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是享有盛名的核物理学家，他对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还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然而，在他人生的历程中，曾面临着两次命运的选择，那么，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王淦昌1929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1930年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在犹太籍女科学家梅特纳教授的指导下，从事B衰变能谱的研究，并于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
　　那时的柏林上空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刺耳的警报声也不时地响起，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就要爆发。一天，梅特纳教授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找到王淦昌说：“我就要到瑞典去了，而且永远再不能回到德国来，因为我是犹太人。”说完，她的眼里溢满酸涩的泪水。使王淦昌感到十分不解和非常痛心的是，一位对原子物理学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却遭到无情的迫害和驱逐。三天之后，梅特纳教授被赶出了德国。
　　晚上，从实验室回到宿舍，王淦昌便静静地思考着：“是继续留在这里，还是回国呢?”
　　一连几天，梅特纳教授像抹不掉的影子，总在他的眼前闪来晃去。而在这时，他也从报纸上得知：中国的大片国土已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无数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熬煎着。此时，他的心情是多么地沉重和焦灼不安啊!
　　“不行，我得马上回到我的祖国!”随即，一种强烈的回国欲望像一团火在他的心底腾地燃起，“我要与祖国共存亡!”接着，王淦昌忙收拾行装。
　　王淦昌在物理学方面的卓越才能和优异的工作成绩，早就受到德国科学界的注目与重视。听到王淦昌要回国的消息，德国科学界忙派人做王淦昌的思想工作，以便使他长期地留下来。
　　来人说：“你的国家正遭受战火，你应该长期留在德国。”
　　王淦昌说：“正因为我的国家正在受难，我才决定回国。”
　　来人说：“如果你同意留下来，你想要什么条件，我们都会答应的。”
　　王淦昌说：“我想要的唯一条件，就是让我顺利回国。”
　　来人一听，显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你会后悔的。”
　　王淦昌说：“我回我的国家，有什么可后悔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当日，一位大人物出面了，他时王淦昌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是科学家，留在德国，会更好地施展你的才能，你会前途无量的。”
　　王淦昌一字一板地说：“是啊，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可人却是有国籍的。”王淦昌从梅特纳教授的遭遇中，深深懂得了“祖国”这两个字的神圣含义。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个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正在流血，我要立即回去报效她!”
　　1934年春天，王淦昌几经周折，终于回到了硝烟笼罩的祖国。
　　1956年秋天，王淦昌被派往苏联一家核子研究所工作，并于1958年担任了该所副所长。他直接领导的研究组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上千次的实验，于1960年夏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
　　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是一项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它是在实验中第一个发现的核电反超子，它的发现，填补了离子一反离子表上的一次重要空白。这个发现，在科学上的意义，仅次于正电子和反质子的发现。
　　该项发现，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轰动。世界各国报纸纷纷刊登了关于这个发现的详细报道，王淦昌本人更是受到了苏联科学界的高度重视。不仅让他搬进了豪华的别墅，为他配备了一流的轿车，还派画家为他画像，派记者为他写文章……其目的是让王淦昌长久地留在这里。
　　面对着这一切，王淦昌丝毫不为所动，更没有久留异国他乡的念头，因为那时国内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所魂牵梦萦的是国内的形势。
　　一天，王淦昌来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把他在苏联工作期间节省下的十万卢布，交给一位负责人说：“请代我转交给祖国和人民吧，这是一个游子的一点心意。”
　　从大使馆出来，王淦昌迎着习习微风，伸展开双臂，抒情般地说：“祖国啊，我不能没有您!”
　　不久，王淦昌不仅毫不犹豫地回到了祖国，还承担了一项重大科研任务。
　　王淦昌生前经常对人们说：“千亲万亲不如祖国亲，千好万好不如祖国好。”王淦昌的两次毅然选择，不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吗?!
　　编辑　刘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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