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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桐城派众多作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桐城派三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其科举历程顺畅程度不一。“桐城派三祖”在科举上有着复杂情结：尽管他们对科举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痛惜，但他们意识到，也有一些俊士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其结果难以预测。在名利的驱动下，应举者往往视科举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桐城派三祖”对此举给予批判，并从辩证的角度对科举得失加以分析，希望应举者淡泊名利，顺应天命。为了提高时文写作水准，“桐城派三祖”重视古文以为时文，重视培养学识。他们进而从文与行合的立场出发，期待应举者文行兼修。这一思想对桐城派后学深有影响。在桐城派阵营中，就有不少作家，我们既可以才思敏捷的文人视之，还可以经明行修的儒者目之。
关键词：“桐城派三祖”；科举；时文；文行兼修；桐城派后学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3-0123-06
桐城派是清代古文的重要流派，绵延清代文坛200余年。在桐城派众多作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桐城派三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他们三人科举历程顺畅程度不一：方苞在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人（解元），康熙四十五年会试第四名，惜闻母疾归里而未应殿试；姚鼐在乾隆十五年中举人，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刘大櫆應乡试数次，仅在雍正七年、雍正十年两次中副榜。时文是指流行于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文体。在古代科举社会，时文往往特指科举文。八股文是明清科考主要文体，明清时期所言时文一般是指八股文。由于“桐城派三祖”都应举，因此他们都学习了八股文这一时文。分析“桐城派三祖”的科举观与时文观，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桐城派的全面了解。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桐城派三祖”的序跋作品，从他们对科举制度的复杂情结、充满释然的应举观、对学习时文的态度这三个角度入手，对他们的科举观与时文观进行解读。总体来看，“桐城派三祖”期望文人学习时文写作又不拘泥于时文。做到知行合一，文行合一，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一 科举方面的复杂情结
科举既是古代士子实现理想的重要通道，也是国家羁縻人才的重要通道。明清时期，一些帝王都重视科举以为抡才大典。明朝建立后不久，朱元璋就开始制定科举制度，洪武三年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者。”[1]（P117）清代时期，顺治二年八月、顺治三年二月就分别举行了乡试与会试。不过，明清时期的科举命中率低，竞争激烈，而乡试竞争尤为激烈，明代时就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说。明清时期的士子参加科举，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脱颖而出并非易事。如果时运不佳，天资聪颖、学识渊博者也会久困科场。在明清时期的乡试与会试中，屡屡受挫者司空见惯，场场告捷者凤毛麟角。“桐城派三祖”身边就有不少有才华横溢的亲友、后学失意于科举。如方苞在《吴宥函文稿序》中曰：“自余客金陵，朋齿中以文学著称于庠序者，多不利于科举，而吴君宥函为最。”[2]（P94）刘大櫆同里江若度，“幼即颖异，好读书，其学无所不窥，其文章湛深而有本，然困不得志”[3]（P56）。慈溪周东五，“读书穿贯今古，以流为韵藻，卓荦辉光，称其胸中之志意。然而屡试于乡不得举。”[3]（P69）目睹身边不少俊士失意于科举，刘大櫆在《张俊生时文序》中叹曰：“唐以诗取士，而杜、李二子无与于科名；明以八比之时文取士，而归氏熙甫晚乃得第。信乎高远杰出之文，非世俗之所能知，古今同然乎？”[3]（P104）在“桐城派三祖”中，刘大櫆科举荆棘载途。科举上的长期压抑，使刘大櫆发出如此愤慨之辞。桐城派另一位在科举上屡试不售的重要作家戴名世，在《赵传舟制义序》中也感叹道：“文愈高则知者愈少，岂不然乎？”[4]（卷3，P26）戴名世所言与刘大櫆所语相似，都对文高而知音少这一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明清时期，一些善文之士刊刻自己所写的时文文稿，其质量一般都很高。不过，清代时期在刊刻时文文稿上出现了一种怪异现象，姚鼐在《徐六阶时文序》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揭示：“及国初，有不善文而侥幸者，取诸生善文而身没者之文，据为己有，亦刻为稿。世之读者，以谓是佳文，必宜成进士，而乌知为是文者，乃终身不遇哉？”[5]（P59）落第者的高文被不善文的中第者“据为己有”并刊刻传世，从这种丑恶行为的背后我们也能看出科举中衡文者的有眼无珠。
