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回家，却像是作客。
　　我端坐在曾经米白的沙发上漫不经心嚼着便当，一粒莹白的饭粒掉在上头，衬出它肮脏的灰黄。举目四望，屋里一切如旧，物件都好端端地待在应然之处：电视立在矮柜上，茶几瑟缩屋角，沙发组围着正方桌案摆放，一切仍是原先那个客厅的模样。餐桌边的餐椅仍是四张，就连需要清空才好搬动的冰箱——我不禁打从心底佩服起母亲来——也不可思议地整齐，长据门侧的酱油膏、沙茶酱与沙拉酱等，瓶瓶罐罐依照高矮顺序一字排开，仿佛它们自始至终未曾离去。
　　离去的反倒是人。这是幢终年霉雨的屋子，地砖的颜色始终是哭过的，大片黄褐斑点群聚天花板角落，狭窄的一字型厨房仅容一人，浴室的亚克力门板和塑胶浴缸皆泛出了旧牙黄。搬家的过程是一场旋风，将我们连人带家具刮进这间陌生的老屋里。
　　打从踏进大门开始，父亲的叮咛就未曾间断：“电视遥控器换了”、“厕所灯在这里”，但是他语句清淡，拖着将息未息的尾音，让我误以为自己仅是名即将迁入的房客，他不过是领我看屋的房东。
　　然而他为我做的却远比最好的房东多太多了。那些来不及开封的纸箱，一撂撂蹲踞在屋内各个畸零角落，大门边、矮柜两旁、楼梯下方的凹壁。“装有你东西的那几箱，我全部用红胶带标好了”，他又指指我的旧电脑，自从买了笔电后几乎没再开机过，“电脑桌在这里，桌上的东西我原封不动搬过来，印表机也装好了”，他的语气平缓如常，每次开口，却只说一句就打住，频频回头，仿佛在等待些什么。
　　我究竟是怎样一个冷漠的孩子，才能不回应他的所有邀功呢。
　　半小时前我踏出车站，家乡烈烈的风以熟悉的力道撕扯我的长发。即使大半视线皆被凌乱的刘海遮蔽，我仍旧一眼便能从列队的车阵中认出父亲的那一辆。宽敞的车内，我却被四面八方涌来的沉默压得喘不过气，几乎窒息。父亲总是率先打破静默，说的都是意料之中的那几句：
　　“钱还够用吗？”
　　“够。”
　　“需要的话就直说。”
　　“谢谢。”
　　曾幾何时，我们的对话只剩下这些。
　　他以为毕业后我就要出洋念书了。我说，打算就在台湾念研究所。我没说下去，他也没问下去。突然他又提起股票盈亏之类的事，对那些运筹帷幄的名词和策略，我是一点概念都没有的，仅能回以几个间断的语助词：喔、好、哇。
　　紧接着，一阵彼此最熟悉的沉默如海潮将我俩淹没。这种沉默，自从他离开后我们练习过几次，很快就上手了。我们不常见面，却熟练得能够立即筑起一道紧实的隔音墙，让所有的话语都在半空中碰壁，默契难得地好。
　　那些话或许是宽慰，意思是无论我想去哪里念书，他都负担得起。从后座斜斜往驾驶座看去只能看见父亲的侧脸，松弛垂皱的下颔，更加稀疏斑白的发鬓……上回见面是过年，不是阖家团圆的除夕围炉，而是大年初五。那时他的头发似乎没这么少。正午的阳光像针芒尽往眼里扎，我几乎不认识驾驶座上这个人了，就连不常见面的朋友也知道我将来的去向。
　　父亲趁着年假离台了，和他的情人一起。
　　无论他给了多少关切，都会被年初五的记忆给强硬地取消——眼眶里的水气聚集成膜，酸苦的感觉像鲠在喉头的鱼刺，吐不出也咽不下。
　　他没待多久就回去工作了，留我独自在家，作客。手中的便当还是温热的，我非常饿却只嚼了半盒，再也吞不下。我将便当盒扔进塑胶袋内使劲绑死，等着傍晚的垃圾车。果皮菜梗，油渍屑渣，即使是最难处理的厨房垃圾，只要丢进袋里交给清洁队，自有专人打包所有烦忧，还我一幢爽然清洁的居所。我一面使劲打结一面想着，要是酸苦的记忆也能丢得如此地干净就好了。
　　租来的房子很老，而且窄，上楼，下楼，不到三分钟便逛完一圈。客厅里还留着原屋主弃置的巨大电视柜，深到发黑的原木色调令我想起奶奶家的那一座，集摆设与储藏功能于一身，占满整面墙的庞大体积，再加上沙发组与大小几案，令原先就不大的客厅显得更加拥挤。我走到墙边，才发现角落里还塞着一张单人沙发，两边各紧靠着一张长沙发，中间毫无可站之处，上头胡乱堆叠着报纸杂志与大卖场传单，弟弟的旧背包被压在最底层。
　　被弃置的单人沙发是爸以前常坐的位置。有一阵子他突然迷上看电影，不上班的时候，他会坐在那张沙发上，翘起脚，剥几颗蒜味花生，手里的遥控器总是在几个洋片频道切来换去，HBO、东森洋片、Star Movie，我们对这些好莱坞的片子已然烂熟于胸，熟到在频道随意切换后的五秒钟内就能喊出片名和主要演员。从前他还在的时候，我们常打赌着玩，却老是分不出胜负。
　　后来他嫌那些商业片总是一成不变，不看了，转而前往百视达，每次都抱回一大叠片子，大多是欧洲或日本片。在家人都熟睡的深夜里，他独坐客厅，缓缓咀嚼花生，以及那些数分钟内连一句对白都没有的长镜头。有好一段日子，即使到了下午，DVD放映机的余温都还在。
