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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参加晚宴到现在，我见证了近三十年来晚宴在香港的许多变迁。早期是有钱人自娱自乐的私密派对，如今则越来越多有了慈善的成分，形式和主题更加多样。”杜聪舒展开眉头，仿佛回到大学时代的某个假期，他从美国回到香港，应邀参加一场晚宴，看到女孩子们把自己打扮得像漂亮的新娘。“在晚宴上，每个人都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曾经，杜聪的身份是香港金融界里业绩优异的精英：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哈佛大学硕士，华尔街的10年工作履历。彼时，他的理想是“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因为一次偶然的经历，杜聪义无反顾地终结了此前的光荣与梦想，创立香港智行基金会，成为一名专职帮助艾滋孤儿完成学业的公益志士。无论闯荡华尔街还是帮扶艾滋遗孤，杜聪的身影不时出现于许多晚宴现场，包括比尔 · 盖茨以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主办的晚宴。在近些年的慈善晚宴上，杜聪的任务是为智行基金会负责的8000名孩子筹款。
“十年前的3月，我和梅艳芳出席北京一个艾滋病筹款晚宴。那时我们已认识一段时间，智行基金会的艾滋孤儿帮扶工作刚踏入第二个学期。也许因为她的游说，主办方捐给了智行基金会8万元人民币。宴会过后大家回到香港，两天后张国荣自杀，年底梅姐也走了。”回想起2003年的一次慈善晚宴，杜聪发了一条微博，唏嘘不已。
“世界上最大的贫穷，是没有爱与不被关心。”杜聪常常提及德兰修女的这番话。除了作为晚宴的座上宾，杜聪和他的智行基金会也主办慈善晚宴，每两年一度，香港名媛公子纷纷出场，筹办费用均由赞助商埋单。“善款全部用于慈善项目，不会有任何的行政开支。”
不靠明星促销
记者：你第一次举办慈善晚宴是什么机缘？
杜聪：那是智行十周年，刚巧一家酒店愿意资助我们场地，我们再一步一步找其他的赞助。我们每次都要成立一个专业委员会去办，大概有八九个人，都是义工。没有用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他们平常的工作。香港大型慈善晚宴基本上朝着这个方向走。
记者：举办一场慈善晚宴需要准备多久？
杜聪：我们去年11月办的那次，准备了9个月，我们开玩笑就好像生一个孩子。每一次的主题，还有菜单，布置，嘉宾，都会不太一样。五年前的那一次，我们就用奥运做了一个比较活跃的主题。我们去年办的慈善晚宴，主题是俄罗斯的白色圣诞，整个桌子的摆件是用蓝色跟白色来装饰。有迎宾的白色马车，上面有很多雪。有一些俄罗斯人表演舞蹈。
记者：参加晚宴的嘉宾名单怎么确定？
杜聪：我们举办慈善晚宴的目的，一是筹款，二是想把我们的工作介绍给更多的人。所以，有时有些人愿意捐钱，但不愿出席或者没有空，我也挺遗憾的。人脉需要慢慢累积，如果他第一次参加的感觉很好，第二次就还会来，并会邀请朋友，所以会慢慢吸引不同的人。我注意到有个不好的风气，有的主办机构为了吸引人来，集中精力去请明星，把明星变成一个快速出售门票的途径。这并不是长远的办法，如果动机不好，流程和细节不恰当，人家来了一次就不会再来。我们会把慈善晚宴作为核心活动去办，不能只靠明星来促销，要做成品牌。
记者：会安排拍卖环节吗？
杜聪：以前是有的，但我们去年的慈善晚宴没有。因为我想让嘉宾有更多的时间交流。我们义卖的物品全部来自捐赠，比如珠宝、钟表。现在有些人说给做慈善义卖，但要收回成本。以慈善的名义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出售，最大的受益者可能是捐赠的人，而不是慈善机构，我觉得这样不对。有人建议我们这样做，我们都拒绝了。
最反感本末倒置的晚宴
记者：有记忆深刻的晚宴经历吗？
