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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这部著作是由南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这也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及士大夫阶层的状况，尤其是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在《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
一、清谈之风
清谈即谈玄，魏晋士人重才性，亦不乏才华横溢之辈。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驰骋思辩的清谈之风。
1.互相辩难
魏晋玄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便是玄谈。名士们相聚而谈，剖玄析理，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辩难通常在两人之间进行，也可以一人对数人辩难，还可以数人互相辩难，甚至有一人自为客主，自己问难自己辩答的。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第40则）
这是两人之间的辩难，所谓“二家之美”，即是支、许二人清谈的风度之美，四座鼓掌欢迎，但共嗟咏，不辩其理之所在。之所以产生这种效应，是因为他们完全陶醉在支、许谈玄论辩那种优雅风采的美感享受之中了。
2.追求优雅的风致
清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代表了高贵的身份和高雅的情趣，所以，仅有敏捷的才思是不够的；谈家的言谈举止还常常带有艺术化的装饰，呈现一种优雅的美感。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第8则）
麈尾是清谈者手中所执之物用麈之尾毛做成扇状，以白玉或犀角为柄，清谈时挥运于手中，以助谈风。以上是说王衍清谈常常手执一白玉柄麈尾，因其皮肤白皙，所以麈尾的白玉柄与其手臂肤色如一，不可分别。
二、品题之风
品题，这里所指的是对人物品性、才能、容止、风度等的评论。品鉴人物品题在《世说新语》中占有相当比重的篇幅，如《识鉴》《赏誉》《品藻》等。人物品题不但是《世说新语》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清”的审美精神
魏晋风度的美学特征，从总体倾向来看，可用一个“清”字去概括。魏晋时期尤其是魏正始以后的人物品藻中，“清”的含义则有了明显的转变，融合了老庄精神和玄学义理，带有一种清虚玄远之美，超逸脱俗之美。在晋人的理解中，自然不仅培养了人的超越世俗的品格，又给人以熏陶，使之具备优美、从容、高雅的情趣。因此，可以说“清”结合了德性与美感的双重价值。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世说新语·赏誉》第12则）
诸如此类带有“清”字的品题不胜枚举。
2.关注仪容之美
审美的标准取代功利实用的标准，必然又导致人物品藻活动中对仪容之美的特别关注。汉末魏初注重“英雄”与“才能”的人物品藻标准，但这时对容貌的讲究仍主要是为了实用。人物品藻自正始玄学兴起以后，则异于前代。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世说新语·容止》第7则）
本条对仪容之美的注重，抛开了礼法的约束，赋予人的仪容美以独立的意义，由此可见仪容之美在当时的重要性。
三、任诞之风
魏晋士人崇尚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把任诞放达的生活作风推向了极致。《世说新语》中的《雅量》《豪爽》《伤逝》《栖逸》《任诞》《简傲》等篇充分而又生动地记载了魏晋士人的任诞之风。可以说，这是魏晋士人在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实践着令人千古景仰的魏晋风度。
1.率真任性
魏晋名士追求一种自然适意，无拘无束的生活意趣，一切唯求其真，任其性，适其情，尽其兴而已。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世说新语·雅量》）第19则）
王羲之东床坦腹，不因为择婿而矜持做作，郗鉴独具慧眼，赏其真率。王子猷访戴，更体现了魏晋人的“真性情”，他们的行为，重视的是适己任性，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这种审美人生的态度，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
2.蔑视礼教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释弘论》（《嵇康集》卷六）中的一个著名论点。所谓名教，亦即礼教，乃是封建社会维护尊卑长幼秩序等一套礼法制度。魏晋名士崇尚老庄自然哲学，主张超越虚伪的礼教而任其自然。《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恣情越礼” 的人物故事。
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第7则）
阮籍言行，实在是对礼教的极端蔑视和大胆挑战。由此看来，魏晋名士是颇不受名教检束的。
3.纵酒
酒与中国文人历来有不解之缘，而魏晋文人与酒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如果没有酒也许就无所谓魏晋风度了。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第52则）
《世说》中所记载的魏晋名士饮酒之沉醉、之豪爽、之放达、之超脱，也许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与之比拟，这一系列酒徒形象在其他时代、其他书籍中恐怕是难以见到的。“
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充分体现着魏晋士人独特的言行风范和精神特质。这些正是魏晋士人在乱世之下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反叛，更是他们在乱世的环境中痛苦内心的折射。在今天随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加深，人们更加以一种理解、尊重、景仰、敬佩的心理，以一种审美的视角和一种品读品味中国沉淀了上千年的纯净的、香醇的、恬淡的、芳香的、清冽的一坛文化美酒的心态，去解读、去品味、去欣赏、去珍惜、去珍存。我想魏晋士人那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明澈的内心、诗意的神韵、浓浓的诗情，那率真任性、自然适意、任诞放达的性格，将永远汇集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血管中，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一种特殊气质与韵味，那就是对《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记忆。