　　不过，就在他把睡衣和牙刷都带走，只留下那张就此冷却的沙发之后，放映机就再没有烧坏的可能了。
　　我上二楼打算整理衣物。主卧室里有座高耸至房顶的旧衣柜，柜身是拙朴的深褐色，垂老的浓绿门板镶着若有似无的黯淡金边。这种脱妆的老家具除了放衣服之外，最适合给小孩捉迷藏，小时候在奶奶家，只要翻开衣服躲进去，贴着木壁屏住呼吸，除了爸，没人找得到我。现在的我早就过了玩捉迷藏的年纪，不过，即使爸不用找就看得见我，我也不知该怎么对他笑了。
　　这是所狭仄的暂栖之处，曾经占满一幢透天厝的记忆全被压缩进来了，还有许多仍安好地冬眠在未曾拆封的纸箱中。年都过了好一阵子，气温却丝毫没有回升的迹象。依着红胶带的标记，我翻找出装有冬天衣物的纸箱，抽出一条毛呢大围巾将自己层层包裹，捧着一杯热茶，回到冷凉的沙发。我望着沐浴在午后阳光下的客厅，屋子虽然小，窗户却如此慷慨，阳光将陈旧的家具镀上一层薄透的淡金，让它们不再黄得难堪。
　　未来半年都要在这里过了。窗外传来敲打与锯木的噪音。刚才进门前，我瞥见好几个工人忙碌地穿梭在断墙破砖之间，“国破山河在”，原先的家已成废墟残壁。昨晚母亲在电话里说，虽然墙壁已经打掉了，但进度还是不够快，她希望筹划已久的崭新装潢能立即动工——虽然修补一桩崩坏婚姻的机会很渺茫，但是，倘若家屋能成为一幢更宜栖息的住所，至少，至少能稍稍抚慰她残破的信心吧。更改水管动线后，墙壁便不会再生出灰色癌斑，毛发与灰尘也无法藏匿在新铺的木板缝里，洗碗槽装上热水开关，家人就不必再为冬日洗碗煎熬，母亲手指红肿脱屑的老毛病也不会复发。 　　我自然是期待的，毕竟谁不想要铺有光亮木板的新房间、飘散原木芬芳的大书柜？淋浴时再也不必忍受忽冰忽烫的水柱、流量孱弱的莲蓬头、长年未干的浴室地板，还能自由选择磁砖的花样、粉刷墙壁的颜色……这样一想，仿佛此间赁居的所有不适皆可忍耐，所有的权宜都可接受了。
　　果真是这样吗？
　　听见他关上大门的那一刻，我不敢问自己。
　　其实都可以不要的。不要崭新的液晶电视，不要母亲独睡的主卧房，无需周周上高级餐厅，也无需光滑适手的3C产品。生命和家屋一样，有一种空缺是这些多余的事物永远填不满的。
　　不过，这世界从来就不问你要不要的。
　　父亲结束旅游的那天，年初五晚上，他打开奶奶家的大门，手上提着好几个大纸袋，空气僵冻的客厅里，我分不清那究竟是给家人的纪念品，还是他来作客的伴手礼。奶奶除了唤他吃饭之外什么也没说，妈的脸色是我见过最铁青的一次，只有弟弟兴高采烈拆着包装纸。正当他忙着将羊羹和仙贝一字排开，浩浩荡荡摆满桌面时，我发现堆在桌脚的数个纸袋上全都印有机场免税店的字样，平整无痕的模样，应是上机前才包装好的。我们是他于旅行结束前才想起的。
　　在我逃离客厅的前一秒，爸装作没看见沙发一角闹胃疼的妈，捧着满手东西走近。“来不及了”，我想。他手中的零钱包和手机吊饰，竟然都是我喜爱的样式，还有闪耀细致光泽的高级耳机，他说，价钱比台湾的贵一倍，递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副。
　　那时的心里藏了太多酸涩的问题，当下却一句都问不出口。“谢谢”表示接受，问“你和谁去”则太多余，或是我根本不该伸手，只需转身离开。不过，或许是由于他灰败疲惫的面容，或许是由于奶奶默默垂下了她稀疏花白的头，最后我竟然点了点头。我恨自己只能点头。
　　如果当初我没有点头，或许他就不会离开了。
　　母亲告诉我，家的外观不会有多大改变，但内里肯定焕然一新。数月来我陪她逛街看家具，比较各家气密窗，挑选大门样式。从家饰店离开已经两小时了，她依然念念不忘那张乡村风的米白餐桌。在一家即将收店的家具馆内，她还半开玩笑地指着那座小巧精致的象牙白雕花梳妝台告诉我：“想要的话现在就买”，她的心情难得这么好，“改装潢可以改运呢”，她自信地说，笑得却不够真。
　　客厅里不知不觉已经暗了下来，仿佛有人捻熄了阳光的开关。窗外开始飘起晚春的雨，玻璃外面的雨，看久了，一丝丝走进眼睛里。电钻声从未间断，我仿佛可以就着声音想象，被灰色肿瘤占据的丑陋墙壁是如何被一面面敲毁，大块龟裂的地砖被一片片掀起……我不晓得该如何移除一幢房子的血肉而不伤其筋骨，我只知道，毁坏一个家的过程很快，重建则不一定，毕竟那是整座生命里，最最困难的事。
　　一定能逐渐习惯的，习惯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