尽管“桐城派三祖”对科举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痛惜，但他们意识到，科举考试具有复杂性，其结果难以预测。他们身边有一些亲友、后学乡试得意，而会试失意。乡试得意见证其才华，而会试失意又说明了科举考试的复杂性。如浙东伍芝轩乡试得意而会试失意，方苞为其文稿作序时叹曰：“生始一举而驾浙东八郡之士，何其易也？而今蹇不进者且十年余，又何难欤？”[2]（P625）刘大櫆友人倪司城，“其试童子，尝冠于童子矣；其在太学，尝冠于太学诸生矣；其应乡试而出，太仓王相国使人亟求其草稿观之。然则司城之于举进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获一售以终其身”。刘大櫆为其诗集作序时叹曰：“信乎人之穷达悬于天而非人力之所能为邪？”[3]（P80-81）与客观题评判有所不同，文章评判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文章好坏有时不易辨别，这是导致科举结果难以捉摸的一个重要原因。方苞认为，文章评判有时就会有失误。其表弟鲍季昭的时文得到很多人的欣赏，不过方苞开始并没有感到其文精妙；阅读数遍后，才认为“其文亦亲切有味”。因此，方苞告诫道：“夫以亲戚暱好之文，再三审视，犹几失之。世之司文章之柄者，未必有过人之明，而一不当意，遂弃如遗迹，他人善之，转生媢妒，何其用心之不恕也？”[2]（P810）科举结果与应举者的命运也有着一定的关联。明代古文名家、时文高手归有光60岁时，方中进士。他为此曾感叹道：“科举自来皆撞着，必无穿杨贯虱之技。”[6]（“别集”卷7，P864）此语道出了科举结果受命运主宰的无奈心情。“桐城派三祖”身边也有一些有才华的亲友、后学最终中了进士，成为科举上的最大幸运者。如方苞友人朱字绿“弃时文而不应有司之举者已数年”，他后来听从方苞的建议，参加会试，“果逾年而成进士”[2]（P622）。乾隆三十六年会试，姚鼐与谢蕴山为同考官，“坐最近，时每共语，得佳卷，或持与观赏之。今观察历城方君坳堂，出于蕴山之房，余获读其文最先，及填榜始知其名”[5]（P80）。从这些实例中可知，科举并不一定选拔不出人才。 在“桐城派三祖”中，方苞科举最为得意。不过，方苞自少时受其兄方舟的影响，不好时文。方苞为秀才时，高素侯视学江南。高素侯对方苞深为欣赏，曾督促不好时文的方苞学习时文。方苞《书高素侯先生手札后二则》曰：“先生通书，必索所为时文，盖知余素厌此而督之。”[2]（P628）方苞不热衷于科举，也不看好科举，而是对古代乡举里选赞赏有加。其《吴宥函文稿序》曰：“余嘗谓乡举里选之制复，则众议不得不出于公，而或恐士皆饰情以乱俗。呜呼！是不达于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矫之久，则性可移，而况人性所固有之善乎……夫教化既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据之实行，而论之以少长相习之人，犹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无补之学，试于猝然，而决以一人无凭之见，欲其无失也，能乎哉？”[2]（P94-95）刘大櫆也赞赏古代乡举里选，其《东皋先生时文序》曰：“乡举里选之制废，以文辞取士，至有明而其术穷。”[3]（P92）在中国古代，像方苞、刘大櫆这样赞赏乡举里选的人不少。不过，乡举里选这种举荐虽为选举良法，但不易操作。汉代时期就通过察举选拔贤良方正之士，实施伊始成效显然，但后来弊端丛生，名不符实之事时有发生。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朝廷，要求废止科举取士。乾隆皇帝将奏疏交由礼部讨论。礼部讨论后认为，尽管科举存在着一些弊端，不过以前的官学养士和乡举里选的制度比科举制度的弊端更大；如果主持科举考试的考官“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那么“文风日盛，真才自出”[7]（P850）。古今中外莫不有考试，而公平与否是衡量考试优劣的一条重要标准。科举为古代读书人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很多寒士可以借助科举脱颖而出。科举之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本身有着合理的一面。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考试制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便有力地说明了此点（孙中山先生对这种影响进行过揭示[8]（P585））。自从科举诞生后，以贤能取士的荐举虽还存在，但很难长期成为主要的选士制度，往往是作为科举的一种辅助方式而已。
二 淡泊、释然的应举观
在影响士子的诸多事件中，科举显得尤为重要。士子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实现理想，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科举得意者，易于得到社会的认可；科举失败者，即使才高八斗，有时也难招惊鸿一瞥。可见科举的诱惑力巨大。在古代科举社会，都会出现“百舸争流”的紧张局面，也都会出现类似“范进中举”的闹剧事件。科举像幽灵一样纠缠着历代士子，尤其是死死纠缠那些屡战屡败者，令他们求之不得而又欲罢不能，深深陷入两难的境地。由于科举与名利有着先天性的联系，因此很多应举者在名利的驱动下，视科举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桐城派三祖”对此种现象给予了批判。如方苞在《何景桓遗文序》中曰：“余尝谓害教化败人材者莫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甚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2]（P609）刘大櫆在《严遥青诗序》中曰：“科举时文之习，诳诱于其前；而富贵贫贱得失之念，汩没于其内也。”[3]（P74）“桐城派三祖”对身边一些受到名利毒害的亲友、后学深表痛惜。邑人何景桓垂死，“以文属所亲”，必得方苞之序，“死乃瞑”。方苞后来为左华露遗文作序时还述及此事，并叹曰：“夫为科举之学者，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时文之知，至于既死而不能忘，盖习尚之渐人若此。”[2]（P100）姚鼐妻弟张冠琼，“才而早卒”，姚鼐为其遗文作序时叹曰：“余既痛之，而亦咎其以未及壮之年，乃亟欲成名，敝耗精气，而至于短折，何不自惜之甚也！”[5]（P41）从这些言辞中可知，不可倾心于科举与名利，否则易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科举是士子实现理想、获取名利的重要媒介，它对于士子而言可谓一把双刃剑，历代受其益者不乏其人，受其害者也不乏其人。朱熹曾经感叹道：“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9]（卷13，P246）顾炎武更为严厉地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10]（卷16，P17）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少士子参加科举是为了获取名利。名利使他们丧失了理智，迷失了方向。
