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岁时，杨本芬坐在厨房的矮凳上，开始写一本关于自己母亲的书——《秋园》。她写了一个家庭在百年中的随波逐流、挣扎求生，写了许多普通人的生生死死。

一

　　这是一间由封闭阳台改建成的厨房，四五平方米的小小空間，安置了水池、灶台和料理台，只剩下一点点空隙，连张桌子都放不下。杨本芬很多时间都待在这间厨房里，忙活一日三餐。她爽快麻利，寻常日子里，洗净的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汤在炉子上滚沸，抽油烟机在轰鸣。
　　她就在一张矮凳上坐下，再找一张更高的凳子，在一沓白纸上，开始写文章。
　　第一页纸，她写她的母亲：
　　“下了几天的雨，洛阳市安良街的屋檐下满是积水。一个5岁的小女孩光着脚丫，裤管卷得老高，转着圈踩水玩。水花四处飞溅，女孩一门心思戏水，母亲走近了，她还全然不知。”这是1919年，女孩名叫秋园。秋园是杨本芬的母亲，真实姓名叫梁秋芳。
　　在此之前，杨本芬这一生从未做过任何和文字相关的工作，写什么、怎么写，完全依凭感觉。她种过田，切过草药，当过会计和县城运输公司的职员。她是3个孩子的母亲，是外孙女秋秋的外婆。1995年前后，她从南昌到南京，帮二女儿章红照顾刚出生的孩子。
　　那一段时间，她读到一些作家写母亲的文章，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写：“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迅速被抹去，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她真的来过这世界吗？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吗？”
　　于是她开始动笔，写自己的母亲，写一家人的经历。写20世纪，他们一家人像水中的浮木，在中南腹地随波逐流、挣扎求生，也写她所见的那些邻人的生死。
　　没有所谓“写不出来”的痛苦，只要一拿起笔，回忆就源源不断地从她脑子里流淌出来。
　　她常常是做着菜，突然就想起很多细节，然后马上记在纸上。但另一种痛苦在于，记忆里有太多伤心事，回忆与咀嚼，让她的眼泪大把大把地流。有时还没写几行字，纸就已经湿透了。写作时她会躲开孩子，不让他们看到自己哭，也从不在夜里写，只要一开始写，“整个人浮想联翩，晚上我就不能睡觉了”。
　　这个过程持续了两年，她写完10万多字，稿纸有8斤重。其中，很多故事被她反复写了许多遍，还有一些是眼泪的重量。
　　杨本芬的二女儿章红是一位作家，她把妈妈的文字录入电脑，在天涯论坛上连载，取名《妈妈的回忆录》。2019年，出版人涂涂读到了其中的一篇文章《乡间生死》，他立刻就想，这本书应该出版。他把那一篇文章完整复制下来，做成Word文档，发给编辑。

　　2020年6月，在作品完成17年后，这本书终于出版，书里的主人公真正是历史的尘埃。千百年来，历史里有无数这样的尘埃。他们无法参与历史，只能被历史和时代裹挟，但他们一样散发着迷人的光辉。

二

　　秋园是洛阳一家药店老板的小女儿，17岁那年，在街上一户人家出殡的热闹里，被当时国民党的年轻军官杨仁受看中，二人在洛阳结婚，又搬到南京生活。很快到了1937年秋天，南京即将沦陷，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大小官员都陆续后撤。
　　后撤的轮船经停汉口，仁受心神不宁，他牵挂把自己带大的瞎眼老父亲，一直在犹豫是否要下船，回湖南湘阴老家看一眼。举棋不定中，他请一位有“半仙”之称的同事帮自己算了一卦，对方说卦象显示应该去看望老父，他们便下了船。
　　仁受是个读书人，他善良、纯真，同时也孱弱。回乡后，他做过乡长，因为无法与人同流合污而辞职;做过教师，又因为向往田园生活而再次辞职回乡。他的善良令他总是选择退让，但终于退无可退——在土改中，他先是被划为贫民，又被改划为旧官吏，被批斗，最后在门板摇摇欲坠的破瓦房里，于贫病交加中病逝。

