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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的那一刻，在距北京1500公里远的西南重庆，人们还在安享夏夜凉风。四个月后，这里将成为中国人民抗击敌人的总后方，并在之后的八年里，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砥柱，支撑整个民族的抗战希望。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被迫迁都洛阳办公，直至年底才迁回。期间，国民政府于洛阳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会议讨论了以西北为未来长期反抗根据地的问题。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提案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反抗的根据地。
以西北为国家战略后方，是国民党中央早已有之的构想，在孙中山早年便已提出。蒋介石也曾于北伐战争期间提出，革命政府应该“视西北的陕、甘、察、绥和西南的桂林、成都”为根据地，认为“中国革命发展之途径，当由西南延长至西北，据此大陆，以与帝国主义者在东南沿海、沿江、沿铁路而至之侵略形势相抗拒，造成中国大革命之决战场”。
在三十年代初，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构想是，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西北与中原。
为了建设西北后方，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会还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
但因为蒋介石当时忙于“剿共大业”，所以对西北的建设规模也极为有限。事实上，此时的蒋介石对日本仍然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甚至到1935年11月，蒋介石仍在对外关系演说中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源于在他对中日力量悬殊的对比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军力远差于日本，战必败。这种心态直到大西南确立为抗战后方时才有些微转变。
选择
对于以西北为后方，当时国中人士意见并不统一。如蒋百里在1935年主张应以湖南作为中国国防建设的中心地带，而地质学家丁文江则认为“乌克兰”在华北，“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即使是蒋介石，在1935年以前，其以西北为抗战大后方的想法也并未完全成熟。尽管在他心目中，西北是当之无愧的国防战略要地，且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但其资源的相对匮乏也限制了其作为大后方的条件。
以抗战后方的标准，对西南和西北的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西南是具有很多优势的。从地理环境看，西南地区群山环抱，尤其是针对日军可能来犯的东、北方，更是群山巍峨，地形复杂，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与展开。实际上，抗战八年期间，除空袭外，日军从未真正对四川构成直接威胁；从经济环境来看，自古就有“天府”之称的四川明显优于西北，足以支撑战局；从交通与国际交往的因素来看，西南地区向北可联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获得盟国支援，尤其是1938 年10 月广州失陷后，中国沿海各地港口均落敌手，国民政府与外界的海路联系全部中断，大西南与外界的陆路联系成为当时唯一通向世界的门户。此后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的相继开通，均证明了西南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地位。
尽管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是抗战后方的更理想选择，但直到1935年之前，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它真正列入实质性的考虑之中。因为此时的西南地区还不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而这种状况在1935年发生了彻底转变。
统一
1935年3月2日上午，重庆珊瑚坝机场，身系玄色斗篷的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走下飞机悬梯，跟随其后的是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几位高级官员。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早已等候于福特飞机之外，此时的他内心复杂。他知道，蒋介石踏出飞机的那一刻，将是他失去对四川控制权的开始。
实际上，自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大小军阀各据防区，连年混战。因为山高水远，再加上忙于北伐与“剿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始终被隔绝于巴蜀之外。
但就在半年前，这一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由陕南入川的红四方面军把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打得惨败，迫使其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援。同时又值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向西南挺进。这无疑为国民党政府制造了一个绝佳机会。蒋介石曾对其幕僚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事态的变化是按照蒋介石的预想演进的。他先是派遣全权代表自己的“参谋团”入川，又于1935 年1 月，派薛岳率中央军十余万人进入贵阳。如今，借“剿共”失利之机，蒋介石亲至重庆，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
在这半年时间里，蒋介石以吴忠信取代贵州军阀王家烈，从而掌控贵州；对云南军阀龙云，他以多方手段来怀柔拉拢；而对四川，蒋介石用力最多，控制最深。经过一系列的措施，西南尤其是四川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的局面，最终实现了“中央化”。
后方
1935年的西南之行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蒋介石通过此行对川、滇、黔地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促使他最终做出决策，一旦抗争爆发，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诸省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的大后方。
这一年10月，在蒋介石即将离开四川前，他于成都接连作了两次讲演。在演讲中，他对四川的物产、地理、人民诸多称赞，认为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他说：“……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最后，他明确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什么情况，何种困难，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确定了下来。国民政府也着手开始对西南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尤其是针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和交通设施，国民政府从1935年始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
1936 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再次视察西南时，他已经感到满意，表示，“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绩，现已有显著进步，至为欣慰……。”此时，以贵州为中心的湘黔线、黔桂线、川黔线和滇黔线公路网初步形成。为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此时的蒋介石，也一改以往对日示弱的态度，讲道：“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这是我们抗日的最大胜利。”并表示“决不签断送主权的条约”。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 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至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迁都重庆，标志着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最终形成。大批的人员、物资以及政府机关、工业企业、文教单位向西南迁移。在军事上，国民政府将大批部队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拱卫大西南的军事部署，以确保抗战后方的安全，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战堡垒。
