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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起资助白血病患儿的公益项目宣传单翻了翻，大概七八秒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对着那位身患白血病的小女孩义工说：“我捐。”然后想了想，又说：“不要乱花哦。”
作为澳大利亚纸业大王，魏基成如今已近耄耋之年，将大部分公司事务交给儿子管理，但“董事长仍挂着，股票仍抓着”，用他的话说，这样捐起钱来更方便。如今他一半的时间用来投身公益，随身带着灰色电脑包，里面装着很多关于他行善资料的光盘，见到人就送两张。这个习惯是从他捐赠助听器却遭受到质疑开始养成的。
“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家魏基成欲向中国听障儿童捐10万个助听器，正在寻找捐赠对象，希望求助者可以给他写信申请。”2012年11月初，这样一条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转发，许多名人也参与其中，慈善家的义举广受称赞。但是随着舆论的发酵，他的慈善方式也受到了众多质疑。
“我在大陆没有产业，一块地都没有，做再好也没有钱赚，我为什么要骗人？”魏基成有点委屈，“刚开始听到这件事我就想，这么麻烦，不做了。”
但是过了一会又说：“唉，讲讲气话，讲讲而已。”说完沉默了一会儿，金丝眼镜后的眼神盯着地面，他不讲话时显得很严肃，一张嘴却幽默直率，很喜欢开玩笑，激动时大红色的领带歪到一边，他也不管。
服务生来续茶水，他的手指快速地轻叩桌面表示感谢，在服务生转身离去的时候叫住她说：“这个光盘送给你。”
捐助听器的由来
魏基成的老家在广东揭阳，他的父母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家乡捐献，“从大跃进时期开始，父母就经常从香港带来猪油、面粉、白糖、万金油等来到揭阳，送给老乡。”
他从小跟着父母做善事，耳濡目染。父母过世之后，他还为揭阳捐建了一座幼儿园。“后来，家乡要弄自来水，到处募捐却没人理睬，华侨都怕当地官员乱花钱也不敢捐钱。我建议说，我捐水龙头，有多少户人家我捐多少水龙头。后来我回家乡去，那些还记得我的老人见到我就说，‘一喝水就想起你’。”
2005年春晚，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千手观音》惊艳大江南北，也红到了海外。魏基成当年为千手观音艺术团捐献了十万元人民币，给她们做衣服，第二年打算再给十万的时候，艺术团的负责人询问他是否可以把钱用来去买助听器。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就同意了。他买完之后拍了20个女孩戴着助听器的照片给我，她们的笑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也觉得很激动。后来我让职员写了邮件给他，我问他，还有多少个孩子没有助听器？他说还有60个，我说再给你十万，再买30个，两三个星期之后他答应了。十万买30个，后来我一想，快过年了，还有30个孩子没有助听器。我就发邮件给他，再给他十万，给剩下的孩子都买助听器。他答应了，钱也汇过去了。我说给我发照片过来就好，但是现在一直没有收到照片。”魏基成觉得有点生气，“心里不是味道，信错人了”，沉默了一会又补充，“我也不敢肯定他是吞了我的钱，只是没有把事情弄明白”。
2012年9月，魏基成去福建谈生意，本来预备了四天时间，结果一天半就完成了。“我就找了泉州聋哑特殊学校，叫朋友打电话问有没有聋哑学生？他说，有两百多个，但只有十个助听器。我就告诉他我打算送他四百个，因为我一向主张一个孩子戴两个。”
学校的老师一开始并不相信，“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人，您要不要什么条件，要不要做个牌匾或大堂什么的？”
“我说，你给我两个聋哑人，我给他戴，好用就捐，不好用就不捐。”魏基成说。
学校很快派了两位聋哑老师过来，戴好助听器之后，魏基成面对着他问：“符老师，听得到吗？”老师回答说：“听得到”。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魏基成在他身后叫他时，他却没有反应。
