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履新时，往往能够引起民众和媒体的关注，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大家有所期待也可以理解。然而，官员离任时却常常悄无声息，似乎人走茶凉。当然，例外并非没有。如果官员发表了离任的惊世之语，或者出现了百姓送官的壮观场面，那么，想不引起注意都难。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离任犹如一面镜子，一个为官者的政绩如何、名声好坏，老百姓看得最清，百姓也会以自己的行动表达对官员的态度。吊诡的是，在权力、利益等各种因素的交织下，送别往往会脱离民众对官员那种朴素的爱戴之情，失去了本真，增添了功利和矫情，看似表达官民和谐的送官行为，里面却充满了“政治学”，这或许是官民之间错位的政治角色的体现吧，折射出的隐约是权力的影子。
　　官员离任，之所以关注度不高，是因为百姓自发送行所占的比例不多，往往都是同级送同级、下级送上级，而百姓送行，不外乎这么几种情况：官员为百姓办了实事，百姓牵挂着他；官员廉洁奉公，铁面无私；百姓担心自己的“福利”得不到延续，想通过送别引起注意，从而让官员留任。在古代，民众若感恩于“父母官”，送别时会送万民伞、遗爱靴、牌匾、对联等。
　　北宋时期，著名书法家米芾曾主政涟水（今江苏省涟水县）。离任时，他特将笔端残墨置于池水中洗净，以示“来清去白”。米芾离任时，不仅百姓送的“万民伞”就有上千把，后人还将他洗笔墨的水池重新整修一番，命名为“廉池”，引来无数游客浏览。
　　唐代崔戎任华州刺史时，做了许多好事。他离任时，老百姓舍不得让他走，拦在路上，没想到可能用力过猛，竟拉脱掉了他的官靴。老百姓如获至宝，称此靴为“遗爱靴”。明代清官海瑞离任浙江淳安县令时，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的供桌上摆放一碗清水和一面明镜，以颂扬海瑞“清如水，明如镜”的官德。
　　在古代社会，送官似乎容易理解，因为在专制制度下，官员的品质显得尤为重要。官员为地方做了好事，百姓可能会感其德政，为其送行，甚至立功德碑、送万民伞。但在现代政治理念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选举、出钱雇佣的公仆，其存在就是为人民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姓送官颠倒了现代政治的角色关系——官员办好差事，是一个公仆的应尽职责，本不必对此感恩戴德，如果“主人”竟然嚷着要为“仆人”立碑感恩，则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不合乎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了。若是说一个官员做了一些实事就应当被传诵千古、立功德碑，那只能说明做实事的官太少了。
　　如今，依然可以看到百姓为了办成某件事为官员下跪，这虽与送官流传的美谈不同，但反映出的官民地位是相同的，那便是官员高高在上，百姓极其弱势。送官背后，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百姓依然在盼望清官，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选择权，制度还没有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百姓担心政策的不可延续性，因为新官上任习惯了烧三把火，喜欢“开来”而忽略了“继往”。
　　更加严峻的是，对政府的施政行为，多数人没有知情权和监督权，更不用说了解当地的“父母官”。即使是送官这样的好事，似乎也只见百姓翘首期盼，官员尚不知身在何处。官民之间这种生活上的隔阂、心理上的疏离，虽然大多数时候显得波澜不惊，但它日积月累地蓄积着破坏性的力量，也给当下我们践行群众路线带来了极大挑战。
　　曾有人建议：希望政府官员就任、离任时都发表讲话和感言，给群众个交代，并形成一定的制度和规范。这固然可行，不过，最根本的还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能够真正行使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只有这样，送官才能成为佳话，而不是一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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