西南大后方的最终确立也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1938年底，蒋介石两次重申要“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则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最终，在西南大后方的支持与保证下，中华民族上下一心，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被迫迁都洛阳办公，直至年底才迁回。期间，国民政府于洛阳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会议讨论了以西北为未来长期反抗根据地的问题。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提案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反抗的根据地。
以西北为国家战略后方，是国民党中央早已有之的构想，在孙中山早年便已提出。蒋介石也曾于北伐战争期间提出，革命政府应该“视西北的陕、甘、察、绥和西南的桂林、成都”为根据地，认为“中国革命发展之途径，当由西南延长至西北，据此大陆，以与帝国主义者在东南沿海、沿江、沿铁路而至之侵略形势相抗拒，造成中国大革命之决战场”。
在三十年代初，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构想是，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西北与中原。
为了建设西北后方，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会还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
但因为蒋介石当时忙于“剿共大业”，所以对西北的建设规模也极为有限。事实上，此时的蒋介石对日本仍然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甚至到1935年11月，蒋介石仍在对外关系演说中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源于在他对中日力量悬殊的对比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军力远差于日本，战必败。这种心态直到大西南确立为抗战后方时才有些微转变。
选择
对于以西北为后方，当时国中人士意见并不统一。如蒋百里在1935年主张应以湖南作为中国国防建设的中心地带，而地质学家丁文江则认为“乌克兰”在华北，“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即使是蒋介石，在1935年以前，其以西北为抗战大后方的想法也并未完全成熟。尽管在他心目中，西北是当之无愧的国防战略要地，且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但其资源的相对匮乏也限制了其作为大后方的条件。
以抗战后方的标准，对西南和西北的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西南是具有很多优势的。从地理环境看，西南地区群山环抱，尤其是针对日军可能来犯的东、北方，更是群山巍峨，地形复杂，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与展开。实际上，抗战八年期间，除空袭外，日军从未真正对四川构成直接威胁；从经济环境来看，自古就有“天府”之称的四川明显优于西北，足以支撑战局；从交通与国际交往的因素来看，西南地区向北可联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获得盟国支援，尤其是1938 年10 月广州失陷后，中国沿海各地港口均落敌手，国民政府与外界的海路联系全部中断，大西南与外界的陆路联系成为当时唯一通向世界的门户。此后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的相继开通，均证明了西南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地位。
尽管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是抗战后方的更理想选择，但直到1935年之前，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它真正列入实质性的考虑之中。因为此时的西南地区还不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而这种状况在1935年发生了彻底转变。
统一
1935年3月2日上午，重庆珊瑚坝机场，身系玄色斗篷的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走下飞机悬梯，跟随其后的是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几位高级官员。
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早已等候于福特飞机之外，此时的他内心复杂。他知道，蒋介石踏出飞机的那一刻，将是他失去对四川控制权的开始。
实际上，自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大小军阀各据防区，连年混战。因为山高水远，再加上忙于北伐与“剿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始终被隔绝于巴蜀之外。
但就在半年前，这一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由陕南入川的红四方面军把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打得惨败，迫使其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援。同时又值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向西南挺进。这无疑为国民党政府制造了一个绝佳机会。蒋介石曾对其幕僚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事态的变化是按照蒋介石的预想演进的。他先是派遣全权代表自己的“参谋团”入川，又于1935 年1 月，派薛岳率中央军十余万人进入贵阳。如今，借“剿共”失利之机，蒋介石亲至重庆，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
在这半年时间里，蒋介石以吴忠信取代贵州军阀王家烈，从而掌控贵州；对云南军阀龙云，他以多方手段来怀柔拉拢；而对四川，蒋介石用力最多，控制最深。经过一系列的措施，西南尤其是四川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的局面，最终实现了“中央化”。
后方
1935年的西南之行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蒋介石通过此行对川、滇、黔地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促使他最终做出决策，一旦抗争爆发，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诸省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的大后方。
这一年10月，在蒋介石即将离开四川前，他于成都接连作了两次讲演。在演讲中，他对四川的物产、地理、人民诸多称赞，认为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他说：“……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最后，他明确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什么情况，何种困难，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确定了下来。国民政府也着手开始对西南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尤其是针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和交通设施，国民政府从1935年始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
1936 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再次视察西南时，他已经感到满意，表示，“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绩，现已有显著进步，至为欣慰……。”此时，以贵州为中心的湘黔线、黔桂线、川黔线和滇黔线公路网初步形成。为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此时的蒋介石，也一改以往对日示弱的态度，讲道：“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这是我们抗日的最大胜利。”并表示“决不签断送主权的条约”。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 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至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迁都重庆，标志着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最终形成。大批的人员、物资以及政府机关、工业企业、文教单位向西南迁移。在军事上，国民政府将大批部队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拱卫大西南的军事部署，以确保抗战后方的安全，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战堡垒。
西南大后方的最终确立也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1938年底，蒋介石两次重申要“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则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
最终，在西南大后方的支持与保证下，中华民族上下一心，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