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羁的快乐,缺位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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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以傣族泼水节的网络游记文字为分析对象,从巴赫金“狂欢”理论出发,利用内容分析方法,研究游客在傣族新年泼水节活动中的旅游体验特征。研究发现,傣族泼水节作为一种鼓励全民参与的节庆活动,传统被蔑视,等级被抹平,身份被消解。游客将日常生活中的严格规范抛诸脑后,享受当下,纵情欢乐,可以认为傣族泼水节在一定程度符合巴赫金对狂欢文化的概括。然而,游客在傣族泼水节上的狂欢体验还有巴赫金理论中未提及的两个独特表现,即狂欢体验的战争化和狂欢中的性骚扰。泼水节中类似于“战争”的体验成功地调动游客的激情,使之成为一种集体癫狂性的力量。并且,女游客更容易成为“战争”攻击的对象,这种攻击包含在性意味的体验中,并发展出比日常更为显著的形态。文章认为,傣族泼水狂欢体验区别于巴赫金理论的原因在于游客狂欢感受的去魅性与泼水节的商业化取向。
  [关键词]游客体验;狂欢;巴赫金;内容分析;傣族泼水节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7-0099-09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7.015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西双版纳被规划为民族旅游胜地以来,“泼水节”不再仅留存于文化想象和文学描绘中,而成为主流社会亲临体验少数民族文化的典型性形式。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通力合作,将泼水节冠以“东方狂欢节”的美誉以扩大其异域文化的独特吸引力。每年公历4月13日至15日,各地游客聚集在澜沧江畔、泼水广场,以及景洪市的大街小巷,和本地人一起体验“真实”的泼水节。熙攘的人群、炙热的天气、劈波斩浪的龙舟赛、劈头盖脑地打水仗,它们生动地诠释了“东方狂欢节”的狂欢特质。美国学者Kirshenblatt-Gimblett将节日视为“浓缩的文化物象”,而集气氛、活力、情感、想象性与戏剧性于一身的节庆活动往往成为民间文化的焦点和高潮[1]。因此,亲自参与、体验少数民族节庆活动,对于探寻异质文化经历的游客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2]。
  有关傣族泼水节旅游的文献中,民俗节庆传统意义的转变和固有功能的异化是研究者关注的话题。在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策划、组织、经营的傣族泼水节中,傣历新年节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内涵,如神圣的水文化、“予”与“报”的宗教观念、佛像沐浴等宗教典礼[3],被泼水节的商业盈利导向和游客的狂欢行为所淡化甚至消解[4]。另有学者从“传统再发明”的视角出发,将傣族泼水节视为国家权力和民间传统相互对立、融合的过程,它稀释了“国家”“地方”“官方”“民间”的等级结构[5]。从“传统再发明”的观点出发,节庆旅游研究逾越了旅游文化商品化的简单批判,从而转为对节庆旅游中多层关系网络的探究[2]。
  不可否认的是,泼水节旅游活动的完成有赖于多样化游客群体的主动参与,他们的参与使得官方组织的传统节庆变成了众声喧哗的盛会。然而,游客的发声不仅出现在活动现场,还活跃在网络空间中。如今,通过网络分享旅游经历已被众多旅游者青睐。胡传东等认为,网络游记对于旅游体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6]。在傣族泼水节的旅游中,狂欢是游客体验的核心,如同官方在旅游宣传中对泼水节的定位——万人泼水大狂欢。本文以傣族泼水节网络游记的文字部分为分析对象,利用内容分析方法,研究游客的狂欢体验特征。
  1 文献综述
  1.1 节庆体验
  旅游体验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是个体以情感或情绪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独特经验[7]。旅游体验是日常生活体验的延伸与变异[6],它与日常体验之间差异是旅游学研究的基础[8]。节庆是人类文明历程中民族文化的再现和凝聚。它涉及宗教、劳动、交际、文娱等各个方面,包含了宗教仪式、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娱乐休闲等众多内容[9]。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节庆旅游成为典型的文化体验方式,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有学者指出,节庆体验是一种休闲体验,即放松身心、畅享自由、快乐无忧、忘却自我。这种体验与Csikszentimihalyi的“畅爽”体验相近,即游客深浸于节庆活动中,游刃有余地支配自身行为与周围环境,从而意识不到时间与空间。亦有学者如Falassi和Getz将游客的节庆体验解释为“阈限”(liminal)体验[8]。“阈限”一词分别由Gennep和Turner提出,指的是两类事物在替换过程中的一种临界状态;这种状态有模糊性、开放性和暂时性的特点,包括教徒朝拜圣地、世俗的狂欢节等均具备阈限性[10]。在Ryan[11]、彭兆荣[12]、马凌[8]、孙九霞[13]的旅游研究中,“阈限”指游客在异地环境中,通过角色颠覆、身份变更等异化行为,产生了偏离日常生活的独特体验。比如暴力是日常生活中理所不容的行为,但在体育节庆中,身体攻击、群体斗殴这种体育暴力,似乎变得合乎情理而被部分游客坦然接受。更有甚者嗜好体育暴力,通过观看、参与暴力达到一种忘我的阈限状态,从而享受施虐和受虐的快感。