　　丈夫去世那年，秋园46岁。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她独自抚养4个孩子。最艰难时吃不上饭，她带着孩子流落到情况稍好的湖北，在那个不允许流动的年代，她不得不又一次结婚，以求获得安稳生活。后来女儿逃到江西，小儿子意外落水溺亡。第二任丈夫去世后，64岁的秋园回到湖南，活到89岁。
　　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就住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屋前屋后种着枫树与樟树，两个儿子陪着她。过去的事情她不再提了，孩子们从没听她抱怨过生活、抱怨过身世。
　　她穿自己做的白布对襟衫，露出干净的白色衣领，头发一丝不乱。她讲究生活情调，给上大学的外孙女写信，让她给自己捎一块带花的桌布。她小小的屋子里，每间房都插着一束映山红。章红最后一次去湖南乡下看望她，映山红开过了，“如果你们早来半个月就好了”。章红记下了那次见面：“88岁，她依然为我没看到山崖上的映山红感到惋惜。”
　　去世前几年，秋园常常念叨：“不是日子不好过，是不耐烦活了。”她去世后，孩子们在她的一件棉袄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她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1932年，从洛阳到南京
　　1937年，从汉口到湘阴
　　1960年，从湖南到湖北
　　1980年，从湖北回湖南
　　最后还有两行字：“一生尝尽酸甜苦辣，终落得如此下场。”
　　这本书写到秋园去世，也就结束了。

三

　　秋园的女儿杨本芬，今年已经80岁了，她有一种可爱的天真，普通话里夹杂着湖南方言。 　　杨本芬前半生最大的愿望是读书，始终盼望，终究落空。最初是因为她是家里的长女，要帮忙做家务，带弟弟妹妹。村里同龄的孩子都去上小学，她直到10岁才等到机会，只能直接从四年级上起;小学毕了业，好不容易考上岳阳工业学校，读到最后一年时学校又停办了;她别无选择，跑到江西，又找到一所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读了不到一年，又因家庭成分被下放到农村。为求学流离奔徙，却始终没能毕业。
　　她试图用婚姻换得读书的机会。那时她20岁，别人给她介绍了个男人。她不讨厌他，只是一心想念书。对方承诺，结了婚还让她上学。她在书里回忆那时的自己：“维持着女学生式的体面外表，但内心绝望地知道，除了跟这个长相颇为英俊的陌生男人结婚，自己没有别的出路了。”但后来这个机会一直没等来，孩子们陆续来临，读书终于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就算成了母亲，她也跟别人不一样，不愿意一直待在家里。她在意自己是不是有工作，是不是被社会承认，但这也落空了。
　　因为要照顾3个孩子，她错过成为中学老师的机会。29岁，她开始在县城的运输公司上班，当时有一纸文件，称某年某月之前入职的临时工，都可转正，她偏偏差了两个月，只好自嘲是“长期临时工”，委委屈屈地干了一辈子。
　　到了晚年，孩子们各得其所，而杨本芬依然没有摆脱生活的重负——丈夫年事已高，有糖尿病和轻微的失忆症状，她必须像护士一样，时刻照顾他。女儿章红心疼她：“如果年轻时是不得不奔忙，那她活到70岁了，都还不能睡一个囫囵觉，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
　　章红知道妈妈有未竟的文学梦想，于是鼓励她写作，偶尔从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实现自我价值。