司马迁曾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1]（P3256）谋利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各行各业都有谋利。不过，士业谋利与其他行业谋利不同。士业谋利若蔚然成风，结果不堪设想：就微观而言，是将士子引入歧途；就宏观而言，是有损国家根基。由于汲汲于名利对士子有害无益，因此“桐城派三祖”主张，对待科举要抱以淡泊、释然的心态。他们身边就有不少亲友、后学淡泊名利。如刘大櫆在《郭昆甫时文序》中曰：“余观昆甫特立之志，方进取于古人，而未有止息。其动履必折中于道义，而穷达祸福不以易其心。”[3]（P96）姚鼐在《代州道后冯氏世谱序》中曰：“余闻右书之考秀山令君，应乡试时，夜揭榜，有走报其已得举者，令君方卧，闻，应之而已，顾熟寐至晓，其气量之宏远如此。”[5]（P38）其中姚鼐所言冯秀山的雅量，不逊色于东晋时期闻“小儿辈大破贼”的消息后而“意色举止，不异于常”[12]（P148）的谢安。“桐城派三祖”身边一些亲友、后学重孝悌甚于科举。如刘大櫆在《蚓窍集序》中曰：“朝廷方入粟补官，以先生之才与其资，皆足以掇巍科、登膴仕，顾弃不取，独奉其太夫人极山水园亭以自乐，此其性情有异于人者。”[3]（P78）姚鼐在《左笔泉先生时文序》中曰：“先生虽文士，而才足有为。其事父母孝，乡举入都，父母见其行，甚悲。故三试不第，遂不复往，为武进教谕。”[5]（P59）方苞在康熙四十五年会试中第四名，惜闻母疾归里而未应殿试，在孝悌与科名不可兼得时，舍科名而取孝悌。刘大櫆、姚鼐在序中所述这两位的孝悌可与方苞相媲美。
八股文是清代科考主要文体。应举者要想得意于科场，就应认真学习八股文。清代科考虽然有时也考诗歌（乾隆二十四年的乡试，才开始设置试帖诗作为科考内容），但它只是八股文后的附带内容，其地位远远不逮八股文。有鉴于此，应举者往往专心学习八股文这一时文而忽视学习诗歌。刘大櫆在《王载扬诗序》中便指出了应举者多不学诗歌这种怪异现象：“然其道皆以《四子》《五经》之书，为八比之时文，至于诗盖无所用之。而天下之习为举子业者，多不能诗；其能为诗者，亦不复留意举子业。”[3]（P65）尽管很多应举者在利禄的驱动下，专心学习时文而忽视学习诗歌，不过当时也有一些人并不重视功名，忽视或放弃学习时文而钟情于诗歌。“桐城派三祖”身边一些亲友、后学便是如此。如方苞在《跋先君子遗诗》中曰：“先君子（笔者按：指方苞父亲）自成童，即弃时文之学，而好言诗。”[2]（P627）刘大櫆在《王天孚诗序》中曰：“胜水王君天孚自爱其才气，而思与古之人为徒，不屑为卑庸鄙恶之文以干时而求进，惟诗歌是耽。”[3]（P67）姚鼐在《吴荀叔杉亭集序》中曰：“荀叔虽无意进取，而工于诗，又通历象、章算、音韵，所著书每古人意思所不到，是则余逊荀叔抑远矣。”[5]（P45）“桐城派三祖”在序跋中所述的这些人淡泊名利，不爱时文而爱诗歌，既提升了自身的文学素养，又促进了清代诗歌的发展。由于他们对诗歌是发自内心所爱，不具有功利性，因此所作的诗歌自会卓然自立于流俗之外。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需要辩证地看待，其结果有时是得中有失、失中有得。科举便是如此。科举成功者不一定无失，而科举失败者不一定无得。顾古湫学习时文不合时俗，其科举屡屡失利，刘大櫆为其时文作序时曰：“古湫之失，不足以蔽其所得，有真得者存焉；世俗之得，顾自以为得耳，彼其所失者多矣。然则世俗未尝有得，古湫未尝有失，虽失之，而行且得之。夫得失何常之有！”[3]（P99）张讷堂虽然乡试顺利，但会试屡屡失利，劉大櫆为其诗集作序时指出，张讷堂会试失利反而成就了自身文学：“盖天所以挫抑之，使其胸中浩然之气蕴而不出，郁而不舒，因之羁愁感愤，适遇夫风霜雨露山水花鸟，而莫不抉其幽深，形于咏叹，尽发之为文章，以传于后世，增益其所不能，固在于此。”[3]（P86）就是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也并非意味着一定能实现远大的人生抱负。如朱子颖虽中进士，但志愿不遂；而朱二亭虽科举无成，但“放情山水”“高吟自适”。姚鼐为朱二亭诗集作序时曰：“子颖虽富贵，而志终不伸；二亭虽贫贱，而可谓自行其志，卒无余恨者也。”[5]（P260）由于科举得失难以评判，因此，应举者对科举结果不必过于计较，顺应天命，方为不累。方晞原学习时文，“遵唐、归之遗轨，而不惑于后世之趋尚”，不过当时与他同学者，“操速化之术，多窃巍科以去”，而方晞原不为之所动。刘大櫆对方晞原的应举态度颇为欣赏，并为其时文作序时安慰道：“彼其得之者，自喜以为术之工，而不知其为天之授也。天苟授之，使其为晞原之文，岂遂不得邪？夫学为速化之术者多矣，岂其皆得邪？为晞原之文而得，所谓两得之也；为速化之文而不得，所谓两失之也。”[3]（P97-98）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期间，陈仰韩学于姚鼐，惟姚鼐之言是听，所作之文深得姚鼐称许，但他久困科场。姚鼐为陈仰韩时文作序时指出，这并非由于其文不善，也并非由于其文有悖于时风，而是由于时机未到，只有顺应天命，等待时机，最终会获得成功。他说：“夫草木之荣华同本，而迟速异时。夫守己不变以俟时者，此亦士信道笃自知明之一端也。”[5]（P65）功名权势取决于时运，人生境界取决于修养。由于科举结果不可预测，因此，刘大櫆与姚鼐勉励弟子，只有以释然的心态面对科举，以超脱的精神面对功名，才会不堕入利薮，不自寻烦恼。刘大櫆与姚鼐在教育弟子上煞费苦心，他们既重视为文教育，又重视心灵启迪，将为文问题引入生活领域之中，将应举问题引入人生期待之中。
三 时文学习上的期待