  除了阈限体验之外,许多学者发现节庆旅游可以使游客在社交中获益。比如通过共同参与节庆活动,个人与亲人、朋友更亲睦、和谐地相处,增进了平素的情感[14]。此外,素不相识的游客在节庆活动中形成临时的旅游共同体,这个“陌生”的共同体可以让其中的成员卸下日常生活面具、忘记阶层和身份差异,消除紧张感和压抑感,从而得到悠然、本真的旅游体验。如Gabbert在美国爱达荷州马可镇的冬季狂欢节中发现,游客身份在节庆活动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重塑[15]。
  在对傣族泼水节的旅游体验中,马凌列出了游客体验感知价值的多个维度,它们包括文化认知、享乐、社交、服务、经济便利、情境和功能这7个方面[16]。马凌在她另外一篇傣族泼水节的研究中发现,泼水节游客体验的核心是阈限性,即游客在泼水行为中得到一种短暂的、逾越时空的阈限体验;其具体表现为集体性的疯狂、颠倒日常的行为模式,游客角色改变带来的自由、平等与本真[8]。孙九霞等指出,不仅游客能在泼水活动中获得阈限体验,旅游从业者亦能从中获益。旅游从业者的“类阈限”体现表现为:工作规范与紀律被淡化;沉浸于愉悦;与游客互动中的和谐交融[13]。   1.2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
  按照法国学者涂尔干的说法,在节庆期间,人们处于与日常生活相反的迥异状态,即人们在节庆期间会有大量超乎寻常的行为,如大声叫嚷、剧烈的肢体动作等,以忘却日常烦恼。涂尔干认为,大量节庆实例证明,民众在节庆期间通常会表现得狂放不羁,任意跨越许可和禁忌之间的界线[17]。巴赫金是20世纪前苏联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结构主义符号学家,他解读了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代表作家拉伯雷的长篇小说《巨人传》,并提出著名的“狂欢”理论,其理论运用于多门学科中。早在古罗马的农神节中,民间狂欢就普遍存在。狂欢节在中世纪得到发展,并兴盛于当代的大众文化中。巴赫金将历史悠久的狂欢现象理论化,并视之为解构权力、解放人性,创建自由、民主乌托邦的文化策略[18]。
  巴赫金回顾了西方的狂欢式生活史,他认为无论是古罗马的农神节,还是中世纪的愚人节、谢肉节、复活节都充斥着狂欢的本质。狂欢节是“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暫时消除了“普通的规矩和秩序”、官方的“法令和禁令”外,它与中世纪教会严酷的统治、固化的等级秩序分庭抗礼。巴赫金进一步将现实世界和节庆世界划分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在第一世界里,统治阶级在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与之相对,普通民众过着刻板且规律的日常生活,他们屈从于政治统治和教规教义。第二世界则是“颠倒的世界”,它模糊了年龄、身份、阶层、资产、门阀、等级的边界。在第二世界中,民众纵情狂欢,否定神圣事物和第一世界的惯常逻辑,甚至将之曲解、揶揄与亵渎。因此,第二世界是“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是暂时通向乌托邦世界之路”[19]。
  狂欢节的参与者为“人民整体”,这个整体以非官方的形式自觉自愿地组织起来。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没有舞台,没有脚灯,没有演员,没有观众”;“它展示了个体存在的另一种自由形式”,“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在“新型而纯粹”的人际关系基础上,巴赫金归纳出狂欢式体验的4个特点:(1)“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即人们相互间的任何距离、等级都不再存在。(2)“插科打诨”,即人的行为、语言脱离日常惯例,如喜剧式的打赌和指天发誓、打嘴仗、粗言秽语、顺口溜等,充满名不副实与荒谬离奇的效果;然而正是这类言语表达出狂欢感受和对正统世界的反抗。(3)“俯就”,西方狂欢节有一个独特的仪式——国王脱冕和小丑的加冕,国王被摘下皇冠、小丑则戴上皇冠,国王与小丑身份调换。此时圣洁与粗俗、崇高与卑下、伟大与渺小、智慧与愚昧本末倒置,相互混淆,其核心为交替与变更的精神。(4)“粗鄙”,即“狂欢式的冒渎不敬”“对神圣箴言的模仿讽刺”[20]。
  另外,狂欢活动在“狂欢广场”举行。“狂欢广场”既是具体的场地,如广场、公园、街道,也是全民、大众的象征,它代表着人的自由状态,以及与他人形成共鸣的空间[18]。
