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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晨等无名大众,作为个体也许会遭到忽略,但如果是作为复数,那么无人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甚至,他们对“现在”和“未来”的态度,都需要被中产阶层、精英等社会力量所重视。
我见到刘晨的时候,他正蹲在街头吃盒饭,状态是狼吞虎咽,牙齿咬碎食物,然后快速地吞进去的声音弄得很响—并不仅仅是为了赶时间,这是在多年粗糙的生活中,所养成的一种能够轻易地进行阶层识别的习惯。
“干嘛?”当旁边他的老板介绍说我想和他聊聊时,他警惕、漠然地看了我一眼,站了起来。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反应。
刘晨是我所作的一个关于普通民众对“未来”的态度调查中,所访谈、观察的一个对象。但在做这件事时,我并不是以记者的身份出现,一种“正式”的采访总是容易让人不能自然地表现出他和“现在”、“未来”的关系。最微妙而真实的态度隐藏在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心理结构里,而不是模棱两可的问卷填写中。
2015年9月23日中午,南中国的一个“国家级开发区”,构成了一个时空的节点。我和刘晨就像是两只渺小的蜘蛛,爬在中国社会结构这张大网的不同位置里,然后,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相遇。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对应于既定时空的社会结构,将不断地变化。
我们的社会命运,还有社会的命运,都将在这个变化中展开。
预期
“你觉得中国的未来是好是坏?2年后、5年后、10年后会怎样?”在拉近心理距离后,我问了刘晨这样一个抽象,但容易对他发表看法进行暗示性鼓励的问题。
他有点吃惊,但马上说:“是好是坏?我想肯定是好的吧。但你非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是的,从认知上,他确实不知道。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知道。按照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说法,我们今天不可能预先知道只有明天才会知道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不仅仅是认知上做不到,在思维上我们可能就错了。“未来”并不是一个像“过去”、“现在”一样已经成型的、有确定面目的东西,在时间点上预先摆在那儿等着我们去认识、描绘。它到底怎么样,取决于“现在”是如何走的,只能怎么走—而这正是要去搞清楚,去推动或阻止的事情。
未来是好是坏,在认知上无法预先知道,但在心理上,却是可以相信,可以预期的。有的人认为未来一片光明,而有的人认为一片黑暗,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问题就在这里:我想观察的,并非刘晨的认知能力,他头脑上的判断,而是心理上愿意怎么想。因为,非常重要的是,像他这样的人对未来是什么样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他们对现在的态度。而这样一来,又会影响到政府等主导社会进程的力量要干什么和不干什么。
想象一下,如果一群人认为“未来”很有希望,即使“现在”多么不堪,他们的忍受都不会突破心理底线;但如果认为未来一片暗淡,“现在”的不堪相形之下就会拉高心理底线,成为一件忍受有点艰难的事情。同样,如果对“未来”更有预期,投射在对“现在”的态度上,政府的包容度就会有充足的空间。
解释一下,在古代社会,人们的心理底线往往就是生存底线,但在现代社会,心理底线拉高一些了,可能超过生存底线。原因很简单,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用到没饭吃的地步,他在心理上可能都受不了。
刘晨头脑上、心理上和世界的关系暴露得很清楚。他不知道影响到他命运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又将发生什么。但在心理上,他不能把未来想得很坏,而宁愿想得好一些。
在这方面,他和那些因为身处社会利益链上的有利位置而愿意在心理上预期“一切都将变得更好”的社会成员区别不大,尽管大家的心理动机不同。
可是我发现,不想把未来想得很坏并不能召唤出刘晨把自己作为“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他只是习惯性地用手机看新闻客户端,对一些新闻进行评论,从中寻找到存在感。他们只是作为可以被政治、商业力量所影响的客体或旁观者而存在。
这是一种和公共事务的隔膜状态。它跟中产阶层在公共领域中因挫败而“撤退”的发生逻辑不同,但殊途同归,都使自己,进而是社会心理氛围处于一种沉闷状态。
能量
我需要给刘晨描绘一幅社会学的肖像。对这幅肖像,你会感到非常熟悉。
刘晨今年24岁,未婚,一家小工厂的员工。这个职业所对应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社会价值排序的位置都较低。换句话说,刘晨,还有和他一样的几亿人口,在社会结构这张大网中,虽然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大致相同的位置里,但因为太渺小,却是不可见的。
这一点,也决定了在社会结构演变的角度上,刘晨只是无名大众,或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在这些黑压压的人群里,个体的任何行为对于社会结构的演变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他们从来都是以群体的形式,作为政治、社会、经济博弈中的一个主体出场。因此更适合用复数“他们”来进行界定。
一旦从原子化的、非常无力的个体变成复数的“他们”,刘晨们理论上就非常有力量了。有力量的原因在于,这些原子的聚合,在合适的机会中,会产生出巨大的,几乎可以冲击一切的心理能量。
在历史上,对他们的能量,我们已经见识太多。“革命群众”、“乌合之众”、“参与现代国家建构的主体”都曾是“他们”的标签。而在现在,他们更是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理论上,应该伴随大国一起成长。
我们必须说,对于刘晨等无名大众,作为个体也许会遭到忽略,但如果是作为复数,那么无人可以无视他们的存在。甚至,他们对“现在”和“未来”的态度,都需要被中产阶层、精英等社会力量所重视。尤其是对政府来说,他们的利益需求、他们的心理底线,是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一个背景。从理性上来说,单独的一股社会力量无论有多强大,都很难只是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来想怎样就怎样。 沉默的大多数,也是影响中国未来的重要变量。
我问刘晨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感觉自己以后会不会有机会成为成功人士?”