古文与时文在思想表达上相通，在文理结构上也有着一些共性，因此，学习古文有助于时文写作。“桐城派三祖”论及时文写作时，都重视以古文为时文，以古文来滋养时文，并对其原因进行了说明。如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例》中指出，若研究汉代书疏以及唐宋八大家古文，以求《春秋》《国语》《战国策》《史记》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2]（P613）。刘大櫆在《方晞原时文序》中指出，对于应举者而言，“习其业者，必皆通乎六经之旨，出入乎秦、汉、唐、宋之文，然后辞气深厚，可备文章之一体，而不至龃龉于圣人”[3]（P97）。姚鼐在《姚惜抱尺牍》中也指出：“大抵从时文家逆追经艺、古文之理甚难，若本解古文，直取以为经义之体，则为功甚易。”[13]（P39）为了给学习时文提供有益的指导，乾隆皇帝要求方苞编纂《钦定四书文》这一重要的时文教材。该书编成之后，对当时科考产生了重要影响。乾隆九年谕旨曰：“乡会试及岁科试，应遵《钦定四书文》为准。”[14]（P298）方苞是清代古文家，乾隆皇帝将编纂《钦定四书文》这一光荣而重要的使命委托于他，说明古文与时文二者之间有着相通之处。姚鼐主讲书院期间，曾编纂《古文辞类纂》这一重要的古文选本，也曾编纂《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这一重要的时文选本。在姚鼐的心目中，古文学习与时文学习可以双管齐下，在学习时文时还需学习古文。尽管以时文为古文会削弱古文的醇雅风格，但是，以古文为时文会提高时文写作水准（钱仲联先生对此问题有过论述[15]（P78））。可见，合理把握古文写作和时文写作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应举。桐城派作家的整体科考结果喜人，取得进士与举人的作家较多。这些科考成功的作家大多受到“桐城派三祖”的影响，在以古文为时文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
时文是读书人获取名利的重要媒介，时文写作往往是“凭思维之力去建立观点”，“作者的感情、生命无法注入进去”[16]（P99）。尽管时文写作要代圣贤立言，学习时文要认真研读经书，但是，很多应举者在利禄的驱动下，投机取巧，追求速效，背诵时文成文而忽视研读经书。因此，时文对于应举者而言固然重要，却不被一些学者、作家所看好。他们往往认为，时文只是小技，不足为道。方苞就对时文评价不高，其《杨千木文稿序》曰：“时文之于文，尤术之浅者也。”[2]（P608）虽然方苞不看好时文，但他并非主张应举者不要学习时文，而是希望应举者在学习时文上不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应该多培养学识：学充养邃，发而为文，自然与众不同。其《刘巽五文稿序》就以友人为例来加以说明：“巽五之学，于经、史、百子无不淹贯，而以为时文，故其择之也精，其语之也详，虽其外不为惊人之言，而理精体正。时文之可久存而不敝者，必此类也。”[2]（P621）刘大櫆对待时文的态度有些复杂。他有时对时文评价不高，如其《綦自堂时文序》曰：“余尝谓时文小技，然非博极群书不能作。”[3]（P100）有时对时文大肆批判，如其《张俊生时文序》曰：“今之时文，号为‘经义’。以余观之，如栖群蝇于圭璧之上，有玷污而无洗濯。”[3]（P104）有时对时文评价很高，如其《徐笠山时文序》曰：“夫文章者，艺事之至精；而八比之时文，又精之精者也。立乎千百载之下，追古圣之心思于千百载之上而从之。”[3]（P93）刘大櫆对待时文的这三种态度，我们应该给予不同的分析：第一种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时文而言，第二种是针对功利之徒所作的庸烂时文而言，第三种是针对饱学之士所作的卓越时文而言。黄强先生在《论八股文的不同品位——兼谈古代文化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态度》一文中，曾对明清时期一些文人所说的这几种时文进行过论述[17]（P39-44）。姚鼐对时文屡次作出很高的评价，如其《停云堂遗文序》曰：“经义之体，其高出词赋笺疏之上，倍蓰十百，岂待言哉！可以为文章之至高，又承国家法令之所重，而士乃反视之甚卑，可叹也。”[5]（P53-54）其《陶山四书义序》曰：“明时定以经义取士，而为八股之体。今世学古之士，谓其体卑而不足为。吾则以谓此其才卑而见之谬也。使为经义者，能如唐应德、归熙甫之才，则其文即古文，足以必传于后世也，而何卑之有？故余生平不敢轻视经义之文，尝欲率天下为之。”[5]（P270）虽然在对待时文的态度上，“桐城派三祖”的观点有别，但是在对待如何学习时文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相同，都认为学习时文应重视吸收古文、学识等养料，只有丰厚殖，方能作高文。由于时文有关应举者的前途，因此应举者大多重视学习。不过，若在学习时文上花费过多功夫，这对应举者学习古文势必有所影响。明代古文名家归有光60岁时方中进士，由于长期学习时文耗费了不少精力，因此对他古文成就的取得产生了一定的限制。虽然“桐城派三祖”推崇归有光的古文，但是他们也不讳言归有光古文之失。如方苞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中曰：“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有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岂于时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两而精与？抑所学专主于为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与？”[2]（P117）方苞对归有光长期学习时文而限制了古文成就这一因果关系还只是抱以揣测的态度，而刘大櫆在《汪在湘文序》中则肯定地说道：“欧、苏既没，其在明代，惟归氏熙甫一人。然熙甫求为进士而不得，劳其心于八比之时文，而以其余力作为古文，故其置身不及唐以上。”[3]（P55）对归有光的推崇与惋惜二者兼有的复杂心情，在刘大櫆的言辞中表露无遗。由此可知，学习时文但又不执着于时文，并非一件易事！ 虽然“桐城派三祖”重视以古文为时文，不过以古文为时文并非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古文也好，时文也罢，二者都属于文学范畴。文学与品行相比较，“桐城派三祖”更为看重的是品行而非文学，尽管他们都以文学名世。他们认为，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要想作好文，首先做好人。如方苞在《杨黄在时文序》中曰：“自明以四书文设科，用此发名者凡数十家。其文之平奇浅深、厚薄强弱，多与其人性行规模相类。或以浮华炫耀一时，而行则污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亦必销委焉。盖言本心之声，而以代圣人贤人之言，必其心志有与之流通者，而后能卓然有立也。”[2]（P100）刘大櫆在《杨黄在文序》中曰：“夫自古文章之传，视乎其人。其人而圣贤也者，则文以圣贤而存；其人而忠孝洁廉也者，则文以忠孝洁廉而存。匪是，则文必不工，工亦不传。”[3]（P53）姚鼐在《稼门集序》中曰：“其所孜孜而为者，君子之事也；津津而言者，君子之言也。故其诗与文，无鞶帨组绣之华，而有经理性情之实。士守其言，则为端士。”