  张骁鸣等学者认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虽然较为强调狂欢节颠覆、破坏的特点,但是他关于“狂欢节可以在特定场所内暂时地建立一个非现实世界”的论断是合理的。因此,狂欢理论可以分析中国类似的节庆活动,比如汉族的传统庙会、凉山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等[21]。
  本文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从网络博客入手,研究游客参与泼水节的体验特征。之所以选网络文本而弃访谈文本,主要考虑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游客可以畅所欲言,更容易表达出较为真实想法,而在访谈过程中,游客的叙述难免有所顾虑和隐瞒。在网络话语空间中,游客的多元性以及游客间的互动所呈现的话语特征,直接参与和界定了狂欢体验的表述。本文试图利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展现出游客狂欢体验的具体过程和形式,并在文章的最后从大众文化、旅游体验商品化的角度探讨游客的泼水体验与巴赫金狂欢体验之间的异同。
  2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在新浪博客、网易博客、天涯论坛、蚂蜂窝、磨房网等网络平台,以“傣族泼水节”“狂欢”“傣族新年活动”“云南景洪”为主题词搜索近5年来的网络游记。筛选游记的原则为:首先,在内容上仅选用傣族新年的泼水节活动,剔除人为再造的“泼水节”,如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的“泼水节”。其次,样本游记的信息完整、准确,旅游活动的描述全面、细致,情感表达可信度高。再次,删除具有广告和网络推手杜撰的游记,以及有明显复制抄袭痕迹的游记[6]。检索的起始日期为2011年1月1日,截止日期为2016年6月1日。经过筛选,确定72篇游记作为研究样本,总字数45 274。
  笔者对筛选出72篇游记的文本内容进行整理,剔除与研究对象无关的字句、表情符号、英文缩写、数字等内容。根据内容分析的基本程序,确立内容分析框架,并根据分析框架对文本内容进行编码,计算出各个类别出现的次数。然后,采用ROST CM6对文本内容进行词频分析,以获得高频词和词频数据。在确定分析框架后,笔者请3名掌握内容分析方法的编码者分别进行编码;对于编码不一致的情况,笔者与编码者通过相互讨论以达成统一。
  3 研究结果
  3.1 研究数据分析
  傣族泼水节在原生地举行,以奇观异俗的形式满足游客的好奇心理;游客主动参与其中,享受与人互动的快意[9]。因此,傣族泼水节的旅游活动属于参与式旅游。所谓参与式旅游指当旅游资源作为吸引物和承载物时,旅游者不再是被动地观看,而是亲身地投入;旅游者不只观赏旅游资源,还直接进入旅游活动中,成为其中的一员,满足自己的身心需求[16]。因此,在旅游行为方面,参与式旅游不仅包含游客用眼去“看”,还有躯体的整体运动、身体局部细微动作等全部外部举动。王宁认为,旅游体验并非完全由旅游吸引物所决定,它的关键因素是个体基于相关行为活动的主观感知;即个体的行为和主观感知是旅游体验的重要核心[22]。在傣族泼水节中,由于游客们的“身体力行”,其旅游行为成为了旅游体验的来源和焦点。本文在对72篇网络游记的内容分析基础上,将旅游行为进行编码,并归纳为4个类目,即纵情欢乐行为、怪诞行为、攻击(被攻击)行为、打破禁忌行为。其中,纵情欢乐行为指纯粹的快乐行为,表现为游客发自内心的笑;怪诞行为指古怪、不正常的行为;攻击(被攻击)行为指游客间的泼水互动;打破禁忌行为包括颠覆性别刻板印象行为,如女性持水枪攻击男性行为;挑战权威行为,如向警察泼水行为。不同行为带来了相对应的旅游体验(表1)。其中,攻击/被攻击行为高达70.4%,其次为纵情欢乐行为,占到21.2%,再次为怪诞行为4.3%和打破禁忌行为4.1%。   巴赫金狂欢理论中的狂欢行为分为4个类别,即接触行为、插科打诨行为、颠覆社会秩序行为和冒渎不敬行为。接触行为指人们之间不拘行迹、随便而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行为指不流血的言语攻击、如喜剧式的打赌和指天发誓、打嘴仗、顺口溜等;颠覆社会秩序行为指国王的脱冕行为;冒渎不敬行为指对神圣物的歪曲与亵渎[20]。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游客在泼水节中的行为和巴赫金描述的狂欢行为有相似之处。第一,泼水互动可以看作是游客间没有特定对象、随性的接触行为。第二,游客在泼水节上不太顾及个人形象的各种笑,以及游客的奇装异型可以算作一种不拘形迹的行为。第三,插科打诨中“不流血的攻击”在泼水节打水仗中随处可见。第四,在泼水节的网络文本中充斥者各种俗语、网络黑话和粗口。
  然而,巴赫金认为狂欢行为的核心是对权威结构的解构和颠覆,它使得狂欢节达到解放人性的高度[18]。在傣族泼水节中也有类似的颠覆行为,但仅占到4.1%,其具体表现为向代表权威和秩序的警察泼水。如网友所言,“平时不敢,现在可以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然而,这种行为局限于个人恩怨和单纯泄愤,它不考虑行为目的和意义,纯粹由情绪支配、随心所欲,并带着感官刺激,如网友直呼“过瘾”“好玩”,其很难构成对现有秩序的质疑和挑战。除此之外,游客在傣族泼水节上的狂欢体验还有巴赫金理论中鲜为提及的两个独特表现,即泼水行为、感受的战争化,以及狂欢中的性骚扰。下文将从这两方面展开论述。