“原来他会唇语，他看我嘴唇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就会答复我，后来我面对面跟他说：我刚才叫你，你怎么听不见？他很惊讶：我知道有声音，但是不知道你在叫我。因为他没有做过听力语训，只做过唇语训训。我就很震惊。如果他小时候就有助听器就不会这样，十聋九哑，就是因为总听不到就不会说话了。”魏基成说，“后来我就想，要送十万个助听器给孩子，要从小时候开始解决他们耳聋的问题，这样以后长大就不会哑。”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魏基成跑去市场买了一些助听器拆开来，刚开始打算自己做，后来还是决定找专业的供应商。然而，他在供应商那里却碰了钉子。“他们一听说我是拿去送的，都不和我合作，因为会影响到他们产品的销路。后来我就找到了开工厂的好友吴志贤，他除了助听器还做其他的生意，助听器只是很小的一块生意，他同意卖助听器给我，价钱我觉得也可以。第一单是3万个，送给国侨办1万个、西藏1万个、湖南1千个，现在已经扩捐到1万个了。今年还会给湖南1万个。”
没有做错就可以勇往直前
正是这批助听器，给他带来了麻烦。
以中国聋儿家长会创办者洪浩猛为主，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质疑声音，因为魏基成所捐助听器均为模拟助听器。洪浩猛说：“我不是怀疑他的爱心，是希望捐赠能更专业。模拟助听器对于幼儿来说，破坏要大于帮助。”甚至有人质疑魏基成所捐助听器的来路和动机。
因为平时不怎么上网，刚开始，身在澳洲的魏基成并不知道自己所捐的助听器已然在中国掀起如此风波，直到一位朋友转来邮件跟他说了这件事。“我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想：这么麻烦，不做了。”
吴志贤知道这件事时也很震惊，但是很快给了详细的答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限制使用模拟助听器。只要了解到真相就不用管他们说什么了，真不好的话，国家会禁止的。吴志贤还出口这个助听器到美国、日本去，为什么我们不能用。”魏基成说。
在魏基成知道这件事之后十天左右，领事馆也得到了消息。魏基成就把助听器的详细内容告诉了领事馆，吴志贤找了一些听力师，还有助听器的相关资料、中国的规章制度等作解释。
因为成本价非常低，因此有人质疑所捐助听器的质量。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魏基成无力地摇了摇手：“不要讲价钱了，讲出来就是大问题了。” 虽然不想说，但他这个人性子又比较直率，总有点不吐不快、不说就很憋屈。在说完一句话后“意犹未尽”地总要加一句，“捐助听器这次是妨碍到别人的利益了，有些人就会来找我的麻烦。这么一点儿东西，比一部iPhone还要贵，你觉得合理吗？”
他把拆开的数码助听器和模拟助听器芯片展示给我们看，“你看，就是这么一点点。”
吴志贤认为，数码助听器的确可以发挥比模拟助听器更好的作用，但是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精确的听力图，二是要有听力师根据听力图来精确地调整助听器。“模拟助听器有个好处是数码助听器没有的，一是使用方便，二是经济适用，三是有绝对优势的功放。”
“如果没有调整得很准确，数码助听器就相当于一块烂铁。我给你一个飞机你能开吗？给你一个汽车你就能开。飞机是比较快，但是没有专业驾驶员是开不起来的。”魏基成说。
当然，为了避免误会，由魏基成资助的“ABC Tissue 天籁列车”公益网站于2012年12月10日正式上线，并温馨提示“在尚无足够的听力师支持适配之前，我们只提供模拟式助听器，愿意接受模拟式助听器捐赠者，请选择同意并进入本网页”。这段提示还在随后的6条注意事项中指出，6岁以下儿童可以申请国家助听器项目，并提供了相关网址；而申请助听器前务必接受医疗院所检查，并附上听力图，否则无法核发助听器。
当被问到从这件事有没有得到什么教训时，老爷子很倔，脖子一梗说：“经验教训？没有。人家需要，我们就奉献给他。我们只要知道没有做错事情，就可以勇往直前，不要因为一两个人乱讲话就不做了。”
但他还是听从了别人的建议，把曾经做过的慈善项目都刻录成了光盘，做个记录。“以前我做这些事，做完就算了，我都没有记账目。”
做着做着就上瘾了