[5]（P274）文行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话题，历代作家对之所作的解读主要有文与行合、文与行离两种观点。“桐城派三祖”重视将文纳入行中考察，认为文只不过是行的外在反映。他们从文与行合的立场出发，期待应举者文行兼修。此举对桐城派后学深有影响。在桐城派阵营中，就有不少作家，既可以才思敏捷的文人视之，还可以经明行修的儒者目之。就此而言，桐城派規模宏大且存续时间漫长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带来了古文创作的繁荣与兴盛，还有力地促进了道德之学的发展，进而从整体上提升了清代社会的道德水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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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桐城派三祖”；科举；时文；文行兼修；桐城派后学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3-0123-06
桐城派是清代古文的重要流派，绵延清代文坛200余年。在桐城派众多作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桐城派三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他们三人科举历程顺畅程度不一：方苞在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人（解元），康熙四十五年会试第四名，惜闻母疾归里而未应殿试；姚鼐在乾隆十五年中举人，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刘大櫆應乡试数次，仅在雍正七年、雍正十年两次中副榜。时文是指流行于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的文体。在古代科举社会，时文往往特指科举文。八股文是明清科考主要文体，明清时期所言时文一般是指八股文。由于“桐城派三祖”都应举，因此他们都学习了八股文这一时文。分析“桐城派三祖”的科举观与时文观，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桐城派的全面了解。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桐城派三祖”的序跋作品，从他们对科举制度的复杂情结、充满释然的应举观、对学习时文的态度这三个角度入手，对他们的科举观与时文观进行解读。总体来看，“桐城派三祖”期望文人学习时文写作又不拘泥于时文。做到知行合一，文行合一，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一 科举方面的复杂情结
科举既是古代士子实现理想的重要通道，也是国家羁縻人才的重要通道。明清时期，一些帝王都重视科举以为抡才大典。明朝建立后不久，朱元璋就开始制定科举制度，洪武三年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古通今、名实相称者。”[1]（P117）清代时期，顺治二年八月、顺治三年二月就分别举行了乡试与会试。不过，明清时期的科举命中率低，竞争激烈，而乡试竞争尤为激烈，明代时就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说。明清时期的士子参加科举，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脱颖而出并非易事。如果时运不佳，天资聪颖、学识渊博者也会久困科场。在明清时期的乡试与会试中，屡屡受挫者司空见惯，场场告捷者凤毛麟角。“桐城派三祖”身边就有不少有才华横溢的亲友、后学失意于科举。如方苞在《吴宥函文稿序》中曰：“自余客金陵，朋齿中以文学著称于庠序者，多不利于科举，而吴君宥函为最。”[2]（P94）刘大櫆同里江若度，“幼即颖异，好读书，其学无所不窥，其文章湛深而有本，然困不得志”[3]（P56）。慈溪周东五，“读书穿贯今古，以流为韵藻，卓荦辉光，称其胸中之志意。然而屡试于乡不得举。”[3]（P69）目睹身边不少俊士失意于科举，刘大櫆在《张俊生时文序》中叹曰：“唐以诗取士，而杜、李二子无与于科名；明以八比之时文取士，而归氏熙甫晚乃得第。信乎高远杰出之文，非世俗之所能知，古今同然乎？”[3]（P104）在“桐城派三祖”中，刘大櫆科举荆棘载途。科举上的长期压抑，使刘大櫆发出如此愤慨之辞。桐城派另一位在科举上屡试不售的重要作家戴名世，在《赵传舟制义序》中也感叹道：“文愈高则知者愈少，岂不然乎？”[4]（卷3，P26）戴名世所言与刘大櫆所语相似，都对文高而知音少这一不合理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明清时期，一些善文之士刊刻自己所写的时文文稿，其质量一般都很高。不过，清代时期在刊刻时文文稿上出现了一种怪异现象，姚鼐在《徐六阶时文序》中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揭示：“及国初，有不善文而侥幸者，取诸生善文而身没者之文，据为己有，亦刻为稿。世之读者，以谓是佳文，必宜成进士，而乌知为是文者，乃终身不遇哉？”[5]（P59）落第者的高文被不善文的中第者“据为己有”并刊刻传世，从这种丑恶行为的背后我们也能看出科举中衡文者的有眼无珠。
尽管“桐城派三祖”对科举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痛惜，但他们意识到，科举考试具有复杂性，其结果难以预测。他们身边有一些亲友、后学乡试得意，而会试失意。乡试得意见证其才华，而会试失意又说明了科举考试的复杂性。如浙东伍芝轩乡试得意而会试失意，方苞为其文稿作序时叹曰：“生始一举而驾浙东八郡之士，何其易也？而今蹇不进者且十年余，又何难欤？”[2]（P625）刘大櫆友人倪司城，“其试童子，尝冠于童子矣；其在太学，尝冠于太学诸生矣；其应乡试而出，太仓王相国使人亟求其草稿观之。然则司城之于举进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获一售以终其身”。刘大櫆为其诗集作序时叹曰：“信乎人之穷达悬于天而非人力之所能为邪？”[3]（P80-81）与客观题评判有所不同，文章评判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文章好坏有时不易辨别，这是导致科举结果难以捉摸的一个重要原因。