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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目前的扶贫格局下，扶贫工作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官员在扶贫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由于国家对扶贫工作的高度重视，区域扶贫绩效对官员晋升有重要影响。在已有官员晋升及扶贫绩效的研究基础上，以我国2008-2016年31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个人特征信息及扶贫绩效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扶贫绩效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结果显示，扶贫绩效对地方官员晋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进一步从官员融洽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官员融洽关系会对扶贫绩效与官员晋升的相关性产生正向影响。
【关键词】 扶贫绩效 官员融洽关系 官员晋升
一、引言
在我国贫困治理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政府能够发挥其在组织社会资源等方面效率高、能力强的优势，对扶贫资源进行分配、管理和运作，为贫困人口提供有效资源。实践也证明，我国的扶贫政策与行动是富有成效的，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姚迈新，2011）。省级政府是各地区扶贫政策具体制定和扶贫工作开展的主导者，省级政府拥有财政事权的二次分配权。《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省级政府在中央授权范围内发挥因地制宜的优势履行财政事权的责任，调动和保护地方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中央对各省扶贫工作的考核结果是对省级官员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官员的考核将更多的权重从GDP转移到扶贫方面，省级官员晋升可能会受到扶贫绩效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关于政府官员是否存在晋升激励的问题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周黎安（2005）认为政府行为不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政府官员动机的体现。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多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的，政府官员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招商引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2]周黎安（2007）证实地方官员在任期间的经济增长绩效会影响其晋升和连任的概率。[3]Chen等（2005）与王贤彬等（2011）进一步发现在省长和省委书记层面都存在着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4]随后，乔坤元(2013)、冯芸（2013）、刘伟（2016）等学者的相关研究都通过证实检验证明经济增长是影响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5]以周黎安、张军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官员有晋升到更高职位的动机，中国领导干部绩效考核体系设立优先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官员会努力提高辖区经济进以获得晋升，能有效激励政府官员行为。
也有研究发现经济对官员晋升没有显著作用，陶然等（2010）否定了省级官员晋升锦标赛的存在，认为省级官员晋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不存在，经济增长对省级官员晋升没有显著的影响。[6]姚洋、张牧扬（2013）以市级官员为样本，发现官员的个人特征对其官员晋升有显著作用，但该官员任期内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对晋升没有显著作用。[7]杨其静（2013）也得出经济绩效和官员晋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的结论。经济绩效只是官员晋升的一个基本要求，官员晋升更多取决于中央和上级部门的任命。[8]对我国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持悲观态度的学者来说，官员晋升更多依赖的是政治恩庇不是经济绩效。
实际上，中央政府总会根据发展目标调控主导地方政府行为。中央对地方政府通过晋升激励来提高政府官员工作的积极性，因此我们也不能否认晋升激励的存在。随着中央对环境治理的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绩效指标在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生态环境对官员晋升的影响也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重点（吕凯波，2014；罗党论，2016；卞元超，吴利华，2017）。[9]对官员晋升机制的研究也开始关注综合绩效考核，除了经济职能外，中国官员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贤彬等，2009）[10]。贫困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政府工作，因此本文将扶贫绩效作为研究的重点，关注该变量对官员的晋升的影响。
三、研究假设
政府作为扶贫工作的主导者，在扶贫工作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扶贫攻坚上要强化责任，加大力度，采取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因为国家对扶贫的高度重视，扶贫绩效对各省的官员的晋升激励更为显著，辖区扶贫绩效高的官员可能更容易得到中央的青睐，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检验以下假设：
假设1：官员晋升与辖区的扶贫绩效正相关，扶贫绩效在官员晋升中扮演重要角色。