从2002年开始，魏基成开始赞助白内障手术，“澳洲那边有个‘中国光明之行‘，带澳洲的医生来中国做免费白内障手术，每次来我都赞助一万澳币，我当时打算2008年退休，所以2007年就跟着医生团队来做白内障手术。”结果做着做着“就上瘾了”，
“2009年，我去柬埔寨，那里冬天是烧炭取暖，烟把眼睛熏坏了，他们平时要到河里捕鱼，太阳照着河面反射的光照着他们眼睛，对眼睛也有伤害。他们没有钱买太阳镜，所以就累积了很多白内障病人。”
魏基成一算，美国、德国、澳洲等五个国家对柬埔寨有资助项目，大概一年能帮助六千个人，而柬埔寨一年新增的白内障病例却是一万多人，这样就累积了十几万人没有受到帮助。“我就想靠我一年来一两次，每次帮100到200个人，解决不了问题。”
于是他问柬埔寨当地的医院，“是不是没有仪器？有。是不是没有医生？有。那我就火了，为什么你不帮你的国人做手术？他说，没有钱啊。我说，好，钱的问题我们坐下来谈。”
坐下来一谈，就把300到3000元美金不等的手术费谈到了40美金。“白内障手术我跟着做过很多年，我知道成本是多少，就是十几块美金，我说，我不可能让你赚我的钱太多，我给你40块，你已经赚到100%了。最后他同意了，第一家医院同意之后就好办了，因为他开始帮我做，这个医生有钱赚了，其他医院的医生一看这个价钱还不错，就会有人来找我跟我合作。现在跟我合作的医院有十一家，每天都在做白内障手术。”
魏基成赞助的白内障手术不论身份、不查家境，“只要是白内障病人，没有其他不能动这个手术的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病人走进来，就验血、验尿、验血压，没事就马上做手术，不用查身份。”
在柬埔寨，目前受他资助的白内障手术已经做了两万三千例左右。“在中国合作的三家医院也做了9000例了。在中国做比柬埔寨贵一点，需要100块澳币。第四家合作医院刚签了协议，还没有开始，2013年就开始了。”
[对话魏基成]
做慈善比做生意还累还难
记者：出了这次质疑事件，以后做公益，你会注意什么事情？
魏基成：这怎么注意啊，你怕得太多就干脆不要做，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坏人，你哪里还敢走出第一步。我是急性子。我还是选择相信别人。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好的，不好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记者：关于千手观音那件事，捐了之后就没有消息了，以后要不要建立一个体系以避免再出现类似事情？
魏基成：这个不用，做一个体系，树大有枯枝，也很麻烦。把事情想得简单一点，碰到问题再一个个解决。我这个人比较乐观。没问题最好，有问题就解决。只要不把人想得太黑，想得好一点。我的宗旨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好的。以后怎么避免？不要想那么多，钱财身外物，对不对？贪污的人很多对不对？运气不好碰上了就倒霉呗。
记者：那你怎么检验做善事的效果呢？比如钱是否都用到了实处？人们是否得到了帮助？
魏基成：比如做白内障手术，我会要三组照片，第一张是术前，你看他表情呆呆的；第二张是刚做完手术，蒙着眼睛，他的表情有点怕；第三张是他重见光明，他笑得很开心。我看见这些照片，我就知道，我的钱没有白花，我是用生产检查质量的方法来检查我用来做慈善的钱有没有白花，有没有作用。
记者：家人支持你做这些吗？
魏基成：很支持啊，太太跟我一起做这些，不过有时不能让太太知道，因为太太总会嗦，我就先斩后奏，不过太太舍得，只说要节省一点。这次花了两万美金买听力检测的仪器还没有跟太太报备。
我想做什么，值得就去做，我没有上限，因为我的钱不是募捐来的。我不喜欢向别人募捐，别人要来参加可以。比如去年我去柬埔寨送650吨白米，我自己捐了450吨，我就给朋友打电话说柬埔寨去年大水，缺米，我要捐450吨，你们要不要参加？他们就纷纷参加，有的5吨，有的50吨，每包米，我把捐献人的名字分别用中文、英文、柬埔寨文都写到米袋子上。
记者：你怎样看待做慈善这件事？
魏基成：做慈善比做生意还累还难，有些事情的难度是想不到的。我当年捐了两百多台电脑给我家乡的小学，安装好之后开幕让我去，我没去。他们后来跟我讲，80个校长和教务以上职务的人来参观。这个场面是不是很隆重？几年以后我去看，电脑都封起来了，因为学校打算向学生每年收十几二十块，作为电费等支出。但是国家不允许向学生收费，于是他就封起来了，不用了。我把他们批评了一顿之后，花钱要他们重新启动。这就是我们广东有句话“做媒人，包生仔”。我钱花了这么多他们都不用，这怎么行。
