它们不需要跑道。
曹说：“你不需要很大的地方，可以有很灵活的飞行计划。例如你的家离高尔夫球场有几公里，你就可以钻进直升机，低空飞行，然后到达那儿。这是很难被发现的。”
情况也许是这样，但黑飞的飞行员也陷入了很多困境。在大城市上空飞行的一些直升机曾被误当成不明飞行物，2010年7月在杭州机场上空进行夜间飞行的一架直升机曾导致机场封锁，民航班机延误。
曹和其他人说，好消息是政府正在修改规定。首先是在广州和沈阳飞行管制区试点低空开放。不过根据现有计划，中国的空域在2020年之前不会对私人飞机完全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