一、清谈之风
清谈即谈玄，魏晋士人重才性，亦不乏才华横溢之辈。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驰骋思辩的清谈之风。
1.互相辩难
魏晋玄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便是玄谈。名士们相聚而谈，剖玄析理，开辟了一个思辨的时代。辩难通常在两人之间进行，也可以一人对数人辩难，还可以数人互相辩难，甚至有一人自为客主，自己问难自己辩答的。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第40则）
这是两人之间的辩难，所谓“二家之美”，即是支、许二人清谈的风度之美，四座鼓掌欢迎，但共嗟咏，不辩其理之所在。之所以产生这种效应，是因为他们完全陶醉在支、许谈玄论辩那种优雅风采的美感享受之中了。
2.追求优雅的风致
清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代表了高贵的身份和高雅的情趣，所以，仅有敏捷的才思是不够的；谈家的言谈举止还常常带有艺术化的装饰，呈现一种优雅的美感。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第8则）
麈尾是清谈者手中所执之物用麈之尾毛做成扇状，以白玉或犀角为柄，清谈时挥运于手中，以助谈风。以上是说王衍清谈常常手执一白玉柄麈尾，因其皮肤白皙，所以麈尾的白玉柄与其手臂肤色如一，不可分别。
二、品题之风
品题，这里所指的是对人物品性、才能、容止、风度等的评论。品鉴人物品题在《世说新语》中占有相当比重的篇幅，如《识鉴》《赏誉》《品藻》等。人物品题不但是《世说新语》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清”的审美精神
魏晋风度的美学特征，从总体倾向来看，可用一个“清”字去概括。魏晋时期尤其是魏正始以后的人物品藻中，“清”的含义则有了明显的转变，融合了老庄精神和玄学义理，带有一种清虚玄远之美，超逸脱俗之美。在晋人的理解中，自然不仅培养了人的超越世俗的品格，又给人以熏陶，使之具备优美、从容、高雅的情趣。因此，可以说“清”结合了德性与美感的双重价值。
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世说新语·赏誉》第12则）
诸如此类带有“清”字的品题不胜枚举。
2.关注仪容之美
审美的标准取代功利实用的标准，必然又导致人物品藻活动中对仪容之美的特别关注。汉末魏初注重“英雄”与“才能”的人物品藻标准，但这时对容貌的讲究仍主要是为了实用。人物品藻自正始玄学兴起以后，则异于前代。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世说新语·容止》第7则）
本条对仪容之美的注重，抛开了礼法的约束，赋予人的仪容美以独立的意义，由此可见仪容之美在当时的重要性。
三、任诞之风
魏晋士人崇尚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把任诞放达的生活作风推向了极致。《世说新语》中的《雅量》《豪爽》《伤逝》《栖逸》《任诞》《简傲》等篇充分而又生动地记载了魏晋士人的任诞之风。可以说，这是魏晋士人在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实践着令人千古景仰的魏晋风度。
1.率真任性
魏晋名士追求一种自然适意，无拘无束的生活意趣，一切唯求其真，任其性，适其情，尽其兴而已。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世说新语·雅量》）第19则）
王羲之东床坦腹，不因为择婿而矜持做作，郗鉴独具慧眼，赏其真率。王子猷访戴，更体现了魏晋人的“真性情”，他们的行为，重视的是适己任性，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这种审美人生的态度，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
2.蔑视礼教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释弘论》（《嵇康集》卷六）中的一个著名论点。所谓名教，亦即礼教，乃是封建社会维护尊卑长幼秩序等一套礼法制度。魏晋名士崇尚老庄自然哲学，主张超越虚伪的礼教而任其自然。《世说新语》记载了许多“恣情越礼” 的人物故事。
阮籍嫂尝回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第7则）
阮籍言行，实在是对礼教的极端蔑视和大胆挑战。由此看来，魏晋名士是颇不受名教检束的。
3.纵酒
酒与中国文人历来有不解之缘，而魏晋文人与酒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如果没有酒也许就无所谓魏晋风度了。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第52则）
《世说》中所记载的魏晋名士饮酒之沉醉、之豪爽、之放达、之超脱，也许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与之比拟，这一系列酒徒形象在其他时代、其他书籍中恐怕是难以见到的。“
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充分体现着魏晋士人独特的言行风范和精神特质。这些正是魏晋士人在乱世之下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反叛，更是他们在乱世的环境中痛苦内心的折射。在今天随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解的加深，人们更加以一种理解、尊重、景仰、敬佩的心理，以一种审美的视角和一种品读品味中国沉淀了上千年的纯净的、香醇的、恬淡的、芳香的、清冽的一坛文化美酒的心态，去解读、去品味、去欣赏、去珍惜、去珍存。我想魏晋士人那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明澈的内心、诗意的神韵、浓浓的诗情，那率真任性、自然适意、任诞放达的性格，将永远汇集在我们炎黄子孙的血管中，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一种特殊气质与韵味，那就是对《世说新语》中魏晋风度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