  3.2 旅游体验的“战争”隐喻
  网络游记的显著特征是将泼水行为战争化,近80.2%的文章均体现这点。如在行文中出现“前锋”“狙击”“攻打”等战争术语和“满大街成为泼水的战场”“现时的泼水节已经不是小打小闹,轻重武器齐备,十八般武艺全有,到处可以看到那种水弹”等语句。有32.1%文章通篇将泼水节行为比拟为战争行为。从这些文章中看出,除去游客的临时起意和从众行为外,游客的泼水行为更类似于布局缜密的战役,如15篇游记均从备战、指挥、进攻、防御、撤退等类似于战役流程的叙事结构来详细描写泼水行为(表2)。
  傣族泼水节的本意是“互祝吉祥、幸福、健康”[2],为何在网络游记中却成了短兵相接、相互厮杀的“战争”隐喻?隐喻被定义为人们以另一件事或经验来理解这一件事或经验,这个过程涉及从始源域(source domain)向目的域(target domain)的投射。认知语言学家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原因是人们在语言表达中习惯性地使用隐喻。此外,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23]。虽然泼水和战争是两个不同范畴——一个是旅游休闲娱乐,另一个是武装冲突;但泼水行为在战争的基础上被建构、理解和表达。在此隐喻过程中,战争的特征从始源域,即战争域,投射到目的域,即娱乐域。
  另外,人类社会的战争属性是战争域普遍存在的前提条件。战争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是远离硝烟的当代社会仍然具备战争属性。一方面,纵观人类文明史,战争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且塑造了各民族的精神文化、意识形态、思考方式和语言形式。另一方面,由于领土争端、资源争夺、宗教分歧等原因,在全球小范围内,真实的战争依然不时爆发,战争隐喻具备现实基础[24]。因此,战争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普遍性方式。贾玉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无数次战役、直接或间接的战争体验,不仅为汉语积累了大量的战争词汇,也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即将各种紧张的、对抗性的事务隐喻为军事行动[25]。
  对战争隐喻的泼水节活动的感知中,在词频与语义的分析基础上,从80个高频词中筛选出能够反映战争行为感知的36个形容词,然后对这36个形容词进行开放性编码,并进行主轴编码的相关关联。结果显示,36个词汇可以归纳为3个集合,分别为:刺激、幸福、反感。其中,刺激指“新鲜”“好玩”“过瘾”“爽”;幸福指“快乐”“开心”;反感指“厌恶”“可恶”。同时根据词汇频数统计,表示刺激类的词汇数量最多,占69.5%;幸福类其次,占20.6%;反感类仅占9.9%。与对战争普遍的感知,如恐惧、痛苦相反,游客从类似战争的泼水行为中感到了狂热的激情。那么,战争是如何成功地调动游客的激情,使之成为一种集体癫狂性的力量?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有攻击或毁灭的本能,它表现为破坏性、打击性、挑衅性、侵犯性或纷争、搏杀、战争等形式。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法完全遏制人类的侵略性本能,但可以通过非战争的渠道将之发泄[26]。因此,人的毁灭本能以非战争的形式得到释放。在傣族泼水狂欢中,日常生活的规范和禁令暂时取消,如同网友所言“这泼水节上,一切不可能皆有可能”。人的本能等非理性因素被合理激发,泼水行为使得“攻击或毁灭”的本能得到了替代性满足,从而产生了诸如“刺激”、“过瘾”等快感。
  3.3 狂欢中的性骚扰
  在网络文本中,泼水行为被比拟成战争,那么战争的对象是谁?巴赫金认为狂欢节是广场式的平等与自由自在,人与人不拘形迹地交往[20]。从多篇网络文本可以看出,泼水行为是游客自发行为,“攻击”的对象大多为互不认识的游客或当地人。在这个短暂的“陌生人社会”中,由于彼此生疏,游客可以“无需顾忌、随意接触”地与陌生人泼水玩乐,从而形成“新型而纯粹的人际关系”。
  但是在性别选择上,72.2%网络文本认为是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更容易成为攻击对象。本文将包含有攻击女性行为的文本择出,共有52篇,其包含3个主要类别:(1)友善的泼水行为,(2)一般性骚扰1,(3)严重性骚扰,所占比例分别为58.3%、24.2%和17.5%。35.8%的游客对这種行为感到反感,甚至愤怒,如“每当我看到美女被一群痴男猛攻的那一幕,都心如刀割,那帮人太禽兽了!我默默地站在一边,仔细观察着他们的兽行,对于这类人,一定要进行最猛烈的批判。”