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之间的融洽程度和异质性也会对扶贫绩效对与官员晋升的相关性产生影响。异质性会使高管在工作中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进而产生团队冲突，这样的冲突既可能促进企业的战略变革，也可能增加团队内耗给企业经营带来混乱（张金清等，2018）。[11]融洽的关系能够为取得战略共识和良好合作提供条件，提高工作效率，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张建君等，2016）。[12]由于官员个人特征差异，会导致他们在决策中产生冲突，而官员之间融洽关系则有利于决策和工作开展。我们认为官员共事的时间越长，官员之间的关系越融洽。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检验以下假设：
假设2：省长和省委书记之间的融洽程度越高，扶贫绩效对官员晋升的正向影响越明显。
四、实证分析
1.样本、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收集整理了2008-2016 年31个省份正职省委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的任命调动资料及官员个人特征信息。官员信息及相关资料主要来源于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政府网等。在筛选样本时，本文删除了任期不满1年的官员资料。2008-2016年各省份总共有77人次出任各省区书记，79人次出任各省区省长。本文研究的其他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各省及自治区统计年鉴。
相关变量的定义：
（1）官员晋升。本文将官员晋升作为被解释变量，参照蒋德权等（2015）的研究，[13]省長、省委书记离任后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常委定义为政治级别的上升，赋值为2；平调赋值为1；其他为0。 （2）扶贫绩效。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衡量扶贫绩效，扶贫绩效指标體系的层次结构如下:目标层为扶贫绩效。准则层包括直接减贫效果、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指标层包括贫困人口情况、扶贫情况；收入水平、经济总值、投资水平；饮食消费、住房、教育、医疗、城镇化、就业。
（3）其他变量。官员年龄以官员任期内年龄自然对数表示；官员任期以官员在辖区任职年数的对数衡量；官员教育程度，若官员为博士赋值为3，硕士为2，学士为1，其他为0；企业工作经历和中央工作经历为离散变量，若有为1，否则为0。官员融洽程度用官员共事时间长短来衡量，这一变量的数值指省长和省委书记在各自的岗位上共同工作的年数。官员之间的异质性包括官员的年龄差异、任期差异、受教育差异等。
2、实证检验
本文试图从可获得的数据出发，研究省级扶贫绩效与省级主要官员（省委书记、省长）晋升之间的关系。参照周黎安（2005）、陶然等（2010）的方法，采用有序probit 模型考察各个变量对晋升的影响。模型如下：
（1）
(1)式中，被解释变量prom为官员晋升，主要的解释变量perf为扶贫绩效；personal1为官员个体特征，包括官员年龄、任期、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变量；rqcd为省委书记与省长之间工作的融洽程度；personal2为省长和省委书记之间的异质性,包括官员之间的年龄差异(nlc)、任期差异(rqc)、受教育差异(sjyc)；correlation为官员人际关系背景变量，包括团派背景和政治局常委关联变量,rgdp为经济增长率。
1、扶贫绩效与官员晋升
本文对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样本分组回归，结果表明，省委书记晋升与辖区的扶贫绩效正相关。这支持假设1的理论预测，考虑到扶贫绩效对官员绩效影响的滞后性，采用滞后1期、滞后2期的扶贫绩效，系数仍显著为正。此外，本文采用了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省委书记组的扶贫绩效系数仍显著为正，检验结果一致。省长组扶贫绩效系数不显著，因此本文认为扶贫绩效主要会影响省委书记的晋升。在后面的分析中，也仅选取省委书记数据作为分析样本。
2、省长与省委书记融洽关系与官员晋升
我们分析了省长与省委书记的融洽关系对省委书记晋升的影响，结果显示融洽关系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官员的融洽程度对官员晋升有正向影响。将官员融洽程度变量进行分组，结果显示，官员融洽度较高时，扶贫绩效的系数更大，官员融洽关系对官员晋升也有影响；融洽关系较低时，该变量对官员晋升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官员之间的融洽度越高，扶贫绩效对官员晋升的激励作用越明显。分析扶贫绩效与官员融洽程度的交叉变量与官员晋升的关系，结果显示交叉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分组结果一致。相关性检验的结果表明，省长和省委书记工作的时间越长，工作的协同性更强，扶贫绩效对官员晋升的正向影响越明显。
五、结论
本文侧重从民生角度来考察扶贫绩效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理论上，在晋升机制的激励下，官员会受到激励机制的影响，有助于提高辖区的扶贫绩效。实证上，本文收集整理2008-2016年中国省长、省委书记的样本，并且对省长、省委书记与其所管辖地区的扶贫绩效进行回归，分析辖区扶贫绩效和官员晋升之间的经验关联，同时分析官员融洽程度对扶贫绩效与官员晋升相关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官员任期内地区扶贫绩效与省委书记晋升显著正相关，晋升的激励作用也使得官员重视辖区的扶贫。进一步研究发现，省级官员的融洽关系对官员晋升有正向影响，官员频繁的调动对官员在辖区开展工作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对官员进行任命和调动的过程中对官员任期长短要有所考量。短期的绩效考核会使官员过度追求短期的扶贫绩效，不利于扶贫工作的长期开展，因此还需要更全面衡量扶贫绩效，确保扶贫绩效变量衡量的合理和有效。在目前的扶贫形势下，选择有效的官员晋升激励有利于扶贫工作效率的提高的。对官员的晋升考核体制上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要多方面考虑，将基础建设、民生问题放入对官员的考核，激励政府最大化发挥社会职能；对官员的任命不仅要重视官员的个人特征，更要考量官员之间工作的融洽关系，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参考文献】
[1] 罗长林.合作、竞争与推诿——中央、省级和地方间财政事权配置研究[J].经济研究,2018,53(11):32-48.
