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晨等无名大众，作为个体也许会遭到忽略，但如果是作为复数，那么无人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甚至，他们对“现在”和“未来”的态度，都需要被中产阶层、精英等社会力量所重视。
　　我见到刘晨的时候，他正蹲在街头吃盒饭，状态是狼吞虎咽，牙齿咬碎食物，然后快速地吞进去的声音弄得很响—并不仅仅是为了赶时间，这是在多年粗糙的生活中，所养成的一种能够轻易地进行阶层识别的习惯。
　　“干嘛？”当旁边他的老板介绍说我想和他聊聊时，他警惕、漠然地看了我一眼，站了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反应。
　　刘晨是我所作的一个关于普通民众对“未来”的态度调查中，所访谈、观察的一个对象。但在做这件事时，我并不是以记者的身份出现，一种“正式”的采访总是容易让人不能自然地表现出他和“现在”、“未来”的关系。最微妙而真实的态度隐藏在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心理结构里，而不是模棱两可的问卷填写中。
　　2015年9月23日中午，南中国的一个“国家级开发区”，构成了一个时空的节点。我和刘晨就像是两只渺小的蜘蛛，爬在中国社会结构这张大网的不同位置里，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相遇。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应于既定时空的社会结构，将不断地变化。
　　我们的社会命运，还有社会的命运，都将在这个变化中展开。

预期

　　“你觉得中国的未来是好是坏？2年后、5年后、10年后会怎样？”在拉近心理距离后，我问了刘晨这样一个抽象，但容易对他发表看法进行暗示性鼓励的问题。
　　他有点吃惊，但马上说：“是好是坏？我想肯定是好的吧。但你非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是的，从认知上，他确实不知道。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知道。按照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说法，我们今天不可能预先知道只有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认知上做不到，在思维上我们可能就错了。“未来”并不是一个像“过去”、“现在”一样已经成型的、有确定面目的东西，在时间点上预先摆在那儿等着我们去认识、描绘。它到底怎么样，取决于“现在”是如何走的，只能怎么走—而这正是要去搞清楚，去推动或阻止的事情。
　　未来是好是坏，在认知上无法预先知道，但在心理上，却是可以相信，可以预期的。有的人认为未来一片光明，而有的人认为一片黑暗，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问题就在这里：我想观察的，并非刘晨的认知能力，他头脑上的判断，而是心理上愿意怎么想。因为，非常重要的是，像他这样的人对未来是什么样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现在的态度。而这样一来，又会影响到政府等主导社会进程的力量要干什么和不干什么。
　　想象一下，如果一群人认为“未来”很有希望，即使“现在”多么不堪，他们的忍受都不会突破心理底线;但如果认为未来一片暗淡，“现在”的不堪相形之下就会拉高心理底线，成为一件忍受有点艰难的事情。同样，如果对“未来”更有预期，投射在对“现在”的态度上，政府的包容度就会有充足的空间。
　　解释一下，在古代社会，人们的心理底线往往就是生存底线，但在现代社会，心理底线拉高一些了，可能超过生存底线。原因很简单，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用到没饭吃的地步，他在心理上可能都受不了。
　　刘晨头脑上、心理上和世界的关系暴露得很清楚。他不知道影响到他命运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又将发生什么。但在心理上，他不能把未来想得很坏，而宁愿想得好一些。
　　在这方面，他和那些因为身处社会利益链上的有利位置而愿意在心理上预期“一切都将变得更好”的社会成员区别不大，尽管大家的心理动机不同。
　　可是我发现，不想把未来想得很坏并不能召唤出刘晨把自己作为“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他只是习惯性地用手机看新闻客户端，对一些新闻进行评论，从中寻找到存在感。他们只是作为可以被政治、商业力量所影响的客体或旁观者而存在。
　　这是一种和公共事务的隔膜状态。它跟中产阶层在公共领域中因挫败而“撤退”的发生逻辑不同，但殊途同归，都使自己，进而是社会心理氛围处于一种沉闷状态。