四

　　即使在挣扎求生的境地里，杨本芬一生都在尽全力读书。她的3个孩子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全部考上了大学。再贫困的日子，他们都可以说一句：“但是，还有书籍。”
　　那是在江西宜春的铜鼓县城，杨本芬与丈夫建立起一个小家。20世纪70年代的小县城里，书籍稀少而珍贵。杨本芬一边在运输公司上班，一边做繁重的家务，还在这间隙里抄书。她抄过风靡一时的《第二次握手》，厚厚的一本。为了得到一本书，往往要想很多办法巴结人家——她针线活好，就帮别人绣鞋垫，给袜子镶底，请人家吃饭，甚至把家里的鸡杀了招待对方。
　　入夜，運输公司的宿舍里，杨本芬的小房间热闹起来。那时候没有电视，邻居、汽运队年轻的司机和修理工，还有杨本芬的朋友，都聚在她家听她讲故事。杨本芬记忆力好，看书过目不忘，她给大家讲《七侠五义》《聊斋》《镜花缘》和《红岩》，也讲国外的经典，比如她最爱的《安娜·卡列尼娜》《三个火枪手》。能找到的书不多，看了什么，她就讲什么。
　　女儿章红记得一个个冬夜，她们七八点就钻进被窝，听妈妈讲故事。妈妈讲到悲惨的情节，章红往往会哭。
　　那时候也是真穷，夫妻俩都领固定工资，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每个月“月光”。但他们总想在节俭之上，有些别的生活体验。一次，杨本芬决定带孩子们去看电影，左算右算还差两角钱。他们找遍家里各个角落都没有。最后找邻居借了两角钱，一家人高高兴兴去看了电影。
　　秋园每年也会与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她也喜欢看电影，每个月都要看一场，一场电影3毛钱，为了不给女儿女婿增加负担，她就去捡废品。比如在汽车上捡橘子皮，一斤能卖4毛钱。她还捡过废铜废铁、水泥袋子，最有收获的一次是发现一棵茶树，发动全家去摘，最后卖了4块钱，大家都好高兴。
　　后来3个孩子已经或将要到外地念大学，工资实在不够花，杨本芬夫妻俩开始在工作之余养猪，但报刊征订表发下来，父亲还是让章红想订什么杂志就随便勾，都订。
　　那时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精神生活”，只觉得这是不可免除的需要。大女儿章南快60岁，还是个电影迷;二女儿章红从小立志以写作为生，后来考上南京大学，读了中文系，真的成了作家。
　　章红认为，母亲对孩子们的影响不仅仅关乎文学，更关乎道德与善良，关于一个人应该怎么对待其他人。章红非常细致地讲了一件童年往事。
　　那是20世纪70年代，她还是一个小学生。某天，县城一个照相馆的年轻人被抄家了，理由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邻居们看完热闹回来，议论纷纷，都说那人有多腐化堕落，有钱买饼干，买了还忘记吃，床底下都是饼干屑。章红一听，非常惊讶，连饼干都忘了吃！
　　杨本芬没去看热闹，回到房间，她自言自语了一句：“这有什么呢？就是一个单身汉啊，容易肚子饿，备了一点儿饼干又忘记吃完，被老鼠拖到床底下去了……”
　　章红后来回忆道：“你知道小孩子是很容易被外界塑造的，听到别人对一件事情怎么看，她就记在脑子里。听到我妈这么说，我才知道原来这件事也可以有另一种看法。我的叛逆和独立思考，可能由此启蒙。”
　　40多年后的今天，章红仍然记得这件小事。她知道母亲不是一个反叛者，反而一生都很顺从。母亲并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秉持的是直觉与人性。

五

　　《秋园》一书的折页上，写着一句介绍：八旬老人讲述“妈妈和我”的故事，写尽两代中国女性生生不息的坚韧和美好。
　　但如果把时间拉得再长一些，实际上不是两代，从秋园算起，到秋园的孙辈，这个家族已经有四代女性。她们活出的100年，是女性逐渐获得解放、走向自由与更广阔世界的家史。但又不只与时代背景相关，每一代女性获得的机会，都是凭借上一代女性用尽全力的托举。
　　这个家族的第四代，26岁的女孩秋秋，现在已经远在大洋彼岸，做一份最现代的工作，但家族里一代代女性的历史像树根，像蜿蜒的长城，为她阻挡漂泊感的入侵，让她无论何时都有在大地上行走的勇气。
　　（映 如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