说完,我笑了。按照庸俗的成功学价值观念 市场意识形态去提问非常可笑。不过,这恰恰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套路。
他也笑了,“我觉得我能够回老家买得起房子就已经成功啦”。他用手指了一下老板,“我都不知道还能在老板这里干多久”。
这句话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是他想走人。但翻译一下是“连老板都不知道还能撑到哪一天”。
老板确实不知道还能撑到哪一天了。在经济的下行中,做小制造业的私营企业主是最敏感的一个群体。他们刚刚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但却在这一两年里,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个正在“下跌”中的群体。
在心理上,它营造了一种压抑感和不安全。而这一点,恰恰又传导到了员工身上,影响到了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在和刘晨,以及其他一些工厂员工、公司职员的接触中我观察到,企业的困难,老板的困难,给他们一种兔死狐悲之感。企业垮了,不再仅仅是老板的事,也不再仅仅是换一个工作的事,而很可能也是他们的事了,因为在经济下行的氛围中,“失业”的阴影挥之不去。
但是,当刘晨等人这样想时,他们并没有作为复数存在,不是“他们”,而只是一个个沉默的大多数的机械聚合。是每一个人单独地面对现有的一切,以及可能的变化。
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只是一群“观众”,只是旁观可以影响到自己命运的公共事务;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仍然愿意把未来想象得好一些。经济并没有下行到可以影响对他们的社会整合。于是,他们的心理能量,很少能够变成复数的“他们”的粘合剂。沉默的大多数仍然只是一个集合概念而非群体概念。
从观众到主角,从集合概念到群体概念有多远,几乎就取决于经济结构的变化。
挑战
在氛围比较沉闷的时候,我们知道,群体的纽带是脆弱的。中国现在正在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
追溯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氛围经历了很多变化。
从1978年到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充溢着一种理想的气息。正是这种气息,使改革开放即使遇到阻力,也义无反顾。那个时候,大家对“未来”有着热切、真诚的期待。只要感受一下那种气息,就知道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从90年代初开始,到大概2003年,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氛围也变了,人们变得焦虑起来,焦虑于在利益结构的洗牌中,如何能够“成功”,而不是“失败”。但焦虑也只是会杀伤个人的心理结构,以及使社会更多地付出道德上的成本,对于经济的发展来说,它仍是一种动力。
2003年到2013年,这10年中,随着社会结构有点“固化”,社会氛围又变了,人们变得有点“不满”,好像火气蛮大的。这种氛围,一度被解读为是一种风险,认为后果比较可怕。
但这是不了解人类心理的缘故。
不满本质上是一种弱者心态。它是一种有害的心理能量,一旦存在,就需要消除。有些人有不满,并且表现出来,只是表明他们想改变导致他们不满的现实条件,而非就是不依不饶要去干什么。同时,不满也表明,他们还处在受到刺激后,心理受伤的阶段。
因此,不满只是支持“发泄”,而“发泄”是短时的,影响注定也有限,“发泄”过后,一个人就会收手,因为没有心理能量支撑了,除非下一次蓄积心理能量再来。
现实也恰恰如此。当初无论社会的利益分配让人们多么不满意,大多数人起码是享受到了中国改革的好处的。一个人再失意,他的自我、生活确实并没有坏到一塌糊涂,对于改变命运、改变处境,他仍怀有希望。也就是说,骨子里,人们对于“现在”有着眷恋。
在这种情况下,对“现在”骨子里有着眷恋的人们,虽然不满,但在内心里,他会无意识地阻止自己,以避免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
就是说,即使人们有一点什么不满,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会发生什么。
2013年之后,中央的强力反腐让民众又焕出了巨大的希望。但随着公共领域舆论格局的变化,尤其在互联网技术的刺激下,似乎人人都有了麦克风,社会的大多数确实有了“吐槽”的渠道,但从传播效果看,以微博为代表的话语平台,实际上强化了精英(大V)主导的中心传播模式,整个网络氛围显得有点沉闷,一直到现在仍然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一个人无论是有理想、焦虑、不满,都是写在脸上的,可以看得见,而可以看得见就可以回应。但如果不是挂在脸上,而是闷在内心里,就给社会事件的发生增强了不确定性。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沉闷是一种撤退,去保护自己尚能抓住的东西,保护一个人已遭受威胁的生活。而只要还能抓住这些东西,一个人就会在内心深处阻止自己去破坏“现在”。
所以,沉闷事实上可以通往两条道路,一条是问题化解,改革得以深入,社会更加富裕,公平,充满生机;另一条,问题恶化,风险加大。对应一下,就相当于中国现在正在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去,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走去,但是,这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我们稍有不慎,也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维持经济结构对社会结构的整合能力,在利益分配上,加大对沉默大多数的心理整合,是我们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