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满城位于长江中游，“西眺梁、益，南控交、广，据江淮上流，诚为要地”，在南方所建的六座满城（其他五座是江宁满城、杭州满城、成都满城、广州满城和福州满城）中，处于枢纽性的位置，是清朝南部军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兵家必争地

　　清代满城的选址一般都会经过多项考量，荆州就是政治、军事、经济条件俱佳的形胜之地。从政治、军事方面来看，荆州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北有荆山、汉江，南面洞庭平原，处江湖之会，为七省通衢之所，被历代兵家所看重。在古代有“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荊、峡”之说。从经济方面来讲，荆州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土地肥沃，河流纵横，农业生产发达，是经济富庶的地区，可以给驻防官兵及其亲眷提供良好的供给。拥有众多战略优势的荆州之所以能被清廷选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机缘，那就是清代初期一场重要的战争—平定三藩。
　　在17世纪前期明清鼎革的战争中，明朝降将吴三桂等人为清廷出力尤多，被封为藩王。清军入关后，统一战争仍在继续，八旗军队无暇顾及南方的部分省份，就由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和贵州，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靖南王耿继茂镇守福建，即所谓的“三藩”。康熙初年，国家渐趋稳定，而三藩在各自镇守的地区也已形成稳固的势力，“日练兵马，利器械”，相互联结，且每年向清廷索取的钱粮为数巨多，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康熙皇帝亲政后曾“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并“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可见三藩问题的严重性。
　　康熙十二年（1673），借平南王尚可喜奏请归老辽东、留其子镇守广东之机，清廷宣布对三藩俱行裁撤。于是吴三桂等起兵造反，三藩之乱爆发。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荆州的军事地位得以凸显。为遏住长江要冲，都统巴尔布曾率三千名骑兵驰往荆州，为中央兵力能及时调遣到西南战场提供了重要保障。三藩之乱平定后，鉴于荆州“用武之国”的重要战略位置，清廷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在此设立满城，派八旗兵驻防，“无事则拱卫控制，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有事则敌忾同仇，收干城腹心之用”。

　　在此后的历史中，荆州满城也确实发挥了稳定清朝统治、镇压反清武装的重要作用。晚清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农民军曾掌控东南数省，独“荆州完善，安堵无惊”。清军由此而“无回顾忧，乃得以其间筹饷练兵，克安庆，援江皖”，最终收复南京。故清人感叹：荆州驻防“有裨于东南大局者如此”！

精心筑满城

　　荆州满城属于“城中满城”，即在荆州府城内划定区域，用于八旗军队驻防。划分的方法是：在府城内自南纪门以东至远安门以西，南北向修筑一道不及荆州城墙高大、厚实的界墙。这道界墙“长三百三十丈、高二丈六尺五寸”，将府城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为供驻防官兵及其亲眷生活的满城，西为当地百姓所居的汉城。划分后，满城的占地面积约为整个荆州府城的二分之一。
　　荆州府城有六座城门，分别是东边的寅宾门、东南的德胜门、东北的远安门（俗称小北门）、西边的安澜门、南边的南纪门和西北的拱极门（俗称大北门）。界墙将寅宾、德胜、远安三门分隔在满城一边，同时，安澜、南纪、拱极三门被分隔在汉城一边。此外，界墙上有南新门和北新门作为满城和汉城间的城门。据《荆州驻防八旗志》记载，荆州满城“周二千四百七十丈，计十七里三分。东西径七里三分，南北系纵三里七分”，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矩形区域。满城建立后，原来荆州城东部的官舍民宅被迁入西部的汉城，城东旧有的建筑设施多被满城继续利用，如荆州府衙原址被改为驻防将军衙署，原来的分巡荆宜施道署被驻防副都统署袭用，明代张居正的故宅被正白旗协领署征用……

房屋间数多

　　荆州满城内的建筑设施比较齐全，并有官员衙署区、兵丁驻营区、文化教育区等功能性区域的划分。其中，官员衙署区在满城北部，以将军衙署为中心次第罗列；中部是兵丁驻营区，各旗严格按照八旗驻防的固定方位驻扎，即正黄旗、镶黄旗在北，正白旗、镶白旗在东，正红旗、镶红旗在西，正蓝旗、镶蓝旗在南，“各照方向，不许错乱”。
　　除东山书院位于城东北外，满城内的府学、书院、义学等教育场所主要集中在西南部，形成文化教育区；祠堂庙宇零星分布在满城的边缘地带或核心区域的将军衙署周围。满城内有寅宾门内大街、远安门内大街、公安门内大街、南界门大街、北界门大街等几条主要街道，都以城门命名。次一级的街道一般以八旗驻军的名称来命名，如镶黄旗大街、正白旗大街、正红旗大街、镶蓝旗大街。
　　荆州满城初设时，清廷从京师、江宁（今南京）、西安等地挑选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的兵丁3500多人，携眷属驻防，后又陆续增加兵额至7228人，数量居南方各满城之首。荆州驻防军的统帅是驻防将军，为满城内级别最高的官员，品秩与地方的总督、巡抚相同；将军之下设副都统两人、协领10人、佐领46人、防御和骁骑校各56人、笔帖式3人，另有弓匠56人、铁匠112人。