记者：有没有统计这么多年捐了多少钱？
魏基成：没有，都忘了，要是记得的话会有些不舍得。哈哈。
作为澳大利亚纸业大王，魏基成如今已近耄耋之年，将大部分公司事务交给儿子管理，但“董事长仍挂着，股票仍抓着”，用他的话说，这样捐起钱来更方便。如今他一半的时间用来投身公益，随身带着灰色电脑包，里面装着很多关于他行善资料的光盘，见到人就送两张。这个习惯是从他捐赠助听器却遭受到质疑开始养成的。
“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家魏基成欲向中国听障儿童捐10万个助听器，正在寻找捐赠对象，希望求助者可以给他写信申请。”2012年11月初，这样一条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广泛转发，许多名人也参与其中，慈善家的义举广受称赞。但是随着舆论的发酵，他的慈善方式也受到了众多质疑。
“我在大陆没有产业，一块地都没有，做再好也没有钱赚，我为什么要骗人？”魏基成有点委屈，“刚开始听到这件事我就想，这么麻烦，不做了。”
但是过了一会又说：“唉，讲讲气话，讲讲而已。”说完沉默了一会儿，金丝眼镜后的眼神盯着地面，他不讲话时显得很严肃，一张嘴却幽默直率，很喜欢开玩笑，激动时大红色的领带歪到一边，他也不管。
服务生来续茶水，他的手指快速地轻叩桌面表示感谢，在服务生转身离去的时候叫住她说：“这个光盘送给你。”
捐助听器的由来
魏基成的老家在广东揭阳，他的父母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家乡捐献，“从大跃进时期开始，父母就经常从香港带来猪油、面粉、白糖、万金油等来到揭阳，送给老乡。”
他从小跟着父母做善事，耳濡目染。父母过世之后，他还为揭阳捐建了一座幼儿园。“后来，家乡要弄自来水，到处募捐却没人理睬，华侨都怕当地官员乱花钱也不敢捐钱。我建议说，我捐水龙头，有多少户人家我捐多少水龙头。后来我回家乡去，那些还记得我的老人见到我就说，‘一喝水就想起你’。”
2005年春晚，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千手观音》惊艳大江南北，也红到了海外。魏基成当年为千手观音艺术团捐献了十万元人民币，给她们做衣服，第二年打算再给十万的时候，艺术团的负责人询问他是否可以把钱用来去买助听器。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就同意了。他买完之后拍了20个女孩戴着助听器的照片给我，她们的笑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也觉得很激动。后来我让职员写了邮件给他，我问他，还有多少个孩子没有助听器？他说还有60个，我说再给你十万，再买30个，两三个星期之后他答应了。十万买30个，后来我一想，快过年了，还有30个孩子没有助听器。我就发邮件给他，再给他十万，给剩下的孩子都买助听器。他答应了，钱也汇过去了。我说给我发照片过来就好，但是现在一直没有收到照片。”魏基成觉得有点生气，“心里不是味道，信错人了”，沉默了一会又补充，“我也不敢肯定他是吞了我的钱，只是没有把事情弄明白”。
2012年9月，魏基成去福建谈生意，本来预备了四天时间，结果一天半就完成了。“我就找了泉州聋哑特殊学校，叫朋友打电话问有没有聋哑学生？他说，有两百多个，但只有十个助听器。我就告诉他我打算送他四百个，因为我一向主张一个孩子戴两个。”
学校的老师一开始并不相信，“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人，您要不要什么条件，要不要做个牌匾或大堂什么的？”
“我说，你给我两个聋哑人，我给他戴，好用就捐，不好用就不捐。”魏基成说。
学校很快派了两位聋哑老师过来，戴好助听器之后，魏基成面对着他问：“符老师，听得到吗？”老师回答说：“听得到”。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魏基成在他身后叫他时，他却没有反应。