[2] 周黎安，李宏彬，陈烨.相对业绩考核: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一项经验研究[J].经济学报，2005,(1):83-96.
[3]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07):36-50.
[4] 王贤彬,张莉,徐现祥.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省长省委书记晋升[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01):110-122.
[5] 乔坤元.我国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理论与证据[J].经济科学,2013,Vol.35(1):88-98
[6] 陶然,苏福兵,陆曦,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J].管理世界,2010(12):13-26.
[7] 姚洋,张牧扬.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3,48(01):137-150.
[8] 杨其静,郑楠.地方领导晋升竞争是标尺赛、锦标赛还是资格赛[J].世界经济,2013,36(12):130-156.
[9] 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带来官员晋升吗?——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证据[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16(02):67-74.
[10] 王贤彬,徐现祥.转型期的政治激励、财政分权与地方官员经济行为[J].南开经济研究,2009(02):58-79.
[11] 张金清,肖嘉琦. 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研究综述[J].商业研究,2018(03):115-122+161.
[12] 张建君,张闫龙.董事长—总经理的异质性、权力差距和融洽关系与组织绩效——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6(01):110-120+188.
[13] 蒋德权,姜国华,陈冬华.地方官员晋升与经济效率:基于政绩考核观和官员异质性视角的实证考察[J].中国工业经济,2015(10):21-36.
作者简介：夏倩（1995-），女，甘肃酒泉，硕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710119，研究方向：贫困治理
【关键词】 扶贫绩效 官员融洽关系 官员晋升
一、引言
在我国贫困治理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政府能够发挥其在组织社会资源等方面效率高、能力强的优势，对扶贫资源进行分配、管理和运作，为贫困人口提供有效资源。实践也证明，我国的扶贫政策与行动是富有成效的，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姚迈新，2011）。省级政府是各地区扶贫政策具体制定和扶贫工作开展的主导者，省级政府拥有财政事权的二次分配权。《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省级政府在中央授权范围内发挥因地制宜的优势履行财政事权的责任，调动和保护地方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中央对各省扶贫工作的考核结果是对省级官员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官员的考核将更多的权重从GDP转移到扶贫方面，省级官员晋升可能会受到扶贫绩效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关于政府官员是否存在晋升激励的问题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周黎安（2005）认为政府行为不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政府官员动机的体现。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多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的，政府官员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招商引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2]周黎安（2007）证实地方官员在任期间的经济增长绩效会影响其晋升和连任的概率。[3]Chen等（2005）与王贤彬等（2011）进一步发现在省长和省委书记层面都存在着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4]随后，乔坤元(2013)、冯芸（2013）、刘伟（2016）等学者的相关研究都通过证实检验证明经济增长是影响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5]以周黎安、张军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官员有晋升到更高职位的动机，中国领导干部绩效考核体系设立优先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官员会努力提高辖区经济进以获得晋升，能有效激励政府官员行为。