方苞认为，文章评判有时就会有失误。其表弟鲍季昭的时文得到很多人的欣赏，不过方苞开始并没有感到其文精妙；阅读数遍后，才认为“其文亦亲切有味”。因此，方苞告诫道：“夫以亲戚暱好之文，再三审视，犹几失之。世之司文章之柄者，未必有过人之明，而一不当意，遂弃如遗迹，他人善之，转生媢妒，何其用心之不恕也？”[2]（P810）科举结果与应举者的命运也有着一定的关联。明代古文名家、时文高手归有光60岁时，方中进士。他为此曾感叹道：“科举自来皆撞着，必无穿杨贯虱之技。”[6]（“别集”卷7，P864）此语道出了科举结果受命运主宰的无奈心情。“桐城派三祖”身边也有一些有才华的亲友、后学最终中了进士，成为科举上的最大幸运者。如方苞友人朱字绿“弃时文而不应有司之举者已数年”，他后来听从方苞的建议，参加会试，“果逾年而成进士”[2]（P622）。乾隆三十六年会试，姚鼐与谢蕴山为同考官，“坐最近，时每共语，得佳卷，或持与观赏之。今观察历城方君坳堂，出于蕴山之房，余获读其文最先，及填榜始知其名”[5]（P80）。从这些实例中可知，科举并不一定选拔不出人才。 在“桐城派三祖”中，方苞科举最为得意。不过，方苞自少时受其兄方舟的影响，不好时文。方苞为秀才时，高素侯视学江南。高素侯对方苞深为欣赏，曾督促不好时文的方苞学习时文。方苞《书高素侯先生手札后二则》曰：“先生通书，必索所为时文，盖知余素厌此而督之。”[2]（P628）方苞不热衷于科举，也不看好科举，而是对古代乡举里选赞赏有加。其《吴宥函文稿序》曰：“余嘗谓乡举里选之制复，则众议不得不出于公，而或恐士皆饰情以乱俗。呜呼！是不达于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矫之久，则性可移，而况人性所固有之善乎……夫教化既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据之实行，而论之以少长相习之人，犹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无补之学，试于猝然，而决以一人无凭之见，欲其无失也，能乎哉？”[2]（P94-95）刘大櫆也赞赏古代乡举里选，其《东皋先生时文序》曰：“乡举里选之制废，以文辞取士，至有明而其术穷。”[3]（P92）在中国古代，像方苞、刘大櫆这样赞赏乡举里选的人不少。不过，乡举里选这种举荐虽为选举良法，但不易操作。汉代时期就通过察举选拔贤良方正之士，实施伊始成效显然，但后来弊端丛生，名不符实之事时有发生。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奏朝廷，要求废止科举取士。乾隆皇帝将奏疏交由礼部讨论。礼部讨论后认为，尽管科举存在着一些弊端，不过以前的官学养士和乡举里选的制度比科举制度的弊端更大；如果主持科举考试的考官“循名责实，力除积习，杜绝侥幸”，那么“文风日盛，真才自出”[7]（P850）。古今中外莫不有考试，而公平与否是衡量考试优劣的一条重要标准。科举为古代读书人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很多寒士可以借助科举脱颖而出。科举之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本身有着合理的一面。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考试制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便有力地说明了此点（孙中山先生对这种影响进行过揭示[8]（P585））。自从科举诞生后，以贤能取士的荐举虽还存在，但很难长期成为主要的选士制度，往往是作为科举的一种辅助方式而已。
二 淡泊、释然的应举观
在影响士子的诸多事件中，科举显得尤为重要。士子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实现理想，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科举得意者，易于得到社会的认可；科举失败者，即使才高八斗，有时也难招惊鸿一瞥。可见科举的诱惑力巨大。在古代科举社会，都会出现“百舸争流”的紧张局面，也都会出现类似“范进中举”的闹剧事件。科举像幽灵一样纠缠着历代士子，尤其是死死纠缠那些屡战屡败者，令他们求之不得而又欲罢不能，深深陷入两难的境地。由于科举与名利有着先天性的联系，因此很多应举者在名利的驱动下，视科举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桐城派三祖”对此种现象给予了批判。如方苞在《何景桓遗文序》中曰：“余尝谓害教化败人材者莫过于科举，而制艺则又甚焉。盖自科举兴，而出入于其间者，非汲汲于利则汲汲于名者也。”[2]（P609）刘大櫆在《严遥青诗序》中曰：“科举时文之习，诳诱于其前；而富贵贫贱得失之念，汩没于其内也。”[3]（P74）“桐城派三祖”对身边一些受到名利毒害的亲友、后学深表痛惜。邑人何景桓垂死，“以文属所亲”，必得方苞之序，“死乃瞑”。方苞后来为左华露遗文作序时还述及此事，并叹曰：“夫为科举之学者，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时文之知，至于既死而不能忘，盖习尚之渐人若此。”[2]（P100）姚鼐妻弟张冠琼，“才而早卒”，姚鼐为其遗文作序时叹曰：“余既痛之，而亦咎其以未及壮之年，乃亟欲成名，敝耗精气，而至于短折，何不自惜之甚也！”[5]（P41）从这些言辞中可知，不可倾心于科举与名利，否则易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科举是士子实现理想、获取名利的重要媒介，它对于士子而言可谓一把双刃剑，历代受其益者不乏其人，受其害者也不乏其人。朱熹曾经感叹道：“科举累人不浅，人多为此所夺。”[9]（卷13，P246）顾炎武更为严厉地指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10]（卷16，P17）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少士子参加科举是为了获取名利。名利使他们丧失了理智，迷失了方向。