“原来他会唇语，他看我嘴唇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就会答复我，后来我面对面跟他说：我刚才叫你，你怎么听不见？他很惊讶：我知道有声音，但是不知道你在叫我。因为他没有做过听力语训，只做过唇语训训。我就很震惊。如果他小时候就有助听器就不会这样，十聋九哑，就是因为总听不到就不会说话了。”魏基成说，“后来我就想，要送十万个助听器给孩子，要从小时候开始解决他们耳聋的问题，这样以后长大就不会哑。”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魏基成跑去市场买了一些助听器拆开来，刚开始打算自己做，后来还是决定找专业的供应商。然而，他在供应商那里却碰了钉子。“他们一听说我是拿去送的，都不和我合作，因为会影响到他们产品的销路。后来我就找到了开工厂的好友吴志贤，他除了助听器还做其他的生意，助听器只是很小的一块生意，他同意卖助听器给我，价钱我觉得也可以。第一单是3万个，送给国侨办1万个、西藏1万个、湖南1千个，现在已经扩捐到1万个了。今年还会给湖南1万个。”
没有做错就可以勇往直前
正是这批助听器，给他带来了麻烦。
以中国聋儿家长会创办者洪浩猛为主，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质疑声音，因为魏基成所捐助听器均为模拟助听器。洪浩猛说：“我不是怀疑他的爱心，是希望捐赠能更专业。模拟助听器对于幼儿来说，破坏要大于帮助。”甚至有人质疑魏基成所捐助听器的来路和动机。
因为平时不怎么上网，刚开始，身在澳洲的魏基成并不知道自己所捐的助听器已然在中国掀起如此风波，直到一位朋友转来邮件跟他说了这件事。“我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想：这么麻烦，不做了。”
吴志贤知道这件事时也很震惊，但是很快给了详细的答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限制使用模拟助听器。只要了解到真相就不用管他们说什么了，真不好的话，国家会禁止的。吴志贤还出口这个助听器到美国、日本去，为什么我们不能用。”魏基成说。
在魏基成知道这件事之后十天左右，领事馆也得到了消息。魏基成就把助听器的详细内容告诉了领事馆，吴志贤找了一些听力师，还有助听器的相关资料、中国的规章制度等作解释。
因为成本价非常低，因此有人质疑所捐助听器的质量。当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魏基成无力地摇了摇手：“不要讲价钱了，讲出来就是大问题了。” 虽然不想说，但他这个人性子又比较直率，总有点不吐不快、不说就很憋屈。在说完一句话后“意犹未尽”地总要加一句，“捐助听器这次是妨碍到别人的利益了，有些人就会来找我的麻烦。这么一点儿东西，比一部iPhone还要贵，你觉得合理吗？”
他把拆开的数码助听器和模拟助听器芯片展示给我们看，“你看，就是这么一点点。”
吴志贤认为，数码助听器的确可以发挥比模拟助听器更好的作用，但是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精确的听力图，二是要有听力师根据听力图来精确地调整助听器。“模拟助听器有个好处是数码助听器没有的，一是使用方便，二是经济适用，三是有绝对优势的功放。”
“如果没有调整得很准确，数码助听器就相当于一块烂铁。我给你一个飞机你能开吗？给你一个汽车你就能开。飞机是比较快，但是没有专业驾驶员是开不起来的。”魏基成说。
当然，为了避免误会，由魏基成资助的“ABC Tissue 天籁列车”公益网站于2012年12月10日正式上线，并温馨提示“在尚无足够的听力师支持适配之前，我们只提供模拟式助听器，愿意接受模拟式助听器捐赠者，请选择同意并进入本网页”。这段提示还在随后的6条注意事项中指出，6岁以下儿童可以申请国家助听器项目，并提供了相关网址；而申请助听器前务必接受医疗院所检查，并附上听力图，否则无法核发助听器。
当被问到从这件事有没有得到什么教训时，老爷子很倔，脖子一梗说：“经验教训？没有。人家需要，我们就奉献给他。我们只要知道没有做错事情，就可以勇往直前，不要因为一两个人乱讲话就不做了。”
但他还是听从了别人的建议，把曾经做过的慈善项目都刻录成了光盘，做个记录。“以前我做这些事，做完就算了，我都没有记账目。”
做着做着就上瘾了
从2002年开始，魏基成开始赞助白内障手术，“澳洲那边有个‘中国光明之行‘，带澳洲的医生来中国做免费白内障手术，每次来我都赞助一万澳币，我当时打算2008年退休，所以2007年就跟着医生团队来做白内障手术。”结果做着做着“就上瘾了”，
“2009年，我去柬埔寨，那里冬天是烧炭取暖，烟把眼睛熏坏了，他们平时要到河里捕鱼，太阳照着河面反射的光照着他们眼睛，对眼睛也有伤害。他们没有钱买太阳镜，所以就累积了很多白内障病人。”