也有研究发现经济对官员晋升没有显著作用，陶然等（2010）否定了省级官员晋升锦标赛的存在，认为省级官员晋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不存在，经济增长对省级官员晋升没有显著的影响。[6]姚洋、张牧扬（2013）以市级官员为样本，发现官员的个人特征对其官员晋升有显著作用，但该官员任期内该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对晋升没有显著作用。[7]杨其静（2013）也得出经济绩效和官员晋升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的结论。经济绩效只是官员晋升的一个基本要求，官员晋升更多取决于中央和上级部门的任命。[8]对我国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持悲观态度的学者来说，官员晋升更多依赖的是政治恩庇不是经济绩效。
实际上，中央政府总会根据发展目标调控主导地方政府行为。中央对地方政府通过晋升激励来提高政府官员工作的积极性，因此我们也不能否认晋升激励的存在。随着中央对环境治理的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绩效指标在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生态环境对官员晋升的影响也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重点（吕凯波，2014；罗党论，2016；卞元超，吴利华，2017）。[9]对官员晋升机制的研究也开始关注综合绩效考核，除了经济职能外，中国官员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贤彬等，2009）[10]。贫困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政府工作，因此本文将扶贫绩效作为研究的重点，关注该变量对官员的晋升的影响。
三、研究假设
政府作为扶贫工作的主导者，在扶贫工作中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扶贫攻坚上要强化责任，加大力度，采取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因为国家对扶贫的高度重视，扶贫绩效对各省的官员的晋升激励更为显著，辖区扶贫绩效高的官员可能更容易得到中央的青睐，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检验以下假设：
假设1：官员晋升与辖区的扶贫绩效正相关，扶贫绩效在官员晋升中扮演重要角色。
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之间的融洽程度和异质性也会对扶贫绩效对与官员晋升的相关性产生影响。异质性会使高管在工作中对同一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进而产生团队冲突，这样的冲突既可能促进企业的战略变革，也可能增加团队内耗给企业经营带来混乱（张金清等，2018）。[11]融洽的关系能够为取得战略共识和良好合作提供条件，提高工作效率，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张建君等，2016）。[12]由于官员个人特征差异，会导致他们在决策中产生冲突，而官员之间融洽关系则有利于决策和工作开展。我们认为官员共事的时间越长，官员之间的关系越融洽。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检验以下假设：
假设2：省长和省委书记之间的融洽程度越高，扶贫绩效对官员晋升的正向影响越明显。
四、实证分析
1.样本、数据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收集整理了2008-2016 年31个省份正职省委书记、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的任命调动资料及官员个人特征信息。官员信息及相关资料主要来源于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政府网等。在筛选样本时，本文删除了任期不满1年的官员资料。2008-2016年各省份总共有77人次出任各省区书记，79人次出任各省区省长。本文研究的其他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各省及自治区统计年鉴。
相关变量的定义：
（1）官员晋升。本文将官员晋升作为被解释变量，参照蒋德权等（2015）的研究，[13]省長、省委书记离任后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常委定义为政治级别的上升，赋值为2；平调赋值为1；其他为0。 （2）扶贫绩效。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衡量扶贫绩效，扶贫绩效指标體系的层次结构如下:目标层为扶贫绩效。准则层包括直接减贫效果、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水平。指标层包括贫困人口情况、扶贫情况；收入水平、经济总值、投资水平；饮食消费、住房、教育、医疗、城镇化、就业。
（3）其他变量。官员年龄以官员任期内年龄自然对数表示；官员任期以官员在辖区任职年数的对数衡量；官员教育程度，若官员为博士赋值为3，硕士为2，学士为1，其他为0；企业工作经历和中央工作经历为离散变量，若有为1，否则为0。官员融洽程度用官员共事时间长短来衡量，这一变量的数值指省长和省委书记在各自的岗位上共同工作的年数。官员之间的异质性包括官员的年龄差异、任期差异、受教育差异等。
2、实证检验
本文试图从可获得的数据出发，研究省级扶贫绩效与省级主要官员（省委书记、省长）晋升之间的关系。参照周黎安（2005）、陶然等（2010）的方法，采用有序probit 模型考察各个变量对晋升的影响。模型如下：
（1）
(1)式中，被解释变量prom为官员晋升，主要的解释变量perf为扶贫绩效；personal1为官员个体特征，包括官员年龄、任期、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变量；rqcd为省委书记与省长之间工作的融洽程度；personal2为省长和省委书记之间的异质性,包括官员之间的年龄差异(nlc)、任期差异(rqc)、受教育差异(sjyc)；correlation为官员人际关系背景变量，包括团派背景和政治局常委关联变量,rgdp为经济增长率。
1、扶贫绩效与官员晋升