  在“陌生又亲近”的节庆空间中,被泼水的女性的身体轮廓鲜明地显现,甚至遭到男性游客粗鲁、冒犯的对待。这种狂欢式的“粗鄙”和“冒渎不敬”包含在性意味的行为中,并且发展出比日常更为赤裸的形态。在一个以性为耻的社会中,含有性意味的行为是对严肃话语有效的消解方式,无论严肃话语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具象的阶级落差,抑或抽象的道德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桎梏的男性游客们选择毫无顾虑地攻击、骚扰女性来营造一种反政治正确的氛围,如同有学者指出的,泼水节是宣泄日常生活烦恼和压力的阈限体验[8]。在这种语境下,节庆中的体验可以接纳不同于现实社会的价值观与是非观,即道德让位于娱乐。由此推论,低道德要求的节庆世界很好地释放了游客心中的非理性情绪、满足了他们不被现实所容的欲望。大众趣味获得了文化豁免权,甚至因为基数的浩大而被看作是不证自明的真理。因此,性骚扰被归类于“玩笑”或“小事”的范畴,类似性骚扰的行为成为了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和“泼水节就该这么过”的宣言,如网友所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欲望在泼水节中可以释放,我们没有恶意,你看大家玩得多么开心、多么自在”;“我在泼水节就是图个乐子,别跟我讲仁义道德”。更有甚者认为女性被人泼水骚扰是“她至高无上的荣誉”。   另外,由于人数多、场面杂,以及犯罪成本低、追责成本高,节庆旅游看似成为性骚扰的法外之地,定性性骚扰事件和民事处罚变得举步维艰。其后果是被骚扰者不愿公开,公开后难以追责,且又承受不该有的压力;而骚扰者却安之若素。如同女性主义法学家Mckinnon所言,性骚扰行为是社会性别化的,它反映出性别权力结构的失衡[27]。不可否认的是,从网络游记的描述来看,女性游客的确能在泼水狂欢中感到快乐。但是,当数量和体力均占优势的男性游客把女性游客团团围住,即使有女性反感这种不尊重她们意愿的行为,却难以逃离这个游戏,如网友所言“别打着狂欢的幌子来伸出那‘咸猪手’,不是每个女人喜欢被一大群男人来围着淋湿了乱摸的”,“不要让女游客如同羔羊一样任人摆布”。另外,巴赫金强调,狂欢节没有等级、没有边界、不受限制,全民都可以参与[19]。即使没有一位女性游客因为她的性别身份而被泼水节拒之门外,但由于担心被男性攻击,或者出于对狂欢气氛中异性群体的本能恐惧,部分女性游客选择主动回避泼水狂欢。由此看出,泼水狂节张扬了被传统文化定位的男性优越心理,强化女性弱势地位,从而导致了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以及性别刻板印象的愈演愈烈。节庆活动作为一个阈限体验,可以具有与现代文明相悖的伦理观与是非观,它能够帮助游客摆脱日常生活的桎梏,享受现实难觅的自由与乐趣,但它不应以漠视女性权益为前提。
  4 结论与讨论
  尽管巴赫金主要通过分析文学文本《巨人传》去构筑狂欢理论体系,然而判定一种理论对于研究问题的有效性,除了要看研究对象是否符合这一理论的论域外,更重要的是看它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无阐释的能力[28]。傣族泼水节作为一种鼓励全民参与的节庆活动,它能够让参与其中的游客忘却日常与正统,全身心地投入自我与他人的交往中[8]。在泼水广场、澜沧江畔等巨大的狂欢空间,传统被蔑视、等级被抹平、身份被消解。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将日常生活中的严格规范抛诸脑后,享受当下、娱乐眼前、纵情欢乐。整个泼水狂欢过程充满了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可以认为,傣族泼水节在一定程度符合巴赫金对狂欢文化的概括。
  然而,傣族泼水节庆旅游是以旅游消费为主导的大众旅游,游客在此过程中的狂欢体验和巴赫金的民间狂欢体验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
  第一,狂欢的去魅化。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来源于对欧洲传统节庆的分析。西方狂欢节的起源包括古代的酒神节、农神节和谢肉节。前两个节日均为了祭祀神灵,这使狂欢活动具有了高尚感、庄重感、敬畏感和神秘感[21]。人们在狂欢节中得到精神洗礼,在现实生活中会更加健康和节制,而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狂欢节实际上寄托了人类乌托邦式的理想,即永久化解矛盾,建立一個安定、和谐、臻于完美的社会[29]。总之,巴赫金笔下的狂欢是在神的名义下进行,凸显的是大写的神。大众旅游的狂欢出现在巫术力量的退场、科学技术的兴盛、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的现代社会,它取悦的对象从神祇转向大众,狂欢节的参与者从向外部寻求庇护,转向对自身的重视。现代意义的泼水节挖掘个人身上被忽视的潜能,通过疯狂的行为——泼水、激战、嬉笑等来展现草根的威力,凸显人的主体性和本质力量。但在这种草根的狂欢中,如果没有健康积极的引导,泼水节会因为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神圣与崇高,而坠入无所惧惮、不知餍足的趣味之中。
  第二,从本真的自发性到被商业操控。在巴赫金笔下的狂欢节上,人们身着奇装异服,在广场上相互嬉戏、辱骂甚至殴打;他们悠然自得,反对专制、统一的官方力量。大众是狂欢节庆中自发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裁定者。因此,狂化节是大众自发、自觉的产物,它的根基是大众的自由本性。