　　城中有为数众多的官员衙署和士兵营房。其中，将军、副都统等各级驻防军官的衙署共计1645间。将军衙署在寅宾门大街，共139间，是满城内规模最大、建制最宏伟的建筑群，衙署以南建有鼓楼。左翼副都统官署在将军衙署东侧，共65间；右翼副都统官署在远安门内大街西，共59间。八旗的协领署分布在城内各街区，各署皆16间。各佐领、防御和骁骑校的官署都在城内各自所在旗营的辖地，建制分别是12间、8间和6间。三名笔帖式的官署在将军衙署前，各6间。此外，有些非驻防系统的当地要员的官邸也设在满城内。
　　八旗兵丁及其眷属所住的营房是满城内数量最多的建筑。荆州驻防有兵额7228人，其中，领催、前锋、甲兵各给房屋两间，小甲兵各给房屋1间。做一个保守的估算，假设在这7000多的兵员中，领催、前锋、甲兵一共只有1500人，其余都是小甲兵的话，那也需要房屋近9000间；如果再加上官员衙署，那官兵所居房屋的数量就要超过1万间。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绝对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当然，各级官兵居住条件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所居房屋的间数上，从居住环境上来讲，士兵所住的营房也要简陋得多。

城内办学堂

　　作为驻防地，满城中置有炮营、箭亭（兵丁习射处）、兵器库、堆拨房（供士兵巡守的哨所）等军事设施，城外有“纵横四百四十八丈”的演武厅。在满城将军衙署影壁的西首有储备仓，是当地官兵为防备荒年于光绪三年（1877）集资所建。城中还有红白局、恩赏库、粥厂等优待八旗子弟的福利性设施。
　　满城内分布着数十座祠堂庙宇。其中，既有宫文恭公祠、启圣祠、名宦祠、乡贤祠等供奉先贤之地，也有二郎庙、观音阁、药王庙、菩提场等宗教场所。为了培育八旗子弟的文化修养，满城内设有府学、书院、义学等教育场所。其中最重要的是坐落在满城南界门内大街上的辅文书院，在光绪四年（1878）由将军希元等捐银、募钱修建，为荆州第一所书院。
　　值得一提的是，荆州满城有牛录官学56所（八旗制度下的基层军政组织，300人为一牛录），各牛录子弟的读书费用均由所在牛录的兵丁公助，将军、都统会按季委派印房章京检查这些学生的功課，可见满城对旗人子弟教育的重视。

　　清朝末年，满城内又兴办了方言学堂、工艺学堂、陆军小学等新式学堂。

洪水惹灾祸

　　选择在荆州设立满城，也有一个很不利的条件，那就是水患。由于荆州城靠近长江，历史上屡遭洪灾，有清一代，水患频仍，清廷不得不频繁地拨款整修城墙，但仍无法彻底阻挡住洪流。荆州满城的官署兵房和军事设施曾多次因水灾而遭到破坏：如雍正时期，水灾伴随着大雨，损坏了城墙，政府曾拨银600两用以修葺驻防城的间墙；乾隆五十三年（1788），大水入城，当时，城内水深丈余，避走不及者多被淹死，文武衙署、兵民房屋及库房、监狱等全部被淹，官仓积储漂流一空；道光二十二年（1842），洪流决堤，淹城内官兵房屋一千多间；两年后，李家埠堤漫溃，城又被淹，有官兵房屋被大水冲塌……
　　鉴于荆州水患的严重，乾隆皇帝曾有迁城另建的想法，但最终没有实行，这或许与荆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有关。居于荆州府城东部的满城，其地势较西部的汉城要高。清廷如此安排，既是出于监视汉城的需要，也希望能在频繁的水灾中减少旗人的伤亡。这样的布置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乾隆五十五年（1790）大水入城时，汉城被淹死了1300余人，而满城则是400余人。

满汉大融合

　　当时，荆州城外有安葬驻防官兵的八旗义地，且各旗义地都有明确的位置，如镶黄旗的义地在德胜门外的凤凰台、杉木河和华颜台；镶蓝旗的义地在南纪门外。从雍正后期开始，八旗官兵在死后通常埋葬于义地而不再运回京城，真正融入了荆州这片土地。
　　随着清朝统治的衰落和满城内旗人的世代繁衍，国家已无力优待这些兵丁、眷属，下层旗人日益贫困，生计问题逐渐凸显。与此同时，八旗官兵的战斗力也在不断减弱。清末，荆州驻防曾增加新式军队，也配备了一些先进武器，但早已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绝非几门新式大炮、几杆新式步枪所能挽救。辛亥革命爆发后，荆州驻防军先战后降，荆州满城终成历史，荆州界墙也被拆除。
　　清廷设置满城的目的之一，便是让驻防的八旗官兵及其眷属集中居住，以避免同普通民众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减少彼此间的对立与隔阂。在荆州满城存在的二百多年里，驻防旗人与当地民众间更多是和谐共处、文化交流的一面，他们逐渐被当地的风俗所浸染，也为荆楚地域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
　　清代驻防旗人与当地百姓的交往，首先体现在人口的交融。如驻防旗人会购买当地人为旗下奴仆，也有地方居民投入旗下成为旗内民人的，有些驻防旗人与当地百姓通婚，还有无嗣驻防旗人抱养当地百姓家子女为嗣的现象。
　　驻防旗人与当地百姓的交往，更体现在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上。荆州满城中的关帝庙就有7座之多。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八旗官兵所崇奉的忠义理念和尚武精神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关羽是荆州地域名人有着莫大的关系。驻防旗人说话时惯用北方方言，当地人称之为“城里头话”，荆州方言就有受其影响之处。今天在荆州依然流行的八宝饭、千张肉、皮条鳝鱼等菜肴，也都是传自旗人的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