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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以来,中央政府先后三次出台示范性高职院校政策。从政策变迁类型看,两次政策变化分别属于政策替代和政策延续。在政策变迁过程中使用激励性工具替代命令性工具,激发了地方政府和高职院校的积极性,但也引起了高职院校的价值扭曲。同时,政策终结缺乏合法程序,严重影响了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政策延续缺乏合理完善的评估、监控和调整机制,势必会扩大原有政策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