  大众旅游虽然属于大众文化,但它从生产到消费并非自发形成,而是人为策划、安排,以及按部就班地实施。在旅游化的民族节庆活动中,以政府为主导的组织行为操纵着民间活动的重构和运作,并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推波助浪。从傣族泼水节的发展历史来看,自1998年开始,为了增加“狂欢”的气氛和游客的参与度,景洪政府将泼水的地点从定点扩大到街道。在之后的1999年傣历新年节开幕式上,当地政府正式强调了“旅游兴州”的战略,“节日搭台,经贸唱戏”的官方定位已然成为景洪节庆的惯例[2]。因此,景洪政府的节庆活动组织一方面延续了傣历新年节庆仪式的功能,另一方面则以旅游经济和地方发展为出发点,对它进行了整合与改造。泼水节期间的日程组织、活动项目的安排(尤其是节日期间的商贸活动),以及泼水的地点和方式,均由当地政府定夺,而传统的主体——普通大众,则成为被动的参与者,被纳入政府的规定动作之中。
  不可否认的是,景洪政府对傣族泼水节的重构并非将其演变为如“天天泼水节”这样完全商业化的旅游产品,但商业化对傣族泼水节的刺激作用不可小觑。这种刺激表现在改造后的泼水节对资本、市场、消费具有更强的吸引力。然而,游客群体是异质、多层、多元价值取向的群体,面对众口难调的难题,对节庆的组织者来说,便捷的做法是找出游客文化趣味的“最小公约数”,而这个“最小公约数”往往指向人浅层的感官刺激和生理满足[29]。
  因而,这种商业化为导向的大众文化导致了泼水狂欢节趣味的世俗化。尽管在巴赫金的狂欢节上,人们也拿女性身体和性开玩笑,但是狂欢节中妇女的身体,特别是怀孕妇女的身体代表了死亡和新生的辩证统一,喻示着“死亡是新生的前提,而新生最终也会走向死亡”这样一个循环、更替的生命过程[19]。与此相比,傣族泼水节折射出公众对男性霸权文化的迷恋,并建立了大众对女性物化地位的再次认同。
  综上所述,如何引导泼水节,使游客在狂欢的同时做到彼此尊重,更多地去感悟泼水节的传统文化内涵,则是另外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
  致谢:感谢华南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朱竑教授、马凌博士对本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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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Water Splashing Festival of the Dai ethnic minority has become a main channel for people to experience the minority culture ever since Xishuangbanna became a tourist attraction in the 1980s. The revelry features crowds, hot weather, dragon boat racing, and water fights.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ed that tourists’ experience of carnival is confined to the foreign land where the tourists deviate from their everyday life through abnormal behavior. However, what exactly is unique about tourist experience? Drawing upon Bakhtin’s theory of carnival, this paper stu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t experience in the Water Splashing Festival via content analysis of travel blogs.
  Mikhail Bakhtin was well known as one of the most eminent scholars and thinkers of Russi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 centered his theory and studies on carnivals as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edieval ages, when the church dominated everyday life and people followed rituals. Bakhtin viewed carnivals as another aspect of life, where hierarchy taboos and commandments were breached. He believed that participants in a carnival are free and equal, who should not feel restrained by the real Christian authorities; therefore, carnivals are people’s second life filled with laughter.