能量

　　我需要给刘晨描绘一幅社会学的肖像。对这幅肖像，你会感到非常熟悉。
　　刘晨今年24岁，未婚，一家小工厂的员工。这个职业所对应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社会价值排序的位置都较低。换句话说，刘晨，还有和他一样的几亿人口，在社会结构这张大网中，虽然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大致相同的位置里，但因为太渺小，却是不可见的。
　　这一点，也决定了在社会结构演变的角度上，刘晨只是无名大众，或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在这些黑压压的人群里，个体的任何行为对于社会结构的演变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他们从来都是以群体的形式，作为政治、社会、经济博弈中的一个主体出场。因此更适合用复数“他们”来进行界定。
　　一旦从原子化的、非常无力的个体变成复数的“他们”，刘晨们理论上就非常有力量了。有力量的原因在于，这些原子的聚合，在合适的机会中，会产生出巨大的，几乎可以冲击一切的心理能量。
　　在历史上，对他们的能量，我们已经见识太多。“革命群众”、“乌合之众”、“参与现代国家建构的主体”都曾是“他们”的标签。而在现在，他们更是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理论上，应该伴随大国一起成长。
　　我们必须说，对于刘晨等无名大众，作为个体也许会遭到忽略，但如果是作为复数，那么无人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甚至，他们对“现在”和“未来”的态度，都需要被中产阶层、精英等社会力量所重视。尤其是对政府来说，他们的利益需求、他们的心理底线，是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一个背景。从理性上来说，单独的一股社会力量无论有多强大，都很难只是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来想怎样就怎样。 　　沉默的大多数，也是影响中国未来的重要变量。
　　我问刘晨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感觉自己以后会不会有机会成为成功人士？”
　　说完，我笑了。按照庸俗的成功学价值观念 市场意识形态去提问非常可笑。不过，这恰恰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套路。
　　他也笑了，“我觉得我能够回老家买得起房子就已经成功啦”。他用手指了一下老板，“我都不知道还能在老板这里干多久”。
　　这句话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是他想走人。但翻译一下是“连老板都不知道还能撑到哪一天”。
　　老板确实不知道还能撑到哪一天了。在经济的下行中，做小制造业的私营企业主是最敏感的一个群体。他们刚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但却在这一两年里，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个正在“下跌”中的群体。
　　在心理上，它营造了一种压抑感和不安全。而这一点，恰恰又传导到了员工身上，影响到了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在和刘晨，以及其他一些工厂员工、公司职员的接触中我观察到，企业的困难，老板的困难，给他们一种兔死狐悲之感。企业垮了，不再仅仅是老板的事，也不再仅仅是换一个工作的事，而很可能也是他们的事了，因为在经济下行的氛围中，“失业”的阴影挥之不去。
　　但是，当刘晨等人这样想时，他们并没有作为复数存在，不是“他们”，而只是一个个沉默的大多数的机械聚合。是每一个人单独地面对现有的一切，以及可能的变化。
　　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只是一群“观众”，只是旁观可以影响到自己命运的公共事务;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仍然愿意把未来想象得好一些。经济并没有下行到可以影响对他们的社会整合。于是，他们的心理能量，很少能够变成复数的“他们”的粘合剂。沉默的大多数仍然只是一个集合概念而非群体概念。
　　从观众到主角，从集合概念到群体概念有多远，几乎就取决于经济结构的变化。

挑战

　　在氛围比较沉闷的时候，我们知道，群体的纽带是脆弱的。中国现在正在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
　　追溯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氛围经历了很多变化。
　　从1978年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充溢着一种理想的气息。正是这种气息，使改革开放即使遇到阻力，也义无反顾。那个时候，大家对“未来”有着热切、真诚的期待。只要感受一下那种气息，就知道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从90年代初开始，到大概2003年，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氛围也变了，人们变得焦虑起来，焦虑于在利益结构的洗牌中，如何能够“成功”，而不是“失败”。但焦虑也只是会杀伤个人的心理结构，以及使社会更多地付出道德上的成本，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它仍是一种动力。
　　2003年到2013年，这10年中，随着社会结构有点“固化”，社会氛围又变了，人们变得有点“不满”，好像火气蛮大的。这种氛围，一度被解读为是一种风险，认为后果比较可怕。
　　但这是不了解人类心理的缘故。
　　不满本质上是一种弱者心态。它是一种有害的心理能量，一旦存在，就需要消除。有些人有不满，并且表现出来，只是表明他们想改变导致他们不满的现实条件，而非就是不依不饶要去干什么。同时，不满也表明，他们还处在受到刺激后，心理受伤的阶段。
　　因此，不满只是支持“发泄”，而“发泄”是短时的，影响注定也有限，“发泄”过后，一个人就会收手，因为没有心理能量支撑了，除非下一次蓄积心理能量再来。
　　现实也恰恰如此。当初无论社会的利益分配让人们多么不满意，大多数人起码是享受到了中国改革的好处的。一个人再失意，他的自我、生活确实并没有坏到一塌糊涂，对于改变命运、改变处境，他仍怀有希望。也就是说，骨子里，人们对于“现在”有着眷恋。
　　在这种情况下，对“现在”骨子里有着眷恋的人们，虽然不满，但在内心里，他会无意识地阻止自己，以避免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
　　就是说，即使人们有一点什么不满，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发生什么。
　　2013年之后，中央的强力反腐让民众又焕出了巨大的希望。但随着公共领域舆论格局的变化，尤其在互联网技术的刺激下，似乎人人都有了麦克风，社会的大多数确实有了“吐槽”的渠道，但从传播效果看，以微博为代表的话语平台，实际上强化了精英（大V）主导的中心传播模式，整个网络氛围显得有点沉闷，一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一个人无论是有理想、焦虑、不满，都是写在脸上的，可以看得见，而可以看得见就可以回应。但如果不是挂在脸上，而是闷在内心里，就给社会事件的发生增强了不确定性。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沉闷是一种撤退，去保护自己尚能抓住的东西，保护一个人已遭受威胁的生活。而只要还能抓住这些东西，一个人就会在内心深处阻止自己去破坏“现在”。
　　所以，沉闷事实上可以通往两条道路，一条是问题化解，改革得以深入，社会更加富裕，公平，充满生机;另一条，问题恶化，风险加大。对应一下，就相当于中国现在正在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去，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走去，但是，这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稍有不慎，也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维持经济结构对社会结构的整合能力，在利益分配上，加大对沉默大多数的心理整合，是我们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