魏基成一算，美国、德国、澳洲等五个国家对柬埔寨有资助项目，大概一年能帮助六千个人，而柬埔寨一年新增的白内障病例却是一万多人，这样就累积了十几万人没有受到帮助。“我就想靠我一年来一两次，每次帮100到200个人，解决不了问题。”
于是他问柬埔寨当地的医院，“是不是没有仪器？有。是不是没有医生？有。那我就火了，为什么你不帮你的国人做手术？他说，没有钱啊。我说，好，钱的问题我们坐下来谈。”
坐下来一谈，就把300到3000元美金不等的手术费谈到了40美金。“白内障手术我跟着做过很多年，我知道成本是多少，就是十几块美金，我说，我不可能让你赚我的钱太多，我给你40块，你已经赚到100%了。最后他同意了，第一家医院同意之后就好办了，因为他开始帮我做，这个医生有钱赚了，其他医院的医生一看这个价钱还不错，就会有人来找我跟我合作。现在跟我合作的医院有十一家，每天都在做白内障手术。”
魏基成赞助的白内障手术不论身份、不查家境，“只要是白内障病人，没有其他不能动这个手术的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病人走进来，就验血、验尿、验血压，没事就马上做手术，不用查身份。”
在柬埔寨，目前受他资助的白内障手术已经做了两万三千例左右。“在中国合作的三家医院也做了9000例了。在中国做比柬埔寨贵一点，需要100块澳币。第四家合作医院刚签了协议，还没有开始，2013年就开始了。”
[对话魏基成]
做慈善比做生意还累还难
记者：出了这次质疑事件，以后做公益，你会注意什么事情？
魏基成：这怎么注意啊，你怕得太多就干脆不要做，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坏人，你哪里还敢走出第一步。我是急性子。我还是选择相信别人。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好的，不好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记者：关于千手观音那件事，捐了之后就没有消息了，以后要不要建立一个体系以避免再出现类似事情？
魏基成：这个不用，做一个体系，树大有枯枝，也很麻烦。把事情想得简单一点，碰到问题再一个个解决。我这个人比较乐观。没问题最好，有问题就解决。只要不把人想得太黑，想得好一点。我的宗旨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好的。以后怎么避免？不要想那么多，钱财身外物，对不对？贪污的人很多对不对？运气不好碰上了就倒霉呗。
记者：那你怎么检验做善事的效果呢？比如钱是否都用到了实处？人们是否得到了帮助？
魏基成：比如做白内障手术，我会要三组照片，第一张是术前，你看他表情呆呆的；第二张是刚做完手术，蒙着眼睛，他的表情有点怕；第三张是他重见光明，他笑得很开心。我看见这些照片，我就知道，我的钱没有白花，我是用生产检查质量的方法来检查我用来做慈善的钱有没有白花，有没有作用。
记者：家人支持你做这些吗？
魏基成：很支持啊，太太跟我一起做这些，不过有时不能让太太知道，因为太太总会嗦，我就先斩后奏，不过太太舍得，只说要节省一点。这次花了两万美金买听力检测的仪器还没有跟太太报备。
我想做什么，值得就去做，我没有上限，因为我的钱不是募捐来的。我不喜欢向别人募捐，别人要来参加可以。比如去年我去柬埔寨送650吨白米，我自己捐了450吨，我就给朋友打电话说柬埔寨去年大水，缺米，我要捐450吨，你们要不要参加？他们就纷纷参加，有的5吨，有的50吨，每包米，我把捐献人的名字分别用中文、英文、柬埔寨文都写到米袋子上。
记者：你怎样看待做慈善这件事？
魏基成：做慈善比做生意还累还难，有些事情的难度是想不到的。我当年捐了两百多台电脑给我家乡的小学，安装好之后开幕让我去，我没去。他们后来跟我讲，80个校长和教务以上职务的人来参观。这个场面是不是很隆重？几年以后我去看，电脑都封起来了，因为学校打算向学生每年收十几二十块，作为电费等支出。但是国家不允许向学生收费，于是他就封起来了，不用了。我把他们批评了一顿之后，花钱要他们重新启动。这就是我们广东有句话“做媒人，包生仔”。我钱花了这么多他们都不用，这怎么行。
记者：有没有统计这么多年捐了多少钱？
魏基成：没有，都忘了，要是记得的话会有些不舍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