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历史并不长。20世纪有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将一些人生经验或古老的谚语转化成理论。其中有3个心理学实验，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冲击，都可谓触目惊心。

孩童效仿成年人攻击行为

　　阿尔伯特·班杜拉于20世纪60年代，在斯坦福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不倒翁实验”，研究对象是学龄前儿童。1961年，他在斯坦福幼儿园3-6岁的孩子们中间，选取了36个男孩和36个女孩。
　　实验开始前，研究人员就在幼儿园观察这72个孩童的言行，将他们按攻击性的强弱，分成三组。正式实验时，每个孩子被单独带进一个房间，研究人员随后离开，留下孩子单独在房中玩玩具。房间另一边有不倒翁。研究人员在单向镜子后观察、记录孩子们行为举止。

　　10分钟后一个成年男性或女性进来，用桌子上的工具敲打不倒翁，或者把不倒翁扔到空中、踢不倒翁、把不倒翁按在地下揍，还用言语辱骂不倒翁。不论男孩、女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大人行为的影响，对大人的行为逐一模仿，有的甚至选择玩具枪攻击不倒翁。

假领子反转地位歧视

　　第二个是著名的“蓝眼睛/黑眼睛”实验。生于1933年的简·艾略特是美国艾奥瓦州的小学教师。1968年4月4日晚上，她打开电视，看到马丁·路德·金当日被刺杀的消息。
　　屏幕上一个白人记者在采访一个黑人领导人：“几年前我们的领导人约翰·肯尼迪被刺杀后，他的遗孀将我们凝聚在一起。谁又在管你们？”这一情景激发了简·艾略特作为老师的使命感。第二天她问学生们：“我们应该对待每个人都如同兄弟姐妹，但事实上，黑人和原住民是被不同对待的。你们知道身为有色人種是什么感受吗？如果你们是有色人种，你们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她问同学们是否想了解被歧视的感受，同学们齐声说想。

　　1970年，该实验被拍成一部纪录片。片中第一天，她向三年级的同学们宣布了一个“事实”：“蓝眼睛人种优于黑眼睛人种。”面对黑眼睛同学的质疑和反对，她举例说服了同学们。
　　于是，蓝眼睛同学被她赋予一些特权：课间能多休息5分钟;可以先去吃午餐;可以使用饮水机。而黑眼睛同学不允许与蓝眼睛同学在操场上一起玩;他们只能用纸杯喝水;还必须戴上假领子，以便从远处就能被认出“低人一等”的身份。

　　最后孩子们又抱作一团，都说以后再也不会以貌取人。

　　黑眼睛同学一脸落寞和沮丧，说自己“瞬间掉到了底层，所有的坏事都正在发生在我们身上”。一个黑眼睛小男孩说：“艾略特老师将我们的好朋友从我们身边夺走了。”课间，“黑眼睛”就成了侮辱性、攻击性、侵犯性的代名词。两个小男孩还因攻击对方和捍卫自己的身份，发生了肢体和语言冲突。艾略特说：“我眼见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瞬间变成具有攻击性、中伤他人的三年级小学生。而这一巨大的转变仅仅发生在15分钟之内。”
　　第二天，一个一直戴近视镜的蓝眼睛小男生不再戴眼镜了。被老师问道时，他腼腆却又骄傲地说，自己忘记了。老师又问，为什么两个黑眼睛的同学没忘记戴她们的眼镜。接下来她告诉孩子们：“我昨天说错了。实际上黑眼睛人种优于蓝眼睛人种。”

