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把科学发现归结为“从错误中学习”。在他看来，理论是试验性的假说，它们是否成立要经过检验。如果理论与实验不相符合，就需要我们认识到错误并批判地加以反思，从而推动科学进步和知识增长。
　　换个角度理解，在实验确认之前，谁也不能断定哪一种理论建构是正确的，就只能通过“试错”来寻找经得起实验检验的理论框架。这样的方法论智慧，通俗表达就是：如果未来是未知的和不确定的，那么要找到通往未来的路径，就要允许多元尝试和不断试错，并以实践为标准来进行检验。
　　放在现實中来考量，这对推进中国的改革发展也具有启发意义。人们常说，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替代性现代化道路，修订着教科书上固有的“定论”。这说明，在根本方向、基本原则确定后，中国改革发展的未来有着很多种可能性。很多问题要找到适合国情的解决方案，不会有现成的答案，必须依靠不断试错，在“从错误中学习”的过程中寻找解决方案。
　　可以说，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动态过程。安徽小岗村民按下的“红手印”，开启的是一场产权结构的改革尝试，既保留了集体所有的产权性质，又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新千年到来时，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那时的担忧是民族工业能否抵挡跨国公司的冲击，而实践中探索出的混合所有制，既以市场换来了先进技术，又保住了中国企业的生存。在中国资本市场形成早期，邓小平说过这样一句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坚决地试”四个字，就是一种敢于试错的智慧和勇气，这也是贯穿中国改革历程的精神气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注重“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进行试错，又以最高的效率将试错的成果全面铺开。
　　试错，其实也是“试对”。改革，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改革走到今天，已经进入深水区，如何理解“深水区”？一方面是阻力增大、风险增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不确定性更大，要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更需要敢于試错的勇气。比如说，国企改革，如何既保留公有制的性质同时又激发企业活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既化解过剩产能同时又提升供给质量？引领经济新常态，如何既稳增长、控风险同时又提质量、增效益？在找到答案之前答案是未知的，因此，要鼓励创新就必须允许试错，要谋划改革就必须放开尝试。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着重强调：既鼓励创新、表扬先进，也允许试错、宽容失败。
　　从这个意义上讲，干部不作为的最大危害还不只是耽误工作，更在于关闭了试错的空间，取消了探索的可能性。正因此，崇尚实干最重要的是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错，建立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这或许正是其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