本文对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样本分组回归，结果表明，省委书记晋升与辖区的扶贫绩效正相关。这支持假设1的理论预测，考虑到扶贫绩效对官员绩效影响的滞后性，采用滞后1期、滞后2期的扶贫绩效，系数仍显著为正。此外，本文采用了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省委书记组的扶贫绩效系数仍显著为正，检验结果一致。省长组扶贫绩效系数不显著，因此本文认为扶贫绩效主要会影响省委书记的晋升。在后面的分析中，也仅选取省委书记数据作为分析样本。
2、省长与省委书记融洽关系与官员晋升
我们分析了省长与省委书记的融洽关系对省委书记晋升的影响，结果显示融洽关系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官员的融洽程度对官员晋升有正向影响。将官员融洽程度变量进行分组，结果显示，官员融洽度较高时，扶贫绩效的系数更大，官员融洽关系对官员晋升也有影响；融洽关系较低时，该变量对官员晋升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官员之间的融洽度越高，扶贫绩效对官员晋升的激励作用越明显。分析扶贫绩效与官员融洽程度的交叉变量与官员晋升的关系，结果显示交叉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分组结果一致。相关性检验的结果表明，省长和省委书记工作的时间越长，工作的协同性更强，扶贫绩效对官员晋升的正向影响越明显。
五、结论
本文侧重从民生角度来考察扶贫绩效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理论上，在晋升机制的激励下，官员会受到激励机制的影响，有助于提高辖区的扶贫绩效。实证上，本文收集整理2008-2016年中国省长、省委书记的样本，并且对省长、省委书记与其所管辖地区的扶贫绩效进行回归，分析辖区扶贫绩效和官员晋升之间的经验关联，同时分析官员融洽程度对扶贫绩效与官员晋升相关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官员任期内地区扶贫绩效与省委书记晋升显著正相关，晋升的激励作用也使得官员重视辖区的扶贫。进一步研究发现，省级官员的融洽关系对官员晋升有正向影响，官员频繁的调动对官员在辖区开展工作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在对官员进行任命和调动的过程中对官员任期长短要有所考量。短期的绩效考核会使官员过度追求短期的扶贫绩效，不利于扶贫工作的长期开展，因此还需要更全面衡量扶贫绩效，确保扶贫绩效变量衡量的合理和有效。在目前的扶贫形势下，选择有效的官员晋升激励有利于扶贫工作效率的提高的。对官员的晋升考核体制上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要多方面考虑，将基础建设、民生问题放入对官员的考核，激励政府最大化发挥社会职能；对官员的任命不仅要重视官员的个人特征，更要考量官员之间工作的融洽关系，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参考文献】
[1] 罗长林.合作、竞争与推诿——中央、省级和地方间财政事权配置研究[J].经济研究,2018,53(11):32-48.
[2] 周黎安，李宏彬，陈烨.相对业绩考核: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一项经验研究[J].经济学报，2005,(1):83-96.
[3]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07):36-50.
[4] 王贤彬,张莉,徐现祥.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省长省委书记晋升[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01):110-122.
[5] 乔坤元.我国官员晋升锦标赛机制:理论与证据[J].经济科学,2013,Vol.35(1):88-98
[6] 陶然,苏福兵,陆曦,等.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竞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J].管理世界,2010(12):13-26.
[7] 姚洋,张牧扬.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3,48(01):137-150.
[8] 杨其静,郑楠.地方领导晋升竞争是标尺赛、锦标赛还是资格赛[J].世界经济,2013,36(12):130-156.
[9] 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带来官员晋升吗?——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证据[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4,16(02):67-74.
[10] 王贤彬,徐现祥.转型期的政治激励、财政分权与地方官员经济行为[J].南开经济研究,2009(02):58-79.
[11] 张金清,肖嘉琦. 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研究综述[J].商业研究,2018(03):115-122+161.
[12] 张建君,张闫龙.董事长—总经理的异质性、权力差距和融洽关系与组织绩效——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6(01):110-120+188.
[13] 蒋德权,姜国华,陈冬华.地方官员晋升与经济效率:基于政绩考核观和官员异质性视角的实证考察[J].中国工业经济,2015(10):21-36.
作者简介：夏倩（1995-），女，甘肃酒泉，硕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710119，研究方向：贫困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