杜聪：有一天，我在纽约参加比尔·盖茨的一个宴会。那时，哥伦堡宴会厅刚开，我们都没去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讲完话后，有一个爵士音乐的表演。后面的窗帘拉开，突然看到整个中央公园，夏天的黄昏，还有晚霞，仿佛舞台的背景，竟然那么漂亮，让我们都很惊讶。
记者：在晚宴现场，你与别人怎么交流？
杜聪：如果我是主办方，一定要在场跟大家交流，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希望他们能开心，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常常有一个很头疼的事情是，这些场合的圈子很小，有些人彼此不和。比如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安排座位，谁不能跟谁坐一起。
记者：哪些晚宴是你不太感兴趣的？
杜聪：有些人和单位用慈善名义去办晚宴，可能三千元一张门票，但其中五百元给了公关公司，还用另外的一部分钱请明星表演，最后可能只有三百元真正给了慈善机构。这样的晚宴，有一点本末倒置，我挺反感的。
记者：你有什么经验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杜聪：我们办过的大型慈善晚宴，五六百人参加，一个晚上筹集几百万善款。我们在晚宴之前就找到赞助商，把所有的筹办费用都承担。那么我们的门票和拍卖收入全部用于慈善项目。慈善晚宴，一般是卖门票，但去年我们取消了卖单票的形式，以桌为单位，每一桌是五万八或八万八港币，有十个座位。
记者：美国和香港以及内地的晚宴，有什么不一样？
杜聪：在礼仪上，欧美人士特别是欧洲人，他们很重视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中国人我觉得挺随意的，晚宴穿的衣服和白天差不多，很多人不打领带，西装都不穿就出席。美国人有时候会很谦虚，可能会通知说礼服随意，但其实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必须穿礼服。
记者：对于晚宴的操办，你有什么反思的？
杜聪：作为主办单位，我会反思，慈善组织什么情况下才适合做慈善晚宴。因为一场慈善晚宴要靠很多力量去举办。如果动用很多的人力资源，把原来做的慈善项目影响了，筹出来的钱也不是很多，那倒不如用其他方式去筹款可能更有效率。
曾经，杜聪的身份是香港金融界里业绩优异的精英：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哈佛大学硕士，华尔街的10年工作履历。彼时，他的理想是“成为华尔街出色的银行家”。因为一次偶然的经历，杜聪义无反顾地终结了此前的光荣与梦想，创立香港智行基金会，成为一名专职帮助艾滋孤儿完成学业的公益志士。无论闯荡华尔街还是帮扶艾滋遗孤，杜聪的身影不时出现于许多晚宴现场，包括比尔 · 盖茨以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主办的晚宴。在近些年的慈善晚宴上，杜聪的任务是为智行基金会负责的8000名孩子筹款。
“十年前的3月，我和梅艳芳出席北京一个艾滋病筹款晚宴。那时我们已认识一段时间，智行基金会的艾滋孤儿帮扶工作刚踏入第二个学期。也许因为她的游说，主办方捐给了智行基金会8万元人民币。宴会过后大家回到香港，两天后张国荣自杀，年底梅姐也走了。”回想起2003年的一次慈善晚宴，杜聪发了一条微博，唏嘘不已。
“世界上最大的贫穷，是没有爱与不被关心。”杜聪常常提及德兰修女的这番话。除了作为晚宴的座上宾，杜聪和他的智行基金会也主办慈善晚宴，每两年一度，香港名媛公子纷纷出场，筹办费用均由赞助商埋单。“善款全部用于慈善项目，不会有任何的行政开支。”
不靠明星促销
记者：你第一次举办慈善晚宴是什么机缘？
杜聪：那是智行十周年，刚巧一家酒店愿意资助我们场地，我们再一步一步找其他的赞助。我们每次都要成立一个专业委员会去办，大概有八九个人，都是义工。没有用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他们平常的工作。香港大型慈善晚宴基本上朝着这个方向走。