司马迁曾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1]（P3256）谋利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各行各业都有谋利。不过，士业谋利与其他行业谋利不同。士业谋利若蔚然成风，结果不堪设想：就微观而言，是将士子引入歧途；就宏观而言，是有损国家根基。由于汲汲于名利对士子有害无益，因此“桐城派三祖”主张，对待科举要抱以淡泊、释然的心态。他们身边就有不少亲友、后学淡泊名利。如刘大櫆在《郭昆甫时文序》中曰：“余观昆甫特立之志，方进取于古人，而未有止息。其动履必折中于道义，而穷达祸福不以易其心。”[3]（P96）姚鼐在《代州道后冯氏世谱序》中曰：“余闻右书之考秀山令君，应乡试时，夜揭榜，有走报其已得举者，令君方卧，闻，应之而已，顾熟寐至晓，其气量之宏远如此。”[5]（P38）其中姚鼐所言冯秀山的雅量，不逊色于东晋时期闻“小儿辈大破贼”的消息后而“意色举止，不异于常”[12]（P148）的谢安。“桐城派三祖”身边一些亲友、后学重孝悌甚于科举。如刘大櫆在《蚓窍集序》中曰：“朝廷方入粟补官，以先生之才与其资，皆足以掇巍科、登膴仕，顾弃不取，独奉其太夫人极山水园亭以自乐，此其性情有异于人者。”[3]（P78）姚鼐在《左笔泉先生时文序》中曰：“先生虽文士，而才足有为。其事父母孝，乡举入都，父母见其行，甚悲。故三试不第，遂不复往，为武进教谕。”[5]（P59）方苞在康熙四十五年会试中第四名，惜闻母疾归里而未应殿试，在孝悌与科名不可兼得时，舍科名而取孝悌。刘大櫆、姚鼐在序中所述这两位的孝悌可与方苞相媲美。
八股文是清代科考主要文体。应举者要想得意于科场，就应认真学习八股文。清代科考虽然有时也考诗歌（乾隆二十四年的乡试，才开始设置试帖诗作为科考内容），但它只是八股文后的附带内容，其地位远远不逮八股文。有鉴于此，应举者往往专心学习八股文这一时文而忽视学习诗歌。刘大櫆在《王载扬诗序》中便指出了应举者多不学诗歌这种怪异现象：“然其道皆以《四子》《五经》之书，为八比之时文，至于诗盖无所用之。而天下之习为举子业者，多不能诗；其能为诗者，亦不复留意举子业。”[3]（P65）尽管很多应举者在利禄的驱动下，专心学习时文而忽视学习诗歌，不过当时也有一些人并不重视功名，忽视或放弃学习时文而钟情于诗歌。“桐城派三祖”身边一些亲友、后学便是如此。如方苞在《跋先君子遗诗》中曰：“先君子（笔者按：指方苞父亲）自成童，即弃时文之学，而好言诗。”[2]（P627）刘大櫆在《王天孚诗序》中曰：“胜水王君天孚自爱其才气，而思与古之人为徒，不屑为卑庸鄙恶之文以干时而求进，惟诗歌是耽。”[3]（P67）姚鼐在《吴荀叔杉亭集序》中曰：“荀叔虽无意进取，而工于诗，又通历象、章算、音韵，所著书每古人意思所不到，是则余逊荀叔抑远矣。”[5]（P45）“桐城派三祖”在序跋中所述的这些人淡泊名利，不爱时文而爱诗歌，既提升了自身的文学素养，又促进了清代诗歌的发展。由于他们对诗歌是发自内心所爱，不具有功利性，因此所作的诗歌自会卓然自立于流俗之外。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需要辩证地看待，其结果有时是得中有失、失中有得。科举便是如此。科举成功者不一定无失，而科举失败者不一定无得。顾古湫学习时文不合时俗，其科举屡屡失利，刘大櫆为其时文作序时曰：“古湫之失，不足以蔽其所得，有真得者存焉；世俗之得，顾自以为得耳，彼其所失者多矣。然则世俗未尝有得，古湫未尝有失，虽失之，而行且得之。夫得失何常之有！”[3]（P99）张讷堂虽然乡试顺利，但会试屡屡失利，劉大櫆为其诗集作序时指出，张讷堂会试失利反而成就了自身文学：“盖天所以挫抑之，使其胸中浩然之气蕴而不出，郁而不舒，因之羁愁感愤，适遇夫风霜雨露山水花鸟，而莫不抉其幽深，形于咏叹，尽发之为文章，以传于后世，增益其所不能，固在于此。”[3]（P86）就是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也并非意味着一定能实现远大的人生抱负。如朱子颖虽中进士，但志愿不遂；而朱二亭虽科举无成，但“放情山水”“高吟自适”。姚鼐为朱二亭诗集作序时曰：“子颖虽富贵，而志终不伸；二亭虽贫贱，而可谓自行其志，卒无余恨者也。”[5]（P260）由于科举得失难以评判，因此，应举者对科举结果不必过于计较，顺应天命，方为不累。方晞原学习时文，“遵唐、归之遗轨，而不惑于后世之趋尚”，不过当时与他同学者，“操速化之术，多窃巍科以去”，而方晞原不为之所动。刘大櫆对方晞原的应举态度颇为欣赏，并为其时文作序时安慰道：“彼其得之者，自喜以为术之工，而不知其为天之授也。天苟授之，使其为晞原之文，岂遂不得邪？夫学为速化之术者多矣，岂其皆得邪？为晞原之文而得，所谓两得之也；为速化之文而不得，所谓两失之也。”[3]（P97-98）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期间，陈仰韩学于姚鼐，惟姚鼐之言是听，所作之文深得姚鼐称许，但他久困科场。姚鼐为陈仰韩时文作序时指出，这并非由于其文不善，也并非由于其文有悖于时风，而是由于时机未到，只有顺应天命，等待时机，最终会获得成功。他说：“夫草木之荣华同本，而迟速异时。夫守己不变以俟时者，此亦士信道笃自知明之一端也。”[5]（P65）功名权势取决于时运，人生境界取决于修养。由于科举结果不可预测，因此，刘大櫆与姚鼐勉励弟子，只有以释然的心态面对科举，以超脱的精神面对功名，才会不堕入利薮，不自寻烦恼。刘大櫆与姚鼐在教育弟子上煞费苦心，他们既重视为文教育，又重视心灵启迪，将为文问题引入生活领域之中，将应举问题引入人生期待之中。
三 时文学习上的期待
古文与时文在思想表达上相通，在文理结构上也有着一些共性，因此，学习古文有助于时文写作。“桐城派三祖”论及时文写作时，都重视以古文为时文，以古文来滋养时文，并对其原因进行了说明。如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例》中指出，若研究汉代书疏以及唐宋八大家古文，以求《春秋》《国语》《战国策》《史记》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2]（P613）。刘大櫆在《方晞原时文序》中指出，对于应举者而言，“习其业者，必皆通乎六经之旨，出入乎秦、汉、唐、宋之文，然后辞气深厚，可备文章之一体，而不至龃龉于圣人”[3]（P97）。姚鼐在《姚惜抱尺牍》中也指出：“大抵从时文家逆追经艺、古文之理甚难，若本解古文，直取以为经义之体，则为功甚易。”[13]（P39）为了给学习时文提供有益的指导，乾隆皇帝要求方苞编纂《钦定四书文》这一重要的时文教材。该书编成之后，对当时科考产生了重要影响。乾隆九年谕旨曰：“乡会试及岁科试，应遵《钦定四书文》为准。”[14]（P298）方苞是清代古文家，乾隆皇帝将编纂《钦定四书文》这一光荣而重要的使命委托于他，说明古文与时文二者之间有着相通之处。姚鼐主讲书院期间，曾编纂《古文辞类纂》这一重要的古文选本，也曾编纂《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这一重要的时文选本。在姚鼐的心目中，古文学习与时文学习可以双管齐下，在学习时文时还需学习古文。尽管以时文为古文会削弱古文的醇雅风格，但是，以古文为时文会提高时文写作水准（钱仲联先生对此问题有过论述[15]（P78））。可见，合理把握古文写作和时文写作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应举。桐城派作家的整体科考结果喜人，取得进士与举人的作家较多。这些科考成功的作家大多受到“桐城派三祖”的影响，在以古文为时文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经验。