　　她让黑眼睛的孩子们摘掉脖子上的假领子，给蓝眼睛同学们戴上。黑眼睛的孩子们立刻雀跃地站起来，执行老师的指令。艾略特老师又宣布，因为黑眼睛的孩子更优秀，比蓝眼睛的孩子们更聪明，所以黑眼睛的同学获得了前一天蓝眼睛同学的特权—而蓝眼睛同学任何时间都不得使用操场上的任何器具，而且不得与黑眼睛的孩子们一起玩。
　　课堂上，前一天还趾高气扬的蓝眼睛同学，捂住耳朵拒绝听到“现实”。接下来，艾略特又在课堂上，向同学们“证明”了黑眼睛同学更强、更快的学习能力。于是，两组孩子的各种行为举止完全发生了对调。
　　前一天动作缓慢的黑眼睛同学，整理卡片的速度比前一天快了一倍。她问黑眼睛的孩子们，为什么昨天做得那么慢，孩子们纷纷回答，因为戴着假领子，脑子里想的都是领子。 　　而遭到了否定的蓝眼睛同学，变得唯唯诺诺和胆小，即使是非常简单的题目都会出错，而且在课间也变得孤僻，包括从前在班里爱主事儿的同学。蓝眼睛的孩子动作变得迟缓，也回答是因为戴着假领子。而黑眼睛的同学开始变得傲慢、爱发号施令，对蓝眼睛的同学非常不友好。
　　在最后总结实验的讨论过程中，孩子们描述，被歧视时，自己仿佛被拴着绳子的狗，又仿佛在牢狱中的囚犯。最后孩子们又抱作一团，都说以后再也不会以貌取人。老师问怎么处理假领子时，所有的孩子异口同声地说扔掉。一个男孩站在垃圾桶旁边，费尽力气直到把假领子撕成碎片。
　　艾略特的实验引起轩然大波。很多家长指责她对孩子进行这样的实验太过于残忍。后来艾略特干脆离开学校，成为多元化教育的创始人。

研究者难自拔

　　第三个是备受指责的斯坦福“囚犯和狱警”实验。1971年，斯坦福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设计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实验，却在第六天因为各种始料不及的因素而将其叫停。
　　起先，他在报纸上招募志愿者，筛选出24个健康、有知识、来自中产白人家庭的大学生。这些人得到的酬劳是每天15美元。根据翻硬币的结果，这些人被分为“囚犯”和“狱警”两组，每组9个人，外加3个候补人员。
　　他又请来了专业指导，将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改造得跟监狱一模一样。为了使场景更加逼真，真警察上门，协助将这些“囚犯”“逮捕”，给他们戴上眼罩，并送至“斯坦福监狱”。
　　当天深夜，“囚犯”就被“狱警”用哨子吹醒，并被要求報数。囚犯反抗时，被惩罚做俯卧撑。看似不够严厉的体罚，却是德国纳粹集中营中惩戒犹太人的惯用手段。“囚犯”俯卧撑时，后背还被“狱警”踩踏。

　　只有经历过被歧视，才能懂得其痛楚。

　　“囚犯”不服，回到自己房间后，用床把门顶住，谩骂诅咒“狱警”。早班“狱警”来换班时，晚班“狱警”自动要求留下来协助，另外三个中班“狱警”也立即赶来支援。
　　他们以暴制暴，先用灭火器对着“囚犯”喷，强迫他们把门打开。门开了以后，“狱警”将“囚犯”身上的衣服剥光，把床搬出去，将带头闹事的“犯人”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
　　有一名“狱警”在之前的性格测试中，丝毫没有显示出任何虐待倾向，却在实验过程中老想出点子惩罚“囚犯”，显示出强烈的敌意，和高高在上的态度。当有“囚犯”提出想退出实验时，研究人员以为他只是找借口。相反，却没有一个“狱警”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没有一个“狱警”迟到、早退、请病假，或要求加班工资。
　　“狱警”也并不知道，他们半夜只因无聊就对“囚犯”滥用权力的行为，被设置在暗中的摄像头记录下来—他们以为是实验人员的下班时间。短短几日内，事态发展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包括研究者自己，也已深深地陷入角色中难以自拔，还在联系警察局，将实验对象转入真正的监狱。
　　这三个实验让我联想到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一群孩童和青少年因飞机失事，被困在孤岛上。最终虽然孩子们得救了，但成人世界的权力游戏，以及人性中的残暴、冷酷，在孩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令人胆寒。
　　这三个里程碑式的心理学实验的主持人，都背上了“非人道”的罪名。第一个实验研究了成人行为对孩童的影响力，结果毋庸置疑。第二个实验说明，个人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缺少共情能力;只有经历过被歧视，才能懂得其痛楚。
　　第三个实验中，得到的方方面面的数据，比当时设想的复杂太多。其中一方面是，所处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之巨大，所谓的“身不由己”不过如此。不到特定场景，我们意识不到对自己、对他人了解的局限性。一旦条件形成，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恶魔，不再受到任何束缚。
　　“好人”或“坏人”的单纯描述，已然不再适合当今世界的复杂和多样性。这些实验在不同的人群中进行，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差别。当我们把人性尤其是恶的一面，当成一个课题来研究，结果令我们自己也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