记者：举办一场慈善晚宴需要准备多久？
杜聪：我们去年11月办的那次，准备了9个月，我们开玩笑就好像生一个孩子。每一次的主题，还有菜单，布置，嘉宾，都会不太一样。五年前的那一次，我们就用奥运做了一个比较活跃的主题。我们去年办的慈善晚宴，主题是俄罗斯的白色圣诞，整个桌子的摆件是用蓝色跟白色来装饰。有迎宾的白色马车，上面有很多雪。有一些俄罗斯人表演舞蹈。
记者：参加晚宴的嘉宾名单怎么确定？
杜聪：我们举办慈善晚宴的目的，一是筹款，二是想把我们的工作介绍给更多的人。所以，有时有些人愿意捐钱，但不愿出席或者没有空，我也挺遗憾的。人脉需要慢慢累积，如果他第一次参加的感觉很好，第二次就还会来，并会邀请朋友，所以会慢慢吸引不同的人。我注意到有个不好的风气，有的主办机构为了吸引人来，集中精力去请明星，把明星变成一个快速出售门票的途径。这并不是长远的办法，如果动机不好，流程和细节不恰当，人家来了一次就不会再来。我们会把慈善晚宴作为核心活动去办，不能只靠明星来促销，要做成品牌。
记者：会安排拍卖环节吗？
杜聪：以前是有的，但我们去年的慈善晚宴没有。因为我想让嘉宾有更多的时间交流。我们义卖的物品全部来自捐赠，比如珠宝、钟表。现在有些人说给做慈善义卖，但要收回成本。以慈善的名义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出售，最大的受益者可能是捐赠的人，而不是慈善机构，我觉得这样不对。有人建议我们这样做，我们都拒绝了。
最反感本末倒置的晚宴
记者：有记忆深刻的晚宴经历吗？
杜聪：有一天，我在纽约参加比尔·盖茨的一个宴会。那时，哥伦堡宴会厅刚开，我们都没去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讲完话后，有一个爵士音乐的表演。后面的窗帘拉开，突然看到整个中央公园，夏天的黄昏，还有晚霞，仿佛舞台的背景，竟然那么漂亮，让我们都很惊讶。
记者：在晚宴现场，你与别人怎么交流？
杜聪：如果我是主办方，一定要在场跟大家交流，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希望他们能开心，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常常有一个很头疼的事情是，这些场合的圈子很小，有些人彼此不和。比如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安排座位，谁不能跟谁坐一起。
记者：哪些晚宴是你不太感兴趣的？
杜聪：有些人和单位用慈善名义去办晚宴，可能三千元一张门票，但其中五百元给了公关公司，还用另外的一部分钱请明星表演，最后可能只有三百元真正给了慈善机构。这样的晚宴，有一点本末倒置，我挺反感的。
记者：你有什么经验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杜聪：我们办过的大型慈善晚宴，五六百人参加，一个晚上筹集几百万善款。我们在晚宴之前就找到赞助商，把所有的筹办费用都承担。那么我们的门票和拍卖收入全部用于慈善项目。慈善晚宴，一般是卖门票，但去年我们取消了卖单票的形式，以桌为单位，每一桌是五万八或八万八港币，有十个座位。
记者：美国和香港以及内地的晚宴，有什么不一样？
杜聪：在礼仪上，欧美人士特别是欧洲人，他们很重视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中国人我觉得挺随意的，晚宴穿的衣服和白天差不多，很多人不打领带，西装都不穿就出席。美国人有时候会很谦虚，可能会通知说礼服随意，但其实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必须穿礼服。
记者：对于晚宴的操办，你有什么反思的？
杜聪：作为主办单位，我会反思，慈善组织什么情况下才适合做慈善晚宴。因为一场慈善晚宴要靠很多力量去举办。如果动用很多的人力资源，把原来做的慈善项目影响了，筹出来的钱也不是很多，那倒不如用其他方式去筹款可能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