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奶工人会乐于忘掉他的奶牛，泥瓦工乐于忘掉他的灰浆，而我这个曾以各种。方式笑过的人，竟从来没有听到过自己的笑声。
　　每次别人问到我的职业时，我就感到尴尬，脸发红，讲话结巴。我羡慕那些能说“我是个泥瓦工”的人，我羡慕理发师、会计、作家，他们的表白总是那么简单，因为所有这些职业本身就说明问题，不需要解释。相反，对于类似的问题我却不得不回答：“我是个卖笑的人。”这种招认又要求做更多的招认，因为我对第二个问题“您以此为生吗？”还得如实回答“是”。我确实是靠我的笑过日子的，还是个抢手货。
　　我是个善于笑的人，而且经验丰富，谁也没有我那样能掌握这门艺术的微妙之处。好久以来，我自称演员，但我的模仿能力和演讲口才却很贫乏，因此这个称号距离真实情况甚远；我酷爱真实，而真实情况是我是个卖笑的人。我不是丑角，也不是喜剧演员，更不是逗别人乐的人——我表演笑。我像个罗马皇帝或感觉灵敏的中小学生那样笑；我对17世纪的笑和对19世纪的笑一样熟悉，如果需要，我能使人听到所有世纪、各个社会阶级以及不同年龄人的笑声。我很容易学会这点，就像有人学会修理鞋子。我胸中蕴藏着美洲的、非洲的笑，白种人的、红种人的、黄种人的笑——只要给我适当的报酬，我就会按照要求让笑声响起来。
　　我忧郁地笑，有节制地笑，神经质地笑——我像有轨电车检票员或食品行业学徒那样笑；早上的笑，晚上的笑，夜间的笑或者黄昏的笑，不管什么地点和形式，只要需要有人笑，总是我出场。
　　这是个费力的职业，特别是由于我还熟练地掌握有感染力的笑——这是我的专长。那些三四流的喜剧演员，他们老是担心观众是否能听懂他们的妙语警句，对他们来说，我是少不了的人。几乎每晚你都能在夜总会里见到我，充当微妙的类似捧场者的角色。每当节目出现疲沓时，我就得去引出观众的狂笑。我那豪放的纵情大笑既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它应该来得正是时候——在事先安排好的时刻爆发出笑声，使观众同我一道哄叫，高潮总算出现了。
　　我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高兴着终于下了班。回到家里，几乎总有这样的电报在等待我：“急需您的笑。安排在星期二录音。”就这样，几个钟头后，我又坐在一辆快车坐席上抱怨自己倒霉的命运。
　　在工作之余或假期中，我再也没有心思笑了：挤奶工人会乐于忘掉他的奶牛，泥瓦工乐于忘掉他的灰浆，木工家里总有不好开关的门或抽屉。糕点师傅喜欢吃酸黄瓜，屠宰工人喜欢杏仁饼，面包师傅对腊肠的喜爱胜于面包；斗牛士把养鸽子作为业余爱好，拳击手见到他们的孩子鼻孔流血就会脸色发白。我认为这一切都很自然，因为下班后我就从来不笑。我是个严肃得要命的人，人们也许理所当然地把我看做是厌世主义者。
　　妻子在刚结婚的那几年常对我说：“笑吧！”但后来她清楚地认识到我不可能做到。高度严肃才能使我过分用力而抽搐的面部肌肉和过于紧张的心弦松弛下来。甚至别人的笑也能使我神经紧张，因为这老使我想起我的职业。因此，我们安详平静地生活，因为我的妻子也忘记了怎么笑。不认识我的人以为我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也许我是，因为我为了笑而不得不老张开嘴。
　　我麻木地度过我的一生，仅仅有时才露出温和的微笑，我常常问自己从前是不是笑过。我认为没有。我的兄弟姐妹能作证，我一向是个严肃的孩子。
　　就这样，我这个曾以各种方式笑过的人，竞从来没有听到过自己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