时文是读书人获取名利的重要媒介，时文写作往往是“凭思维之力去建立观点”，“作者的感情、生命无法注入进去”[16]（P99）。尽管时文写作要代圣贤立言，学习时文要认真研读经书，但是，很多应举者在利禄的驱动下，投机取巧，追求速效，背诵时文成文而忽视研读经书。因此，时文对于应举者而言固然重要，却不被一些学者、作家所看好。他们往往认为，时文只是小技，不足为道。方苞就对时文评价不高，其《杨千木文稿序》曰：“时文之于文，尤术之浅者也。”[2]（P608）虽然方苞不看好时文，但他并非主张应举者不要学习时文，而是希望应举者在学习时文上不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应该多培养学识：学充养邃，发而为文，自然与众不同。其《刘巽五文稿序》就以友人为例来加以说明：“巽五之学，于经、史、百子无不淹贯，而以为时文，故其择之也精，其语之也详，虽其外不为惊人之言，而理精体正。时文之可久存而不敝者，必此类也。”[2]（P621）刘大櫆对待时文的态度有些复杂。他有时对时文评价不高，如其《綦自堂时文序》曰：“余尝谓时文小技，然非博极群书不能作。”[3]（P100）有时对时文大肆批判，如其《张俊生时文序》曰：“今之时文，号为‘经义’。以余观之，如栖群蝇于圭璧之上，有玷污而无洗濯。”[3]（P104）有时对时文评价很高，如其《徐笠山时文序》曰：“夫文章者，艺事之至精；而八比之时文，又精之精者也。立乎千百载之下，追古圣之心思于千百载之上而从之。”[3]（P93）刘大櫆对待时文的这三种态度，我们应该给予不同的分析：第一种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时文而言，第二种是针对功利之徒所作的庸烂时文而言，第三种是针对饱学之士所作的卓越时文而言。黄强先生在《论八股文的不同品位——兼谈古代文化研究中的实事求是态度》一文中，曾对明清时期一些文人所说的这几种时文进行过论述[17]（P39-44）。姚鼐对时文屡次作出很高的评价，如其《停云堂遗文序》曰：“经义之体，其高出词赋笺疏之上，倍蓰十百，岂待言哉！可以为文章之至高，又承国家法令之所重，而士乃反视之甚卑，可叹也。”[5]（P53-54）其《陶山四书义序》曰：“明时定以经义取士，而为八股之体。今世学古之士，谓其体卑而不足为。吾则以谓此其才卑而见之谬也。使为经义者，能如唐应德、归熙甫之才，则其文即古文，足以必传于后世也，而何卑之有？故余生平不敢轻视经义之文，尝欲率天下为之。”[5]（P270）虽然在对待时文的态度上，“桐城派三祖”的观点有别，但是在对待如何学习时文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相同，都认为学习时文应重视吸收古文、学识等养料，只有丰厚殖，方能作高文。由于时文有关应举者的前途，因此应举者大多重视学习。不过，若在学习时文上花费过多功夫，这对应举者学习古文势必有所影响。明代古文名家归有光60岁时方中进士，由于长期学习时文耗费了不少精力，因此对他古文成就的取得产生了一定的限制。虽然“桐城派三祖”推崇归有光的古文，但是他们也不讳言归有光古文之失。如方苞在《书归震川文集后》中曰：“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有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岂于时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两而精与？抑所学专主于为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与？”[2]（P117）方苞对归有光长期学习时文而限制了古文成就这一因果关系还只是抱以揣测的态度，而刘大櫆在《汪在湘文序》中则肯定地说道：“欧、苏既没，其在明代，惟归氏熙甫一人。然熙甫求为进士而不得，劳其心于八比之时文，而以其余力作为古文，故其置身不及唐以上。”[3]（P55）对归有光的推崇与惋惜二者兼有的复杂心情，在刘大櫆的言辞中表露无遗。由此可知，学习时文但又不执着于时文，并非一件易事！ 虽然“桐城派三祖”重视以古文为时文，不过以古文为时文并非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古文也好，时文也罢，二者都属于文学范畴。文学与品行相比较，“桐城派三祖”更为看重的是品行而非文学，尽管他们都以文学名世。他们认为，言为心声，文如其人；要想作好文，首先做好人。如方苞在《杨黄在时文序》中曰：“自明以四书文设科，用此发名者凡数十家。其文之平奇浅深、厚薄强弱，多与其人性行规模相类。或以浮华炫耀一时，而行则污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亦必销委焉。盖言本心之声，而以代圣人贤人之言，必其心志有与之流通者，而后能卓然有立也。”[2]（P100）刘大櫆在《杨黄在文序》中曰：“夫自古文章之传，视乎其人。其人而圣贤也者，则文以圣贤而存；其人而忠孝洁廉也者，则文以忠孝洁廉而存。匪是，则文必不工，工亦不传。”[3]（P53）姚鼐在《稼门集序》中曰：“其所孜孜而为者，君子之事也；津津而言者，君子之言也。故其诗与文，无鞶帨组绣之华，而有经理性情之实。士守其言，则为端士。”[5]（P274）文行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话题，历代作家对之所作的解读主要有文与行合、文与行离两种观点。“桐城派三祖”重视将文纳入行中考察，认为文只不过是行的外在反映。他们从文与行合的立场出发，期待应举者文行兼修。此举对桐城派后学深有影响。在桐城派阵营中，就有不少作家，既可以才思敏捷的文人视之，还可以经明行修的儒者目之。就此而言，桐城派規模宏大且存续时间漫长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带来了古文创作的繁荣与兴盛，还有力地促进了道德之学的发展，进而从整体上提升了清代社会的道德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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