  The Water Splashing Festival demonstrates almost all characteristics of a carnival as described in Bakhtin’s theory, including carnival laughter, carnivalized language, carnival square, and carnival body. It is found that the Water Splashing Festival of the Dai ethnic minority, as a celebration that encourages the participation of all individuals, has made conventions despised, hierarchies overturned, and status broken down. The fact that tourists leave strict norms behind, enjoy the moment, and indulge in joy during the celebration is also believed to be consistent with Bakhtin’s description of carnival culture. However, the core of Bakhtin’s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carnival’s function of challenging authority and subverting social order, is missing in the Water Splashing Festival. Tourists are motivated purely by excitement but not political goals. Analyses of the tourist experience have revealed two unique features not described in Bakhtin’s theory, that is, war and sexual harassment. Specifically, the war-like experience can easily stir up passion in tourists, making it a collective power of mania. Female tourists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targets of attacks that come in the form of sexual harassment.
  The current study concluded that it is the disenchant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elebration that distinguish the Water Splashing carnival experience from those conceptualized in Bakhtin’s theory. Firstly, the Water Splashing Festival of the Dai minority is a grass-rooted carnival that represents a denouncement over the dominant ideology. In contrast, the carnivals that Bakhtin described serve the purpose of worshipping gods, which makes the revelry noble and mysterious. Secondly, the Water Splashing Festival has indeed become more commercialized over the past decade. Sex has become a selling point to attract more visitors and potentially generate more profit, which in turn makes the festival brutish and coarse.
  Keywords: tourists’ experience; carnivalesque; Bakhtin; content analysis; Water Splashing Festival
  [責任编辑:刘 鲁;责任校对:魏云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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